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通讯》2010 第2期
- 时间:2010-12-29
- 来源: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目 录
工作动态
曾培炎理事长出席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代表春节招待会····· (2)
郑新立常务副理事长回顾和展望国经中心的发展················· (4)
魏建国秘书长会见新西兰气候变化大使梅西························· (5)
德国经济代表团造访国经中心········································· (5)
国经中心与央视合作举办首届中国经济年会························· (6)
围绕气候变化国经中心举办第七期“经济每月谈”············· (7)
国经中心代表应邀参加“重塑世界经济”国际会议············· (8)
CCIEE—上海航运指数课题研究成果正式发布······················ (9)
研究信息
CCIEE—上海航运指数的编制与分析···································· (11)
2010年全球直接投资将温和复苏···································· (16)
[工作动态]
曾培炎理事长出席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代表
春节招待会
2010年1月28日,曾培炎理事长出席国经中心举办的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代表春节招待会,感谢各方给予国经中心的支持,希望增进友谊,加强合作,为促进国际经济交流共同努力。来自意大利、卢森堡、新加坡、澳大利亚、巴西、马来西亚、摩洛哥等30个国家驻华大使、公使或参赞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工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经济论坛、世界自然基金会、经济学人等国际组织和机构首席代表、高层管理人员出席招待会。
注:曾培炎理事长正与参加招待会的代表亲切交谈。
招待会由郑新立常务副理事长致欢迎辞,魏建国秘书长主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和外交部有关领导,国经中心副秘书长丛军、张小冲、陈炎兵及各部门负责人参加了招待会。
郑新立常务副理事长在致辞中回顾了国经中心成立近一年来所做的主要工作,对驻华使馆和国际组织驻华机构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强调国经中心将继续与各国驻华使馆和国际组织加强联系与合作,增进了解,促进合作。
招待会期间,各驻华使节及机构代表高度赞扬2009年中国经济企稳回升,对2009年国经中心成立后所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并表示愿意加强交流,促进合作。其中,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日本、巴西、墨西哥、葡萄牙等国使节表示希望推动和加强本国智库与国经中心的交流与合作。
招待会后,国经中心向与会嘉宾赠送了《中国经济分析与展望》和《国际经济分析与展望》两部研究成果。
郑新立常务副理事长回顾和展望国经中心的发展
2010年1月31日上午,郑新立常务副理事长出席2009年工作总结暨培训会议并发表讲话。会议由魏建国秘书长主持。丛军、张小冲、陈炎兵副秘书长等中心领导出席会议。
郑新立常务副理事长回顾了中心成立以来的工作情况,充分肯定了中心在建立、健全中心工作机制、成功召开全球智库峰会、扎实进行经济研究工作三个方面所开展的卓有成效的工作,高度赞扬了全体员工为中心发展所做出的巨大努力。
在2010年的工作建议和意见方面,郑新立常务副理事长鼓励大家要乘势而上、全面推进、重点突破、提高效益,将中心越办越好,并围绕这个目标详细阐述了2010年中心各部门的工作重点。
为了更好地完成2010年工作任务,郑新立常务副理事长在明确工作目标的基础上,就工作分工、打造个人才智发挥平台、组建咨询公司、加强部门间协调、健全好五个会议制度五个方面做了详细部署。郑郑新立常务副理事长的讲话明确指明了2010年中心全体人员的工作方向,极大地鼓舞了大家的士气,坚定了大家在工作中克服困难的决心,鼓起了大家再创辉煌的勇气。
魏建国秘书长会见新西兰气候变化大使梅西
2010年2月3日,新西兰气候变化大使梅西(Adrian Macey)访问国经中心,魏建国秘书长会见了梅西一行。交流部副主任许朝友、新西兰驻华使馆一等秘书范希蕾等会见时在座。
魏建国秘书长首先欢迎梅西大使来访,向其简要介绍了国经中心的基本情况、工作领域、职能范围及特点。梅西表示,哥本哈根会议虽经多方努力最终达成协议,但实现减排目标困难重重。各主要国家应通过双边和多边会谈以及研讨会等多种形式加强沟通,增进了解,逐步推进气候变化谈判进程。梅西大使表示,新西兰愿意就此与中方开展交流与合作。
魏建国秘书长重申中方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政策立场,指出,哥本哈根会议取得一定成功,但发达国家的表现与国际社会的期待尚有差距,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原则下,推动波恩会议和墨西哥会议取得积极成果。同时,魏建国秘书长表示,希望与新西兰有关研究机构建立联系,展开交流合作。
德国经济代表团造访国经中心
2010年1月16日,由德国外交部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司司长吕迪格尔(Rüdiger Freiherr von Fritsch)率领的德国经济代表团到访国经中心。魏建国秘书长会见了代表团一行。张小冲副秘书长等会见时在座。
双方就2009、2010年中德进行的技术交流合作进行了回顾和展望。魏建国秘书长认为,中国经济在2009年顶住了全球经济危机的巨大冲击,呈现出逐步回升的态势,政府内部对今年的经济发展总体持乐观态度。双方还就中德在能源、环保及新型工艺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进行了会谈。中方期待德方在双方关注的环保技术、清洁能源、新型工艺、食品安全等领域,进行更广泛、更深层次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
德国外交部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司、德国驻华大使馆经济处相关官员,以及来自德国知名企业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谈。
国经中心与央视合作举办首届中国经济年会
由中央电视台主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协办的首届中国经济年会于1月17日在京举行。年会围绕全球经济复苏与展望、中国经济分析与展望以及2010年面临的挑战与机遇进行了分析与讨论。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曾培炎理事长出席了开幕式,中心副理事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兼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中心执行副理事长、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中心执行副理事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晓强,中心常务理事、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中心执行副理事长、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刘遵义,中心执行副理事长、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及中心首席研究员樊纲,围绕“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展望——2009中国经验”分别发表了主题演讲。
开幕式后,年会分别围绕“2009中国经验”、“全球经济复苏与展望——我们如何看世界”、“中国经济分析与展望——寻找经济增长新动力”、“挑战与机遇——2010 如何促进消费”几个主题进行了分论坛的讨论。
围绕气候变化国经中心举办第七期“经济每月谈”
2010年2月24日上午,国经中心在中华世纪坛举办第七期“经济每月谈”活动。本次论坛主题是“哥本哈根会议后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与政策”。论坛由国经中心魏建国秘书长主持。
围绕本次论坛主题,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中国外交部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于庆泰,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高级研究员曾少军分别就哥本哈根气候会议的情况,哥本哈根会议后的气候谈判形势及前景、气候变化谈判对行业发展的影响、气候变化的科学依据,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和政策、防止气候变化的清洁发展机制(CDM)现状及前景等焦点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演讲之后,清华大学教授齐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马中,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徐华清,中国农科院研究员林而达对演讲中涉及的问题进行了精彩点评。
来自相关行业单位、科研机构、大专院校、新闻媒体、中心会员单位等领域的相关人员近400人到场聆听了专家演讲。点评结束后,演讲嘉宾与现场听众展开互动,回答了听众提出的相关问题。中心研究部、信息部等部门的研究人员参加了会议。
国经中心代表应邀参加“重塑世界经济”国际会议
2010年2月25日,中心派牛铁航研究员应邀全程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韩国发展研究院(KDI)在韩国首都首尔共同举办的“重塑世界经济”国际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美、中、英、日、印、中东等经济体的官员、专家、学者共计57人。
与会嘉宾就“退出战略的全球协作”、“宏观经济学架构的重建”、“未来的金融体系”、“全球经济失衡”等热点问题发表了精彩演讲并广泛交换意见。
IMF第一副总裁约翰·利普斯基先生以及G20峰会管理委员会主席司空一博士做开幕讲话,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到会演讲。林毅夫教授在全球经济失衡、中国的出口导向型战略和汇率政策等方面有力反驳了当前国际学术界关于“中国是经济危机根源”的错误认识,详细解释了中国能够独立于全球失衡之外的原因,并希望各国通过提高经济结构等方式渐进地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
CCIEE—上海航运指数课题研究成果正式发布
2010年2月26日上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假座北京中华世纪坛大屏幕厅召开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成果发布会”,发布会由中心魏建国秘书长主持。
2009年3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为配合国务院文件精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决定设立专项研究课题,以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理论和政策进行系统地研究。在国际航运中心建设领域,通过征求行业内的众多专家的意见,并经中心领导决策,“CCIEE—上海航运指数”(以下缩写为SSI)的研发成为中心的重点课题。
成果发布会上,国经中心常务理事长郑新立全面介绍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研究项目的设立、研究和成果发布的方式,同时指出:SSI成果推介会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第一次以这样的形式发布其研究成果。以后的研究成果都要以这样的方式来向社会推广。作为SSI课题组的组长,原外经贸部副部长、CCIEE常务理事张祥博士在讲话中指出,SSI的推出,是为了有力地增强我国航运界在全球航运市场的话语权,也是CCIEE对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这一国家战略的有力支持。上海交大赵一飞教授则较为详细地解读了SSI的基本概念和应用领域。交通部水科院的贾大山研究员结合SSI指数对2010年全球航运市场进行了预测。
商务部服务贸易司胡景岩司长在点评时指出:长期以来,我国服务贸易12个大类中处于重要地位的国际航运对外依存度很高。中国的进出口货物中有超过三分之二以上是国外的航运企业完成的。我国的国际航运贸易长期以来一直处于逆差状况。SSI的推出无疑会增强我国国际航运业在国际市场的话语权,对我国服务贸易的增长起到推动作用。
14年前出任上海航运交易所第一任总裁的许立荣船长,现任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副总裁。他在讲话一开始就指出,SSI揭示全球航运及相关市场的供需关系,反映了全球航运业的投资价值。对引导全球航运资源的优化配置有较好的作用,可以为航运及相关企业了解航运市场的景气状况提供可靠途径,并为国际经济贸易和航运企业的日常运营管理和政府的决策提供决策依据,填补了国际航运界的一项空白。
作为中国国际航运业近年来成长最快的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的副总裁,张国发博士同样给予SSI极高的评价。张国发博士指出:中国海运企业目前在全球已经处于第一集团,中国港口的货物吞吐量已经连续多年全球排名第一,但是中国还不能称为航运强国,其重要原因就是中国航运的软实力不足。SSI是中国航运界软实力的一项标志,衷心地希望SSI能够在业界的支持下,长期持续健康地发展,真正成为全球经济的风向标,成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重要标志之一。
专家、企业界领导讲话结束后,听众踊跃提问,通过与领导、专家和资深企业家们交流互动,加深了对SSI的了解,也加深了对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认识。
[研究信息]
CCIEE—上海航运指数的编制与分析
CCIEE—上海航运指数(CCIEE—Shanghai Shipping Index,缩写为SSI)是一个表征全球航运市场景气度的综合指数。
与现有国际航运指数不同的是,上海航运指数旨在揭示世界航运及相关市场的供需关系,综合反映全球航运业的投资价值。它的主要目的是引导全球航运资源的优化配置,为航运相关企业(港口、船公司、货主、货代),以及行业外的企业、机构直接了解航运市场的景气状况提供可靠途径,并为企业的日常运营管理和政府的决策提供决策依据。
1、上海航运指数产生的历史背景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国际航运在世界经济的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在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的同时,也必然要承担起全球航运中心的责任。事实上,中国进出口货物总吞吐量已经连续七年、集装箱吞吐量连续八年保持了全球第一的地位。在全球十大港口中,中国大陆占了七席。其中上海港从2005年开始,货物吞吐量已连续五年排名世界第一,集装箱货运量排名世界第二。
但从国际影响力来看,尤其是在国际航运要素的定价、国际航运资源的配置方面,中国远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作为一个航运大国,中国不仅应该为世界贡献产品和劳务,更应该贡献知识与思想,从而在全球航运市场取得与自身能力相适应的话语权。
作为国际航运市场的晴雨表,运价指数一直是全球航运界关注的焦点。波罗的海航运交易所、克拉克松等全球著名的航运机构发布的运价指数(BDI、BPI、BSI、Clarksea Index等)不仅对国际航运企业的经营管理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也对国际金融和贸易等领域的许多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但是,2008年国际航运市场的大起大落再一次说明,仅仅采用运价指数作为航运市场发展状况的测度存在一定缺陷,尤其是远期运费协议(FFA)的推出更使得运价指数有可能成为一种金融炒作的对象,而使之不能完全反应全球航运界的实际状况。国际航运市场需要一种能够正确反映行业价值水平的景气指数,它不仅受运价和船舶租金的影响,同时受全球贸易量和重要航运资源成本价格的影响。
基于这样的现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上海交通大学长期从事航运相关研究的专家学者们收集并分析了自1970年以来全球航运的主要基础数据,包括主要运价指数、运力供给、运量和原油价格等,特别地,对2000年以来全球航运业关键经济指标的数据进行了深入细致分析。在参考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与哥伦比亚大学国际经济循环研究中心1979年合作开发的“国际经济指标系统(IEI)”基础上,课题组结合全球航运业实际,对国际航运指数进行了深入研究,编制了“CCIEE—上海航运指数”。
“上海航运指数”试运行一年。在试运行期间,指数按月度计算、按季度发布,即每季度的第二个星期五发布上季度三个月的“上海航运指数”。试运行结束后,“上海航运指数”将考虑按月度发布。
2、指数的编制
2.1理论基础
上海航运指数以供求关系为理论基础,通过行业容量(考虑航运需求、运量供给及其相互关系)和行业收益水平(考虑运价、船舶租赁价格和航运成本)两个维度,综合考虑先行、同步和滞后三类指标,计算全球航运业的产业价值。
指数的计算以原油、干散货、集装箱运量在全球航运业中的比例以及成本结构相对稳定为基本前提,研究区间覆盖1999年7月以来的全球航运市场,其间包括了两个完整的国际航运景气周期,以研究区间内上海航运指数与指数中位线的某个交点作
为基点。经过计算发现,这个交点在2006年1月左右。因此设定2006年1月为上海航运指数的起始点,其数值为100。
2.2算法:指数及权重
基于上述基本理论,上海航运指数综合考虑贸易量、运量和运能(反映全球国际航运产业的容量,也反映了国际航运市场供需关系及其平衡的结果)以及运价和油价(国际航运业收入和成本的关键内涵)两大类指数,据此选取了32个航运经济指标作为计算依据。其中先行指标包括:大宗货物的合同成交量、远期运价和原油期货价格。这些指标表示了业界对于未来市场的信心。同步指标则采用主要货种(铁矿石、原油、煤炭、粮食和集装箱)的运量、相对应的运价指数(BPI、BDI、BDTI和CTRI等)和船用燃油价格(新加坡价格和鹿特丹价格)来表现。滞后指标采用了新造船签约数量和船队规模增量两个方面来表现,主要是考虑到新造船市场对于航运市场的反应通常是滞后的,船队规模的变化周期也远远大于运价变化的周期。
2.3相关数据的采集
“上海航运指数”编制中使用的数据均来自权威数据源,主要包括波罗的海航运交易所(干散货价格指数),上海航运交易所(上海出口集装箱价格指数),Clarkson,Drewry(原油运价指数),汇丰银行等权威机构。今后,CCIEE和上海交大将致力于自主数据的采集,以进一步提高“上海航运指数”的精确度和市场影响力。
3、指数的计算结果及分析
3.1总体计算结果
根据景气指数的一般原则,以100为基准线,向上:指数为100-120表示市场微景气,指数为120-140表示市场较景气,指数为140-160表示市场景气,指数为160-180表示市场已经过热,指数为180-200表示市场已经严重过热;向下:指数为80-100表示市场微不景气,指数为60-80表示市场较不景气,指数为40-60表示市场不景气,指数为20-40表示市场过冷,指数为0-20表示市场以经严重过冷。
由上述定义,结合计算结果可以得出:全球航运市场2005年从景气转为微不景气,2006年从微不景气转向较景气,2007年则从较景气到严重过热再到景气,而2008年则两度冲向严重过热,最终变为较不景气,2009年则从1月的最低72.34点上升到11月最高的103.06点,进入微景气状态,到2010年1月又下滑到91.66,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处于微不景气状态。如图1所示。
图1 上海航运指数前四年的变化
3.2指数分析
上海航运指数的编制是充分考虑了航运市场的各方面要素而形成的结果。从图2可见,如果说新造船订单量在2007年5月出现的高峰是长期低迷的造船市场的反弹所形成,则2007年12月和2008年7月的两个如此之近的新造船订单高峰则主要是由于BDI指数的两个波峰所造成,其滞后期基本上是两个月。如果在当时船公司和造船企业有上海航运指数作为指导,也许就不会兴起这两波订造高峰,也给今天的航运市场留出了发展空间。
由于新造船大量投放的可能性以及油价的高企,2010年2月,全球航运市场不可能出现全面复苏的景象,总体上仍将处于微弱不景气状态。具体到各个分市场,在工业制成品贸易没有获得明显提升的情况下,集装箱班轮市场将依旧低迷;油轮市场相对稳定;干散货市场则由于中国基本建设的持续增长和渤海湾冰冻逐步化解,可能率先进入微景气阶段。
3、结语
上海航运指数的发布,意味着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正朝着软、硬件全面发展的方向迈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上海交通大学的专家学者将围绕着上海航运指数的不断完善与后续开发,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与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提供智力支持,为全球航运资源在上海在中国的集聚提供引导。
图2:上海航运指数SSI及其关联指标的关系
201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将温和复苏
【摘要】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指出,2009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下降了39%,从2008年的1.7万亿美元降至1.04万亿美元。几乎所有的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和转轨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都出现了大幅下降。尽管世界经济在2009年三季度出现触底反弹,但全球FDI在下半年并没有出现预期的反弹。预计2010年全球FDI将出现温和复苏。
一、各大经济体FDI流入和三类FDI均大幅下滑
2010年1月19日,UNCTAD发布了最新一期《全球投资趋势监测:2009年全球和地区FDI趋势报告》。报告指出,2009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39%,从2008年的1.7万亿美元降至1.04万亿美元。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和转轨经济体等几乎所有经济体的FDI流入均出现大幅下滑,不同类型FDI也出现较大程度下滑。
发达经济体FDI流入大幅下滑。2009年,流入发达经济体的FDI下降了约41%,其中美国、英国、西班牙、法国和瑞典下降幅度最大。美国FDI流入规模和外资项目数量均大幅下滑,这归因于企业并购投资、跨国公司利润再投资出现深幅下降,同时跨国公司利润回流到母公司的趋势十分明显。此外,金融危机还导致大量私募股权基金资产规模急剧萎缩,进而使得跨国并购活动陷入低谷。
转轨经济体FDI流入下滑幅度紧随其后。2009年,东南欧转轨经济体和独联体国家的FDI 流入大幅下降了39%。主要原因包括:一方面,东南欧国家主要经济体已进入私有化的尾声,同时这些国家的宏观经济结构性和脆弱性问题长期存在,导致投资环境恶化;另一方面,独联体国家经济衰退和国内需求下滑,使得跨国公司的投资动力不足。此外,全球市场对主要初级产品需求的下滑也导致这些经济体资源主导型的FDI萎缩。
发展中经济体FDI流入出现六年增长周期的终结。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发展中经济体FDI流入下降了35%,结束了连续六年的增长周期。非洲FDI流入下降了36%,归因于全球市场对非洲初级产品需求下滑后,跨国公司在这些领域的投资规模下滑。而这些领域FDI流入是非洲吸引外资的主要源动力。同时,跨国公司并购计划的大量取消使得非洲跨国并购规模下滑。对于东南亚国家而言,整个地区FDI流入经历了1997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大幅的回落,FDI流入为2030亿美元,下滑了32%。特别是,全球市场对中国和印度产品的需求下降,使得跨国公司削减了对这两国制造业的投资规模。当然,由于中国政府实施有效应对危机政策,经济企稳回升,加上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影响,流入中国的FDI已经在2009年下半年出现止跌回升的势头。在西亚和中东地区,由于产油国的原油开发项目投资大幅下降,导致跨境并购活动和地区内FDI流入迅速萎缩,整个地区FDI流入下滑了43%,约为510亿美元。拉美地区FDI流入下滑了41%,为860亿美元。其中,作为拉美地区的最大外资流入国,巴西因跨境并购的萎缩使得FDI流入下滑了49%,为230亿美元;而墨西哥作为拉美地区FDI第二大接受国,回落幅度同样为41%,为130亿美元。
三种类型的FDI均出现下滑。一般而言,利润再投资、股权投资和绿地投资是FDI流动的三种类型。2009年,这三种类型的FDI都出现大幅萎缩。其中,因跨国公司利润下滑和利润回流母公司导致利润再投资的FDI大幅下滑。2009年下半年,这种类型FDI由于跨国公司利润回升而有复苏迹象。股权投资规模下滑,根源在于跨国公司由于金融危机导致对外投资能力下滑,包括私募基金、风险投资等几乎所有类型的股权投资都大幅下降,其中回落幅度最大的跨境并购FDI降幅为66%。而各大跨国公司股票市值的下滑,导致跨境上市公司并购活动低迷。许多投资项目的取消和国际投资扩张项目的萎缩,导致国际绿地投资项目数量下滑了23%。
二、2009年FDI流动并没有随经济触底反弹而复苏
2009年,全球FDI流动一季度跌入历史低谷,二季度大幅反弹,三季度保持基本稳定,但仍远低于上年同期水平。四季度FDI流动并没有随全球经济触底反弹而复苏,尤其是跨境并购投资没有出现显著的反弹。三季度,UNCTAD的全球FDI季度指数从113.4降至110.8,轻微下滑了2.6个基点,仍处于历史较低水平,比2008年同期低36个基点,更比2007年四季度峰值时期低182点。三季度,三种类型的FDI流入仍处于停滞状态,股权投资作为跨国公司长期投资最重要的投资方式,仍然没有走出低谷。而利润再投资从二季度出现了触底反弹,其中FDI接受国在二季度后经济基本面改善的因素不容忽视,但反弹的力度仍十分微弱。对于不同地区而言,三季度加拿大、荷兰、挪威、英国和美国的FDI流入上升,而比利时、中国香港和西班牙则出现大幅下降。与此同时,FDI四季度并没有出现预期的强劲反弹。特别是,全球跨境并购FDI流动仍处于低迷状态。2009年四季度跨境并购规模为30亿美元,而2008年同期为90亿美元。国际绿地投资方面,尽管四季度这种FDI出现季度环比小幅上升,但仍远低于2008年同期水平。
三、2010年全球FDI将温和复苏
当前,大量的宏观经济指标表明,2010年全球经济和国际投资将温和复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计,2010年全球经济将反弹3.1%。企业层面而言,2009年二季度以来跨国公司利润水平稳步回升,逆转了2008年末以来急剧下滑的势头。标普500指数500家构成企业自2009年二季度以来利润出现触底反弹,已回升到2008年的水平。跨国公司经营业绩的改善将大幅提升2010年对外投资的能力,带动2010年全球FDI的回升。然而,全球经济和企业盈利的复苏仍然十分脆弱,特别是各大经济体经济刺激计划的逐步退出,将对经济复苏和FDI回升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