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通讯》2009 第8期

工作动态

中心领导会见银监会国资委领导………………………………………（2）

新华社《瞭望》杂志社访问国经中心………………………………… （2）

中心成功举办第二期“经济每月谈”学术讲座……………………… （3）

研究信息

中国应借鉴罗斯福“动员经济”经验………………………………… （4）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博弈分析…………………………………………（9）

美国经济下半年有望复苏………………………………………………（14）

只有民富才能国强………………………………………………………（17）

国际合作

澳大利亚国际商会来访洽谈合作………………………………………（22）

 

[工作动态]

中心领导会见银监会国资委领导

近日，常务理事长郑新立、秘书长魏建国拜访国家银监会主席刘明康。郑新立向刘明康汇报了中心筹建和全球智库峰会的基本情况，刘明康主席对中心近期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表示，如中心需要，可借调银监会人员参与中心工作。银监会办公厅主任廖岷、统计部主任刘春航一同参加了会见。

8月12日下午，常务理事长郑新立、秘书长魏建国拜访了中心副理事长、国资委主任李荣融。郑新立向刘明康汇报了中心筹建和全球智库峰会的基本情况，秘书长魏建国汇报了中心研究交流基金的筹建情况。李荣融对中心近期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表示，中央企业赞助国经中心研究交流基金，可量力而行，有序实施。

 

新华社《瞭望》杂志社访问国经中心

8月17日上午，中心秘书长魏建国会见新华社《瞭望》编辑部吴亮一行。

首先，客人就新华社旗下的期刊的情况进行了汇报，着重介绍了《财经国家周刊》的筹备情况，提出加强与国经中心合作的希望。

秘书长魏建国认真听取了客人的介绍，同意双方加强合作，希望新期刊充分发挥传递信息，服务读者，服务企业，服务社会，扩大影响的作用，办出特色，办出效益。双方明确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在研究、活动、出刊等具体领域不断深化合作。

 

中心成功举办第二期“经济每月谈”学术讲座

2009年8月19日下午，在北京饭店会议厅，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了第二期“经济每月谈”学术活动。中心秘书长魏建国主持了学术讲座，商务部原副部长张志刚，商务部原部长助理黄海出席了会议。

    

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柴海涛，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小济分别围绕主题，对我国进出口的严峻局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建议与意见。

杭州娃哈哈集团公司董事长宗庆后等企业界代表专程参会。讲座过程中，研讨积极、深入，气氛热烈。社会各界嘉宾百余人出席了讲座。

 

[研究信息]

中国应借鉴罗斯福“动员经济”经验

【摘要】罗斯福动员经济比“新政”优越之处在于政府全面规划闲置资源使用，确保经济达到充分开工和充分就业程度，避免像“新政”一样因刺激力度不足，使经济陷入反复衰退。中国应围绕国家战略目标充分动员闲置资源，以较少成本扩大现有科研开发，以跨越式科技进步催生新兴产业并带动投资热潮，促使产业升级并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一、动员经济才能应对特大经济危机

1929年美国股市崩溃触发大萧条后，胡佛曾通过公共投资扩大需求，但其忽视微观效果并偏向资本利益，采用资本密集技术，扩大就业效果很差，胡佛大坝成为其经济政策失败的象征。罗斯福“新政”更加重视宏观政策与微观经济联系，大力实施公共工程并直接雇佣大批失业者，有效缓解了就业困难，但仍难阻止危机震荡反复，直到罗斯福实施二战动员经济，大量采用了计划调节手段，才全面动员闲置资源，实现充分就业并彻底摆脱了大萧条。罗斯福动员经济优越于“新政”之处在于，迫于战争压力，政府全面规划闲置资源，确保启动经济力度达到充分开工和充分就业程度，避免像“新政”一样因刺激力度不足，反复陷入经济衰退。

建议，中国应借鉴罗斯福实施动员经济的成功经验，以应对美国可能爆发金融危机造成全球经济衰退的危险，包括对出口锐减导致的闲置产能进行周密调查，试验不同方案，摸索适宜的刺激力度，资金投放应严格区分实体经济和泡沫经济，谨防股市楼市投机导致的资源浪费和政策失效。

局部经济动员状态，意味着为应对全球经济衰退的严峻形势，特别是出口锐减导致经济增长滑坡的困难，政府对闲置资源进行全面调查和规划，采取一切必要的经济和行政手段，充分动员闲置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包括过剩的生产能力和工厂设备，大批失业下岗职工和政府企业的富余人员，银行金融体系缺少投资机会的闲置资金，有选择地投入国民经济的关键性领域，围绕着紧迫的社会战略目标有效运转起来，确保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保八”目标。

局部动员经济不同于罗斯福的战争动员经济，它不进入全面经济动员状态，仅仅涉及某些局部的战略性行业、领域和地区，目的是加强宏观政策与微观经济的联系，促使宏观政策准确落实到产业和企业层面，实现单纯依靠市场难以达到的重大目标，包括启动充足国内需求弥补出口锐减困难，尽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增强国民经济抵御全球经济衰退冲击的能力等等。政府仅仅利用可靠信息进行有限的干预调节，经过科学统筹规划利用市场失灵造成的闲置资源，绝不搞“大跃进”重犯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错误。

二、局部动员经济旨在纠正市场失灵

值得指出，局部动员不排除市场经济，计划调节将用于有限的关键领域，克服市场经济的宏观和微观失灵，目的是更好发挥而不是限制市场经济的作用。局部动员经济实施有限计划调节的目的，是确保或恢复一些关键性的宏观经济平衡，以及一些具有宏观影响的微观供求平衡，绝非试图解决全部经济平衡的计划经济。政府仅在有必要、有把握的一些关键性领域，进行局部的计划调节和宏观、微观干预，剩余部分留给市场经济进行自发调节，这样很容易达到信息和计算能力要求，即使犯了错误还有市场调节补充矫正，能够促使计划和市场相互取长补短，不坐视而且灵活矫正彼此存在的明显缺陷。

新加坡用政府计划办法建设大部分居民住宅，因为通过人口数据很容易计算住宅需求，而且房地产价格上涨容易诱发投机加剧供求失衡，形成泡沫过热造成宏观失衡和经济危机，属于具有重要宏观影响的关键性微观市场失灵，因此，政府果断将其纳入计划调节并加强国有企业投资，但是，政府却明智地将高端住宅和商业房地产，留给市场进行自发调节而不实行政府干预，这样既能确保绝大多数居民享有廉价优质的住宅，又能避免像其它国家那样反复出现房地产投机泡沫，由微观失衡引发一系列宏观失衡并爆发经济危机。

建国初期，陈云同志采取“三紧三松”的灵活货币政策，战胜了恶性通货膨胀与严重失业并存的困难，成功实现了西方传统宏观政策无法兼顾的目标，关键在于运用了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通过计划调节将宏观、中观、微观政策联系起来，促使宏观政策准确落实到产业层面和企业层面。陈云同志面对相互矛盾的宏观经济目标，通过货币政策的三轮反复松紧调节，像经验丰富的司机不时灵活轻微摆动方向盘，避免了“大松大紧”导致矫枉过正的危险，节约使用恢复时期极为紧缺的物资和资金，以有限银行信贷支持工商业订货和扩大就业，坚决打击投机活动避免物价上涨和资金浪费，驾驭国民经济准确驶向了健康平稳发展的目标。陈云同志深知商人唯利是图投机本性危害极大，不能因很难找到投机的确凿证据就忽视其存在，并善于运用经济手段打击各种投机活动，有效避免了投机泛滥妨碍实施政府经济政策。相比之下，西方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货币财政政策，缺乏手段将宏观政策准确落实到微观的机制，不顾微观效率的“挖坑埋坑”粗放扩大需求方法，长期实行导致刺激生产和就业的效果越来越差，容易引起泡沫投机过热和严重通货膨胀压力，结果实施宽松宏观政策难以扩大就业，实施紧缩宏观政策难以抑制通货膨胀，不得不加大紧缩或宽松力度致使宏观政策渐渐失效，特别是难以应对石油危机导致的生产成本普遍上涨，陷入了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困境。

三、启动大规模住宅建设和科研开发计划

中国实施家电下乡政策像新加坡住宅计划一样成效显著，原因也在于有限计划调节加强了宏观与微观的联系，促使局部的微观干预产生了显著的宏观经济效果，这种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和成功经验，应该迅速扩大并推广到国民经济的关键性领域，如借鉴新加坡住宅计划经验满足居民住宅需要，住宅建设需要巨大投资并能带动建材、家电等相关行业，政府果断介入能防止该行业因投机泡沫导致市场失灵，扼杀增长潜力、影响社会稳定并引发宏观经济风险。政府有计划启动巨大的住宅建设投资，能有效弥补出口锐减造成的生产过剩，防止房地产泡沫与外来危机冲击产生共振，导致宏观失衡引发金融危机并影响社会稳定。

科研开发投资也有振兴国民经济的宏观意义，重大科技进步能催生新兴产业并带动投资热潮，形成长期发展动力推动经济走出疲软低谷。为缓解许多行业的产能过剩和过度竞争，中国应将大量闲置企业、车间改造成科研开发基地，加强关键性领域的科研开发推动产业升级，以较少成本将现有科研开发规模扩大数倍，提供大量高质量就业机会利用宝贵知识人才，减少企业裁减技术人员造成的人才浪费，加强新产品、新能源、新材料的开发力度，以跨越式科技进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更好应对全球经济动荡。

解决当前人类面临的能源、资源、环境危机，迫切需要通过政府扶植实现重大科技突破。科研开发投资能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通过节能降耗、降低成本抑制通货膨胀，优越于凯恩斯“挖坑埋坑”的粗放扩大投资方式，为刺激需求长期扩大低效率投资必然带来通胀压力。美国二战时期政府通过动员经济大力扶植科研开发，催生一系列新兴产业并产生了千百倍的经济效益。中国政府还应周密规划、协调各方面的科研力量，加强企业、大学与政府机构之间的分工合作，趁西方经济危机导致大量人才过剩的有利时机，利用外汇储备引进国外的关键性技术和科研人才，这种“引智创新”模式能以较小代价带来长期高收益，优越于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或出让市场换技术。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博弈分析

——来自中铝并购力拓案例的思考

【摘要】中铝第二次收购力拓失败，暴露出中铝国际并购经验的不足，使自己在双方的博弈中逐步落于下风。反思中铝并购力拓全过程，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可从中得到五点启示：海外投资要讲究策略和技巧，审慎、灵活、果断地走出去；国有企业要淡化国有身份，转变直接收购的做法；提供给中小民营企业贷款支持，让它们走在前面；充分发挥专业化中介机构职能，加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培训；联合政府各部委形成协调小组，加强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统一协调管控。

一、中铝并购力拓事件全过程

中铝并购力拓事件至今经历了首期注资、再次收购和参与配股依次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8年2月中铝携手美铝斥资140.5亿美元合作收购力拓9.3%的股份。第二阶段，2009年2月中铝与力拓又签署了注资195亿美元的战略合作协议；但是6月5日力拓单方面宣布撤销与中铝的这次注资协议，这就宣告中铝第二次大规模海外投资交易失败。第三阶段，中铝出资近15亿美元全数执行力拓“152亿美元配股融资”的新股认购权，以维持现有的持股比例，摊低此前斥巨资入股的成本。

二、第二次收购失败成因分析

如果排除金融危机的影响，中铝首期收购的方式和效果都是相对较成功的。然而，第二次收购却以失败告终，这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烈讨论。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此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看法，以期对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有所启示。

对比中铝两次注资力拓的结果，我们可以从中总结一些经验教训。中铝第一次成功收购力拓9.3%的股份是有其原因的。第一，联合美铝共同完成对力拓股份的收购。一方面，中铝能够有效利用了美铝在国际重大交易谈判上的技巧和经验，促使力拓在双方博弈中不敢轻举妄动；另一方面，联合美铝能够表现出是一种市场化的操作行为，更容易得到国际社会对中铝市场化收购的认可。第二，首次收购是一种间接收购的行为，即绕道英国伦敦股票交易市场收购力拓英国有限公司12%的股份。这实际上避开地缘政治的阻力，因为英国政府比澳大利亚政府更崇尚自由贸易。第三，首次收购受到雷曼、中金两家专业中介机构的资本运作支持，致使交易的操作过程相对比较迅速，减少了可能面临的监管和财务风险。第四，首次收购借助新注册公司且保密工作做得好，减少了来自力拓内外的阻力，使得这次大规模收购并没有成为众矢之的，能较为顺利地得以完成。

当力拓出现危机濒临破产边缘时，中铝第二次大规模投资使力拓重现生机。实际上，这次力拓借助中铝也是无奈之举，并不是真心地想与中铝合作，而是利用“缓兵之计”拖住中铝，等待时机成熟起死回生。由此可见，双方在时机博弈上的较量至关重要。首先，力拓采用“挑拨离间”的策略，尽力诱使中铝抛弃美铝单独参与收购协议谈判。事实上，联合美铝参与收购恰恰是中铝首次收购事件成功的关键原因。其次，力拓的拖延策略为其赢得股市回升的时机。力拓通过影响媒体制造社会舆论进一步影响政府、监管机构以及民众，促使交易审查期由原定的30天延长到90天，引起澳大利亚民众对中铝“国家控制”的强烈抗议。这恰恰为力拓赢得喘息机会来谋划和实施下一步“暗渡陈仓”的计划。最后，在拖住中铝的同时，力拓还暗中与必和必拓商议合作事宜。当力拓宣布拒绝中铝收购时，它迅速与必和必拓达成合作协议，力拓“暗渡陈仓”的计划也就此得逞。

以上可见，中铝第二次收购力拓的失败，暴露出了中铝国际并购中博弈经验的不足。首先，中铝在这次收购的时机博弈上没有占据上风。因为在力拓宣布破产倒闭前宣布大规模的注资计划，恰好强力刺激了力拓股票价格上涨，因而选择什么样的时机将是双方博弈势力消长的关键环节。其次，中铝这次收购暴露出了国有企业“财大气粗”的急切心态。一方面，中铝并没有像第一次收购那样注册新公司完成收购。另一方面，当“两拓”暗中合作时，中铝也没有暗查并充分利用反垄断法，揭露“两拓”共谋的反市场行为。最后，在等待审查的过程中，中铝也没有随事态的变化及时做出交易调整和补救，例如调整某些交易条款、放弃坚持董事席位等。于是，在第二轮次的博弈较量中，原本处于上风的中铝不仅让处于下风的力拓最终金蝉脱壳，反而使自己逐步陷入相当被动的局面。在随后的第三轮次较量中，中铝只好抓住机会主动地参与力拓的配股融资方案。

三、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对策与建议

金融危机爆发前后，中国企业屡次在海外成功收购资源资产。于是有学者认为，当前优先收购海外优质资源资产是一种相当明智的投资策略。事实上，中国企业收购海外资源资产具有更广泛的战略意义，它不仅加强我国在一些大宗商品定价的话语权，还将减少我国主导产业发展受海外资源供给约束的影响。总而言之，中铝第二次收购力拓失败不应归咎于战略上的判断失误，而应归之于战术操作上的失利。

到目前为止，中铝在整个并购过程中实际上没有占到多少便宜。首先，中铝第一次收购力拓虽然成功，但至今仍需承担巨大的浮亏。从投资效果看，这显然并不算一次成功的投资；从对资源的控制看，中铝第一次注资虽已经成为力拓最大股东，但仍没有董事会上的发言权。其次，中铝第二次注资力拓本想获得所想要的控制权，最终反而赔了夫人又折兵。在吃了两次亏之后，中铝不久前接受力拓的配股方案则是一种亡羊补牢之举，因为前两次的投资损失只能算作为一种“沉没成本”。因此，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道路上要好好汲取中铝并购力拓的经验教训：一方面，在战略上重视任何一笔海外投资项目，避免国内资产特别是国有资产流失海外；另一方面，在战术上重视任何投资交易细节并做到知己知彼，避免陷入圈套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关于中国企业如何做好以上两个方面，我们提出了以下五点对策建议。

第一，要讲究战术策略和商业技巧，审慎、灵活、果断地“走出去”。商场犹如战场，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中国企业不能盲目地海外撒钱，让人觉着我们“人傻钱多”。而应当积极发挥中国商人机智灵活的特点，在海外投资交易中多讲究策略技巧，充分利用专业化的咨询机构、值得信赖的智囊机构甚至私人顾问，防止掉进海外企业联合设计的陷阱之中。

第二，国有企业要注意淡化国有身份，转变直接出面收购的做法。为避免国有企业性质所带来的不必要麻烦，在收购海外资源资产时，国有企业应当淡化或者直接隐藏自己的国有身份。对此，国有企业可以利用在海外所在地注资新公司，设立海外投资基金，联合海外跨国企业，让民营企业打头阵等诸多“变通”收购的办法。这样就不会容易被扣上“政治化”收购的帽子，反而会被视为一种市场化操作行为，从而有效地帮助中国企业完成海外收购的战略计划，实现“走出去”的真正意图。

第三，让中小民营企业走在前面，政府和国有企业为其提供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很容易受到限制。例如，2005年中海油收购尤尼科和2009年中铝收购力拓都被海外机构视为一种国家收购行为。相反地，民营企业四川腾中收购美国悍马品牌的行为却受到美国朝野上下的一致欢迎。由此可见，当前我们应当转变海外投资的视角，鼓励、引导和支持民营中小企业走出去，发挥它们投资机智灵活的特点。在政府政策和资金的支持下，民营中小企业将能够联合国有企业形成整体合力，完成对海外优质资产的收购，提前实现中小企业“走出去”的远大目标。

第四，加强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培训。中铝并购力拓失败暴露了中国企业大规模海外并购经验的匮乏。因而，这就需要一些中介机构为其提供专业化的培训和智力服务。一方面，帮助它们熟悉国际交易规则、谈判技巧和法律风险等操作事务，通晓如何与国际企业大鳄进行博弈周旋。另一方面，这些专业机构能够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坚强后盾，为它们提供出招、解惑、指路方面的智力支持，避免中国企业在国际并购博弈中始终落于下风。

第五，加强政府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资产的统一协调管控。中国政府不仅要加强对海外投资资产的管理控制，而且还要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行为提供宏观上的协调支持。比如，联合发改委、国资委、商务部、工信部等成立一个专门的海外投资协调机构，由此建立起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良好管控机制，对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海外并购提供政策指导，避免造成国有资产的浪费和流失。

 

美国经济下半年有望复苏

【摘要】美国领先经济指标连续第三个月走高，预示着今年下半年美国经济有望复苏。6月份，10大指标中有7项出现上扬。综合指数的表现说明，经济衰退会持续缓解，但不会出现强劲复苏。美国经济学家鲁比尼认为，美国经济只有到2010年才会重新恢复增长，不过届时增长速度将非常缓慢。

领先指标预示美国经济下半年有望复苏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 Board)指出，6月份美国领先经济指标上升0.7%，连续第三个月走高，预示着今年下半年美国经济有望复苏。过去6个月，该指标折合成年率上升了4.1%，较此前6个月下滑6.2%的状况明显提高。这是该指标自2006年第一季度以来的最快增速。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经济学家哥德斯登(Ken Goldstein)表示，这种趋势符合今天秋天经济缓慢复苏的形势。纳罗夫经济顾问公司(Naroff Economic Advisors)总裁纳罗夫(Joel Naroff)表示，该指标的明显飙升支持了经济回升已经不远的希望。市场观察(MarketWatch)的一项调查显示，该指标的走高在华尔街经济学家的预期之内。

6月份，10大指标中有7项出现上扬。对领先经济指标作出正面贡献的指标按贡献大小依次为：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利率的价差、建筑许可、股价、平均每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制造业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供应商交货指数以及制造商的消费品和原材料新订单。负贡献指标是实际货币供应量、制造商的非国防资本财货新订单以及消费者预期指数。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表示，总的看，综合指数的表现说明，美国经济衰退会持续缓解，并有望在近期开始复苏。

也有美国专家表示，未来的数据将开始趋平，但经济会持续疲软。

调查显示美国经济将在下半年企稳

全美企业经济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Business Economics)近期调查显示，美国经济应在今年下半年企稳，但不会出现强劲复苏，同时企业还将继续裁员。当情况具体到协会成员自身企业或行业时，该协会略多的成员认为最糟糕时期已经结束。

根据该协会对102个成员的季度调查显示，45%的受访者表示销售情况已经在2009年上半年或之前触及周期底部，另有41%的受访者预计周期谷底将出现在2009年下半年，仅有14%的受访者预计谷底会在2010年出现。调查时间为6月19日至7月1日。调查还显示，通货膨胀压力似乎并不存在。该协会表示，定价能力的疲软很可能反映出企业正在积极努力削减库存。

该协会的经济学家预计，裁员的情况将继续，不过裁员的速度将低于最近几个季度。此外，就业前景指数较4月调查结果上升7点。

鲁比尼预言美国经济衰退下半年结束

美国经济学家鲁比尼(Nouriel Roubin)对美国经济发表了新预期。美国经济陷入这场二战以来时间最长、程度最深的经济衰退已经有20个月了。虽然眼下这场衰退会被人频繁地拿来与大萧条时期做比较，但美国政府所采取的积极主动的政策举措已经显著降低了经济滑向萧条的可能性。市场的普遍预期是，这场衰退将在2009年下半年的某个时候结束，经济活动的收缩步伐会显著放缓。鲁比尼认为，2009年第二和第三季度美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会负增长，第四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为零增长。继2009年经济活动急剧收缩之后，美国经济只有到2010年才会重新恢复增长，不过届时增长速度也将非常缓慢，显著低于潜力水平。

鲁比尼认为，即便经济活动在2009年底停止收缩，也不代表衰退的正式结束。经济衰退并不是完全以国内生产总值收缩来衡量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在确定衰退时间时，要考虑失业率、工业产值、实际制造业活动、批发零售贸易业商品销售额、实际个人收入等诸多因素。虽然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将在2009年底停止收缩，但上述指标有可能要到2010年中才会触底。

实际经济活动的好转是切实可见的，这主要体现在失业人数的增幅放缓方面，反映在制造业活动指标的好转方面，体现在新屋开工数的企稳和财政状况的改善方面。

 

只有民富才能国强

【摘要】扩大内需的政策受制于民众消费能力不足，而消费能力不足与传统收入分配观念有密切关系。我们应当树立民富才能国强的新理念，并在三个方面来认识和解决问题。一是政府不与民争利；二是政府多做还利于民的事；三是在制度上形成强有力的保障民众利益优先发展的环境。这样，才能最终实现民富国强。

扩大内需是我国发展经济的一项长期政策，也是化解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一项重要对策。

当前扩大内需政策存在的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扩大内需更大程度上演变为扩大投资需求，而在政府的政策体系中，消费需求扩大的份量明显不够，尤其是在地方政府的工作重点中，兴奋点更多地聚焦在争投资、上项目；在扩大消费需求方面，想的办法并不多，下的力气也很不够。这样势必出现一些严重问题：进一步扭曲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加剧经济结构的不合理；造成新的产能过剩，出现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引发银行不良贷款大量上升，以致通货膨胀接踵而至。对此，需要引起关注。

解决这样一种偏向，地方政府应切实把发展重点放在改善民众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上，而不是建立所谓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增加消费需求就必须下大力气调整收入分配格局，让居民收入有更快增加，让社会保障体系得到更好的加强，让消费环境更加宽松，消费条件更加良好。

转变收入分配观念是关键

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必须解决在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一些错误观念。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解决政府与民众的收入分配关系，让社会财富更多地向民众倾斜，而不是向企业和政府倾斜。

曾几何时，大河有水，小河才能不干，是人们形容收入分配中，国家与个人关系较为流行的一种说法，也是指导政府经济工作的一条重要原则。

其实，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实践证明也是不成功的。它扭曲了国家与民众的收入分配关系，造成民众消费能力的低下，消费环境的不合理。近几年，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而企业收入与政府收入所占比重却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呈现一个明显不合理的发展格局。

众所周知，自然界的规律，是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千条江河最终奔腾入海。为何社会规律就变成了大河有水小河才满呢？这种违背自然规律的作法肯定行不通。因为，没有涓涓细流，就没有江河之洪流。

社会规律是在自然规律指导下形成的。国家是由国与家组成的，没有国，可以有家，但没有家，就肯定没有国。这是社会规律遵循自然规律的必然结果。人类社会不能轻意违背，更不能随意破坏。

谁是本，谁是末，自然界早已形成规定。我们决不能本末倒置。同理，社会是由人组成的，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家之所以存在，是由社会各阶级的利益所决定的。在人类社会中，不同阶级之间存在共同利益，也存在不同利益，利益有和谐之成分，也有冲突之因子。国家的存在，就是为了维护共同利益，协调不同利益。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国家代表人民的利益，保障个人自由不受侵犯，维护社会和谐与安全，维护民族独立和社会稳定。

因此，从国家角度来说，运用法律等强制手段获取其履行职责的社会资源是必要的，但这种获取必须是在维护公共利益前提下来实现。相对于全社会整体利益而言，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不可能是其全部。如果超出了必要界限，肯定会出现政府侵犯民众正当利益现象。这也决定了国家利益只能建立在民众利益基础之上，不可能游离这一基础之外。

如果我们的思维方式不是这样，非要颠倒过来，让民众利益建立在国家利益之上，就是本末颠倒了，就必然会遭到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惩罚，也就必然破坏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和谐。

由此，我们确实应当转变思维方式，把被颠倒的东西颠倒过来，还事物于原有真实面貌，还收入分配于自然的原有特征，即民富才能国强。民富是基础，国强必须建立在民富基础之上。也就是说，民众富裕是国家强盛的前提，是第一位的，不可违背。

理顺收入分配关系需要解决的问题

只有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来考虑发展思路，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我们才能不误入歧途，才能期盼客观事物和谐发展。因此，我们应当在以下三个方面来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

一是政府不与民争利，要尽可能把民众富裕放到最优先的位置，即培植水源。凡是有利于民众利益增加的事，就应当鼓励民众去自主自由地解决；凡是不利于民众增加利益的事，国家就应当及时加以纠正，使全社会形成民众利益优先意识。

二是要在还利于民方面争做更多工作，即放水归源。国家集中的利益，不管是通过直接手段，如税收等渠道取得的，还是通过间接手段，如创办各种国有企业，通过兴办实业，开展投资所取得的收入，都应当有更多的份额还利于民。其中一条重要原则就是政府要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使民众能分享到更多无偿性利益，改变目前国家利益特别是国有企业利益过多游离于民众感受之外的现象。

三是应当在制度上形成强有力的保障民众利益优先发展的环境，即保护水源。民众利益总是千差万别，公共利益要形成求同存异的制度框架。对千差万别的利益，要充分发挥社会自然内在规律的调节，即尊重自由、自愿原则，不允许破坏公正制度。对公共利益，关键是增加透明度，提高有效性，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目前的现实，是国家利益的增加远远快于民众利益的增加，国有企业利益的增加明显快于企业劳动者利益的增加。近几年，国家税收年增长率都在20%上下，国有企业利润每年增长30%以上，而民众的收入增幅平均不足10%，居民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持续下降。这种增长差距，如果长期不改变，是难以做到民富国强的。这也是扩大消费需求之所以迟迟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的症结所在。

如果民众收入增长赶不上国家收入增长，甚至还落后于整体经济的增长，显然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合理的。我们应当好好检讨问题形成的原因，抓紧制定调整举措，使这一不合理局面能够尽快得到改变。

从实证分析角度看，可能最大的原因还是与民争利的东西多了些，还利于民的口子小了些。环顾神州大地，政府投资项目规模庞大，国有企业投资比重持续上升，国有金融一统天下，到处是政府的影子；社会资源明显向政府倾斜，而民众的经济实力却在持续下降；政府应对危机、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更多地成为各种变相的与民争利的新途径，庞大的财政性支出，民众真正可以分享的比例还是很小。

这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其中，最大的恐怕还是思想认识上的原因，即经济工作指导思想，骨子里还是没有把国家与民众的关系认识清楚，还是停留在国强才能民富的传统认识上。在一定阶段，这或许还可以原谅。确实，国家曾经百废待兴，需要有更多的资源和收入。但如今的中国，已经不是政府主导下的经济体制，很多事情其实已经还权于民，但却还没有还利于民，形成权与利的脱节。这是应当改变的，以便真正形成权利和责任相统一的新格局，早日实现民富国强的新局面。

可以预期，只有民众富裕，消费能力才能切实增强；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才能真正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失衡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才能得到合理的调整，国民经济才能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

 

[国际合作]

澳大利亚国际商会来访洽谈合作

【摘要】2009年7月22日，郑新立常务副理事长会见了澳大利亚国际商会首席代表麦克果。双方就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培训和服务、将国外企业“请进来”进行具体项目合作、国经中心和澳商会建立信息交流机制并开展建立公平投资贸易环境研究以及推动中澳科技合作等问题进行了洽谈。

2009年7月22日，郑新立常务副理事长会见了澳大利亚国际商会首席代表麦克果，双方探讨了有关合作事宜。

麦克果先生首先介绍了澳大利亚国际商会（以下简称“澳商会”）基本情况，希望今后能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以下简称“国经中心”）加强合作与交流，共同推进双方的发展。

澳商会是在悉尼注册的国际性民间机构，主要职能是促进各国政府、协会、企业在政治、经贸、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开展广泛国际交流与合作。澳商会驻北京机构已成立12年之久，员工达70人，为推动中澳两国政府及民间机构商务交流做出了突出贡献。

麦克果先生希望将来能在以下两个方面与国经中心进行合作：

第一，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培训和服务。通过专项考察交流为中国各领域企业提供交流平台；为中、青年干部和企业家提供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培训；通过举办国际会议推动中澳友好关系发展。

第二，双方就如何将国外企业“请进来”开展合作。如有需要，澳商会愿意利用其网络资源与国经中心共同搭建合作平台，邀请澳大利亚政要、企业家、学者及研究机构，开展符合国经中心和澳大利亚国情的项目合作。

郑新立副理事长详细介绍了国经中心的组织机构、宗旨及未来发展方向，对澳商会为推动中澳合作所作的努力表示赞赏，并就麦克果先生的合作意向提出以下两条建议。

一是国经中心与澳商会可以建立信息交流机制，就如何建立公平的投资贸易环境开展研究。可以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主要国家汇率变化趋势等信息进行交流。如果国际上能够创造一个公平投资环境，中国可以拿出外汇储备中的5000亿到8000亿美元到境外投资。这对拉动世界经济会有很大帮助。如何将中国外汇储备变成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希望澳商会能够协助国经中心做好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二是推动中澳间的科技合作。澳大利亚政府科技投入很大，希望能够利用澳大利亚的科研环境和技术促进中澳双方的合作。对澳大利亚具有明显优势的研究课题，可以鼓励中国科研机构和人员积极参与，尤其是那些有利于人类健康和公共福利的研究课题。

双方就如何在国际上建立公平投资环境等话题深入交换了意见。麦克果先生特别强调中国企业在澳并购要“入乡随俗”，符合澳大利亚的文化和制度，澳商会愿意在此方面为中国企业提供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