《智库言论》2015年第54期 推动可持续性发展需多措并举——第五届“未来城市:现代中国城市可持续性”研讨会综述

  • 时间:2015-11-02
  • 来源: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摘要】近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与美国保尔森基金会在北京举办以可持续性为主题的第五届“未来城市:现代中国城市可持续性”研讨会。与会代表认为,可持续性是中国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的基本要求,政企合作是保障低碳投资、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选择,京津冀应将可持性作为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建立政府、银行、企业等多方参与的绿色金融体系,运用市场机制,切实推动能源系统转型,抓好建筑能效与节能使用。

 

一、可持续性是中国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的基本要求

(一)可持续性是应对国内外形势、实现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目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出席会议并指出,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深度调整期,低增长、低通胀、低需求与高收益、高债务和高泡沫的风险交织,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等问题和挑战增多,要把握好三个方面:一是将可持续性作为经济转型的基本要求,抓住环境治理和保护这一重要环节,重点治理雾霾、污水等突出问题;二是将可持续性作为扶贫开发的重要指标,在扶贫开发中不仅要重视总量,更要注重成本、收入、环境与民生;三是京津冀应率先在可持续性方面取得实效,把治理大气污染和改善环境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突破口,聚焦生态环境,共建共保。

保尔森基金会主席亨利·保尔森认为,可持续性既涉及中国的经济增长目标,也涉及环境保护的目标,这就要求中国要降低碳排放,促进经济发展多元化,不再依赖于重工业。京津冀地区是中国进行生态保护与经济转型的核心地区和攻坚地带,要致力于提升空气质量,提高建筑能效。

(二)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马建堂表示,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和能源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一是能源消费呈现先加速、后放缓的特征。“十五”期间,我国能源消费增速为年均8.4%,“十一五”期间为6.6%,“十二五”的前四年为4.3%,2014年增速2.2%。二是能源生产消费结构在变化。从生产结构看,煤炭、石油比重持续下降,由“十五”时期的77.4%和11.3%降至“十一五”时期的76.2%和9.3%,2014年又分别降为73.2%和8.4%。天然气、一次电力及其他能源所占比重明显上升,从“十五”期末的2.9%和8.4%上升到2014年的4.8%和13.7%。从消费结构看,煤炭、石油及火电的比重逐步下降,煤炭消费比重从2000年的68.5%降到2014年的66%,为历史最低点。2014年火电装机容量比重为67.3%,比2000年下降7.1个百分点。天然气消费比重同期上升3.5个百分点,一次电力及其他能源提高3.9个百分点。三是各行业能源消费结构不断变化。工业能源消费占比下降,服务业消费占比上升。2014年单位工业增加值的用电量比2010年减少了4.8%。服务业消费的能源的比重由2010年的10.7%提高到2014年的12%。同时,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稳步提升,单位GDP能耗持续下降。2011-2014年,单位GDP能耗累计下降13.1%。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由2003年的1.67下降到目前的0.3。

二、政企合作是保障低碳投资、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选择

(一)建筑与交通是低碳投资的重点领域。在能源和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是中美双边经贸关系中的亮点。高盛预计,“十三五”期间,中国在环境方面的支出会达到1万亿美元,其中政府负担15%,其余的85%由市场提供。远大科技集团张跃表示,目前世界最大的能耗是用在建筑和交通上,这是未来商业投资的重点领域。其中,建筑能耗占总体能耗的比重很高,欧美国家接近50%,中国接近40%。降低这两方面的能耗,需要引入简单化、指标化的方法,如建筑能源公示等做法。

(二)亟需构建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共同参与的绿色金融体系。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李吉平认为,要建立全方位的绿色金融体系。一是由政府和大型金融机构合作设立政策性导向的绿色金融引导基金,作为母基金,对各类商业性基金提供股权和融资支持。二是由政府和大型金融机构合资,设立股份制、商业化运作的政经合作基金。或者由政府提供优惠政策支持,由银行、保险、投资公司等联合设立专业化、商业化的基金。三是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加快建设促进绿色金融发展的政府投融资平台。四是积极推动财政体制改革,为政府建立稳定的税收来源渠道,提高政府在现有分税制财税体系中的分享比重。五是整合政府绿色金融建设资金来源渠道,用于支持环保发展。

(三)可再生能源是低碳投资的重要对象。Centrus Energy能源公司总裁兼CEO潘诺门表示,核电是能源消费的有益补充,要健全相关法规,探索中美合作双赢的模式,进一步增加核能发电。天河光能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高纪凡认为,中国太阳能行业已经走向复苏轨道。过去十年时间,太阳能发电成本降到原来的1/8。未来十年,太阳能成本有可能降低到原来的50%以下,和火电持平。中国能源目前最关键的问题是调结构,京津冀地区要树立绿色低碳先行发展区的理念,建立以太阳能为主体的能源结构转型新体系。

三、可持续性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

京津冀在治理雾霾等城市突出问题方面取得积极成效。河北省保定市市长马誉峰表示,为防止雾霾,京津冀建立了大气防治的联防联控机制,其中,河北省提出“6643工程”,加大产业调整力度。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刘伯生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目标是京津冀的一体化,但不等于简单的行政区划一体化,要实现交通的互联互通,大气污染、生态环境的联防联治,市场要素的对接对流,产业的互促互进等。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将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修复作为重点,提出统筹“山、水、田、林、湖、海”,改善能源结构,发展高精尖产业,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群结构等任务。天津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嘉蕙表示,天津改变以前靠消耗能源发展的模式,改善经济结构,降低石化比例。在提高能源效率方面,2014年天津单位GDP能耗强度为0.33%,明显低于2010年的0.93%。在改善能源结构方面,重点控制燃煤,对于现有20台燃煤机组实行环保改造,并对农村燃煤、散煤进行了治理。在建筑节能方面,进行了建筑节能改造,并实行供热计量,降低建筑能耗。在海水淡化方面,天津建立了百万级的电厂,在发电的同时进行海水淡化,已有20万吨的淡化能力。河北省张家口市发展改革委能源处处长姜建辉表示,张家口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建成以后,可将丰富的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输送到北京和石家庄地区,有效解决京津地区雾霾问题。

四、构建绿色金融体系仍需多方协作

(一)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取得初步成效。财政部清洁机制发展中心研究部主任温刚提出,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是在政府和市场之间、财政和金融之间的桥梁,重点是推动市场减排、产业减排、技术减排,促进国际合作。目前,基金规模已达160亿元人民币。基金使用方向包括两类,一类是赠款,每年安排2亿人民币支持国家和地方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和提高公众意识等方面。另一类是有偿使用,包括优惠贷款、融资性担保和股权投资。2010年以来,优惠贷款已支持160多个项目,已使用和安排使用的资金超过100亿元人民币,撬动社会资金超过500亿人民币,可预期实现的碳减排超过千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二)加强绿色金融要发挥好民间投资作用。美国华平投资集团董事总经理白波表示,推动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既要有政府的可持续性政策,又要有纯市场化的行为。要开发具有创新性的、全方位的、本地化的金融手段,如合同能源管理模式,由政府制定政策指南,并在全国推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部副研究员曾少军认为,促进绿色金融和绿色投资,要加强对气候变化知识的普及性宣传,扩大公众参与度,中国碳市场设计要充分考虑欧美等碳市场的经验和教训,中、美应在全球碳市场探索方面做更多努力。

(三)中国碳交易市场建设稳步推进。北京环境交易所总经理梅德文表示,碳交易市场是一种金融手段和价格机制,通过公平的供求机制和有序的竞争机制,引导稀缺的碳资源配置。自2013年11月以来,北京环境交易所累计碳排放权交易量达530万吨,交易金额2.37亿元,京、津、沪、豫以及广东、湖北、深圳等七个省市的碳交易量累计达到4700万吨,交易金额13亿元。中国碳交易市场由上述7个碳交易试点组成,还没有建立统一的碳市场。交易方式是基于现货交易,还没有建立金融市场交易,这限制了碳交易市场作为金融工具的作用。但与排污权交易、节能量交易等相比,中国碳市场机制取得了预期效果。

五、保障可持续性迫切要求能源系统转型

(一)推动节能减排和发展绿色低碳经济,政府大有可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大卫指出,政府通过制度设计、政策设计、经济手段和制定法律法规等,将有效推动节能减排。中国政府在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包括对于清洁能源生产的补偿,以及实行能源和减排的合同管理等。目前,中国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发展迅速,风电、太阳能装机容量大幅增长,且发电量规模显著增加。应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推动清洁能源生产和可再生能源发展。

(二)推动能源系统转型亟需提升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比重。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巡视员范必指出,从历史上看,能源使用呈现不断清洁化的特点。推动能源系统转型根本是要实现能源清洁化使用,推进油气体制改革,提高油气领域市场化程度,形成竞争性的市场;改革电力体制,打破电网企业独买独卖的垄断局面;进一步提高风能和太阳能的经济性和竞争力,使其有能力与火电竞争,要进一步优化可再生能源补贴方式,对经济性最好的地区进行补贴;转变思想观念,完善制度安排,大力发展水电这一最具经济性的可再生能源。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史立山指出,能源转型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新能源发展很快,但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也很突出。新能源发电成本要降低,间歇性、随机性问题还需技术性手段来解决。要转变观念,树立新能源优先的制度安排。改革体制机制,打破企业垄断、行政垄断。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景春梅表示,要通过发展清洁能源降煤、替煤,并通过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绿煤”和节煤。应严控新增火电规模,避免火电行业成为“第二个钢铁行业”,为清洁能源发展预留空间。促进清洁能源发展,能源行业主管部门主导规划权,但在电力规划阶段就应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使电源建设与电网建设和电力消纳有效衔接。落实新电改和加快电力法修订,打破供电专营制度,让各类电源公平入网。推广节能调度,完善激励补偿机制、辅助市场建设、碳市场交易等配套政策。同时,完善价格和税收政策,利用市场手段、价格和税收政策引导能源结构调整。睿博能源智库中国项目主任魏雷克认为,中国能源系统转型要先搞清楚资源结构、能源结构和未来能源组合的目标,用市场手段来推动改革。要明确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规模及其占整体发电量的比重,明确各类能源的发展机制,并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和变化做出调整。国家电网能源研究院副院长张玮提出,促进电网有效吸纳可再生能源发电,要完善价格机制,充分考虑我国清洁和可再生能源分布不均衡问题和大量可再生能源接入系统的市场消纳问题。在可再生能源布局时,要考虑接入系统所增加的成本。张大卫指出,生物质能源作为可循环利用的丰富资源,也是治理雾霾的重要工具,应在清洁能源发展中有更大空间。

六、建筑能效与节能使用是推进节能减排与低碳发展的重要途径

保尔森基金会副主席成可黛指出,建筑行业能耗占总体的三分之一,提高建筑行业能源效率对推进节能减排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环能院院长徐伟表示,数据的挖掘、整理和运用对提升建筑节能发展至关重要,也是制定节能发展目标、提升节能标准的重要抓手和手段。但由于建筑的覆盖范围广,要获取不同层面、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准确数据,还有诸多困难,数据真实性难以保证。同时,还存在数据标准化问题,要让行业、专业人士或普通百姓看得懂,仍需探索。能源基金会建筑节能项目主任莫争春认为,建筑节能标准是推动建筑节能的重要工具,要提升节能标准,首先要制定国家的长期节能目标,其次在执行标准过程中要提高建筑本身的工艺水平,确保新型建筑材料能保障供应,还要加强施工人员的培训,提高施工水平。同时,当地负责建筑节能检查的主管部门,要进一步提高监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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