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嘉宾与听众的互动问答

路透社记者:

请问张所长，关于人民币汇率的问题，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盯着美元，大家对改革的呼声比较高，您对此问题能不能说一下？

张燕生:

首先我是一个研究者，我刚才讲到，我所有发表的观点和意见是我研究的不成熟的想法。

所谓人民币下一步会怎么变，我个人是这样想的。第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中国从来都是坚定不移的。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是很有用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从1994年以来，如果说中间发生了停顿，主要是1995、1996年的高通胀以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使我们人民币汇率改革的进程受到中断，但我个人认为这个方向从来没有动摇过，因为中国下一步经济的国际化，以及下一步所有改革都需要人民币汇率更加弹性和浮动。

第二，2005年7月21日以来形成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我个人觉得也就是在危机的时候盯住美元，美国有一个金融学者麦金农，他说长期来看美元是不稳定的，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决定了它在危机时有一个避风港的功能。因此现在欧元出问题，欧洲的债务危机出问题，对这种不可预计的变化，盯住美元实际上是好的规避风险的机制。

第三，对人民币汇率改革，中国强调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的原则是非常正确。原因很简单，也就是2007年、2008年人民币形成机制改革推进的时候，我们发现如果一年人民币汇率升值3个点、5个点、6个点，企业实际上是可以通过它的能力承受和化解的。但这个条件是不能够有2007年、2008年全球性的油价飙升、粮价飙升、资源价飙升。因为对企业来讲，化解3—5个点的升值，如果加上油价飙升、粮价飙升、资源价飙升，可能整个的宏观税负和成本上升的幅度就会太大。

另一方面，国内的要素价格出现一定程度的上升，像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煤电油运成本、能源环境成本，核心问题是企业实际税负承受能力，经过这个能力可以化解一部分，但是是有限的，因此就决定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推进是渐进的。有些长期合作研究的美国朋友认为人民币至少低估25%-40%。关键的问题是人民币升值25%-40%的时间段是多长，如果像日本那样一次性上去，我的问题就是如果中国有上亿人下岗，这个危机能不能够承受，如果中国出了问题，那么当前的金融危机就不是美国的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而是由于国际社会在全球失衡调整责任的处理不当导致了非常难以控制的一个大危机，我觉得这对中国不好、对美国也不好，对世界也不好。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的。谢谢。

北大经院博士生:

请问傅院长，您刚才也提到了世界经济转型，我在网上看到，也会经常听到这些方面内容。您认为世界经济增长模式会从危机之前的美国负债消费型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到什么方式？请问张所长，您说自由贸易对中美双方都会有影响，为什么美国新贸易保护主义会抬头？谢谢。

傅梦孜:

美国经济增长模式是否转变，这要进一步观察。这次战略对话里面承诺了要增长储蓄，这两年的金融危机，各国经济都在大力刺激经济，通过财政或者是通过国债的刺激，通过这些措施带来的需求避免危机的深化。中国是这样做的，欧洲是这么做的，美国也是这么做的。希腊加入欧元区的时候，本身财政是可以的，但这里面有评级机构的影响。但评级机构后来落井下石，从而触发欧洲金融危机。还有更多的国家相信美元，所以美国的霸权心态不改变，美国经济增长转型没有其他国家那么迫切。美国通过印制美元来解决债务危机，欧盟不具有这样的能力，它作为国际货币组织，所占比例是有限的。美国模式的转变是有可能的，就是在开发和利用方面，这个转变也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一种模式的结束。因为自从有了煤、电、核能之后，任何一种新能源的出现都会可能成为划时代的标志。可能我的回答从学理上并不会使你特别满意，但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谢谢。

张燕生:

我来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主要有三点。第一，我们研究了一下全球经济增长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趋势之间的关系，发现他们是负相关的，全球发展不好，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就抬头。第二，从历史上看，1870—1973年是一次全球化的时期，也是在英国推动下的自由贸易时期，在这个时期，当全球自由贸易的时候，美国的市场会变得更加开放。但是后来，在遇到世界经济危机的时候，美国政策很快在19世纪90年代之后就走向了保护性贸易。事实上，在世界发展不好的时候，美国历史上很容易走向保护性贸易。

另外，在今年3月份，奥巴马在提出美国未来五年的出口要翻番。但目前的危机，全球需求是缩水的，美国在这个“蛋糕”里切更大的份额，在缩小的“蛋糕”里切更大的份额，如何切呢？如果没有人让出来，美国怎么得到更大的份额呢？所以目前全球的新保护主义也好、旧保护主义也好，整个趋势是抬头的。因此这次战略与经济对话一个共同点就是如何共同抵制这个倾向。

国家信息中心:

首先，感谢四位专家的精彩演讲。请问张燕生所长，第一个问题，本轮中美经济战略对话的原因是在欧洲债务危机爆发时形成的，欧洲债务危机愈演愈烈，这对中国经济会产生什么影响？会不会导致中国经济二次探底？第二个问题，请问傅所长，上个月“金砖四国”在巴西召开了首脑峰会，请问“金砖四国”四个国家作为发展中大国，他们的竞争关系起主导作用还是这种经济的互补性占主导地位？还是竞争性更占主导地位？这种会晤机制，除了首脑会晤之外，会不会在其他各个成员之间有更多定期会晤机制产生？谢谢。

张燕生:

关于欧洲债务危机是否会蔓延下去，我们希望它不会蔓延下去，我们希望通过1100亿欧元的希腊救助机制和7500亿欧元的欧洲稳定机制这两个机制以及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把欧洲债务危机能够控制住不要继续蔓延，不要把更多的国家拖下水。事实上我个人问自己的问题就在于，有没有可能希腊是第一个倒下去的？在全球的主权债链条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倒下一位，会不会有第二个倒下去，会不会有大块都倒下去，会不会出现发达国家整个财务状况都不好，美国财政赤字占GDP12%，日本比例超过了29%，整个发达国家的财政状况都不好，这个债务链会不会发生蔓延，核心的问题是这场危机还没有结束。第一个爆点是IT方面；第二个爆点是在美国次贷方面、主权债方面。

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如果这个风险点没有爆破，而是得到有效控制，它对世界经济会产生什么影响。各国会使风险点不会爆破的很重要原因是各个国家财政都会出现程度不同的紧缩。我们知道世界主要国家的财政紧缩对世界意味着是一种“双退”，即私人消费、私人投资不好；如果公共开支再不好，如果靠出口外需，贸易摩擦再增多，我个人觉得这个前景是不容乐观的。我们希望它不要蔓延的太厉害。我的问题是不蔓延太厉害，风险点会迟早爆发，可能是今年、可能是明年，因为这种危机带来的长周期的失衡，对中国的影响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去年进出口拖累我们GDP出口是3.9个百分点，一季度进出口拖累我们GDP是1.2个百分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拖累我们对进出口的影响会不会大于去年？我们说，不会。如果相当于去年三分之二，也要忽略GDP2.7个百分点。因此，我们觉得对我们的影响并不是致命的。实际上我认为这个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如果是我们的GDP减去欧债的影响，能够保持在8.7到9.2GDP增长程度，实际上并不是非常坏。

傅梦孜:

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我简单回答一下，最近可能会注意到“竞争性”这个词有点变化，在小会上我们非常讨厌这个词，把我们当作战略竞争对手，我们没有这么高，实际上抬高我们了。在这次经济对话里我们会发现一个词“竞合”，竞争和合作关系，我们自己也长大、长高、长强壮了，我们也理解世界有竞争关系。

关于金砖四国，这是合作的一个新平台，去年峰会上罗马尼亚非常高兴，没有想到中国对金砖四国的会议如此重视。我认为，这四国的互补性大于竞争性，四国里尽管有国情、人口观念不一样，但有一些点可以予以合作。巴西是一个资源型国家，中国选择的是一种有自己特色的道路，跟印度不完全一样。中国作为一个快速崛起的国家对资源有需求，中国的这种模式对印度也是有利益，也是得以借鉴的。所以在发展道路的选择和经验交流上，金砖四国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另外，互补性大于竞争性，项目的合作也大于竞争性。金砖四国也有切实的合作，这点可能不容易。更多是制度上的合作。它的机制如何演化？南非还想加入，这是有一点变化。要搭建机制，在某些方面整合一致的话，需要有专门功能性的会议进行探讨。当然，在G20之前，金砖四国出现的话，可能会有很大的影响。现在金砖四国的成员也是G20的成员，影响不是那么突出。它的合作领域还有其他的途径，中国的事情也不一定要拿到金砖四国里谈判。所以这个我们可以一起研究。但我认为具体功能性的机构应该是在考虑之内。

谢谢你的问题。

陈永龙:

我补充一句话，这完全是我个人看法。所谓的机制是别人强加的，但对于我们在国际上怎样展现自己的形象、维护我们的利益，应当说是很发挥作用的。我个人把它理解为，道义和利益的结合。因为在过去大舞台上，中国已经是一个主要演员，但主要演员不只中国一个，但为了在这个舞台上维护自己的利益，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这在成长过程中有很多共同语言，大家都是成长的青年，有共同的语言。这样说吧，80后、90后可能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和老人可能没有太多共同语言。

解放日报记者:

请问杨院长，这次中美经济和战略对话在经济层面谈得比较多，而在战略层面似乎是温故而不知新，您怎样看待这一情况？

杨洁勉:

谢谢你的提问。

我想，战略对话和经济对话有重合的部分，也有不重合的部分。经济是比较实在的，这对中国来说，我们处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从今天大家提问上来看，也是集中在经济方面的比较多。从对话双方的领衔来看，我国是王岐山副总理和戴秉国国务委员，美国是希拉里和盖特纳。我觉得战略对话中已经超越了思想和战略政策推进的过程，其实已经进入了比较实在了。但因为战略问题的宏观性、复杂性、前瞻性的表述语言方面，就不如经济上有26项具体。我觉得不是说是温故多，温故而知新，我觉得“新”的方面有三点：第一，为中国和美国战略与经济对话这样一个具有独创性的平台起到了制度化的巩固和发展，这个意义怎么样强调都不为过。美国方面甚至说，美国的内阁一大半要临时关门搬到中国来。这个意义在全世界是非常巨大的，也是实在的。中国的政策也非常强大，而且讨论的内容非常深刻，中国大概同一些主要国家和一些重要国家、友好国家有20来对战略对话，而其中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最为广泛，最为深入的，对当前国际体系制度的改革和建构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三，在这样战略对话里，对当前世界上重大政治安全等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比如说这次会议上我们就朝鲜半岛形势有一个很突出的沟通以及交锋。而且应该是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为了这次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其他，在此之前，中美两国以及其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加上德国，对伊朗核问题上也进行了碰撞、磨合和达成了妥协。同时也提出了中美两国今后在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其他重要地区以及议题问题上进行讨论，我认为这也是很重要的。我想讲，中美两国的战略对话和经济对话同样重要，也就是我在开场时所说的，经过30年以后，恐怕中国成长起来以后对战略方面的关注会更多，反过来，从政治制度、战略上保证我们的经济发展。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