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拥有三重优势
- 时间:2018-10-26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时间:2018-8-21
王福强:可以说,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发源地,也是创新发展的示范区,新形势下更有可能成为中国新一轮全面开放的领头羊。
8月15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组长韩正表示,要充分发挥粤港澳综合优势,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典范。19日,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在广州召开,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全体会议精神。
如何理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全体会议的精神?就此,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专访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产业规划部部长、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王福强。王福强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战略层级很高,充分显示了中央对港澳的重视。粤港澳大湾区的综合优势,要从港澳的优势、内地的优势、中央的优势三方面来解读。他表示,中央高度重视,将粤港澳大湾区做成了与“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并列的第四大区域发展规划,可见中央的良苦用心。它不仅是要解决港澳自身发展的问题,也是为了解决中国构建开放经济新体制的问题。
高规格成立领导小组的意义
《21世纪》:“粤港澳大湾区”连续两年写入中央政府工作报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即将出台。地方又有不少“湾区”提法,如浙江提出“浙江大湾区”。在你看来,湾区、湾区经济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王福强:要界定一个湾区是否是一个经济地理概念的湾区,不能单纯看其地理形态,而要看多种要素。从全球来看,湾区经济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是成熟的经济形态,湾区多具有开放的经济结构、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强大的集聚外溢功能、发达的国际交往网络,很多湾区成为所在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引领地区,成为科技创新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前沿地带。主要有五个特征:经济高度发达、创新资源集聚、生活环境优质、交通基础设施完善、区域发展格局功能明确。
《21世纪》: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担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组长,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均是小组成员。对高规格成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如何评价?
王福强:第一个方面,这说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战略层级很高。韩正同志不仅担任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组长、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组长,现在同时担任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领导小组的组长。第二个方面,这一举动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港澳的重视。这是中央首次将港澳特区政府首脑纳入中央决策层,表明中央非常看重港澳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作用。可以这样理解,在中国改革开放过去的四十年以来,中国大陆有需要地利用了港澳的优势,将它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而现在改革开放再出发,我们仍然要充分利用好港澳的综合优势,包括其金融、国际通道、专业服务、国际认知度和公信力等。
第三个方面,如今这个高规格的粤港澳大湾区,除了韩正做组长和港澳特区政府领导的参与以外,还有国家发改委、港澳办各部门的领导加入其中。这些部门对于支撑大湾区发展起到根本性作用,这种架构体现了中央高层对于大湾区的高度重视。在各部门齐心协力共同参与下进行制度创新。形成集体合力后,有效解决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三种法律制度的制约,形成一个“1+1+1>3”的格局。
三个层次的“综合优势”
《21世纪》:韩正副总理强调,充分发挥粤港澳综合优势,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如何看待粤港澳综合优势?
王福强:粤港澳大湾区的综合优势,要从港澳的优势、内地的优势、中央的优势三方面来解读。
第一,港澳的优势。港澳目前仍是独立的关税区,有发达的国际通道、专业的服务、国际公信力,以及世界一流的营商环境和在吸引人才方面的传承。高水平地利用港澳的制度优势,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形成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是内地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个推动对外开放的根本思路。
第二,广东省内地的优势。广东的九个地市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区,是改革开放的门户,改革开放中的执牛耳者。让这个区域在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情况下继续发挥带头作用,就能实现总书记对广东提出的四个“走在全国前列”。
第三,中央政府支持优势。中央高度重视,将粤港澳大湾区做成了与“一带一路”、京津冀、长江经济带发展并列的第四大区域发展规划,可见中央的良苦用心。它不仅是要解决港澳自身发展的问题,也是为了解决中国构建开放经济新体制的问题。
如果认真学习各类文件,我们就会发现,粤港澳大湾区不仅是战略层面的规划,还是社会层面的规划,更是政治层面的规划。我们理解大湾区,应该从祖国复兴的角度来理解。
如何“高质量”
《21世纪》:韩正副总理还强调,粤港澳大湾区要“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典范”。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对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何意义?
王福强:一是打造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平台。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正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需要一个创新发展的平台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实现转型升级,示范带动泛珠三角区域,甚至是引领整个中国更高质量的发展。对外,携手应对外部挑战,共同面向国际市场。大湾区的开放性、包容性、市场化特质,最有可能形成这样一个新平台。既能有效应对国际压力,代表中国参与国际竞争,又可以牵引带动国内产业的转型升级。可以说,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发源地,也是创新发展的示范区,新形势下更有可能成为中国新一轮全面开放的领头羊。
二是寻求建立一种新规划。中国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在全球经贸规则制定方面理应有相应的话语权。湾区在新业态、新技术方面走在世界前列。许多产品是创新性的。如在5G应用、移动支付、人工智能、云轨技术等方面,都可以争取引领世界范围内的产业发展。
三是推动新一轮改革。新一轮改革面临的问题都是老大难,硬骨头。需要试验田进行探索。需要选择区域进行压力测试。大湾区可以承担这种功能,总结出的创新经验再辐射推广至全国。
经过40年合作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已成为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无论是经济规模、外向程度、产业形态,还是城市竞争力和区域一体化水平,都已具备建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基础条件。
对接“一带一路”和自贸试验区
《21世纪》:粤港澳大湾区最早是在《“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提出来的,如何看粤港澳大湾区与“一带一路”的关系?
王福强:虽然最早是在《愿景与行动》中提出,但最初大湾区在其中并无实质内涵。只是从推动台港澳共同参与“一带一路”的角度泛泛的提出。随着形势的变化和认识的深化,大湾区与“一带一路”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首先,从区域上来说,它是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的交流地带,是“一带一路”的支撑区。从战略通道上来说,它是两条战略通道的起点。一是向南经印尼到澳洲,一是向西经马六甲海峡至印度洋。
其次,从功能上来说,这个区域在参与“一带一路”时,要辐射带动泛珠三角区域乃至西南、中南。对外,要辐射带动东南亚、南亚等区域。
第三,大湾区有通达的国际网络,有庞大的华侨群体,有英语、葡语、粤语等媒介,是整个中国对外联络最密切的区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来源。
第四,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仍然要利用好港澳元素。携手港澳走出去,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也是“一带一路”建设提出的具体要求。这也是大湾区的历史使命之一。
《21世纪》:粤港澳大湾区涉及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一些观点认为三个独立关税区对要素流动造成一定阻碍。你怎么看?如何进一步推动粤港澳之间软件、硬件的对接?
王福强:确实是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在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方面,都存在着掣肘因素,导致大湾区无法形成一个统一大市场,进而导致三地的产业发展不能形成合力,不能形成一个经济共同体。同时,物理隔阂也造成港澳与内地价值理念、发展诉求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不能形成一个社会共同体。
为此,要推进软、硬件的对接。硬件上,加快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如抓紧开通港珠澳大桥,建设通关口岸,提升通关效能,推动港口、基建、航空等领域的全面对接合作。软件上,要从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资质互认、标准对接、民生合作和税制改革方面入手,制定切实可行的举措,破解各种制约因素,形成从区域共同体到经济共同体再到社会共同体的转变。
《21世纪》:最新的广东自贸试验区深改方案提出,要把广东自贸区建设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合作示范区。如何理解“合作示范”,自贸试验区与大湾区有何联系?
王福强:大湾区建设的理念之一,就是合作发展,携手共赢。但是合作不可能一步到位,要分阶段、分步骤来实施。对于一些合作,可以选择个别区域进行压力测试,进行制度示范。成功了再推广到整个大湾区。自贸试验区就可以承担这种先行先试的任务。在这三个片区示范成功了,可以对其它区域形成正面示范效应。
两者的联系在于,广东自贸试验区是大湾区中粤港澳合作的首要平台和重点区域。大湾区的制度功能之一,就是利用两种制度的差异进行制度创新。而这种创新,最可能在自贸试验区内优先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