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专家称大湾区建设要破解制约因素优先做到人流畅通
时间:2019年03月05日    作者:王福强

来源:中国网《中国访谈》

嘉宾: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产业规划部部长、研究员王福强

中国网:“中国访谈,世界对话”,欢迎您的收看。2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对中国来说,粤港澳大湾区意味着什么?这一份近期规划到2022年、远期规划到2035年的重大规划纲要,给粤港澳地区、给整个中国、给全国的普通百姓又将带来什么呢?中国网《中国访谈》就相关问题采访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产业规划部部长王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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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产业规划部部长、研究员王福强。(杨佳摄)

中国网:王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中国访谈。

粤港澳大湾区所包含的九个城市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比如说,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各个城市之间也存在着竞争的关系。请您梳理一下粤港澳大湾区内部有哪些复杂待解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这些关系?当务之急应该先解决什么问题?

王福强:确实,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各大湾区中建设难度最大的,也最具有挑战性的,主要原因是存在了许多的限制性因素。首要因素,这是“一国两制”框架下的规划,虽然国家头一次把内地和港澳放在一个层面规划,但是客观上增加了一些难度,因为在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法律体系、三种货币体系下要素自由流动是不可能的,如果要素不能便捷流动,就无法进行各种生产力的布局,无法整合各种资源,无法形成统一市场。这是最大的制约因素。

第二个制约因素,发展惯性的制约。这个地方是存在发展惯性的,或者说整个中国内地都是存在发展惯性的,现有的发展模式都是行政区主导发展的模式,叫做行政区经济。大家发展都是以邻为壑,我发展我的,你发展你的,很少谈协同。当然,这种经济区发展模式有它的好处,招商引资比较快,决策机制比较快,短时间能进行产业布局。但是,从长远来看有很大的弊端,决策失误、冒进、区域分割,都限制了要素的自由流动。我们学术界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发展除了市场主体以外,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也成为一种市场主体,也在参与经济的发展和对经济的推动,但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到了大湾区时代——我们说改革开放经历了四个阶段,现在是大湾区阶段,从代工阶段,到CIPA框架的传统服务业和自由贸易合作阶段,再到自贸区的高端服务业合作阶段,再到大湾区的制度合作阶段,到了这个阶段,我们就需要做一些调整,就需要实现从行政区主导的发展模式到功能区主导的发展模式的转变。大湾区在这个过程中应该率先出发,有所作为。我们可以看一下“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纲要提出区域发展的重点是跨区域协调发展,单一区域的发展不会再上升为国家战略了,如果能上升为国家战略,都是跨区域协调发展。它背后隐含的意思是要推动这种发展模式的转变,从行政区主导的发展模式到功能区主导的发展模式,但内地恰恰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还有发展惯性。

从港澳来说,也有一些发展惯性。对澳门来说,博彩业一枝独大,躺在上面就可以挣钱,收入又很高,为什么要产业多元?不需要。从香港来说,它的发展关系,现在它的产业结构非常畸形,它只有服务业,没有制造业,服务业里房地产业占比特别高,30%多,相当于全香港人都在为几个房地产老板打工,有20万香港人是住在“鸽子笼”里。现在的年轻人轮候公屋,以前是3年上房,去年年底的数据是5.5年,就是说一个年轻人,哪怕他是哈佛毕业的,他买不起房子,他只能轮候公屋。他要轮候公屋的话,必须接受一些限制性条件,比如每个月的稳定收入不能超过1.01万港币,还要等5.5年。很多人为了获取这种竞争优势,只好装小可怜,宁可不入职,不找正式工作,也要获得这种竞争优势。这就扭曲了年轻人积极向上的心态,和隔壁邻居深圳相比截然不同。深圳是平均年龄32.5岁的城市,年轻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朝气蓬勃。香港相当于它的发展惯性已经限制了它未来的发展,所以第二个重大的制约因素就是发展的惯性。

第三个限制性因素就是主体的不同,如何协调的问题。主体非常复杂,大湾区建设的主体太多元了,包括政府,学界、商界、市民。从政府层面来说包括中央政府,包括3个省级行政单元,包括内地的9个地级城市,包括两个特别行政区。从学界来说也是分为两岸三地的学者,他们立场不同,观点不同,判断角度不同。商界也是这样,有些人面向国内市场,有些企业面向国际市场,有些兼具。对一些民众来说,他们的期许也不同,有些民众不关心经济发展层面的问题,他就关心环境共建共享的问题,他就关心自己的收入是否可持续的问题。香港的收入差距在持续拉大,他就关心自己的收入是不是能够达到中产阶级。所以,他们关注点是不同的。主体的不同造成了对大湾区的诉求不同、期许不同。如何有效地匹配这些期许、这些诉求,这是大湾区建设面临的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举个小例子,中央政府更关注政治的、社会层面的事情,省级政府可能更关注自身区域怎么协调发展,像广东,粤东(粤)西北,大湾区怎么实现内部的发展,珠东和珠西怎么均衡发展,大湾区怎么带动粤东(粤)西北的发展。从内地九个城市来说,就关心怎么实现自身的发展,怎么在区域竞争中胜出,佛山怎么能够追上广州,中山怎么能够超过江门,他们更关注这些层面的东西。所以,需求不同导致了期许的不同,如何协调这种不同的期许、不同的诉求,找到大家共同的关注点,形成建设大湾区的合力,非常关键。

还有一个障碍,民众的认知程度。就大湾区来说,内地一直是政府在主导规划,民众参与,而港澳并不是这样,他们更多地是社会力量在推动着规划的形成,无论是策略,还是愿景,更多地是市场在推动。所以,运作模式的不同也造成了差异,这也是一个问题,但不是最主要的问题。

要有效解决这些问题,从两个方面(着手),第一方面是建立强有力的保障协调机制。我们也看到,我们成立了大湾区领导协调小组,由韩正副总理做组长,统合了各个相关部门,包括港澳。从3个省级单元来说,每个地方都成立了专门的机构,有的放在发改委,有的放在特首办,都是承担这种协调的功能。从内地9个地市来说,也是专门设置了这种机构。所以加强统筹协调非常重要。

第二,要出台具体的支撑政策,有效地解决刚才所说的那些问题。我们理解,政策从几个层面入手,这些政策都是本底性的政策,只有这些本底性政策出台了,发挥作用了,大湾区的其他的重点工作才可以往前推进。

哪些本底性政策呢?第一是人流畅通,第二是物流畅通,第三是资金流畅通,第四是信息流畅通——我们说的“四流”;然后是资质互认,标准对接,民生合作,治理协同,税制改革和空间拓展。这十类政策是关系到大湾区能否行稳致远的本底性政策,这些政策有了,大湾区的六项重点任务,像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国际科技创新的建设、优质生活圈的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都迎刃而解了。所以,现在我们做的工作主要是怎么细化、优化这些政策,形成一系列的政策包。

首先这“四流”,这“四流”最先要解决的就是人流,人怎么来,来了怎么住,享受什么样的社会福利,都是很重要的问题。人怎么来?签注不方便,交通不方便,我要坐很长时间的车,肯定不愿意来。我要若干次申请才批下来,我肯定不愿意去——现在内地商务签注去香港就非常麻烦,要求企业纳税额多少,成立多少年,是不是高新技术企业。对于一个初创公司来说,比如从国外回来的那些高技术人才,刚成立公司,不可能达到商务签注的基本要求。所以,他们就无法自由地往返港澳。港澳那边有很高的国际创新要素,他们可以去对接,可以去参加会议,但是就无法去。所以,人怎么来、怎么去,这是一个方面。

二是人来了以后怎么办?比如港澳的青年人士来湾区就业创业,他们的配套服务怎么解决?他们的子女是否要在这里接受国内的教育?我们内地的这种制度、环境、教育体系是否能支撑?这是从教育方面讲。

从医疗方面来说,香港是世界人均寿命最长的地区,它有非常完善的医疗服务体系,有非常发达的医疗技术。我们都知道,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两所大学都有很好的医学院,尤其是香港大学的牙科,全世界排第一,遥遥领先,比哈佛大学医学院强得太多。我在那边可以接受很好的服务,在内地是不是也可以接受?我的医疗保险是不是可以在内地结算?这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这种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是首要的。

还有民生合作、资质互认,他们过来干什么,需要工作,工作需要你认可我的资质,比如我是教师,资格认可了,能否在内地就业。四流和后面这十项政策是相互交织、相互支撑的,不是说谁最重要,都重要,但从直观来说可能是人先来,来了以后再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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