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专访王福强:粤港澳大湾区究竟有何战略意义?
时间:2019年04月22日    作者:王福强

来源:中国报道

编者按:粤港澳大湾区的范围区内,有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第一次把港澳纳入区域规划中,作为一个整体区域来统筹研究,这是一次重大创举。那么,大湾区究竟有何重要的战略意义?大湾区建设又如何紧密合作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为此《中国报道》记者专访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产业规划部部长王福强。

 

说明: 专访王福强:粤港澳大湾区究竟有何战略意义?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产业规划部部长王福强

 

中国报道:《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是总书记系统分析国内外总体形势,准确把握改革整体进程,前瞻擘画中国发展总体蓝图而提出的先导战略。在您看来,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认识大湾区的战略意义?

王福强:准确认识大湾区的战略意义,首先要对标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三大历史任务。推进现代化建设。这种现代化是“五位一体”的现代化,是先进制度支撑的现代化,大湾区这个平台就是要进行全面制度现代化的新尝试;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当今世界的冲突,更多是不同文明的冲突,大湾区内有不同的文明形态,有英语、葡语等多种媒介,有侨眷、侨乡等各类桥梁,有通达全球的国际网络,是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高地。在这个平台上探索文明和谐共处的新形式,再适用到“一带一路”建设中解决不同文明的冲突,本身就是大湾区对于国家、对于人类的贡献。

其次,大湾区的战略功能是综合性的,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从中央层面的战略考量来说,经济层面的功能是重要的,但不是首要的。地方在切入大湾区战略的时候,一定要准确理解这一点。具体来说,有几个方面的战略目标。一是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内涵以维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二是作为高质量发展平台承担改革开放再出发重任。改革到了这个节点上,我们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从内地来说,整体上处在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过程中,存在以邻为壑、低质重复、环境污染等问题,制约了下一步的高质量发展。从港澳来说,香港的社会问题突出,澳门发展空间狭小,产业结构单一,经济非常脆弱。要解决这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就需要一个平台进行突破、进行压力测试,为后续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探索经验。

同时,改革再出发需要探索改革新路径。我们不缺改革方向,不缺改革动力,但缺改革空间。如何形成这种改革空间,让改革者愿意改、敢于改、乐于改,就需要一个平台来试验。要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就开放内容来说,我们的开放还有许多滞后领域;就开放阶段来说,我们从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型开放的阶段,进入了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的阶段。配合这个转变,就需要及时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只有通过开放倒逼改革,服务业才能做大做强,才能真正形成有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

中国报道:广东作为大湾区建设的重要责任主体,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将担当什么样的角色?

王福强:广东作为大湾区建设的重要责任主体,要紧密对标大湾区的战略使命,认真分析影响大湾区建设的制约性因素,找准参与各项建设任务的切入点,以港澳所需、湾区所向、广东所能为基本出发点,及时谋划、出台具体的行动措施。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是要围绕十个方面做好基础支撑。从人流畅通、物流畅通、资金流畅通、信息流畅通、资质互认、标准对接、治理协同、民生合作、税制改革、空间拓展入手,推动出台相应的支持政策。这十个方面的政策是涉及大湾区行稳致远发展的本底性政策,是未来政策支持的重点。目前,以规则相互衔接为重点,广东已拟定了《实施意见》和《三年行动计划》,加快编制大湾区建设专项规划,加强设施“硬联通”和机制“软联通”。下一步,结合大湾区的战略使命,要扩张政策适用对象,不仅包括港澳居民,也要包括台湾居民。

二是切实配合解决制约港澳发展的相关问题。港澳在长期发展中积累了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广东要主动配合港澳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比如,港澳发展面临空间受限问题,急需到内地拓展发展空间,包括物理的居住空间和产业发展空间。对此,广东就要积极回应,与港澳协同,一起谋划具体平台。

三是在大湾区共同利益交汇点上发力。广东要通过协同港澳共建生态湾区、绿色湾区、健康湾区、人文湾区、休闲湾区、教育高地,构筑一个高品质生活圈,形成一个生态文明样板。同时,建设成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港澳获取发展新动力的重要路径,广东要积极配合,在共建科创中心方面提供各类政策支持。

四是积极推进深层次改革。要继续深化改革,争取中央授权大湾区成为国家包容审慎监管区,为改革提供充足的空间,支持基层自主改大胆闯。要推进内部行政体制改革,探索形成功能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要探索融合发展机制,推动出台实现港澳居民国民待遇的相关举措。要推进产业协同,设置必要的产业载体,支撑港澳产业多元发展。要推动教育、医疗等服务业优先向港澳开放,为港澳发展注入活力并有效满足内地需求等。

五是要积极进行全面制度现代化的探索。推动中央把大湾区作为全面现代化建设的综合改革试验区,进行构建先进制度体系的探索。要对标香港,构建高标准营商环境,从体制环境、政策环境、人文环境及执法执规环境四个方面入手,建立起与港澳趋同的制度环境。要完善市场运行机制,建立法治化、透明化的资本市场制度、公平税负制度、金融产品交易与监管制度、公司治理制度、商业诉讼机制、社会治理制度等。

六是要选择优先领域进行先期突破以取得早期收获。教育、医疗是香港绝对领先于内地的优势领域。在这些领域推进合作,既是港澳所愿,也是广东所需,更是湾区所向。要积极推动香港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在湾区内地落地。

七是超前谋划新的合作平台。港澳发展需要新的空间,包括物理空间和产业空间。要支持各地市与港澳共同发展“飞地经济”,设置科创、教育、园区“飞地”拓展港澳空间,并配套与港澳对接的公共服务。要积极谋划珠西发展,提升澳珠级的发展能级,真正实现大湾区“三极鼎立”,并带动珠西、粤西发展。要补足只有陆域平台没有海域平台的短板,谋划蓝色平台,以万山群岛为主体设置海洋协同发展区,配合支撑港澳海洋经济发展,支持深圳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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