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报告》2013年第122期 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大理论创新

  • 时间:2013-12-13
  • 来源: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摘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简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它与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四化”一脉相承又有所发展。它的创新点在于从理念层面建立现代化观念,是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标志着新型治国方略的形成,也是推进中国梦实现的新视角。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新提法,是在国家改革开放35年后,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当前,在改革面临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的关键时期,我党总揽全局,从战略高度提出的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与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四化”相互补充,相互支撑,互为一体,共同构成了“五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这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制度保证。

一、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含义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含义十分明确,不仅是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官员素质的现代化,也是执政理念、执政手段的现代化。相较于之前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完全可以称之为“第五个现代化”。从字面意思来理解,它包括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治理体系,包括完成国家治理的组织体系和制度体系设计,包括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权利来源、运行规则、治理范围、救济措施等多要素构成的治理结构。要实现它的现代化,就需要从治理理念、组织架构、制度保障等方面进行创新,核心是要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在经济治理体系中,就是要按照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逻辑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发挥市场在配置经济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在政治治理体系中,就是要按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逻辑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挥法治在配置政治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就是要按照党和政府领导、培育、规范社会组织,社会组织配置社会资源的逻辑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发挥社会组织在配置社会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

治理能力,指要形成科学有效的治理体系,对执政者的基本素质、思维角度、手段措施及应变能力等提出的具体要求。 “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要把治理体系的体制和机制转化为一种能力,发挥其功能,提高公共治理能力。这就要求执政者不仅要建立现代思维,还要有现代的、与时俱进的手段和措施。在社会矛盾积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特殊时期,尤其需要执政者具有高超的治理能力。比如,创新治理理念,摒弃单一的行政命令式的社会管理,转而采用更能调动相对方参与度的治理模式,真正体现市民社会所应有的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创新治理主体,就应注重培育社会组织,通过减政放权,让第三主体来承担部分社会治理功能。如在进行决策时,更多倾听智库、民间的声音。

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本身就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它至少可以从以下五个维度来进行评判。一是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它要求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的公共秩序。二是民主化,即公共治理和制度安排,都必须保障主权在民或人民当家作主,所有公共政策要从根本上体现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主体地位。三是法治化,即宪法和法律成为公共治理的最高权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超越法律的权力。四是高效率,即国家治理体系应当有效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益。五是统一性,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的制度系统,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从政府治理到社会治理,各种制度安排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相互协调,密不可分。

二、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创新点

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国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体现出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和勇气。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定程度上是转换角色,放权让权,本身就是自我革命,体现出了巨大的政治勇气,在中国政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可以预知,推进这一现代化,将有利于激活社会公众的权利意识,增强社会各阶层共建美丽中国的积极性;有利于打破传统思想禁锢,实现由传统人治向现代法治的转变;有利于追根溯源,夯实保证政治昌明、经济繁荣的理论根基。

(一)在理念层面建立新型现代化观念。整个西方工业文明史告诉我们,“现代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不仅指物化的现代化,也包括理念层面的现代化。物化的现代化,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传统意义上所理解的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等以西方所确定的发达因素为标准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是西方的一种现代化道路,再加上代议制民生等内容,构成西方当代文明。但是,它并不是唯一的现代化模式,也不是现代化的全部。完整的现代化,还要包括文明的现代化、生活态度的现代化、精神追求的现代化、社会关系的现代化。这些都不能够依靠科技或物质的高度发达来完成,而是要在理念层面建立新型的观念。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需要寻找适合自身的现代化模式,既能克服西方现代化的缺点,又能对现代化的内涵提出更高的要求。而第五个现代化的提出,正是着眼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新时期提出的指导性理论。

(二)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的顶层设计。第五个现代化是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角度对深化改革进行的顶层设计。它既是目标也是手段。从认识论层面,有助于中国共产党转变执政思维,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建立更为开放、多元、包容的现代执政理念,更有效的夯实执政基础,从而争取更长久执政。从方法论层面,以治理代替管理,抛弃了简单粗暴的行政命令式管理手段,采用了更多调动相对方参与的现代治理手段,体现了崇尚政治昌明的理念,充满着社会主义人文精神和现代法治精神,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从系统论层面,注重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注重治理能力的时代性、综合性和有效性。涵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等多领域。从治理体系层面,有助于人民当家作主,更好地维护基本政治制度;有助于防止腐败,使人民群众能感受到公平正义;有助于完善分配制度,使人们共同富裕;有利于现代市场体系建设,使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

(三)标志着新型治国方略形成。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国家治理的指导思想、思维方式和体制建构、手段工具都发生了深刻演变。治国方略的不同,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影响不同,或推动,或阻碍。经过长时期的探索,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中国共产党人以莫大的勇气,适应现代文明发展方向,顺应人们过上好生活的新期盼,鲜明地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体现,标志着新型治国方略的全面形成。

(四)从新视角推进实现中国梦。传统的“四化”更多是从物质的层面来解读现代化。这是基于当时中国急迫想摆脱一穷二白的境况下提出来的朴素的观念。该观念一直激励着几代中国人努力向前,并通过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在物质文化生活相对丰富的今天,却也积累下了许多社会矛盾,如分配不公、发展失衡、贪污腐败、环境恶化等。这些问题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问题,无法通过物质发展来彻底解决,而更多地是体制机制层面的问题,需要从理论、观念、体系等方面入手来解决。而第五个现代化的提出,正是甚于对阻碍中国加速发展的软环境的清醒认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脚踏实地的实践精神和敢为人先的探索勇气。通过改造软环境,提升软实力,打破思想桎梏,破除机制束缚,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让人民真正进入自由王国。这是实现中国梦的题中应有之义。

文革后的中国百废待兴,但是只用三十多年就使“四个现代化”取得了惊人成就。现在我们有了很好的基础,有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正确方向,有了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第五个现代化”势必能更快实现。

三、第五个现代化与四个现代化的关系

周恩来总理在1964年三届人大上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更多的是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诠释中国的发展目标,是从硬实力的角度来追求中国的崛起,属于物质文明的范畴。无论是工业、农业,还是国防、科技的现代化,都是对物质要求的外化,都是具象的,外在的。产生的背景是中国长期积贫积弱,迫切需要形象化的表述来提振中国人的信心。首要目标,就是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来改善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种现代化,不仅寄托了人民大众对美好物质生活的向往,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富强的急切渴望。“四个现代化”激励了一代人心,也体现了党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认识。满足了当时历史条件下人们朴素的追求,符合时代的要求。

而第五个现代化,则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设计中国的发展目标,是从软实力的角度来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受益于3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实力、科技水平、国防能力都得到了质的飞跃。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从“四化”提出的五十多年来,中国的社会面貌、人民的思想认识、中共的执政思维都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改革红利消退,新的利益格局形成,由利益格局决定的思想认识和这个格局本身都越来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力。这个时期,单纯依靠硬实力的发展来推进现代化就显得动力不足。这时,就需要依靠软实力,借助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调整,让生产力能够继续发展和优化,最后对生产关系产生革命性的变化,推动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完善进步。

所以,“第五个现代化”的提出,是“四个现代化”的丰富和发展。前者是后者的有益补充和重要保证。两者有其内在逻辑性,在理论体系上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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