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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美贸易战
时间:2018年06月13日    作者:郑新立

 

来源:《星岛日报》      时间:2018年4月

 

就在美国商务部长Ross率领贸易谈判团在北京展开贸易谈判前夕,郑新立接受《星岛日报》独家专访,围绕美中贸易战的多个方面,首次公开发表他的看法和建议,与读者们分享他精辟的见解和分析。

记者: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在您看来,真正的目的是什么?美方现在是否已经初见成效?

郑新立:美国发起贸易战的真正目的,特朗普竞选委员会负责人班农的讲话再明白不过了---美国现在要把有限的资源用于阻止中国现代化进程,保持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发展差距,使美国能够在较长时期内稳居经济总量全球第一的位置。

郑新立:对于贸易战的本质,中国国内有很多学者在研究,各种观点都有。我认为能够把这次美中贸易战讲得最清楚的是两位研究美中经济问题的美国学者。一位是摩根士丹利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他说:美国的贸易逆差不是国际上的问题,而是美国国内的问题。美国的储蓄率太低,通常都是负数,靠借贷来消费。储蓄率低,必然要靠增加负债和进口来满足国内的需求。不解决储蓄率低的问题是无法解决贸易逆差的,不管这个贸易逆差是跟中国还是跟其他国家。所以,要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首先要从提高美国的储蓄率入手。

另外,我认为,由于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只有美国才有资格长期保留大量贸易逆差。因为美元发行的67%以上都在国外流通。美元要走出国门,必须保持大量贸易逆差,不然美元就发行不出去。所以要保持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加上低储蓄率,美国就必然要保持贸易逆差。这是经济规律所决定的。决不是外国人要抢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和饭碗。

郑新立:另外一个经济学家叫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克林顿总统时期的经济顾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他认为,美中达成贸易协议很难。因为,这取决于特朗普总统是否承认中国的发展权。根据WTO规定,在企业之间的市场交易中,只要交易双方愿意,可以转让包括技术和自然资源在内的各种资源。交易的一方要求另一方转让一些技术,这是一种市场行为。否则,发展中国家很难得到发展。不能总是靠出售一些自然资源,长期在技术上处于劣势地位。发展中国家要想发展的话,必然要求发达国家的企业在占用资源的同时,提供技术转让,这样才能不断取得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

但是,美国政府阻止科技公司向中国转让技术,这不符合WTO协议。如果你不同意WTO规定,可以到世贸组织去提出修改关贸总协定的意见,不能对遵守WTO规定的国家进行制裁。美国发动这场贸易战,从根本上看是不承认中国的发展权。以上两位经济学家的观点是客观公正的。

记者:美中贸易战中,特朗普总统起到什么作用?

郑新立:历届美国总统,在维护美中贸易、投资合作关系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对于打开中美双边关系的总统尼克松,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上曾经讲过: 当年为什么决定与中国建交?就是考虑到如果美国和中国恢复外交关系,由于双方在产业上互补性强,美国的企业可以借助中国的市场,让美国经济持续100年以上的增长。中国13亿人口的市场,对美国的高技术产品的需求量太大了。

中美恢复外交关系以后,双方保持良好的经济关系,美国的技术装备和高科技产品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不断提高,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增速高于整个出口增速3倍以上,对美国经济发展和增加就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特朗普总统与历任总统相比,历任总统注重发展同中国的贸易和战略合作关系,而特朗普总统在本质上要限制中国的发展,要改变历任总统的政策。可以说,是特朗普总统发起了这场美中贸易战,他起到了核心的作用。

记者:这次美中贸易战,与以往不同时期的贸易战相比,有什么特征?

郑新立:一直以来,美中之间有一些贸易摩擦,双方通过不断磋商,包括政府之间的战略对话和民间的二轨对话机制,使很多问题在友好协商中得到解决,包括贸易逆差问题。中国对美国每年有2000多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如果包括香港在内,顺差达到3000多亿美元。特朗普总统可能忘记了这个数字,他在推特上总说有5000多亿美元的顺差,实际上,中美贸易总额是5000多亿元,特朗普总统把中美之间的贸易总额说成是中国对美国的顺差。

实际上,中美之间的2000多亿美元的顺差,相当大部分又转给了日本、韩国和台湾省。韩国对中国每年的贸易顺差达到2000多亿美元,台湾省对大陆的贸易顺差每年是1000多亿美元,日本对中国的顺差也不小。主要是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零部件,在中国大陆组装,再出口到美国。还有一部分中国对美国的顺差,是在中国投资的美国企业所生产的产品返销到美国所带来的,如苹果手机70%以上在中国组装,对中国的出口和苹果公司的利润做出了重要贡献。2017年,中国进口芯片价值2601亿美元,占全球贸易额的54%。中国进口芯片大部分来自韩国、日本和台湾,从美国进口的仅为300多亿美元,虽然出口额占比不高,但都是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可见,这是一个长期自然形成的国际产业链分工的结果。如果一个国家用禁售的方式强行干预这个国际分工,将打乱现有的产业链条,导致严重的国际贸易衰退。此外,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优势产品仍有很多,包括高科技产品、农产品和服务,美国扩大对中国的出口,以减少贸易逆差,有很大空间。关键是美中双方应针对贸易逆差逐项进行分析和调整,比如减少高科技产品对中国的出口禁令,扩大中国赴美旅游、留学人员规模,增加服务出口和农产品出口等,解决好这些问题,就有利于扩大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减少贸易逆差。

郑新立:美国有很多商品在中国市场具有很大销售潜力。如通用飞机,美国保有量达 22.3万架,中国仅有1874架,随着中国开始重视发展通用航空业,将为美国通用航空制造业和机场设施、飞机维修、飞行员训练、航空金融业等带来巨大出口商机。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农业,随着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对美国的先进高效农业机械、灌溉设施、育种技术、规模化畜牧养殖技术装备等都带来巨大进口需求。美国的大豆、肉类、干鲜果品等已批量进入中国市场,并有很大出口增长空间。遗憾的是,随着双边对等贸易制裁措施付诸实施,这些商品有可能退出中国市场。去年,中国进口大豆近一亿吨,70%来自美国。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猪肉消费国,美国生产的猪肉在中国市场有很强的竞争力,出口前景广阔。遗憾的是,由于美国发起的制裁引起中国的反制裁,使两国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蒙受损失。美国有耕地30亿亩,中国有18亿亩,美国人口仅为中国的四分之一,美国人均耕地为中国的7.8倍。从长远来看,中国从美国进口农产品的发展空间巨大。如果因为个别人的不理智行为而阻碍了这种有巨大互补性的贸易,只能留下历史遗憾。

郑新立:通过扩大对美国产品的进口来减少双边贸易逆差,还有一个有效措施就是高端服务业,这是美国的强项,在服务贸易方面,美国对中国每年有500多亿美元的顺差,而且尚有较大发展空间。前40年,中国的对外开放主要集中在工业方面。随着工业产能的逐步过剩,下一步要扩大开放服务业。过去中国在服务领域特别是金融业外资进入方面设有一定股权比例限制,外资设立银行、证券、保险公司等都要求中方资金占一定的比例。最近习近平主席在海南博鳌的讲话已经宣布,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放宽外资金融机构设立限制,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范围,拓宽中外金融市场合作领域。对外资进入实行负面清单制度。这些政策对美国金融业进入中国市场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在文化、旅游、娱乐业等方面,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也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商机。通过扩大服务业对中国的投资,增加服务贸易项下美国对中国的顺差,可有效抵消实物商品贸易项下的逆差。

对于中美双边贸易逆差的问题,可以坐下来一个商品一个商品来讨论,应听取企业界和民间智库的意见,一定能找到令双方都满意的解决办法。过去一直都是这样做的。当前发生美中贸易战是双方的沟通不够,美中双方都谈到要加强接触。直到最近终于有了一个转机,美国的商务部部长与贸易谈判代表到中国去,对美中贸易问题进行谈判。这是一个利好的消息。我相信,通过双方共同努力,贸易摩擦是可以化解的。

记者:对中国铝材钢铁、中兴通信、华为、阿里等企业,美国通常采用反倾销、违反美国相关贸易法规、涉嫌危及美国安全等名义,进行大幅度加税、拒绝、绞杀。中国历史上,有没有主动对美进行同样的措施?

郑新立:改革开放40年来,中美贸易关系总体来讲是好的,没有出现过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美国对于中国来说,历来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地。中国的企业感觉到美国的市场是开放的,通过对美国的出口,中国保持了外贸顺差。对企业而言,在美国开拓市场,进行投资,各项法规比较健全,都愿意到美国来开拓市场。通过中美企业家的努力,两国经济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融合的程度。硬性割断这种联系,是违背历史潮流的,是行不通的。

记者:看上去,这场贸易战,美国似乎早已处心积累、有备而来,占了主导地位,而中国的反制措施显得被动、无力。请您分析一下在这场较量中,接下来双方都会出什么招数?为什么?

郑新立:美国对中国采取贸易制裁措施,美方一直处于攻势,中方处于守势。中国的反制裁措施是非常克制的,是冷静理智的,仅仅是对美国采取等量的反制裁措施,是有理、有利、有节的。中国反制裁的目的,还是希望双方通过友好协商化解矛盾。已经实施的制裁和反制裁措施,对双方的企业都造成了很大伤害。美方对中方的制裁,导致中方依托美国市场的一些企业,特别是中兴依托美国企业提供的芯片,禁售后面临着很大困难,不仅中兴遇到打击,向中兴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一些美国企业,销售额和利润大幅度下降,对就业也会带来负面影响。

归纳起来,特朗普的这些措施,用中国的一句话是: “杀敌八百,自损一千”。美国企业的损失大于中国。因为,华为、中兴等企业的主要市场不在美国,而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他们的产品覆盖到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再说,美国企业拒绝提供中兴芯片,中兴可以向其他国家和企业寻找替代产品,找不到就在国内研发。中国国内芯片的研发和生产能力都已经存在。过去,由于中国企业和用户对美国的产品存在质量迷信,同样一台电脑,用美国芯片的价格就能卖得高一点,用国产芯片就卖得便宜一点。同类国产产品与美国相比,可能在质量上有一些差异,但不是很大。如果这次美国政府拒绝把某些芯片卖给中国企业,这正是中国芯片自主研发和批量生产的天赐良机。看到美国政府禁售,国内芯片生产企业高兴得不得了,这些企业在国内股市的股价暴涨。只要他们有钱,国内又有市场,其生产规模扩大了,质量就会提高,成本也会下降。

郑新立:根据我长期研究中国企业技术进步的经验,凡是外国不卖给我们的产品,我们都通过国产化解决了,而且不仅能满足国内市场,还能远销海外,成为出口拳头产品。凡是国外愿意卖给我们的产品,往往长期依赖进口,国内的研发和生产能力长期上不去。特别是像芯片这样需要投资量大、研发周期长的产品,只要从国外容易购买,企业就缺乏自主研发的积极性。可以说,这次中兴的遭遇,为中国芯片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十分难得的机会。现在,中国企业正憋足劲头搞芯片研发,也许三两年之后,特朗普禁售的这些芯片,中国就完全有能力制造,比进口美国芯片的质量只会更好,价格还会更便宜。中国将完全摆脱对美国芯片的依赖。所以,特朗普政府对中兴的禁售,损害最大的是美国企业的利益,是很不合算的。

记者:您估计,这场美中贸易战,会延续多久?将产生怎样的结果?

郑新立:现在,美国对中国的钢铝的限制措施,中方已经提出反制措施,并且已经生效。美方又提出500亿美元商品的提高进口关税措施,中方也提出制裁的商品目录,但是,加税还没生效,还有谈判空间。

希望通过这次美国商务部长和谈判代表到中国去,能够坐下来,进行友好协商,找到一个化解双方贸易纠纷的措施。我对此抱着很大的信心和期待。双方有诚意的话,一定能找到解决办法。

中美贸易战会延续多久?这取决于特朗普政府。习近平主席在海南博鳌宣布中国扩大开放的政策措施,本应成为中美解决贸易问题的契机,没想到特朗普把这作为他对中国制裁的效果,这就走到了错误方向。没有特朗普对中国的贸易制裁,中国也会越来越开放。因为,对外开放已经写进了2013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决定》提出要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在完善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探索建立自由贸易港。这一次宣布,实际上是对十八届三中全《决定》的具体落实。

中国下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在建立和完善11个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要在海南省试验建立自由贸易港。与自由贸易区不同,自由贸易港实行境内关外政策,资本、人员、商品可以自由进出,货币可以自由兑换。在21世纪的当代,再拿出关税、禁运等单边主义、保守主义的做法,实在是太不与时俱进了。如果说过去美国还可以一呼百应,这次特朗普的政策连美国的传统盟友都保持反对或中立,并遭到国内1000多名经济学家的联名反对。

美国应抓住中国扩大开放的机遇,特别是即将在上海召开的进口商品国际博览会,支持美国企业扩大对中国的投资和出口,提高对中国市场的占有率,通过提高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缩小美中贸易逆差。

记者: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对中国「一带一路」、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计划造成怎样的影响?

郑新立:我认为,影响只会起到激励作用,不会起到阻碍作用。因为,「一带一路」主要涉及亚洲、欧洲、非洲这些国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经有70多个国家加入,基础设施等互联互通也在进行,一些大项目已经有序开工建设。到2035年,中国必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美国挑起的贸易战,对中国国内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只会起到推动作用。

现在,大家一致认为,把希望寄托在购买上是靠不住的,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加大研发的投入,增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特别是关键的零部件,一定要立足国内生产。下一步,国内对芯片的研发与生产能力投入,将会大幅度增加。对特朗普的贸易制裁,国内的舆论一是“吃惊”,二是“感谢”!

记者:请解读:中国政府实施「把调结构与持续扩大内需结合起来」,是否应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之举?

郑新立:最近,中央经济委员会开会提出要把调整结构和扩大内需结合起来,这是面对新的经济矛盾提出的重大战略。过去我们讲扩大内需,还是适度扩大。外需受到特朗普的制裁,对美出口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目前中国实物商品的出口已经世界第一,在GPD中的比例已经不低,国家外汇储备充足。中国的目标是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关键在于扩大内需。中国人均GDP水平只有美国的六分之一,扩大内需的空间很大。特别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将释放出农村发展的巨大潜力。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2.7:1,农村还有5亿多人,农村的发展还比较落后。通过加快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农民工市民化、特色小镇建设,将会激发出国内市场需求的巨大潜力,足以拉动中国经济到2030年之前保持中高速增长。所以,美国这些制裁措施,对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现代化进程不会带来什么大的影响。处理得好,把压力变为动力,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将起到助推作用。

记者:在金山湾区,适逢美国对中国展开贸易战,此时创办「美中经济发展研究院」

有何作用?您作为该院理事长,请介绍该院成立后将开展什么工作?有何规划?

郑新立:「美中经济发展研究院」的主要任务,一是研究美国的发展经验,包括美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型教育的经验。美国的大学,都是创新型的大学,美国评价大学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看大学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度。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有30多位获诺贝尔奖;斯坦福大学,是全美创新能力最强的大学。今天我们能得益于网络经济、数字经济的恩惠,要感激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理工学院等,感谢美国这些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们的创造。

近些年,全球基础研究成果的70%都是由大学提供的,美国的大学是创造技术专利的基地。我们要向美国学习,把美国作为老师,我们要恭恭敬敬地做小学生,学习他们的经验。另外,他们的一些技术成果,如果政府同意,可以到中国实行工业化、产业化,借助中国的市场,把产业做大。就像苹果手机一样,借助中国市场做大做强。韩国的三星,也是借助中国的市场发展起来的。

中国有13亿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购买力在增强,今年中国市场销售额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中国市场对美国高科技产品和服务的吸纳能力也在增强。美国未来要发展,一定要借助于中国市场。如果拒绝中国市场,不但不利于美国企业的发展,也不利于美国就业规模的扩大。由于美国劳动力成本高于中国,对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品,美国已没有什么优势。美国应集中精力发展高科技产品和高端服务业。通过扩大这些产品和服务的出口,解决美国就业问题。

在缩小收入差距上,应加大税收等调节力度。根据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去年写的一本书披露,2016年美国新增收入的91%被1%的人拿到了,剩下99%的人才拿到了9%的新增收入。所以,收入分配不公才是美国蓝领阶层收入增长缓慢、生活无法改善的根本原因。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国外转移当做美国失业率增加的主要原因,显然是找错了问题的根源。美国的许多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正确的。希望特朗普总统和政府能倾听斯蒂格利茨斯、罗奇等许多有真挚卓见的经济学家的意见,从而制定正确的美国对外经济政策。

记者:请介绍您此次到美国的行程安排?

郑新立:这次来美,主要是参加美中经济发展研究院及其东湾分部的揭牌仪式。美中经济发展研究院成立后,研究重点:一是研究美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供中国学习借鉴;二是研究美中两国可以进行相互投资的项目和扩大双边贸易的途径;三是研究化解美中贸易摩擦的办法。美国只有200多年的历史,已经发展为世界最发达、最强大的国家。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至今仍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产业处于垂直分工状态,经济互补性很强,发展经济合作的潜力很大。美中经济合则两利,斗则两伤。要研究如何促进中美企业开展合作,通过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美中经济发展研究院是一家民间智库,主要为企业投资贸易经营提供咨询服务,对政府提出建议。

除了来金山湾区,还计划去佛罗里达,那里的旅游业发展得很好,跟海南岛气候相近,希望探讨两地发展文化旅游业合作的可行性。另外,还准备到纽约去,美中经济发展研究院计划在纽约设立一个办事处。因为美国的商业信息、金融中心在纽约。还打算在北京设一个办事处,与美国的研究形成互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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