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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届中国地方政府治理高层论坛上的致辞
时间:2019年08月29日    作者:张大卫

 

2019年8月27日

 

尊敬的刘强书记,尊敬的张宗益校长,尊敬的各位领导、专家,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

祝贺重庆大学九十华诞!祝贺首届“中国地方政府治理高层论坛”开幕并预祝圆满成功!在重庆国际智博会召开期间举行这一论坛非常有远见,也非常有智慧。昨天,我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对智博会的贺信和刘鹤副总理的重要讲话,很受教益。今天下午,我在智博会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合作论坛上还有一个发言。发言时,我会特别强调加快构建有利于政府服务、包容审慎监管的法律法规体系,以保证人工智能产业健康发展问题。

这就涉及到政府治理。

我们知道,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既会强力拉动经济增长、促进社会进步,同时也会给人类带来隐忧和恐惧。这是从人们看到“深蓝”和“AlphaGo”打败人类顶尖棋手那一天起就开始了。当人类所制造产品的能力,异化到超过我们自己的智力时,我们应该认识到,如果不做好准备,我们迟早有一天会变成被这个新朋友所控制的可怜虫。所以我们必须加强治理,必须对其发展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预判,对其发展的轨迹进行可控的科学设计,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和其他科技革命的成果,在促进社会创新、发展、进步的同时,不突破人类道德伦理的底线,不对社会健康发展的良序造成破坏性的冲击,使科技向善成为永恒的法则。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作为地方政府而言,更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围绕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不断深化改革,着力在改善治理方式,刷新治理内容上下功夫。今天就这两个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在改善政府治理方式方面,主要是坚持依法施政,促进政府施政的科学化、法制化、民主化。

最近几年,中央紧紧扭住转变政府职能这个“牛鼻子”,着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强力推进政府“放管服”改革——即简政放权、包容审慎监管、以优化营商环境为重点持续优化政府服务。“放管服”改革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以上带下,以下促上,上下互动;二是中央支持地方搭建了许多综合改革试验平台,形成了一批制度创新的高地;三是鼓励基层和市场主体的创新行为,形成了全民创业创新创造的热潮。目前,放管服改革已深入人心、深入民心,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举三点为证:

(1)从2013年至2017年,国家政府部门行政审批削减了44%,中央政府层面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减少了90%,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压减74%,中央政府定价缩减80%,非行政许可审批被彻底终结。中央放权后,也带动了地方审批项目的大幅度压减。我自己也关心了一项审批权的改革——即物业服务企业资质认定。按照当时的有关规定,住建部管物业管理企业一级资质,各省住建厅管二级资质,省辖市住建局管三级资质。企业的水平和能力应该由市场决定的,业主把自己的资产管理交付给谁,也应是一种市场的行为。这项现在看起来不可思议的审批,被住建部于2018年2月12日主动废止了。

(2)在减少行政审批的同时,国家及时推进了立法和修法工作,地方政府也积极开展了类似“最多跑一次”、“一网通办”、“多证合一”等政府管理创新。这些立法和行政改革措施的持续发力,有效推动了全国营商环境的改善。据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中国营商环境总体评价,2013年度到2016年度前移了16位,而2018年则比2017年提升了32位。这其中,企业开办提升65位,获得电力提升84位,办理施工许可提升51位,保护投资者上升55位。国家近年来强力推动的证照分离改革,也将为我国营商环境改善提供强力的支持。

(3)由于中央强调各级政府对市场的监管必须坚持包容审慎的原则,中国掀起了“双创”热潮,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兴起:微信、支付宝、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网约车、电商、跨境电商、快递、外卖,还有数不尽的“互联网+”、“智慧+”、平台经济等业态。它们依靠国家建立的强大的信息基础设施,依托中国广阔的市场取得了市场定义权,形成了庞大的产业规模,成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主导者,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在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有力保证了经济转型期的充分就业。

(二)在刷新政府治理内容方面,主要是围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面向未来提供更多的新供给、新服务、新管理。

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政府就是要通过科学有效的治理,来促进发展的充分和平衡。我曾担任过七年的副省长职务,当年我们工作的重点,主要是放在促进增长上,放在提供更多的基础设施和公共品上。但现在政府治理的重心和高度关注的领域有三个新的特点:一是随着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变,即由增长主导的发展转向发展主导的增长,使政府治理更加重视社会价值目标,更加重视生态、环保、就业和民生福祉等有关领域;二是在经济领域更加重视新动能的培育和新旧动能的转换,以保持发展的持续性。在补供给短板的同时,也同时注重挖掘、释放新的社会需求,以拉动增长;三是更加重视社会危机管理和各种风险的防控。

当前,地方政府在治理层面需要做的事很多,也仍然面临不少难题,如扶贫攻坚、环境整治、城乡融合、乡村振兴、财政负担、市场监管等等。处理这些事务,有些可以依靠传统路径、传统办法去做,有些简单靠调动人、财、物资源则不一定能办好,解决问题必须靠治理的改革和创新。举四个例子:

1.数字化改造。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已深刻影响到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地方政府也面临着推动经济数字化、产业智能化、城市智慧化的巨大任务。但真正把在各个领域领先的、成熟的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应用好,则既要靠市场竞争和市场选择,也要靠政府的统筹整合。这就需要政府有数字化、智能化的知识,需要有类似过去所谓工程总承包那样的社会组织,有对各种城市和产业场景非常熟悉的设计者。我两次参加重庆国际智博会以后,才对工业互联网有了比较清晰的、全面的概念,什么结构性数据、半结构性数据、时序数据,我们城市的管理者如果不清楚,很容易在选择技术支持时走了弯路。

2.城市更新。我们的城市需要不断改造以焕发生机和活力,大的包括智慧城市、智慧交通建设,小的包括老旧社区的宜居化改造等等。总体上看,更新应有这么几项内容:一是提高城市战略规划和空间规划的创造力、引领力,为城市设计好走向未来的方向和路径;二是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公共管理的现代化,以提升城市的品质;三是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挖掘和培育城市的文化内涵,使城市更加宜居、居民更加有归属感;四是降低城市居住、出行的成本,避免过高的生活成本对产业和就业人员产生挤出效应,使城市的集聚效率能转化为居民的福祉,成为“低商务成本、高品质生活”的新型城市。

3.工作性质变革。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新科技革命带来的产业变革,必然会冲击现在的就业结构,重塑未来的就业市场。一方面,产业智能化、数字化,必然会使一些产业流水线上的岗位被替代。另一方面,制造业的服务化和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出现,又会创造大量新的工作岗位。同时,因少子老龄化社会问题的影响,人力资源的供需之间也面临新的平衡。这其中,政府要考虑的是怎样在推动就业结构调整和改善的同时,使那些需要变换职业岗位的人能顺利地、有尊严地实现过渡。目前各地正在强力推进职业教育和再培训计划,应该坚持把这件事做好。就业事关最大的民生问题,就政府责任而言,最根本的还是要通过发展,来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和岗位。

4.老龄化问题应对。中国社会的老龄化形势非常严峻。与发达国家比,我们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老龄化和前期人口政策的后期效应两碰头,呈现出典型的少子老龄化社会特征,总人口中适龄劳动人口的比例急剧下降,人均赡养人口的比例急剧上升;二是未富先老,当前我国老龄化程度的人均GDP水平,只相当于日本老龄化同期水平的38%左右;三是受到农村劳动力快速转移、城市独子化等新伦理问题的冲击,我国传统上依靠“孝道文化”和家庭伦理支撑的养老机制,面临解构的威胁,如不能有效解决,将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稳定产生严重的影响。各地各级政府必须抓紧拿出一系列管用的措施,化解这一矛盾。重庆老龄化程度也比较高。据2017年统计数据,在与其他国家中心城市和港澳深杭等城市的对比中,重庆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与上海相同,仅低于香港。重庆是国家长期护理险试点城市,也是“互联网+”和健康养老事业发展比较好的城市,相信能够创造出可复制推广的经验,供其他城市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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