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第30期 重建全球储蓄与消费的平衡(上)
时间:2009年07月06日    来源: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全球消费、储蓄及金融安全”分论坛观点综述(上)

  【摘要】处理消费与投资的关系,应做到增加消费和合理投资相结合。美国与中国的消费与储蓄的协调发展,有助于改变现有储蓄与消费格局。

  7月4日下午,全球智库峰会“全球消费、储蓄及金融安全”分论坛就消费与储蓄的问题进行研讨。与会代表围绕如何改变现有储蓄与消费格局,如何化解当前危机,及全球经济在后危机时代的发展等问题发表了意见,主要内容如下: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认为中国的储蓄、消费和投资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分配话题,是一个经济体在一定时间生产的产品、新创造的价值在不同用途之间的分配。从中国的消费率、储蓄率的总体变化情况看,中国的投资率不断上升,消费率下降。中国消费率偏低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消费增长太慢,而是因为投资增长得更快。总的储蓄率不断上升的原因,第一是文化传统的影响,东亚地区素有节俭的文化传统;第二是对未来花钱比较谨慎;第三是收入差距扩大。从投资问题看,储蓄在某种程度上是要转化为投资,所以高储蓄率必然是高投资率。但是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完全否定中国投资率的合理性。中国发展需要投资建设基础设施、改善公共环境、改善民生,这样国家才能增长。中国是离不开投资的,只要投资不是重复、不是低效投资,一定合理的投资还是必须的。促进消费比例上升,要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加快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发挥税收调节作用,把高收入群体的一部分收入通过财政杠杆转移到低收入群体中去。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郭庆平说,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投资和储蓄水平,而美国却保持着较高的消费水平,不少看法将中美的这种差距归为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表现,并将这种不平衡和全球金融危机联系起来。这是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

  第一,从总量和结构看中美储蓄率水平差异。2000年之后,中国国民储蓄率迅速攀升,与逐渐下降的美国储蓄率水平的差异拉大,推动中国储蓄率攀升的力量是政府部门的储蓄显著提高。近几年美国总储蓄率比净储蓄率平均大约要高12个百分点左右,若从口径一致的角度考虑,用总储蓄的概念去衡量中美之间的储蓄率水平差距,会缩小大约12个百分点左右。不论用什么口径去衡量,都不改变中美两国储蓄率各自的变动趋势,不改变中国国民储蓄率高,美国国民储蓄率低的结论。

  第二,2000年以来,全球失衡的问题日益突出,世界主要经济体经常帐户失衡越来越严重。但美国经常帐户的逆差并不能完全由中国经常帐户的顺差来解释。

  从GDP的规模看,2000年以来,美国GDP占全球GDP总量的比重有下降的趋势,在2008年占23.5%;中国GDP占全球总量的比重持续增长,但2008年也仅占到7.3%。美国经常帐户的逆差是多个国家,特别是其它东亚国家,以及中东产油国的持续顺差共同促成和维持的。单单把它看成是中国一家造成的,这不客观。

  储蓄和投资的失衡造成东亚新兴国家和中东产油国大量的储蓄。这些储蓄对外反映为大量的净资本流出,而这些资本大都流入了美国,使美国金融市场资金充裕,利率水平低,信贷获取容易。我们反思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因,对美国央行政策失当,货币政策过于宽松,对于金融创新的监管过于放松的指责较多。但是,我们从长视角去看,美元超然的地位,导致美国持续的经济失衡,并引发全球失衡,恐怕是难辞其咎。

  第三,面对全球失衡,在金融危机的环境下,加快经济恢复步伐,促进经济平衡,防范未来危机。一是中国国际收支的持续顺差并非是我们主动选择的结果,它是全球产出体系的分工之中,中国发挥比较优势,市场自发选择的结果。二是需要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促进美国经济回归平衡。三是对于中国的问题,我们自己也需要正视。中国的低消费、高储蓄作为一种结构性问题,在本质上是体制改革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等制度性因素的结果,对这个问题需要纠正,但是纠正需要一段过程。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就业和收入分配司司长张东生认为,近些年中国消费增长过快,投资增长更快。当前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发达经济体外需急剧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着力扩大国内消费需求。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要积极扩大就业;加快城镇化进程;完善有利于提高劳动报酬的工资机制;健全更加注重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财政税收制度和再分配调节制度的建设。

  日本经济企划厅前长官宫崎勇认为,现在面临的经济危机,主要是由于国家之间经常帐户不平衡造成的。虽然美国财政赤字泡沫比较大,但是居民储蓄率比较低,由于资本的不断流入,消费支出和住宅的投资节节攀升。外来的资本不仅支撑了美国经济短期繁荣,而且也刺激了全球经济的迅速增长。这样庞大的借贷支撑的经济繁荣依托是无法长期持续的。在全球经济高度融合的时代,美国经济问题迅速扩展到了其他的国家。为了克服当前金融危机,制定的方案应该包括国际合作、刺激内需和搭建一个安全网三个方面的内容。从出口类型的经济结构转换到刺激国内需求的内需拉动型经济结构,中日两国必须要在这个领域共同合作。

  (会议简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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