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双循环”:当你是大国,如果还是出口导向,全世界就会跟你急

  • 时间:2020-09-25

 来源:财经杂志   时间:2020-09-18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张燕生


国际局势风云动荡,中国提出“双循环”意在何为?


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自中央5月首提“双循环”后,这一概念再次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焦点话题。


1978年,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王建曾提出“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构想。改革开放后,中国在沿海地区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对拉动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今,“双循环”正在取代中国过去实行了40年的国际大循环。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如何理解“双循环”重大战略调整?过去很长时期中,全球化的生产与贸易已经将各国的产业连接为一个整体。今后中国如何实现以“内循环”为主体?和传统的外贸出口不同,未来的“外循环”会发生哪些变化?如何构建起层次分明的“双循环”经济圈?


近日,《财经》记者对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进行了专访,他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解读。


中国自2008年起就开始战略转型,双循环是必然


《财经》:当前,中国实行多年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面临哪些挑战?为什么要提“双循环”?


张燕生:过去30年的国际环境被称为超级全球化。过去30年无论是开放还是增长,都是世界历史上最好的一次,产生了一种新的国际分工形式——国际工序分工。国际工序分工就是一个产品可以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生产完成,而且可以做到零库存和及时供货。那么这个体系最大的风险就是,如果遇到了新冠肺炎疫情,如果遇到了逆全球化,如果遇到了中美贸易战等风险,就会面临崩溃。零库存,意味着没有库存,及时供货就意味着供应链的弦儿绷得特别紧。


中国在过去30年实际上采取了东亚模式,也就是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小经济体的模式,叫外向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为什么在那个时期会采取这种发展模式?很大程度是为了推动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从内向型战略向外向型战略转型,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无论国际环境变还是不变,这种战略都不可持续。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当你是小国的时候,出口导向、招商引资,别人不会跟你急。当你是大国的时候,如果你还是出口导向和招商引资,那么全世界就会跟你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有没有逆全球化,有没有新冠肺炎疫情,有没有中美贸易战,战略转型都是必然的。


《财经》:中国经过多年发展,嵌入国际贸易的程度加深,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强,以往的外向型经济战略需要转型,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张燕生:我的看法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把代工贴牌产业链的链组“碳化”了。凡是为欧美生产网络和产业链代工贴牌的经济都受到重创,中国开始加速转型,实际上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因此现在谈内循环为主体,双循环相互促进,其实已经转了12年了。


过去30年形成的产业链该走的是留不住的。走的是什么?一般来讲,除了贸易战,都是成本驱动型的外资离开中国,就是到中国投资是为了找农民工,为了找廉价的土地,为了找低标准的环境,为了找血汗工厂,做了代工贴牌。像这样的模式,企业搬走是必然的,是符合规律的,留是不可能留住的。


到今天为止还有一部分没走,大概在中国出口的比例占不到二成,19.3%左右,我们叫传统劳动密集型的7大类出口产品,纺织服装、箱包、鞋帽玩具等等。如果去调研这些企业,你会发现他们已经不是过去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了,他们已经在传统的纺织服装、箱包、鞋帽玩具等基础上进入到中高端了。但即使进入中高端,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也很难再在中国生产。道理很简单,就是中美贸易战,比如美国以意识形态为名、以人权为名打压新疆的棉花,认为凡是新疆棉花做的棉纺织和服装产品都是采用的强制劳动,那谁用新疆棉花做纺织出口,谁就是政治不正确,谁买了中国新疆棉花做的纺织,谁就是政治不正确。这样一来的话,就属于非经济因素了,这部分企业最后也不得不走。相当于大国的政治经济的博弈,最后伤害了这些企业。但总的来讲,我觉得中国要回到大国战略。凡大国,都是内循环为主体,凡开放大国都是双循环相互促进,概不例外。从2009年开始,实际上中国就开始转向了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现在更明确提出内循环为主体、双循环相互促进,其实是过去12年中国从改革开放40年的外向型经济战略,向双循环开放经济战略转型的一个过程。


产业链以前按市场效率布局,现在是安全原则优先


《财经》:国际化的分工,比如生产手机,零部件在国外,国外断供怎么办?我们应当怎么加固自己的产业链?


张燕生:现有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即全球三链,是在超级全球化条件下形成的。当超级全球化出现了收缩倒退和逆转,全球三链的全球化基础就不存在了,代工贴牌就不存在了。原因非常简单,过去大家都愿意开放,现在大家不开放了,美国要搞保护主义。过去全球更多的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来进行产业布局,按照效率原则进行。那么现在要求安全,跨国公司要讲效率,那么政府说对不起,像美国让企业必须回归美国本土,根本不是市场经济规律,是政府干预,根本不是效率原则,是安全的原则。他要求你的产业链、供应链本地化、区域化,而不是全球化。我们可以看到本身全球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就会发生变化。


实际上疫情最先趋于稳定的地区是中国,其次是日本、韩国,再其次是东盟。稳定后东亚地区全面复工复产复市,东亚地区全面推动经济社会文化的正常化,应该在全球是最高的。当我们复工的时候,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订单怎么办?你会发现相对应的订单是来自美欧。在国际大三角分工格局中,东亚给世界提供制造和劳动力,美国和欧洲提供市场和技术,因此东亚就会面临着生产网络的第一个转型是如何为本地区提供订单?那么扩大内需和东亚地区的需求应该是一个重要途径。第二个问题,我们会发现有订单以后,一些技术、零部件、元器件、设备依靠美欧,而美欧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中断生产,东西就供不上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的本地化,不依靠美欧。


第三个问题,当我们有了零部件后,你会发现很多创新成果还是依赖美欧,如果科技脱钩、创新方面的限制怎么办?我们发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表的2020全球创新指数显示,新增国际专利申请的50%来自亚洲,用中文、日文、韩文写的国际专利现在占比相当高。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高锐先生认为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你要想共享亚洲的专利,你必须要懂中文、日文和韩文。全球创新的趋势是:第一全球需求开始东移;第二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开始东移;第三全球创新活动和创新成果开始东移。这三个变化会产生后续变化,接着就是东亚地区的货币、金融、外汇合作越来越多,就会出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谁是这个地区的领头羊?谁当领头羊,谁就要为东亚地区的经济提供公共产品,提供一些共同的东西、合作机制。新冠肺炎疫情其实提出了一个很长远的问题:东亚地区如何加强本地区的合作,大国是不是应该负起责任?比如说中日韩。


打造双循环经济圈,可以从一个核心与三个环入手


《财经》:您如何看待目前提的“双循环”?


张燕生:下一步要打造双循环的经济圈。它的“内环”,第一个就是东亚经济一体化、东亚生产网络的合作,东亚生产方式的转型和东亚的全面经济技术合作,形成东亚消费、投资和进口需求,东亚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网络,东亚金融、货币和外汇合作机制,东亚绿色发展科技创新链。这会成为双循环经济圈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双循环的第二个内环是上合组织和中亚地区。实际上是解决周边能源、资源合作机制的问题。中日韩的能源和资源有相当一部分依赖于地区以外的来源地供应,这会涉及与上合组织和中亚地区的资源与能源深度合作。通过双循环的合作,保证东亚地区和中亚地区之间、能源资源的需求方和供给方之间的深度合作与战略互信,确保地区的经济安全、产业安全、能源安全和资源安全。第三个内环是扩大中国与南亚地区的合作。中国和印度是亚洲最重要的两个新兴大国,合则双赢多赢,斗则双输皆输。


内循环的中环,重要的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尤其是欧亚大陆地区的合作,包括欧亚大陆桥运输通道建设、欧亚之间的信息基础设施互通和欧亚地区的新发展理念落地。第三部分外环,就是与美欧生产网络的合作,这是一场跨世纪的拔河,极少数极右势力现在要脱钩,要搞意识形态泛化的战略博弈,但绝大部分的美欧日企业家、科学家和民众还是希望合作。怎么建立起中国、亚洲和美欧之间的全方位国际合作机制,这种拔河能不能赢,就变得非常重要。


《财经》:您提到双循环经济圈、国际“外循环”的多个层次,那如何看待内循环?


张燕生:内循环实际上是核心,不叫环。双循环经济圈的基础就是内循环,内循环是主体、是立国之本,是大国发展的战略基点,没有内循环的话就谈不上双循环。但内循环不意味封闭,内循环会带动进口和对外投资,为世界经济增添动力,同时夯实国内发展的坚实基础。内循环在处理双循环的时候,可能会形成三个环的经济圈。内循环是吸力场、引擎。扩大内需是战略基点,要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同时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各个环节。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和高标准的市场经济体系,才能形成内循环的战略依托。要采取扩大内需的一系列的措施,如推动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包括促进小城市、小城镇加快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推动不同层次城市群发展和区域一体化同城化高度化发展,中等收入人群的倍增,恩格尔系数的倍减和基尼系数的倍减等等,都是内循环大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后对外开放或将侧重制度型开放


《财经》:中国以后的“外循环”和以往的外贸出口可能会有哪些不一样?您认为推进“外循环”的良性循环还有哪些思路?


张燕生:首先,国际环境不一样,超级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时候,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率是全球GDP增长率的1.5倍到2倍。过去10年,全球货物贸易量的增长率是全球GDP增长率的0.5倍或更低。现在超级全球化收缩、全球供应链收缩、全球货物贸易和直接投资萎缩已是一个既成事实。按照联合国贸发组织预测,今年全球的直接投资可能会低于1万亿美金,也就是2007年的一半。全球的贸易投资规模大幅度萎缩,贸易不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而是成为了拖累经济增长的因素。实际上世界各国的外贸依存度(进出口金额/GDP)都会长期持续下降,那么全球贸易机会减少,尤其是全球化带动的国际工序分工、中间产品贸易、加工贸易等就会萎缩。


其次,我们中国过去40年参加国际大循环的时候,采取嵌入到跨国公司的国际工序分工体系中去,是代工贴牌,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那么下一步双循环的一个重要转变就是从代工贴牌转向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自主营销渠道,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进入到全球产业链中高端,由全球的血汗工厂转变成创新驱动。你会发现此贸易和彼贸易压根就不是同一个层次的贸易。


另外就是中美的贸易战,美国要脱钩,要科技脱钩、产业脱钩、规则脱钩,这种情况下,你要再参与国际大循环,就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全球的系统性风险非常高,在这种情况你是收缩还是扩张?所以双循环和过去的国际大循环完全不一样,无论是国际环境,还是国内条件,还是贸易、投资的变化趋势,还是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位置,全都不一样。你的战略变不变?世界不是同一个世界,中国不是同一个中国,循环不是同一个循环。我们是要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与规则等制度型开放双轮驱动。但是全球是越来越封闭,这是两件事。我们越来越开放是推动制度型开放,重点不仅仅是商品和要素的开放。全球都越来越分割,越来越封闭,你把握机会开放一定是新型开放,因此你开放更多的还是制度性的、数字化转型的、离岸和新型贸易方式。


《财经》:如何理解制度型开放?


张燕生:制度型开放即你的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的现代化,你的制度与国际高标准规则相衔接,就像十九届四中全会讲的,推动治理现代化。因此这个开放和过去40年的开放不是同一个概念,只不过我们都叫它开放。未来面临的挑战不但是更大了,而且是百年未有之变局,就是未来的世界很可能像上个世纪20年代30年代。那时是诞生过两次世界大战的。而且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在大阪的G20峰会上讲,要避免因一时短视而犯下不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要避免陷入冲突对抗的陷阱,这是对20国大国领导人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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