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报告》2015年第50期 “十二五”时期中国利用外资状况及未来政策建议

  • 时间:2015-11-20
  • 来源: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摘要】“十二五”时期,中国外商直接投资(FDI)规模持续发展,利用外资的产业结构得到进一步改善,区域分布不平衡有所缓解,成为全球FDI的第一大目的地国。与此同时,中国利用外资存在成本上升、分布不平衡、效率不高等问题。“十三五”时期,需优化外资产业布局,推动价值链向高端攀升;优化外资区域布局,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提高集聚全球高端要素能力,提高创新能力;营造良好投资环境,促进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十二五”时期,全球处于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艰难缓慢复苏之中。受消费需求低迷、汇市震荡以及地缘政治不稳定等因素影响,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亦处于震荡状态,基本与国际金融危机前水平持平。2012年发展中国家超越发达国家成为FDI的主要流入地,占全球FDI流量的52%,两者差额达1420亿美元。2014年全球FDI规模降为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期间,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进投资便利化。2015年中国继续扩大外资投资领域,限制类项目取消了50%;核准制基本改为了备案制,现在保留的需核准项目只有约5%;推动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与美国、欧盟进行BIT谈判,和很多国家进行FTA谈判。外资进入中国的领域会更为宽广,方式更为便利。

一、“十二五”时期我国利用外资的现状与特点

(一)总体规模低速平稳增长。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1年-2014年,中国FDI金额分别为1160.11亿美元、1117.16亿美元、1175.86亿美元、1195.6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9.72%、-3.7%、5.25%、1.7%。根据UNCTAD发布的《全球投资趋势报告》,2014年中国成为全球外国投资的第一大目的地国。2015年1月-8月,外商投资总体规模稳定,FDI达到了853.4亿美元,同比增长9.2%。商务部预测,中国2015年FDI或达1250亿美元,同比增长4.6%。“十一五”期间,中国FDI平均增速为15.64%,相比之下,“十二五”期间中国FDI增速放缓,约为3%-4%,进入低速平稳期。但相比全球FDI的震荡下降趋势,中国FDI虽受国际环境影响同样呈现震荡波动,总体上仍保持了持续增长的态势,保持在1100亿美元以上,且在全球占比持续提升。

(二)利用外资质量显著提升。根据商务部公布数据,从2011年中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首次超过制造业以来,中国利用外资中服务业的比重一直在扩大并于2013年超过总额的一半,服务业利用外资的增速比制造业和农牧林渔业的增速快得多。2011年制造业、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为521.01亿美元、552.43亿美元,各占全国总量的44.91%、47.62%;2014年制造业、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为399.4亿美元、662.4亿美元,各占全国总量的33.4%、55.4%。2015年1月-8月,制造业、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在全国总量中的比重为31.9%、60.9%;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55.1亿美元,同比增长59.1%,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同比增长51.7%、信息技术服务同比增长18.2%、科学研究服务同比增长113.7%。“十二五”时期,中国利用外资质量显著提升,外资产业结构调整成效显著,外资投资产业结构由制造业为主逐步转向服务业为主,制造业外资呈现总体规模下降、高端制造业外资比重上升态势,外资产业链呈现由低端不断向中高端攀升的态势。

这种趋势的形成有两个原因:一是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产业布局,在中国建立生产基地后围绕制造业的服务业投资继续跟进;二是是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政策、环境越来越宽松。此外,中国服务业市场空间巨大,大力发展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给外资企业在华发展提供了更多机会。

(三)区域结构更趋合理。“十二五”期间,中国东部地区利用外资金额每年均超过920亿美元,约占全国总额的80%以上,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增速较快,中部地区利用外资年均增速超过10%。中国利用外资区域结构加速优化,东中西部产业链布局更趋合理。东部各省市利用外资结构逐步向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升级,外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显著。其中,2014年上海、北京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占比分别达到90.2%、87.7%。外资逐步将制造加工环节、生产基地转移到中西部地区,把地区总部及研发、设计、运营、财务、物流、营销等生产性服务业布局在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或区域中心城市,形成了东中西部地区制造与服务产业链融合发展。外商投资全产业链发展的趋势,对于发挥中国区域比较优势,深化区域产业分工,推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

(四)外资来源集中度较高。中国外资来源地长期以来一直以亚洲为主,中国实际利用亚洲FDI除2012年有小幅下降外均逐年增长,“十一五”时期年平均增速为17.52%,2011年-2013年平均增速为7.14%,“十二五”时期中国实际利用亚洲FDI增速下降,但占总额比重从2006年的55.67%上升至2013年的79.18%,集中度大幅度提升。“十二五”期间,前十大外资来源国合计投资额占FDI总额超过90%,其中,亚洲地区合计投资额占FDI总额超过85%(除2012年),且这两组数据无论是对华投资额还是占总额比重都呈持续上升趋势。由此可见,中国利用外资来源地的集中度越来越高,亚洲所占比重持续增加。长期来看,香港一直是对华直接投资额最大的地区,所占比率亦呈上升态势,2014年至今占总额的比重已超过70%;美国对华投资先升后降,2011年-2013年美国对华投资规模及占比持续小幅度攀升,自2014年至今双双下滑,2014年同比下降20.4%;此外,欧盟及东盟地区近两年来对华投资规模亦有所下降。

二、我国利用外资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要素成本上升,影响FDI流入。中国包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资源成本、环境成本在内的要素成本在不断上升,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将工厂转移到生产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

第二,服务业利用外资结构不合理,质量有待继续提高。中国服务业利用外资结构不均衡,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传统服务部门,服务业开放政策仍然滞后,引进外资忽视外资技术含量、环境影响等。

第三,外资区域分布不平衡,有待进一步优化。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在市场体制环境、产业配套能力、高端技术人才、交通便利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导致承接加工贸易转移速度较慢,承接跨国公司高端服务业转移存在较多困难。

第四,引资政策中重数量轻质量,引进外资技术含量低。以前引资政策的执行和评价都是以吸引外资的数量和规模为标准, 造成引资过程中“重数量轻质量”,外商投资存在效益短期化、技术含量不高、技术外溢作用不够突出等问题,对当地经济发展竞争力提升不足。

三、“十三五”时期我国利用FDI的主要趋势

第一,利用外资规模将进入低速平稳增长阶段。中国利用外资规模将持续保持发展中国家第一乃至世界第一的地位。但是,增速逐渐趋缓、趋稳,中国利用外资规模将进入低速平稳增长阶段。

第二,外资结构将继续以服务业为主持续优化。现代服务业已经成为吸引外资的新增长点,尤其是金融业、信息服务业等生产性服务业,吸引外资规模呈现快速增长势头。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各方面优势不断增强,以及全球生产性服务业国际转移速度加快,这一趋势仍将延续。

第三,加强利用发达国家资金优化外资质量。一直以来,亚洲都是中国外资来源的最大来源地,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优质外资还有巨大空间有待开发。近期,习近平总书记访美、访英经贸合作成果显著。未来,中国将更多的吸引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的资金,加强与港澳台商的互动,不断提高外资的技术含量,引导外资进入新兴产业,优化外资质量。

第四,“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战略将推动东中西部地区外资合理布局。“一带一路”战略将推动中西部地区外资增长,“长江经济带”战略将推动东部地区外资结构升级,几大战略联动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空间从沿海向沿江内陆拓展,形成东中西部优势互补、协作互动格局。

四、政策建议

第一,优化外资产业布局,推动价值链向高端攀升。把注重招商引资规模转变到提高引资质量和效益上,鼓励外资进入生产性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等领域,把吸引资金与引进高科技、现代化管理、国际化人才结合起来;充分利用跨国公司在中国布局的加工制造业延长产业链,促进加工贸易落地生根,提高区域产业配套能力和全产业链发展,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投资高端服务业,推动加工贸易向高附加值转变。

第二,优化外资区域布局,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实施区域差异化的引资策略。中西部地区继续予以适当优惠政策,重点提升基础设施水平、公共服务水平、产业集聚和要素集聚能力。东部地区则应引导外资结构向集约化、高端化、链条化发展,重点吸引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外资,鼓励加工贸易向中西部转移。充分发挥东中西部互补优势,加速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产业链融合互动发展。

第三,提高集聚全球高端要素能力,提高创新能力。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资源要素加速流动,跨国公司和开放市场成为要素国际流动和集聚的主要推动力量。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和中国经济“新常态”,必须不断提高集聚全球高端要素的能力,吸引高端人才、先进技术、优质企业来华,更多依靠人力资本的质量和技术创新来提高、增强发展的动力,实行全面创新,使创新成为新的发展引擎。

第四,营造良好投资环境,促进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由靠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引资,转变为靠市场机制、开放环境吸引外资。完善促进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政策措施,逐步形成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投资环境;加大反垄断调查与执法机制化、制度化建设,提高透明度,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建立健全责任评估和追究制、完善社会信用制度,确保监管的公平性;建设和完善基础设施,鼓励成立行业协会等中介机构和组织,提高市场服务水平,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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