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同志的发言

各位早上好，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参加这次会议和大家沟通。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刚刚结束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具有非常深刻的现实和长远意义。刚才张燕生所长已经对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中美经济的一些问题做了非常深刻、透彻的分析。我主要从战略方面，也就是说政治、安全、社会、文化等方面做一个补充。

为什么这一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和浓厚的关注，我想主要是因为中美关系从奥巴马政府上台一年半来，经过了三个阶段：首先是稳开，二是低走，三是回暖。未来中美关系继续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全世界都关心。因为中美关系早就超过了双边贸易层面，它具有地区和全球利益。

第二，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中美关系之间的经济关系同政治关系密切相关，互为条件，相互影响。当今年年初出现了美国方面不顾信誉，坚持对台出售武器，坚持会见达赖喇嘛，在贸易保护主义和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在中美关系转入了一个相对低谷的时候，政治和经济关系就更加突出，因为除了这三个事件之外，还加进了一个“谷歌事件”。为什么在高科技领域，投资领域甚至在一般的贸易问题上会出现这么多问题呢？这里面有一个战略互信问题，就是凡是中国要做的，那些反华势力就要对中国出台一些防范的战略和政策，设置重大障碍。

第三，在这一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具体过程中，可以看出，美国方面派出了200余人的庞大代表团。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先生有一个非常精道的评述：“这么一个阵容和机制，如果不是唯一的，也是世界上很少见的”。在双方代表团中间，第一次包括军方的高级领导，也就是在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安全问题、军事问题已经纳入了议题。

最后，这一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落实把中美两国关系建设成面向21世纪的积极、全面合作关系而进行的头脑风暴、互相交流、互相斗争。有的媒体把它总结成虚实结合，长远结合。

在整个战略对话中，有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一、在中美遇到困难以后，如何看中美关系中的新形势和新发展？

中美关系中的动力和阻力。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从尼克松访华后的40多年中，有很多因素是一直存在的。奥巴马政府上台以后，中美关系中的动力和阻力表现在多个新的方面。

从动力方面，表现在：

1.共同应对金融危机成为当前中美关系催化性的动力。奥巴马政府上台时，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美国重返东南亚等事情，对中国有很明显的针对性。但是，因为要共同应对金融危机，以及目前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所以，一些问题被掩盖下来了。

2.共同应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问题和重要热点问题成为两国关系的一体性动力。从气候变化到伊朗核问题，从反对恐怖主义和防止核扩散到朝鲜半岛的局部问题，问题层出不穷，需要中美两国以及同其他国家进行共同协商。

3.共同改革和重组国际体系来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全世界共同利益，成为从金融危机开始到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的一个持续性动力。

最后，调整后金融危机时期大国关系的共同需求，成为中美两国关系中的一个辅助性的，但又很必要的动力。

从阻力方面，表现在：

首先是敏感问题受到新旧变量的合成催化产生了极重和放大效应。中国对这一次美国对台军售反应特别强烈，因为两岸关系已经进入和平发展时期，美国还要坚持以台制华，拿售台武器牵制中方，这理所当然受到了中方的强烈反对。从90年代初期，美国总统多次会见达赖喇嘛，中国对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反响特别强烈。很显然，经过了“3·14”事件和“7·5”事件以后，中国对国家的核心理念，对分裂主义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更加敏感，当然我们要采取更加强烈的反应。汇率问题以前也存在，这一次也引起中方强烈反应。因为中国拥有数以万亿计的外汇储备，是巨额的美元债权，这是用中国人的血汗、用中国的环境、用中国人的劳动换来的。我们的劳动成果很可能因为这些所谓的汇率问题受到损失，当然我们的反应比以前更加坚定。

第二是中美的互动模式再调整和相互不适应的矛盾更加凸显。

随着世界形势的发展，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坚决捍卫自己的主权和利益。美国对此有了一些所谓的新认知，即中国是强势外交、自我中心外交，从而增强了对中国的战略猜疑。而且美国总认为，出了事，派两个、三个高官到中国走一圈就完了，但是这一次就没有这样。整个转圜的过程，相对比较缓慢，也就是反映了这一点。

第三是双方对核心利益方面有认知上的差别。美国毫无理由地指责中国把发展国内问题作为中国的核心利益之一，当美国在指责中国的时候，他们忘记了美国竞选口号，即“任何的政治都是地方政治”。也就是说美国采用的是双重标准。另外，中美在许多问题上是合作与竞争双重性将会长期存在，不会因为奥巴马政府上台采取了从单边主义转向多伙伴，从牛仔式的蛮横外交作风到巧实力等的一系列所谓的变革而发生改变，我们对此的期望不能过高，对双方利益的共同性和双方之间差距的常见性、长期性要有充分的认识。第一个就是动力和阻力。第二，战略与经济对话表现了双边问题和地区全球问题的竞合。第三，中美关系和其他国家，包括广泛发展中国家的密切，在战略与经济中强调要照顾世界上的弱势群体，发展中国家。

第四，要处理好当前和今后的关系。美国的政治体制是两年一次中期选举，四年一次总统选举，所有的外交内政往往是被牵着鼻子走，对中美关系会产生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对此我们要从制度上予以保障。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成为中美60多个对话机制中最突出、最重要的，但这只是开始，制度还有待于完善。例如，这一次中方就特别强调，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中美商贸联委会联动，与同世界上友好国家的对话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怎样，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G20等应多产生一种联动效应、互动效应。中国正处在发展阶段，过去30年主要解决温饱和国民生产总值翻番再翻番的问题。今后30年，随着物质水平的提高和生产能力的提高，中国将会提出为越来越多国际社会成员所接受的全球理念和价值观，比如互不挑战、实现协商、合作共赢、核心利益、重大关切、风雨同舟等等，这已经越来越为世界所接受，也为创导和推动共同发展、持久和平的和谐世界理念的实现，又向前跨进了一步。中国现在应该参与国家体系的建构，当然这是和平的，是外交谈判的。这次中美合作是中国所处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对话，通过和平改造、和平建设，使国际体系奔向更加公平、公正、合理，从而造福于全人类。在全人类福祉得以普遍提高的同时，中国的利益也得以更广泛的保障和推进。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