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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卫:顺应区域发展战略再平衡培育中部地区发展新优势
时间:2017年09月26日    作者:张大卫

——在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第四次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

(2017年9月24日)

 

尊敬的武汉大学的各位领导、尊敬的主持人:

大家上午好!

我今天的主题是“顺应区域发展战略再平衡,培育中部地区发展新优势”。中央自2004年提出“中部崛起”发展战略至今已经14年。如果将其实施效果进行一次评估的话,我认为它无论是作为战略还是作为规划,都是成功的。而这种成功的最重要标志是建设“三基地一枢纽”和“两纵两横”空间开发格局的目标都已经顺利实现。因为我是“中部崛起”战略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有很深体会。当时提出的一些重大战略部署和安排,如城市群发展问题、三农问题、扶贫开发问题、老基地改造问题、基础设施建设问题、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问题,都在实施中超出了预期。中部地区的发展大家要有乐观的态度,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看中部的发展情况:一是就业。中部现在不仅很好地解决了自身巨大的新增就业人口问题,而且吸引了很多过去外出打工的劳动力向中部回流,说明中部地区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和自身产业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二是农业。过去中部地区农业问题较为突出,而现在中部地区的农业发展很不错,粮食价格的敏感度大幅度降低。一方面,农业和粮食生产都在升级,转型调整的非常好;另一方面,随着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农民二三产业的收入大幅增加,农民收入对粮食的依赖性不断降低。三是创新。各个地区都明确了自己的发展方向,找准了各自的创新点,建设自己的创新平台。比如顺丰在湖北鄂州建设的物流集疏分拨中心;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在安徽巢湖建设世界上首个生物经济示范区;河南郑州发展航空经济,实现了客货运业务及航空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成为中部地区改革、开放、创新的新高地。此外,中部地区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的发展也不亚于东部,河南郑州的跨境电子商务B2C模式业务单量占全国所有试点城市的40%,就是通过模式创新实现的。今后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中部六省有着丰富的人力资源、巨大的市场规模和完备的产业体系,再加上国家的支持和自身的努力,一定会发展的更好。当年中央支持中部崛起的政策设计,远比不上对东北、西部的支持力度,实际上也就是“两个比照”(贫困县比照西部政策,老基地城市比照东北政策),但为什么中部却实现了好于预期的发展,这要反思。政策洼地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中部各省选择正确的发展路径和发挥优势、挖掘潜能,调动竞相发展的积极性应该更为重要。

当前,在新常态的情况下,中部省份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关于中部崛起的新机遇,我认为重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一是全球化深入人心,并且不断向纵深发展。全球化的传统动力,如国际合作、关税减让、离岸制造、服务外包等,仍在继续推动全球供应链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改善,而且不可逆转。中国倡导的新型全球化正在加速这一进程,“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全球化注入的新的动力。“互联互通”成为全球化的重要内容,有力推动了贸易投资的便利化、自由化,促进了我国内陆地区的全面对外开放。中央沿海沿边沿线沿江全面开放开发的格局,打破了中部地区长期以来在开放问题上存在的政策和地域屏障。中国构建外向型经济新体制,推进普惠、共享的对外开放政策,使中部市场无障碍地与国际市场对接,使这些省份的市场、人力资源、基础设施和产业体系优势得以发挥(比如河南省,2003年的进出口总额只有47.16亿美元,而2016年则达到了700亿美元,是2003年的14.84倍)。而这些开放的条件和政策,13年前对中部地区来说是没有的。

二是新科技革命强有力地推动产业变革。这为中部新旧动能的转换带来了机遇。中部六省都是制造业大省,有不少老工业基地。当前,新技术新模式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已成燎原之势,特别是在利用智能化技术对工业流程再造方面、在制造业服务化方面成效尤为显著。另外大量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催生了一些新经济形态。广泛的创新活动,使中部地区在一些产业领域与沿海发达地区,甚至与国际领先地区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新科技革命催生的新动能和对传统动能的改造,极大地释放了中部地区的市场活力,激发了中部厚实的教育、科研、文化、创新资源。中部大量人口在收入水平提升后产生的新需求,为制造业和服务业升级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三是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的构建和先进交通与物流方式的普及。这使中部地区的市场区位优势凸显,其在客货运中的集疏、中转、分拨功能和作用大大提升。这里特别要强调航空枢纽和高铁网络的作用,它改变了城镇和经济的空间结构,催生了中部地区生机勃勃的枢纽经济,促进了产业向这一区域进行聚集。

四是中国在新常态下推进的结构性改革。这为中部地区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找准了方向和动力,推进放管服改革,改善了中部地区的营商环境,提高了政府服务的效率和质量,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使很多地方成为制度高地。比如河南全省实现了“35证合一”,原来中部的制度洼地现在正变成制度的高地。由于淘汰落后产能和压减过剩产能,倒逼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使一些地区打破了对传统资源的依赖。

五是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互联网时代推动了共享和普惠经济时代的到来,使中部地区的民众和政府在信息、产品、资源及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的享有上,平等感大为提升,改善了人的精神与物质生活质量,增加了发展的机会和空间。

关于困难和挑战,我认为有三:

一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和新常态下,中部地区一些经济结构单一和对资源依赖较大的省份与城市受到冲击,走出这一困境绝非一日之功,中部地区存在走势分化加大的趋势。

二是大量的贫困人口如何实现稳定脱贫和可持续发展。

三是我国构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世界级城市群的战略态势,以及实施的“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都对中部地区城市群的形态和城镇化格局产生了新的挑战。例如,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发展就要重新审视,进行新的判断和调整。

我国当年的四大版块战略,虽然在引导区域发展上发挥了很大作用,并且今后仍将发挥作用,但十八大以后提出的区域经济发展的新三大战略,确实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我国正在进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再平衡。如何顺应这一再平衡,把自己的发展战略与国家新三大发展战略高效对接,是对中部地区的重大考量。

如今,中部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预期,由于中部人口多、地域广阔,城镇化水平还不高,与发达地区甚至部分西部地区还存在很大的发展差距。也正因为此,今后十年,中部地区会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有效需求,从而催生更多的有效供给,中部地区将会成为中国迈向双中高的新增长区域和新动力源。

区域竞争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重要的动力和活力,如何保持这种动力和活力,应是国家制订区域经济政策的着力点。中部在自身发展中,当然有赖于大的经济环境,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是中部各省共同面对的考试题。谁做得更好,也就意味着谁掌握了未来的钥匙,掌握了发展的主动权。另外,中部各地在竞相发展中,如何占有更多的核心资源并取得竞争优势,需要引起重视。这些资源和优势包括:

1.创新能力:包括人才的吸纳、政府和市场对创新的敏感度、区域创新潜力的释放(双创)、产业创新水平、绿色低碳经济的发展、新业态新模式的活力等。

2.营商环境:政府的包容审慎管理,制度、机制和管理的创新,公共服务和产品的质量与效率等。

3.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通信、能源、生态和其他公共基础设施,是否能够满足产业创新与城镇化发展的需要。

4.配置资源的效率:包括金融、物流、信息交互、数据处理及存储、开发能力等。

5.开放程度:产业和市场融入全球供应链的程度及在其中的位置,贸易和通关的便利性,口岸的功能与效率等等。

6.好的就业生态和就业粘度:包括合理的就业结构、就业在行业分布的均衡性、就业规模、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就业的稳定性等。

7.良好的文化、艺术、医疗、教育条件、人居环境,以体现出区域特别是城市发展中的文化张力和亲和力。

8.农业现代化及实现农村经济的良性循环发展:改变农村地区生态洼地的现状,使农业成为有竞争力的产业,农村地区成为城市的生态涵养区。

9.核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融合能力。未来一、二十年,中部地区的城镇体系还将面临一轮新的较大幅度的变化。要提高空间规划的科学性。

区域发展的动力在区域竞争,区域竞争的基础平台是城市群,决定城市群水平的是核心城市,而核心城市发展的关键,在于它和周边城市的融合能力,包括功能分工、差异化发展、产业融合、资源和公共产品服务的共享,反磁力机制的形成等。这些都需要中部地区在下一步发展中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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