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中国外资》2020年第9期

深圳是中国最先设立的经济特区。自改革开放以来，深圳以对外开放为契机总体呈现出较好的稳定性和韧性。2019年，深圳地区生产总值26927.09亿元，同比增长6.7%；全部工业增加值9587.94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5.9%，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增长5.5%；固定资产投资7374.68亿元，同比增长18.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582.85亿元，同比增长6.7%；进出口总额29773.86亿元，同比下降0.6%，其中出口16708.95亿元，同比增长2.7%，进口13064.92亿元，同比下降4.7%。整体看，中美贸易摩擦对其影响收窄，2019年地方生产总值增速继续保持全省第一。但是，深圳市也呈现出部分龙头企业增长情况不乐观、中小企业生产经营较困难、供应链企业表现低迷以及部分金融领域风险大等问题，特别是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深圳企业迁移海外有所加剧。当前，企业向海外迁移在全国均有发生，综合分析和谨慎研判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尤为重要，当务之急是理性宣传，提早预案，因势利导，争取主动。

一、 中美贸易摩擦助推企业迁移海外

自2018年3月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分别在2018年7月和2019年5月再次加征关税，8月15日又宣布对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关税，分两批自2019年9月1日和12月15日起实施。2020年1月15日，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签署。但是基于美国出尔反尔的本性，中美经贸磋商未来依旧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这直接影响了中国境内涉及较多中美进出口业务的企业经营活动。

根据深圳调研情况，从企业微观主体看，为了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不利影响，一些企业减少国内生产规模而加大境外投资，甚至迁移海外。例如，深圳工业规模30强企业共进电子（T&W）已在越南投资建厂，并将于今年9月份开始运营；深圳工业规模30强企业普联技术（TP-LINK）也已在越南购地，正在筹建工厂；美资世界500强企业伟创力（FlexInternationalLtd）是苹果公司的供应链配套企业，也正将产能转移至越南。美资麦迪实公司因中美贸易摩擦已将输美相机工厂搬迁至墨西哥，还将产能转移至欧洲一部分。根据深圳市商务局提供数据，在2019年6月份接受电话调研的130多家重点企业中，约30%的企业有将产能及订单转移至海外的意向。另据深圳外商投资企业协会提供数据，在近两年来相继调研的百余家企业中，近30%的企业有向越南、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迁移的打算。

从境外投资总况看，2018年，深圳市共审核通过346个境外投资项目，同比增长41.8%。2019年3月中旬至6月底，深圳市审核备案的境外项目数为149个，同比显著增长。除投资于香港的71个项目外，投资于美国的项目23个，主要投向批发零售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等领域；投资于东南亚区域的项目18个，而越南就占10个。据深越海防合作区管理方反映，为了绕开国内较为严格的审批手续，节省办理时间，部分企业选择香港或者国外公司作为投资主体，实际的外迁企业数高于官方统计，其中不乏一些电子信息、精密制造等先进制造企业。截至2019年7月份，中国大陆和香港对越南直接投资注册资金达27.8亿美元，同比增199.4%，环比增6.9%，比2018年底增18.4%，已占越南外商直接投资注册资金总额的33.6%，成为第一大外资来源地。

二、 当前企业迁移海外的基本判断

综合分析，企业迁移海外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中美贸易摩擦中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并齐高筑。三轮互加关税以及即将进行的第四轮互加关税已让中美之间关税壁垒高筑。与此同时，美国还通过多种手段对我国蓄意封锁，不断加高非关税壁垒。调研中了解到，有的企业贴牌生产美国某名牌产品，被要求转移至越南，否则取消订单。与之配合，为避免部分企业借道越南出口美国，越南出台了“原产地”标准新规，要求最终在越南完工的商品必须包含30%以上本地附加值；有的企业在墨西哥设厂生产的产品销往美国，依然被要求按中国输美产品税率征税；有的企业反映美方蓄意制造负面舆情，以在资本市场打击我国企业，如海康威视、光启集团、华大基因等上市公司均有此类遭遇；美国专门出台新投资法案（投资审查框架），强化对半导体、计算机、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光学仪器和镜片等高端领域的投资审查，一些企业发起的对美投资并购无疾而终，成功并购项目发生额均在1000万美元之下。

二是企业在中国境内直接经营成本刚性增加。这是企业迁移海外的另一“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各种经济要素成本也随之提高，特别是人工成本、土地成本等提高较快。以深圳为例，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深圳已经历三次企业迁移潮，高附加值产品企业取代低附加值产品企业，以应对直接经营成本提高。具体看，深圳人均工资由1994年的10523元增加到2017年的111709元，24年增长了11倍。另外，工资中还包括一部分“五险一金”，统计数据显示，企业支付职工的“五险一金”部分约占工资的40%。深圳土地挂牌平均价格从2009年的1568元/平方米上涨至2018年9241元/平方米，9年增长近5倍。2019年1-6月份，深圳关停实体企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和服务业）84家，同比基本持平，近三成是由于厂房租金、用工成本上升或涉及旧改拆迁造成的等不可逆成本造成的。其中，年产值在10亿元以上的新美亚科技具有代表性，由于业主不愿续租，已将9成的生产订单转移至泰国工厂，2019年5月底在福田保税区的工厂已经停产。

总的看，不管是中美贸易摩擦还是直接经营成本上升，都显著增加了企业成本而降低了企业利润。为了生存和发展，企业只能被动或主动的寻求生产成本合适的国家或地区。但是，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态势极不确定，而且具有长期性的负面影响，比单纯的直接生产成本上升“更让人头疼”，也成了外资企业在近几年成本上升“煎熬”中做出外迁决定的“临门一脚”。但是，这些企业外迁海外并非毫无障碍，因为一方面东南亚、南美等外迁目的地国家和地区原有的制造业生产基础薄弱，比如技术落后、生产质量较低、官僚政治低效腐败、财务会计制度的不健全、较高素质劳动力短缺等；另一方面随着大量公司转移至此，因容量有限而厂房租金和年轻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当地的低成本优势正在以较快的速度消耗，难以承接更大量的订单需求。这为我国应对企业迁移海外的局面提供了有利的处置时间。同时，全球产业链正在积极调整，2019年1-10月，东盟、欧盟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投资新设企业数分别为1734家、2310家、4474家，同比分别增长25.5%、18.4%和27.6%，这也为我国积极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带来回旋余地和底气。从自身出发，中国要不断完善生产经营环境，做好产业链升级调整并在人工智能、5G等高端领域建立优势，不断提高产品附加值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三、 政策建议

为了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和生产成本扩大化的挑战，应从以下四方面着手：

（一）加强贸易摩擦预警和应对。成立中美贸易摩擦预警中心，建立外经贸、财税、科技、技监、海关、检验检疫等机构之间的联动机制，综合分析，积极应对。建立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协调制度和企业层面的预警机制。密切关注、妥善处置中美贸易摩擦可能带来的企业关停外迁、劳资纠纷等问题，确保不发生大规模停工和失业，维护经济社会稳定。

（二）千方百计优化企业经营环境、降本增效。加强产能迁移、业务萎缩、效益下滑等情况的监测分析，重点针对疑似外迁企业及产业链核心关键企业做好跟踪调研和柔性服务。加强对相关企业产能转移国外的风险提示，加快建立“政府引导+商会协作+供应链企业”的服务机制，集中资源解决好企业诉求。探索工业保障房机制，保障优质企业用地指标以及完善多元的人力资源培训机制。妥善做好因城市更新导致的企业搬迁安置方案，研究设立企业搬迁补偿资金。

（三）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更精准的产业扶持政策，针对对美经贸斗争的重点产业、重点企业，提高单个项目支持力度。加快出台促进5G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抓紧落实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两个产业链的扶持政策，提高对“卡脖子”技术的投入力度。制定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将更多国产芯片、操作系统、软件等纳入目录，推动形成5G产业发展良好生态。

（四）实施更加开放的投资政策。以简政减税减费为重点，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进一步扩大民间投资和外资市场准入。以“规制中立”为原则，实施最高标准的市场准入制度，除涉及国家安全、文化等少数领域外，全面取消金融、环保、交通运输、航运服务等产业对外商投资的准入限制，取消投资者股比限制、经营范围限制等准入限制，营造有利于各类投资者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除部分特殊产品和服务外，政府采购对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均一视同仁，享受同等待遇。未经法规许可，政府不得单方面向在区内注册、经营的国内外企业提供任何有碍公平竞争的直接补贴。

（五）深度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深度参与贸易投资、海事、金融、仲裁、调解、知识产权、商事认证等方面的国际规则、惯例和标准制定，可将深圳前海设为试验区，探索国内外“双标”对接运行，开放人才市场，增强国际贸易摩擦应对处置能力和人才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