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化新变革
- 时间:2020-10-24
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化新变革
原载《海外投资与出口信贷》2020年第5期
摘要:当前全球化遇到了南北失衡、贸易失衡、虚实失衡、贫富失衡、治理失衡、大国关系失衡等重要结构性与制度性问题,全球化进程陷入停滞甚至倒退。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对全球化产生重大冲击,全球经济断崖式下滑,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甚嚣尘上,全球治理短板问题集中爆发,中美面临“脱钩”,全球化可能出现分裂。但尽管如此,从长期来看,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仍然不可扭转,但当下,必须聚焦全球化中出现的失衡问题,通过全球治理的改革与创新,推动形成更加公平、普惠、包容的新型全球化,中国应在这方面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关键词:全球化、全球治理、新冠肺炎、疫情
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严重冲击了世界经济,对国际贸易、国际投资、跨境人流物流都造成巨大冲击,成为自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以来,对全球冲击与影响最为巨大和深远的国际公共卫生危机。最近几年,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思潮抬头,过去几十年全球化中存在的制度性和结构性问题集中爆发出来,全球化正在走进一个低谷期和调整期。新冠疫情的爆发正值全球化开始剧烈调整的时刻,疫情的外部冲击和全球化自身的内部结构性调整交织在一起,使全球化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更加严峻。从短期看,疫情如同一场“暴风雪”,使本已不景气的全球经济雪上加霜,把因贸易战和各种国际问题貌合神离、脆弱的大国关系进一步降温至冰点;从长期看,疫情有可能会变成一根“导火索”,一些国家把自身抗疫失败的责任转嫁给他国,内部问题外部化,“大国竞争论”“霸权争夺论”“文明冲突论”有可能成为一些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脱钩”“新冷战”“平行世界”可能会打断全球化进程,全球化可能演变为由各主要大国分别主导的、碎片化的全球化。
一、全球化走到今天出现了几个失衡
人类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全球化的历史。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人类活动的空间和范围不断扩大,人流物流的效率不断提高,各个地区区域性的全球化转变成国际一体性的全球化,各个国家都被卷入到全球化的进程中来,全球化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二战后,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速。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分别主导了平行的、两个版本的全球化,两套全球化间意识形态不同、经济体量不同、经济运行方式也不同。苏联解体后,两套全球化融为一体,在美国及西方国家的主导下,全球化进程大大加速,成为全球化历史中的一段“黄金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全球化的又一个“分水岭”,被新自由主义经济所掩盖的制度性和结构性问题逐渐爆发出来,全球经济出现了一些大的失衡,未来全球化将迎来一段深刻调整期。
(一)南北失衡
过去几十年,全球经济存在东西失衡和南北失衡两对主要矛盾。后随着日本、东亚“四小龙”“四小虎”以及中国的纷纷崛起,东南亚、南亚近些年的快速增长,东西失衡的矛盾有所缓解,特别是东亚地区与西方国家的发展差距正在快速缩小。但与此同时,南北失衡的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甚至还有越拉越大之势,非洲依然看不到发展的任何希望、中东深陷战争与冲突不能自拔、拉美走入债务与民粹政治捆绑的怪圈难以脱身。几十年的全球化并不是普惠的,在“中心—边缘”的全球化结构中,这些地区被挤到了世界的“边缘”。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到来,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正在准备拥抱数字经济时代,而上述地区的很多国家还处于落后的农业时代,发展时代性的差距正在加剧南北失衡。
(二)贸易失衡
自由主义和重商主义是全球化光谱中的两极,从全球化的历史上看,两者经常交替进行,不同时期全球化的主流经常在自由主义和重商主义之间摇摆,同一时期的不同国家也往往在二者之间采取差异性的态度,全球化的历史也是二者不断变化、更替、交织的历史。自由主义往往会带来贸易失衡的问题,重商主义致力于对贸易失衡进行纠正。从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成为国际货币,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带来全球贸易结构的调整。各国为获得美元这一国际货币,纷纷向美国出口质优价廉商品,美国通过贸易逆差向全球输出美元,各国通过贸易顺差获取美元,这一体制固然保证了美元的全球流动性,但不可避免地形成突出的贸易失衡问题。一边是很多国家特别是一些新兴经济体巨额的贸易顺差,另一边是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美国又认为,贸易逆差是其国内产业空心化、就业岗位流失、铁锈地带形成等问题的直接原因,美国成为全球化的受损者,于是转向通过贸易战等重商主义方式,希望缩减逆差,以形成全球化的再平衡。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基于比较优势理论,但比较优势并不意味着平衡优势,恰恰相反,贸易的不平衡才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常态,这是现在全球贸易战狼烟四起、历久不散的本质原因。
(三)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
实体经济是人类财富的直接创造者,代表着人类的生产力水平,金融等虚拟经济是财富的间接创造者,更多地扮演实体经济的“润滑剂”角色,通过资本杠杆调节各种要素资源在生产中的配置。但由于科技进步速度远远落后于资本繁殖速度,全球经济日益虚拟化了,虚拟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越来越高,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出现了失衡,这表现在全球流动性过剩、很多国家债务率高企、金融坏账率和次贷比率偏高、一些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和过度金融化等等。虚实失衡极易造成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紧随其后的欧债危机、近年来不断出现的新兴市场债务危机等,都是虚实失衡的具体表现。虚实失衡又进一步危及全球化,加剧了脆弱经济体参与全球化的风险,美国等发达国家可以通过金融和货币手段将风险转嫁,而新兴经济体和不发达国家成为这些风险的承担者。
(四)一些国家内部的贫富失衡
近些年来,很多国家民粹主义思潮涌动,折射到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层面。美国茶党运动、“占领华尔街”、特朗普当选、对全球发起贸易战、不断退出国际组织和国际协定,难民问题、英国脱欧、欧洲各右翼政党纷纷登台成为政坛关键力量,各种大众运动、街头抗议在全球此起彼伏等等,都表明民粹主义已成为影响全球化进程的一股关键力量。民粹主义的形成来源于很多国家在全球化中没有处理好增长与公平的关系、没有处理好一次分配与二次分配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左”与“右”的关系,资本、企业和产业可以在全球化中便捷的流动和转移,但劳动力受制于国境限制却不能实现全球流动,发达国家的劳动力也要与新兴经济体和不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杀价竞争,两极分化造成了社会撕裂、政治对立,资本全球化和劳动力本土化的矛盾是民粹主义形成的基本原因。每次大的技术革命都会带来社会的巨大变迁,随着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的机器替代人的现象,一些劳动力可能由于不适应生产力的迅速变革而被社会所淘汰,全球化有可进入一个更加动荡的时期。
(五)全球治理的失衡
生产力的变化要求生产关系的适应性调整,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也要求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创新。虽然很多国家都在推动全球治理变革,但各国对这一变革的理解是不同的,推动的立场、方向与路径也是不同的。一方面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当前的全球治理框架和制度是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主导建立的,反映的是二战后西方国家、发达国家的根本利益,随着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纷纷崛起,现有的全球治理已经不能反映其利益,他们要求全球治理更加公平普惠。另一方面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他们认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或是没有尊重现有全球治理规则、或是利用了全球治理体系的“漏洞”、或是在获取全球利益的同时没有承担起应有的国际责任,美国不惜以“退群”等手段相威胁,要求改革现有的全球治理体制,但改革方向却是要更好地维护其既得利益。在这两种矛盾的立场下,全球一些治理机制如WTO等正面临瘫痪,一些治理机制如IMF因改革滞后其功能正在逐渐弱化,一些治理机制如全球卫生合作等名存实亡,一些区域性、集团性、功能性的治理机制正在发挥替代性作用,全球化正在从整体走向破碎、从合作走向分歧、从协调走向对立。
(六)大国关系的失衡
二战后的全球化是美国一家独大的全球化,美国用政治、经济、军事霸权和盟友体系维持了全球化的稳定,即便在冷战时期,苏联也未能撼动美国在推进全球化中的领导地位。但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全球化正在由美国“单极稳定”向主要大国“多极稳定”的方向演变,这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发展大势,但演变过程中必然充满着主要大国在利益让渡、规则制定等方面的竞争与博弈,并可能从经济层面反映至政治、外交、军事、地缘等各个层面,大国关系将变得更加失衡与复杂。大国竞争也容易上升至意识形态层面,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可能形成合流,“文明的冲突”可能借尸还魂,各大国间是否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和良性的互动机制,决定了全球化的前途和命运。
二、疫情对全球化的新冲击
在全球化走向低谷期和调整期的时刻,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并席卷了全球,对全球化本身也造成了巨大冲击。危急时刻,世界主要国家非但没有携起手来共同应对,反而产生了更多的矛盾和冲突,使全球化的失衡问题进一步加剧。世界经济衰退、贸易保护手段滥用、全球疫情泛滥、意识形态对立等多重因素叠加,使全球化调整过程变得更加艰难和复杂。
(一)全球经济的断崖式衰退
从短期看,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消费方面,全球人流被极大管控,依赖人流的餐饮、零售、旅游、电影、航空、酒店、教育等各个行业跌入谷底,很多国家出现大规模的失业潮,失业和收入的下降带来消费的骤降。投资方面,受消费下跌影响,企业投资也会大幅下滑,在当下资金链紧张之时,企业倾向于将资金用于维持生存而非用于扩大生产投资,各国的基建项目开工受到影响,冲击制造业、基础设施、房地产投资扩张活动,物流、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也会被波及。贸易方面,受需求端有效需求骤降和生产端开工难度大的影响,全球贸易规模将大幅缩水,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遭到冲击。综合来看,全球经济必将遭遇大幅衰退,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估计,2020年全球GDP将下跌3%,其中发达经济体将下跌6.1%。由于疫情的较大不确定性,疫情何时消退、全球是否还会有第二波疫情大爆发,现在还无法给出答案,因此很难从中长期的角度对全球经济走势进行预判。但即便如此,疫情对全球化的冲击和影响已经显现。如果疫情长期化,那么疫情就不再是打断全球化进程的外因,外因可能作用于内因,被割裂的全球化可能形成路径依赖,导致全球经济结构性的重大变化,各国被迫建立自循环的经济体系,在相当长一段时期被打碎的产业链就很难再链接起来了。
(二)疫情正在加剧全球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
在这次应对疫情的大考中,各个国家交了完全不同的答卷,只有拥有较强社会组织能力且具备一定公共卫生服务水平的国家才能有效管控疫情。美国等国家防疫抗疫失败,经济大幅衰退,失业率骤然大幅提高,民众高度不满,大规模街头抗议和游行示威席卷西方,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美国一些政客转而将罪名甩在中国头上,有意挑起民众和社会情绪,将媒体关注点引至中国,淡化自身责任。这些政客在疫情之前,就大力鼓吹大国对抗、战略脱钩,疫情又为其提供了新的借口。破镜难再圆,中美两国从政治到民间意识形态的对立很难扭转回来,已经形成裂痕、因疫情又更加疏远的两国关系很难再恢复到过去的合作互信状态,正如基辛格所言“中美关系已经回不到过去了”。不断崛起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会对全球化产生较大冲击,且冲击是深远的,互不信任的全球化很难是全球一体、通力合作的全球化。
(三)全球化可能分裂为中美两个版本的全球化
从这几年的中美贸易战可以看出,美国对华战略渐渐在其国内形成一致性,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民主共和两党、朝野内外,对华鹰派态度渐渐成为主流,被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裹挟的美国对华战略已明确将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这次疫情又把中美两国关系相互推得更远,“中美脱钩论”甚嚣尘上。美国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两个国家的渐行渐远有可能造成全球化的分裂,形成“美国的全球化”和“中国的全球化”两个版本。“美国的全球化”将通过规则标准的重构把中国排挤出去,美国现在采取的贸易战、“退群”等保护主义做法实质上是“以退为进”,用这些手段为自己增添筹码,再用谈判的方式打造有利于己的更高标准的国际规则,在国有企业、产业政策、数字经济、环境保护、市场开放等领域推广现阶段中国很难达到的具体规则,从而将中国排出到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之外,带有“毒丸条款”的美墨加协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国的全球化”最突出的是“一带一路”,尽管中国的全球化标准不如美国的高,但能够解决后发国家如何实现经济崛起的问题,中国庞大的产业体系和正在逐步寻求向外转移的部分产业,将受到发展中国家的欢迎。如果未来中美两国继续像疫情期间表现的那样,更加对立甚至脱钩,全球化可能再度分裂。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可能面临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形:在北美、西欧、印度、南太等地区,“一带一路”推进难度可能会更大,但在中国周边地区以及大量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一带一路”受欢迎程度可能会更高。
(四)疫情充分暴露了全球治理的脆弱性
疫情是全人类共同的灾难,世界各国理应携手应对,但从此次疫情应对来看,分歧远远大于共识、矛盾远远大于合作,各国之间没有建立经常性对话和常态化合作机制,甚至连基本的信息共享、医疗互助机制也几乎不存在,这反映出在应对国际重大公共危机时,全球公共品的紧缺性和全球治理的脆弱性。美国甚至能够退出世卫组织等各国际组织、国际协定,这反映出现有全球治理也缺乏约束性。国际社会经常质疑美国在国内和国际表现出大相径庭的“两个美国”:在国内,美国政府尊重法律、尊重规则、尊重民意;在国际,美国却行使霸权、倚强凌弱、轻视规则。这根本上是由于美国政府在国内面临严格的、硬性的法律约束,而在国际却面临松散的、软性的治理约束所致。如不能建立有效的、有约束性的全球治理机制,全球化中遇到的问题是很难通过国际合作来共同解决的,全球化的分裂破碎就可能成为现实,本次疫情已经敲响了警钟。
三、推动形成更加公平、普惠、包容的全球化
全球化中出现的问题并不是全球化本身造成的,而是要在更深入地推进全球化中予以解决。要通过全球治理的改革与创新,形成更加公平、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新模式,引领全球化走出低谷,中国应在这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一)全球化要经历一个螺旋上升的发展过程
事物发展总会经历螺旋上升和波浪前进的变化过程,这是事物变化的一般规律,全球化也要经历一个在曲折中前进的发展过程。尽管在全球化中遇到了各种问题,但必须看到,全球化是历史潮流、大势所趋,任何国家都不能扭转其方向。全球化可能遇到挫折,但不可能终结。这次疫情按下了全球化的暂停键,但绝不是休止符,疫情结束后全球化仍将继续向前发展。尽管当前大国博弈日趋激烈,未来一段时期全球化可能面临停滞甚至分裂,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有待解决,但从更长的历史周期看,各国通力合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才是主流。
(二)建立更加公平普惠的全球治理机制
要推动全球化更好发展,必须建立更加能够解决问题的、更加能够适应发展需要的新型治理体系。要顺应世界多极化的发展浪潮,推动全球治理的改革和创新。全球治理要从过去的西方治理转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要从过去的发达国家治理转向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乃至不发达国家共同参与的公平治理,要从过去的霸权治理转向合作治理、协商治理,要吸收更多国家深度参与到全球治理中来,确保共同治理的责权利对等。要建立对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军事安全、地区安全、公共卫生、科技合作、国际援助等重要领域、重点问题的有约束力的治理机制,在各国共同推动治理创新的同时,也能使各国尊重规则、遵守规则,不要让全球的危机变成全球化的危机。
(三)处理好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
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矛盾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对基本矛盾。这一矛盾既包括经济层面的含义,即在劳动力不能跨国界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全球化能否让本国居民福利水平更高、分配更加均衡,也包括文化层面的含义,即在外部文化的冲击下,能否保持本民族文化的独立,或能否使本民族的文化通过全球化变成国际社会所接受的通行文化。在过去全球化大发展时,美式文化、欧式文化曾随其经济影响力蔓延至全世界,但在全球化出现停滞甚至逆全球化之时,“文明的冲突”开始变得激烈,并与经济利益之争、民族和民粹主义、地缘政治冲突等相融合而更加复杂化,全球化非但没有削弱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反而强化了各个国家、民族对自身的认识,连过去十分强调普世价值的欧美国家都对自身文化能否成为全球性文化表现出不自信或焦虑。在全球化推进的同时,如何推进各种文明相互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如何建立更加多元的文明价值观,这是全球化中超越经济的更高层面的问题,需要更高的智慧。
(四)中国要在全球化的大调整中更加积极有为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一部逐渐融入全球化的历史,中国建立了与国际规则标准相对接的经济管理体系,实现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融为一体,在全球产业分工中谋得一席之地并不断向国际产业链上游攀升,深刻地诠释了一个落后国家如何利用全球化实现后发崛起,融入全球化甚至引领全球化应成为中国发展的最大战略。在当前全球化停滞甚至倒退之时,中国应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重要引领者。一方面,中国自身应深入推进改革、不断扩大开放,要清醒认识到相比全球高标准的开放规则,中国还有一定差距,用高标准开放来倒逼国内改革,任务依然十分艰巨。另一方面,中国要通过“一带一路”、各双多边区域经济合作和自贸谈判、双多边投资协定谈判、推进WTO改革等,积极推动全球化驶出浅水域,推动在公共卫生等重点领域建立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机制,通过全球治理的改革和创新来解决全球化中遇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