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新发展格局”并非权宜之计,而是着眼于中长期发展作出的战略安排和重大部署

  • 时间:2021-03-18

来源:长安街读书会  时间:2021-03-17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陈文玲

国内大循环:保底线 保基本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

对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陈文玲的理解是要构建可以抵御一切风险的内循环。“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布局,也是我国出于政治安全考量作出的重大战略布局。”她指出,面对各种风险挑战以及可能遭遇的外部冲击和压力,“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首先要做的是保底线、保基本、保民生,促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也就是说,要建立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的供给体系,以及物流、销售、储备、应急等多环节畅通的体系。“那么,不管风吹浪打,我们仍闲庭信步。”陈文玲强调,只有这样这才能保证我们可以真正地抵御风险,有能力应对任何的外部遏制打压,在大国博弈中顺利地“迈过坎”。

在陈文玲看来,我国已经具备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基础与条件。首先,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在这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安全危机中,我国不仅成功控制住了疫情,而且还保障了市场的正常运转、物流体系的畅通。同时,疫情中移动支付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字经济等新模式、新业态的出现,也将使“国内大循环”更加顺畅、快捷、便利。其次,我国拥有强大的制造业体系。中国是目前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的国家。这说明中国制造可以满足中国消费、满足中国市场,供给与消费是相适应、相匹配的,可以形成“国内大循环”。

“国际大循环”难度更大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与“国内大循环”相比,促进“国际大循环”似乎难度更大。陈文玲指出,“当前,畅通国际循环面临一些关键堵点。有些堵点痛点是可以努力打通的,但有些堵点,主动权还掌握在部分国家手中”。

那么,该如何打通制约国际大循环畅通的堵点?陈文玲提到了以下两点。

首先,补短板,解决核心技术“卡脖子”的难题,靠创新突破技术遏制。所谓“卡脖子”技术,就是指需要通过长期持续高强度投入研发或者原始创新,才能获得的关键性、独特性、颠覆性、前沿性的技术。这种核心技术一旦形成,就能成为国家的绝对优势。而这种技术优势,对于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价值链及产业发展能力的提升,都具有关键作用和意义。

其次,加快构建现代流通体系。“循环”的本质是“互联互通”,如果没有“通”,循环很难实现。目前,海运是国际货运的主渠道。疫情期间,国际物流运力下降,导致国际航运价格持续攀升,集装箱“一箱难求”。陈文玲认为,面对诸如此类的未知风险,“国际大循环”肯定会受到阻碍,因此,推进构建现代流通体系是形成双循环格局的关键点。

高水平开放是基础

“中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内外需市场本身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在34日举行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大会发言人张业遂表示,构建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而是开放的、相互促进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可以说,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更重要的是推动高水平的开放,在高水平开放的基础上,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走向良性的循环。陈文玲认为,当前我国的对外开放呈现出一些新特点,概括起来就是“主动、高水平、制度型、引领性”。

第一,我国的开放是主动开放,并非迫于来自欧美国家的压力的开放。目前,很多开放政策都是我国主动谋划实施的。比如,近年来,中国金融开放的步调明显加快,先后两次推出金融开放11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对外公布了11条金融开放措施;2019年,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宣布推出11条金融业对外开放措施。

第二,我国的开放是高水平的开放。2013年,中国自贸区试点在上海拉开序幕,后扩展到广东、天津、福建三地。现如今,我国自贸区经历了6轮建设,已设立21个自贸区。这不仅是与更高规格、更高标准的规则对接,而且还极大地推动了新一轮全面开放格局。而对标世界最高水平开放形态的海南自贸港建设,更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起点。

第三,我国的开放是制度型开放。早先,我们的开放是一个“渐进式”的路径,从局部试点到全面推进。而现在是有设计的、制度型的开放,比如,我国的商事制度改革、政府的“放管服”改革,都在进行制度型的开放中迈出越来越大的步伐。

第四,我国的开放是引领性的开放。目前,中国的对外开放不再是亦步亦趋,谋求的是更加具有引领性的开放。例如,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互联互通这条主线,加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在更大的范围与世界各国分享发展机遇。

在陈文玲看来,在某些方面,中国的开放程度已经超过了很多发达国家。通过扩大开放,中国的竞争力在迅速提高。不过,她也特别强调,在开放的过程中,需要高度关注风险的管控。“我们应该在开放中加强防控风险的能力,以更好保护我们国家的核心利益。”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