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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玲:创新是中国实现伟大梦想的第一动力
时间:2018年06月12日    作者:陈文玲

 

——在中国生产力中心第九届中国企业创新活动日暨2018(第十八届)中国企业创新论坛上的发言

 

 

今天大会主题非常重要,就是高质量质发展与企业创新。在这个会议上,我想谈三个主要观点:

第一个观点:当前中国处在非常重要的历史关头。也可以说我们是在过一个大的坎儿,这坎儿能不能过得去,能否顺利实现我们两个一百年的目标,能否到2050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认为当前是非常关键的时刻。必须要保证中国的四个周期不被打断,这是至关重要的。

——第一个周期,就是我们的战略机遇期。我们党在确立战略机遇期的时候是2000年,党的十六大会议提出,从现在起20年是我国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个大判断基于和平与发展是时代发展的潮流。后来根据形势发展,我们的提法是和平发展合作是时代发展的潮流,现在和平发展合作仍然是时代发展的潮流,但是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演化和调整。国际形势的深刻调整,如果说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是由于中国的快速崛起所引发的,中国是南北关系、地缘政治经济外交关系演化的最大变量的话,那么现在则由于中国的快速崛起引起了排在世界第一位的美国的战略疑虑、战略焦虑、战略过虑及战略误判,所以世界头号强国就把主要的竞争对手、打击对手、遏制对手指向中国,把中国作为了斗争的主要对象。而中国实际上和美国还有很大的差距,习近平主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描绘的未来到2050 的宏伟蓝图,还有长达37年时间,而这37年还要扎扎实实地努力干,能不能实现最终目标,战略机遇期能不能延长,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2020年马上就到了,2020年以后,我们还能不能创造新的战略机遇期,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长周期的问题。

    ——第二个周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周期。这个周期是否被打断,关系到中国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经济基础是否牢固。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之后快速发展,从1978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年均增速9.5%,近五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平均7.2%,去年6.9%,到2030年,我国的年均经济增速最低将在5%以上,继续保持中高速,如果能够实现这个目标,我认为就很了不起,我们不能说中国经济增长9%、8%、7%就是好的,未来即使是增长5%也很了不起。2017年中国实现GDP总量是12.2万亿美元,每增长1个百分点,其绝对量就会增加1220亿美元,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6.9%,增量部分已超过8400多亿美元,相当于土耳其、法国等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所以,中国的经济周期若再延长十年,那么我们将保持长达半个世纪——5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中高速增长,这是全球看最伟大的的历史性贡献。拉长中国经济发展周期,对中国赢得未来至关重要,对拉动世界稳定增长至关重要。如果中国的经济周期拉长,按照6%的增速再有十年左右,最多十五年,中国就可以顺利地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尽管我们的人均水平和美国还有很大差距,但是中国的影响力、国际地位就会大不相同,中国就会有更多的拥戴者,中国方案的响应者,等到我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的时候,影响力会和现在大不相同。

——第三个周期,就是制造业繁荣的周期。拉长制造业繁荣的周期,这对中国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美国现在与中国开展的贸易战只不过是一个战略转向的序幕。我认为,贸易战还不会伤及根本,可能就是在进出口贸易中是多进少进的问题,是多赚少赚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制造业繁荣的周期被打断,那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能不能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过去一段时间内我们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对制造业发展与繁荣认识不足甚至走入了误区,制造业占GDP比重大幅度减少,很多人说我们要学习美国,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要大范围大幅度提服务业比重。我认为,服务业发展固然很重要,但在当前国际日趋激烈的竞争与博弈中,我们绝不能忽视制造业的发展壮大和转型升级,与服务业相比,制造业发展更为重要,中国应该永远保持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主体地位,拉长制造业繁荣的周期。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的强国之基,是一个国家的硬实力,制造业水平是一个国家硬科技能力。当我国成为第一大贸易体的时候,当我国GDP总值快速上升的时候,美国并没有真正把中国作为对手,而当制造业转型升级迈向中高端,创新驱动使中国成为具有与美国越来越接近的制造业能力和趋同化产业结构的时候,中国制造2025,我们提出了面向未来的一系列指导性文件,引导中国创造在世界范围比较的先进制造业,美国就把我们当成了第一竞争对手与遏制的对象。可以说,美国跟中国的第一波博弈表现为贸易摩擦、贸易冲突或者叫贸易战,表面上看是贸易之争,实质上背后是以打击贸易进行制造能力的抗衡。第二波竞争就是美利用国内《1974年贸易法》中301条款,对中国进行所谓301调查报告,直指中国制造2025,直指中国的高科技产业,直指中国的军民融合。我认为,这一波比第一波厉害,刀刀见血,这种贸易博弈竞争已经成为制造业之争,高科技之争,实质上是国运之争,是未来之争。

——第四个周期,是我们能不能顺利实现19大报告描绘的到2050年强起来的强国周期和进程。这个周期能否实现,就决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否能够成为越来越清晰的梦想与现实。

因此,中国现在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关头,中美关系的对抗性博弈将会是常态,且这种博弈将会从过去的以合作性博弈为主转向以对抗性博弈为主,这不是我们愿意不愿意的问题,不是我们敢不敢博弈的问题,也不是我们放弃斗争就能得到豁免的问题。美国已经把我们当成了主要的竞争对手,说我们是修正主义国家,说我们是主要战略竞争者,说我们是帝国主义国家,说我们是经济侵略者,一顶一顶的帽子扣下来,而且伴随着一个一个行动。所以,大家可以继续观察,中美之间的竞争与博弈将会是常态,昨天我们的战略选择决定了今天,而今天我们的战略选择关系到未来中国的发展与前景。所以,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刻,这个坎儿怎样能过的去,能不能过的去,关系到中国的国运。

第二个观点,我想谈谈创新驱动,创新能力是当前中国能否拉长以上四个周期的第一动力,也是培育国家核心竞争能力在与美国抗衡中胜出的基础关键。刚才蒋正华副委员长提到了中兴事件,北京国资委领导张贵林也提到中兴事件,这个事件使中国警醒,核心技术是大国之重器。我今年三月底带队到美国调研,和美国的一些智库专家、一些机构也进行了对话交流,我发现实际上美国社会存在一个很大的心理恐慌。美国社会的有些人在反思,他们认为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对华政策全面失败,让中国进入世界经济体系,让中国加入WTO,欢迎中国改革开放,希望的是中国能成为美国那样的民主国家,还希望中国和美国形成互补的产业分工与结构性安排,我们永远处在产业中低端,美国永远处在中高端,美国靠技术创新引发的垄断利润能永远赚中国的钱,永远赚世界的钱。但是蓦然回首,发现中国的政治制度没有变,中国的道路没有变,中国下一代的颜色没有变,中国只是变得越来越强大了,只是距离美国越来越近了,所以美国社会就很焦虑,中国2017年GDP总值占到美国的67%,如果这样发展下去,最晚在2035年我们就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我国制造业产值的占全球产值的比重达到25.5%,而美国在二战的时候曾经占了50%,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时候,美国占比仍高达33%。更加可怕的是,中国的科技水平高速发展,创新能力迅速提高,还出现了一大批创新性的企业,创新战略是我国近几年的最重要的战略。正如习主席所说,创新发展要成为发展的第一动力,全国上下正在把创新做为发展的第一动力,而且确实有些领域、有些技术,有些产业,有些产品,走到了世界第一梯队。比如说中国的高铁,目前高铁的运行里程已达到世界运行总里程近80%,我国铁路设计能力、生产能力和输出能力在全球是最高的,全球在102个国家有中国制造的高铁、动车和一般铁路,所以中国制造不仅满足了中国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且也正在满足和输出成为对世界新的贡献。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创造,中国的制造,中国的高科技,中国创新驱动成为我们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这是美国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美国恐之不及的。因此,在中国当前和今后的发展中,我们还要坚定不移的坚持拉长四个周期,研究如何不被打断的战略与谋略,中国制造业迈向中高端的进程绝对不能打断;我们通过科技创新成为科技强国的步伐,绝对不能打断或打乱;我们实现两个百年梦想,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绝对不能打断。改革开放40年,今天我们站到这里,在回顾40年走过的路程,有些东西已经离我们非常遥远了。我上周四在中国国际交流,接待了到访一个国家的大使,他说我80年代在中国的时候,中国不是现在这个样,我没有想到中国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那个时候我坐火车从北京到上海要20多个小时,而现在是四个小时,这是不能想象的。我想,中国奇迹是怎么来的,这是中国领导人一届一届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方向,这是中国人艰苦努力干出来的,这是中国创新驱动赢来的。我曾经到中国南车去参观过,200公里以下的技术,我们曾引进了日本新干线技术、德国技术和意大利技术,时速200公里以上的全部技术设备都是中国创造和中国制造,所以,只有创新驱动,才有中国产业的核心竞争力。那么世界上其他国家,尽管高铁比我们发展早,日本早好几十年,但是如果没有我们的中车,就是原来的南车北车的创新创造,没有我们国家产业政策支持和社会创新的环境,我们会不会有高铁的今天,我想绝对不会有。当然,中国现在还出现一批互联网独角兽企业,我们最过硬的还是这种硬实力硬科技和制造业的包括智能制造的硬实力。我们的互联网企业,我们的网信企业,蓬勃发展在国际比较中发展也很快。按照全球分工与交易的理论,一旦产生了全球产业分工,全球产业链是不会被打断的,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资本链,已经形成了全球的分工与交易,各自有分工,只要不被打断,那么像中兴这样的企业就不会出任何问题,因为中兴已经成为全世界排在第四位的通讯企业,企业的影响力和组织运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我看最新的数字是美国对中兴的惩罚是加上保证金,加上原来的罚金超过了20亿美元 ,20亿美元是多少?高达130亿元人民币啊!这个企业多少年才能赚多少钱呢?相当于美国一下子拿走企业3年的利润,不是在美国分支机构,而是全部企业8万员工白白给美国干了三年啊!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创新能力决定了我们一个企业,一个国家,一个行业,一个地区,它将来能不能具有核心竞争力,能不能有国际竞争力,能不能在全球产业链中,在全球新的产业布局中,在新的区域布局中,在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能够在竞争中胜出。所以我认为,当前的创新对于中国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不是说我们要创不创新的问题,我们应该创不创新的问题,这不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怎么加快创新,加快培养我们的创新能力,怎么通过创新形成一个好的制度和机制,支撑创新成果转化成我们产业化生产能力。我觉得现在的创新绝对仅仅停留在技术创新的层面上,这是很不够的。

对于我们过去来说,我认为创新发展,首先应该是思想的创新,理念的创新,观点的创新,没有思维的创新,我们就迈不出步伐。为什么我们很多方面的管理,用旧的管理模式管理新的业态,为什么我们很多国有企业走出去,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国际竞争,包括我们走向一带一路放不开手脚?为什么走向国际市场,一般情况下民营企业是挣钱的,国有企业则是赔钱的?所以我们要思考,就是打破没打破我们思想上的束缚?思想创新,观念创新,理念的创新,思维创新,如果没有这种创新,就不能反思我们的体制机制到底有什么问题,我们就不能迈开创新的步伐。

第二个创新是需要战略创新。国家和企业基本竞争战略的创新,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创新,国家的整体创新战略是否走在企业前边,特别是国家在全球这样大的布局中,包括一带一路,包括在国际外交场合,在国际合作这种博弈中大的布局,是一个非常大的战略体系,那么中国从跟随,应对到深度参与融合引领,在国际舞台上发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在这些方面,我们的战略设计和战略实施能力还不够。企业的基本竞争战略如何创新,如何能适应走出去在国际市场配置资源的需求,还需要加快形成创新机制和企业管理流程整体再造。

第三个创新,我认为非常重要的创新是制度创新。但是我们的制度还是原有的,包括我们在改开发进程中形成的很多渐进式改革的制度。所有一旦成形的制度,就具有相对的滞后性。所以,习进平主席讲,我们的改革永远在路上,这是非常正确的,改革就是为创新创造适应性和引领性体制机制。而我们的制度创新,优质制度供给不足,是我们结构性改革最大短板。我个人认为,没有制度的变革,没有制度创新,就不能跟上新时代的进步。迎接未来已来的制度设计与变革,直接关系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的调整与变革,不然就会成为生产力发展和进一步释放的阻力,而不是推动力。

第四个创新,我认为是管理创新。不仅仅是企业管理创新,更包括政府管理创新。我们这些在2016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就是关于跨境电商的一个研究,当年4月8日,有关政府部门出台了一个文件叫“四八新政”,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发现,跨境电商的业态是新的,而且得到国务院的支持,作为国务院的十几个试点,当时还是取得了很大发展。但是我们的一些政府管理部门,他的管理方式是旧的,思维是旧的,用旧的管理制定和方法管理新的商业模式,他们看到的到处都是问题。因此出台“四八新政”,导致跨界电商基本全军覆没,根据这个情况,我们中心做了调研,提出了我们的建议,被决策采纳,这个新政推迟一年执行,之后又推迟了一年。我们现在提出来,要推动中国的跨界电商,向下一代贸易方式——E国际贸易国迈进,使中国在引领国际贸易方面能抢占至高点。所以,我想我们的管理如果不创新,用旧的管理思维、管理流程、管理方式来管理新经济,来管理创新型的企业,来管理创新型的商业业态或模式,那我们有关部门就会永远站在创新的对立面。

第五个创新,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使人的思维活跃起来,使我们的企业家,从业者静下来,慢下来,要有十年磨一剑的精神,要有做百年老店的精神,来进行技术创新。我曾经到江苏太仓调研过一个德国的企业,这个企业已经238年了,只做一种产品,转笔刀,他能把转笔刀做到全世界之最。我们发现在223家德资企业中,有38个类似这样的隐形冠军。技术创新绝不仅仅是发明,要把发明变成好的产品,还有相当长的距离,要使好的产品要成为品牌,还要有历史和时间的积淀,还要有市场的认知。因此,我觉得我们现在谈创新特别是企业创新,需要为企业创新创造良好的环境,需要给我们的创新创业者者,插上思想的翅膀。

第六个创新,是改革方式的创新。必须要打破当前深层次的矛盾与问题,那么当前影响创新的东西很多,必须加大改革的力度,加大开放的力度,用开放倒逼改革,用改革推动发展推动创新,这个链条能不能建立起来非常重要。我们最近做了一些研究,实际上我们的政策对创新是很不利的。比如说,刚才蒋正华副委员长提到的独角兽企业,全球独兽企业现在排世界前20位的有美国11家,中国9家,但是中国的9家都在国外的自本市场上市,阿里,百度是在美国,腾讯,小米是在中国香港,中兴通讯也在中国香港。像我国这样的创新型企业,如果你是在按照制造业的管理要求和流程来审批,他永远不会获得上市的机会,那我们这些独角兽企业就永远只能留在国外市场,在境外市场。比如说,我们的国有企业,一方面要让他参与国际竞争,另一方面对国有企业主要的领导用的是公务员管理办法,所以你怎么能让他去适应国际市场?再比如说,现在一带一路是国家一个大的战略,但是我们调研发现,在一带一路我们和相关国家通道的地区,我们推进相关工作的人员,仍然按着内地的这种外事管理制度。特别奇怪的是,比如云南西双版纳磨憨,与对面老挝磨丁要建立一个跨界合作区,磨憨管委会的这些人员到老挝去开展工作算出国,必须经办所有的出国审批手续,时间至少三个月。这个主要的管委会负责人跟我说,他已经三年没去老挝了,你说这样的跨界合作区,这样的人事管理制度,怎么能推进一带一路的通道建设呢!所以,我们很多工作是自捆手脚,是我们制度设计的问题。你要让人释放创造力,让企业释放创造力,让地

方政府释放创造力,那么不进行深度改革,没有新的体制机制,我认为创新是不可能实现的。现在进行的改革,必须用创新的思路推进改革,而改革必然将激发创新的激情,拓展的新路径和新创造,更加宽广的思路可以获得更加宽广的道路,使中国能够靠亿万人民的创新创造顺利地实现两个百年的目标,成为一个未来世界上真正敬仰的大国和强国。

中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通过创新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中国粗放型、规模型、数量型、外延型发展方式将被抛弃,高消耗、高污染、高耗能、高速度增长的阶段将成为历史。通过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加巨大的创新红利、人才红利、市场红利、区域协调发展红利等,将成为中国长远发展的强大动力和支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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