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背后,高层正在下一盘大棋

  • 时间:2020-09-29

来源:正和岛  时间:2020-09-28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张燕生


“超级全球化”正在走向下半场

记者:您如何看待当前的全球发展格局和未来趋势?

张燕生:全球发展格局和趋势的一个最重要的背景就是我们刚刚经历了“超级全球化”,哈佛大学的丹尼?罗德里克教授提出了“全球化的三元悖论”,认为这是历史上最深刻最全面最系统的一次全球化,也是世界各国的经济主权和政治主权最大的一次让渡。

因此,这次全球化就形成了三个驱动力:开放、市场化和创新,深度、广度、程度和影响力都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因此被称为“超级全球化”。

各国在经济上越来越接受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和政策,政治上越来越接受民主化的政治规则和体制,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地球村。

“超级全球化”最大的问题是各国不断在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上让渡,由全球市场、跨国企业和全球治理体系承接,但是全球市场和跨国公司是逐利的,全球治理体系也完全不适应和不匹配,超级全球化带来越来越严重的全球失衡,出现了越演越烈的全球经济、政治、社会方方面面的冲突,全球化难以为继。

首先反对“超级全球化”的是英国脱欧、美国倒向保护主义。特朗普一上台就非常明确反对自由贸易,主张贸易保护。“超级全球化”一方面是超级繁荣,另一方面是超级畸形和发展严重不平衡。

如南北实力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发达国家经济实力在全球的比重下降到50%以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比重上升到50%以上,而且新兴大国在全球的影响力越来越强,由此引发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变化。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可能发生类似上世纪20年代30年代的场景,出现“超级全球化”的收缩,出现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的收缩,出现全球贸易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的收缩,意味着“超级全球化”正在走向下半场。

全球人均每年均增GDP 1990年到2000年是2.7%左右,从2000年到2008年是8.8%左右,2009年到2019年是2%;未来五至十年是否会下降到2%以下?全球贸易增长率,1990年到2007年之前是GDP增长率的1.5倍到2倍,2009年以来是0.4倍到0.5倍;从全球投资来讲,今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估计全球的直接投资规模将低于1万亿美元,而2007年接近2万亿美元,趋势并不是越来越好,而是越来越坏。超级全球化在收缩,全球供应链价值链产业链在收缩,全球贸易投资在收缩,是基本事实。

随着抗击新冠病毒成为持久战,全球经济的深度衰退将成为新常态,其中最大的风险是大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冲突不断加剧,最典型的是中美关系的急剧变化。

1990年,中国的GDP占全球的比重1.8%,美国是26.4%2019年中国的GDP占全球的比重大概是16.6%,美国应该是24.8%,中国的GDP占美国的比重约67%,中国和美国在科技、产业、能源、金融和农业之间的对抗和冲突在所难免。

记者:在各种脱钩论的大潮下,全球化是否迎来一股逆流,进入逆全球化的一个新发展周期?

张燕生:综合分析,我个人认为逆全球化已经是定局,全球实体经济也在收缩,“超级全球化”的黄金时代结束了。

当然也出现了一些新型全球化现象,如跨境网络、跨境电子商务、企业跨国经营、人员跨国交往、服务业的全球化、数字经济驱动的全球化等,但是从大格局看,新型全球化产业所占的比重非常小,很难讲它已经成为一个趋势。


SHAPE \* MERGEFORMAT 未来30年,中国要解决三个问题

记者: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大概经历了哪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的重要特征有哪些?

张燕生:我个人认为,第一阶段是1992年,第二阶段是2001年,第三阶段是2012年,第四阶段是2020年。2020年开始的第四个阶段是一个新时代,就是未来的30年和过去的40年是一个不太一样的时代。

前三个阶段,1992年明确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2001年,中国加入WTO,明确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根本路径是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2012年,就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推动科学发展观,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要成为发展动力。

因此,过去的40年每个阶段都解决一个核心问题,这三个核心问题构成了过去40年改革开放全过程。

未来30年进入新时代,也可能会经历三个不同的阶段,我个人认为新时代、新起点、新要求也是要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要解决科学、技术、人才和创新,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新动力源和创新的策源地;

第二要解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现代化,包括规则的现代化、法治的现代化、治理的现代化;

第三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水平并与全球高端相对接。

记者:当前我们提出双循环,主要是出于哪些考虑?内外因分别有哪些?

张燕生:从外因看,主要是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关键词就是脱钩,包括科技脱钩、产业脱钩、规则脱钩、金融脱钩、能源脱钩等。西方有一部分极右分子,要形成一个世界两个体系,世界可能出现上世纪20年代30年代的场景,甚至更坏。

原因很简单,这次中国和美国恐怕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东方和西方两个大国,而且都是核大国、人口大国、经济大国。新冠疫情客观上加剧全球脱钩进程。

从内因看,新中国建立以后实施内向型的发展战略,到改革开放前40年以外向型发展战略为主,然后转向未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发展战略,我认为是三个不同时期开放战略的转换。

第一个时期是新中国前30年。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积极参与社会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第一个5年计划有156个项目国际合作等等;60年代中国转向了一个内向型的发展战略,更加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依靠外援;从70年代开始,随着中美关系缓和,开始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 

第二个时期是改革开放。我把改革开放前30年称为外向型发展战略时期,1978年我们采用了“东亚四小龙”外向型发展模式,两个轮子驱动,出口导向和招商引资;另一个东亚模式是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发展模式,自主的知识产权、营销渠道和品牌,依靠政府的产业政策,一步步完成工业化的初级、中级、高级阶段转换。

我们选择“东亚四小龙”的小经济体模式,特征是代工贴牌,技术是别人的,品牌和渠道是别人的,完成了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转轨,从内向战略到外向战略的转型,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的转变。

到了90年代中后期,有一种很强烈的意愿,希望能够转向日本和韩国的开放型大国模式,强调自己的研发生产、营销渠道、自主品牌,强调政府的干预和产业政策,来支持大企业集团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强调提升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

非常不巧,刚好赶上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而当时欧美生产网络没有发生危机,因此为欧美代工的台港澳企业没有陷入困境,这就给决策者一个误读,认为走日韩模式风险太大,原有的模式继续沿用下去了。

一直到2008年出现了国际金融危机,欧美生产网络和为欧美代工的台港澳企业都受到重创,而日韩受影响不大,仅仅是一个短期的波及。

2008年底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只有142%,非常稳健健康,美国以全球再平衡理论要求中国要替这场危机买单。2009年中国的GDP占世界比重是8.5%,中国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

危机后的10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年均30%以上。其代价是中国宏观杠杆率从2008年底的142%上升到现在的256%左右。

2009年开始,中国的一般贸易规模超过了加工贸易。到今年,一般贸易所占比重超过6成,加工贸易下降至23%。危机后的10年,都在进行着外向型经济的退出,开放型经济进入的战略转换。

因此,2020年国家提出“双循环”,就是要从出口导向为主的外向型战略向内循环为主体、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开放型经济大国战略转型。

2020年是中国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大国战略转型的一个关键节点。


双循环面临一个非常严酷的现实

记者:您认为双循环的本质和内涵是什么?

张燕生:第一,要解读什么叫内循环为主体。

就是以畅通国民经济大循环为主体来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高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匹配度,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

一是以满足内需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二是要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为战略着力点,构建出一个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

三是根本途径是全面深化改革、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第二,习总书记强调要以扩大内需为战略支点,扭动扩大内需这个战略支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的依托国内市场。

那怎么才能扭动呢?我个人认为内循环为本的一个重要基点是要实施收入倍增战略,包括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战略,中等收入人群倍增战略、基尼系数和恩格尔系数倍减战略等,构建扩大消费、投资和进口需求增长的长效机制。

第三,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构建一个法治化、国际化和市场化的营商环境,推动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同城化、高度化的发展,推动去中心化、去行政化、去本位化,构建统一大市场和高标准市场体系。

第四,要完善城乡协调机制。推动“两新一重”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新基建、新型城镇化和一些重大的工程技术项目,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动小城市小城镇加速发展,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第五,要推动社会协调发展,重点是推动国民收入分配再分配体制机制变革。加快启动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推动再分配体制的改革和政府职能的改革。

我国恩格尔系数1978年为60,老百姓有60%以上的支出都是用于吃;2000年的恩格尔系数下降到40,老百姓的支出有40%用于吃,现在恩格尔系数是28.2,下一步能不能够降低到20甚至10以下?当老百姓用于食品支出占比低于10%,像美国一样,老百姓的富裕程度和幸福满足程度会大幅度上升。

第六,构建一个以立法执法、专业治理、监督机制和透明度要求等因素构成的治理现代化。其中当务之急要解决南北差距日益扩大的问题。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解决当前存在的不充分发展的主要矛盾;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解决不平衡发展的主要矛盾,同时更好发挥社会和企业的作用,形成四位一体的和谐发力。

从这个角度讲,首先是如何让内循环活起来动起来强起来,取得支撑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地位、全局地位和战略地位,这才是真正的大国之道。

只有做到内循环为主体,以扩大消费投资和进口需求,为全球创造订单、给全球提供需求、提供境外出口的动力,这才是一个负责任大国应该做的。

其次,推动双循环相互促进,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市场机会将更加广阔,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另外,在抗击新冠疫情成为持久战的条件下,要团结更多的人建立一个国际合作机制。

再次,双循环要构建自由贸易、公平贸易和共享贸易相互融合的合作机制,而不是走向对立冲突的国际经济体系。

目前,全球的治理观有三种,第一种是欧洲强调的基于规则的自由贸易,第二种是美国强调的基于美国优先的公平贸易,第三是中国强调的基于开放包容的共享贸易。

现在人们把这三种治理观相互对立,所以像美国打欧洲的时候,就说这个基于规则的自由贸易秩序美国吃亏,不能继续下去了。而基于美国优先的公平贸易和对等开放,很大程度强调的是我们中国要进一步让渡经济主权,国内经济政策、规则、秩序要向美国看齐,像国有企业的问题、产业政策的问题、技术转让的问题、政府采购的问题等都是美国要打击的领域。

因为他认为美国企业和中国的国企竞争不公平,市场准入也不公平,要求与美国规则对等。中国是强调基于包容的共享贸易,很大程度还是强调经济发展的国际方面要有利于发展。

双循环是对外坚持自由贸易,对内接受公平贸易,同时主张推动开放包容的共享贸易。强调政府在国内管理经济的时候,更加重视竞争中性的原则、公平竞争的原则,我觉得这个实际上中国并不反对。

但是东西方国家是有差异的,比如在新冠病毒面前,中国和美国,东方和西方的价值观确实是不一样的。

第七,中国强调基于开放包容的共享贸易,我们挣的每一分钱有我们的一份,也有东道国企业的一份,还有美国和欧洲的一份,强调开放合作。双循环面临一个非常严酷的现实,就是选边站,美国要求世界各国选择是跟美国走还是跟中国走。

因此,双循环要推动好,就要建立一个基于国别的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也就是你怎么让更多的国家不选边站,既跟美国合作也跟中国合作,也开展第三方合作,包括一带一路等。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避免几个陷阱。比如“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等。后者指当国际社会面临着老大不起作用,而老二又没那么大作用,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出现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就可能会出现世界失序、失控严重时会引发军事对抗、政治对抗、地缘对抗、经济对抗,甚至会引发世界大战。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要发挥力所能及的大国作用,避免修昔底德陷阱、避免金德尔伯格陷阱,避免冲突对抗陷阱。

双循环内环的核心板块是中国和东亚地区的大循环。这次新冠疫情最先稳定的是中国,其次是日本和韩国,再往后是新加坡等东盟。

但是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没有订单怎么办?我们发现东亚的生产方式存在深层次问题,第一个是需求过度依赖美欧,美欧疫情发作很严重的时候,就会面临订单短缺的问题。因此,东亚生产方式的转型,尤其是中国作为老大哥要带头,怎么来扩大我们的消费投资和进口需求,然后来拉动我们地区的经济增长。

第二个问题,就是有了订单以后,突然发现关键零部件没有,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关键核心部分还是对美欧过度的依赖,因此就涉及到我们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下一步如何调整,怎么能够实现本地化区域化合作,来解决关键零部件对美欧的过度依赖。

第三,东亚生产方式的转型要实现创新合作。克鲁德曼批评东亚奇迹其实就是个血汗工厂,高增长完全靠高投入支撑,而不是靠创新和高生产率。《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指出目前的趋势是全球创新东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研究发现国际专利50%是来源于亚洲,越来越多新增的国际专利是用中文、日文、韩文写的,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第四,东亚要加强货币金融和外汇合作,东亚过去缺少战略互信和团结合作,因此在货币金融和外汇方面常常被全球金融寡头剪羊毛。

第五,东亚要加强区域大循环的合作,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依靠国内市场和本地区市场,问题是谁是老大?谁为东亚生产网络合作提供公共产品?东亚合作一个推动力是东盟,东盟10个小经济体要想引导中国、日本、韩国这样的大国,要想引导这个地区其他的大国,那唯一的办法就是引狼入室,把美国引进来,美国进来就会形成这个地区的对立,东西方文化的对立,东西方价值观的对立,中西方地缘政治的对立。

这个问题在中亚也同样面临,上合组织究竟怎么能够在中亚地区形成稳定的资源能源供应的大后方?然后就是南亚,南亚像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合作,核心问题之一是怎么处理中国和印度的关系?怎么能够增强合作减少对抗,实际上是双循环的内环要解决的问题。

双循环的中环,我认为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国际环境变化的情况下,一带一路究竟怎么建设?现在有人污名化一带一路,说是债务陷阱、生态灾难、低标准低质量基础设施建设等。

高质量共建讲的是新发展理念落地,即创新发展成为第一动力,协调发展成为内生特点,绿色发展成为普遍形态,开放发展成为必由之路,共享发展成为根本目的,这些新发展理念推动一带一路前行,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是重大的机遇。

双循环的外环是美欧生产网络合作。这是一场划时代拔河,一边是极右势力要脱钩,甚至要进行一场意识形态对抗,像新冠疫情就被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妖魔化;另一边是怎么能够团结最广大的美国企业家、欧洲企业家和日本企业家开展合作,团结美国民众共同开展合作,如开展第三方合作,欧美企业就想中国有订单请他们来挣钱,他们肯定高兴。

真正高层次的还是应该能够和美国生产网络,和企业家、科学家、工程师、民众、知识界能够形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这是双循环中必须要解决的,中国就是在内循环为主体、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形成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

第一要解决全方位国际合作推动创新;第二要解决制度现代化、法治现代化、治理现代化;第三要解决提升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水平。开放要双轮驱动,既要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也要推动规则等制度型开放。从这个角度讲,内循环为主体、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未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非常重大的战略支撑。

我觉得双循环开放型经济的战略和格局转变,实际上是很早就开始了,无非就是在2020年非常明确的提出来。

记者:“双循环和促进区域发展的国家战略是什么关系?

张燕生:双循环与国家重大战略的关系,实际上和我们的新时代新起点新要求是一致的。目前,国家重大战略开始一个一个明确了,像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成渝双城经济圈等,我相信下一步还会形成武汉为战略支点的内循环中部经济圈。

过去是区域战略,未来有可能国家整体战略,双循环以内循环为主体,战略支点是东部沿海、是西部大开发、还是中部经济圈?我个人认为内循环为主体,更多的依托国内市场,国内大市场区画一个圈,圆心作为战略支点,它的杠杆撬动作用比任何一个点都大。

中部怎么才能够发挥战略支点的重大作用呢?过去40年的发展,中部塌陷是一个现实,用外贸依存度来看, 2019年全国是31.84%,湖北是8.6%,广东是66.35%,四川是14.5%

因此,内循环中部经济圈要解决好对外开放动力机制问题,否则中部是难以成为内循环中心枢纽地位和杠杆作用的。其中值得反思的最大问题是九省通衢的武汉开放度还低于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成都。

机场航空旅客吞吐量,去年首都机场超过1亿人次,成都双流机场是5586万人次,武汉天河机场只有2700万人次,航空人流还不到成都的一半。中部塌陷问题不解决,内循环就会遇到巨大的瓶颈、短板和弱项。

我个人认为怎么解决中部地区的扩大对外开放问题,能够上升到国家战略,起到对内循环的支撑作用,有着关键性、全局性、战略性、长期性的意义。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双循环相互促进。内环实际上是东亚、中亚和南亚地区的经济和中国本地的经济之间如何相互促进?这个问题要想解决好的话,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深圳先行示范区和粤港澳大湾区等东部沿海地区要提高经济国际化程度。

其中一个问题是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将是扩大还是缩小珠三角地区和粤东粤西粤北的发展差距?第二个问题是如何深化与一带一路建设之间的关系,怎么把经济秩序、规则、统一战线包括中国的开放大国责任等等统筹推进起来。

海南自由贸易港,离我们“很远又很近”

记者:请您点评一下海南自由贸易港在双循环的定位和作用。

张燕生:海南自由贸易港实际上是想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过去40年,我们对外开放做的最好的是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这些东部沿海地区和一线城市,在全球营商环境效率和便利化水平的排序最好的是排第31位,与国际开放程度最高的地区相比,应该讲还存在巨大的差距。

海南自由贸易港很大程度是要探索建立一个不可复制不可推广,但是对全国都有示范意义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也就是说它的市场化程度、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程度、投资环境、税制和国内税率负担等跟全球开放层次最高的地区趋近,如香港、新加坡等自由港是全球一流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服务中心等等,为新30年的改革开放树立起一个新的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样板。

它的直接的政策效应是不可复制不可推广,但是它可以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如海南战略定位之一是中国面向印度洋、太平洋重要开放门户,是面向全球发挥一个开放大国重要国家使命和作用的战略布局。

我站在北京看海南总觉得很远,但站在海南看南海、印度洋太平洋总觉得很近,这是中华民族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窗口、桥梁和特殊地区。

记者:从中国的经济结构、经济规模、产业基础、国民收入等方面来看,如果我们要想比较高效的推进双循环战略,有哪些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

张燕生:从有利条件来讲,第一个方面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市场体系,拥有全世界最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体系,有巨大的内部差异性和多样性以及强大的发展韧性。

如果用研发强度指数看中国,可以看到中国有三个完全不同发展阶段的板块:

第一个板块就是研发强度超过2.4%,超过OECD的研发强度的地区,现在有6个省市,下一步相信会越来越多,这是进入新旧动能转换、新旧结构转换、新旧模式转换,进入创新驱动阶段的板块。

第二个板块就是研发强度1.45%-2.39%之间的12个省市,增长动能处于投资驱动阶段。其中研发强度2%以上的5个省市处于开始向创新驱动冲刺和过渡的状态。

第三板块就是研发强度低于1.45%,有13个省市自治区,这个板块发展动能仍然是资源驱动,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甘肃、云南等。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内部差异是非常大的,这个差异形成一个内生的对冲风险的大国经济体系,韧性非常的强,回旋余地非常的大。

第二个方面,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开放的经济体,是世界120多个经济体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内循环为主体、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调整,将会扩大进口需求,进一步增进合作国家和经济体对中国的贸易投资和经济发展的依赖,中国在为整个世界提供动力。

第三个方面,中国的文化是开放包容、和而不同、共享发展,我们跟不同的法律体系、宗教信仰、社会制度、文明以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都善于合作,提供参与合作、分享成果的机会,共同构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不利的地方,第一个就是从国际环境来讲,当前处于百年未有之变局,很可能出现上世纪20年代30年代的极端情况。

第二个就是大国的冲突、不负责任,再加上各种脱钩,将增大我国发展的外部风险和严峻挑战。

第三个就是现在美国要求世界各经济体、企业甚至科研机构选边站,要求所有的国家都要亮剑,你是跟美国还是跟中国,是去美国化还是去中国化?这样一来导致很多原来中间地带的国家和地区不得不中止跟中国的正常合作。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是推动中华文明现代化,实现中华复兴大业的必经阶段。其中可能会经历成长中的烦恼和挫折,我们要有历史担当,要有战略定力,要有底线思维,要保持平常心,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


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记者:为了更有效的推进双循环,我们要出台哪些相应的政策?

张燕生:双循环的政策就是一句话,在竞争中性、规则中性、政策中性、产业中性、所有制中性等方面,出台一些有利于国内制度型开放的新政策举措。

其次就是应对中美脱钩的政策了,关键核心技术绝对是买不来、引不来、拿不来的,因此一个开放型成熟大国的战略,就是要强调对外开放自主可控,安全高效、风险对冲、科技主权、包容共享。

记者:现在有哪些政策会对双循环的推进有阻碍,需要调整?

张燕生:外向型战略是不可能再支撑未来30年的发展,要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工业经济的创新链要加快转向知识经济,包括大学基础研究、科研机构应用基础研究、公共和共性技术创新平台、企业开发试验研究力量要形成合力;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变化所需要的战略政策完全不同,不要以为过去40年的战略能够延续到未来,很多的东西不行,要从零点重新再出发。

记者:“双循环大背景下,对企业发展有哪些重大机遇和挑战?

张燕生:我认为对企业意味着不同的挑战和机会。一方面是国际市场的需求在下降,原来以出口或者外贸为主的企业就得转内销或转移阵地。

对于原来以国内运营为主的企业,如果出口外贸企业也回到国内市场上来的话,其实竞争会更加激烈。全球货物贸易下一步会萎缩,全球直接投资下一步会萎缩,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下一步会发生颠覆性调整,全面经济技术合作会出现新变化,企业如何适应?

我的建议是:忘掉过去的一切,从零开始,一点一点研究新时代、新起点、新要求,探索制定新30年的新策略、新打法和新成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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