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通讯》2010 第4期

目   录

工作动态

曾培炎理事长出席“东北亚名人会”并发表演讲················· （2）

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会见国经中心规划咨询专家················· （4）

魏建国秘书长会见美国前商务部长古铁雷斯一行················· （5）

国经中心举办第九期“经济每月谈”活动····························· （6）

国经中心举办第十期“经济每月谈”活动····························· （7）

领导讲话

深化务实合作 实现共同发展——中国国际交流中心曾培炎理事长在“东北亚名人会”上的讲话··········· （9）

环球智库

布鲁金斯学会············································ （15）

研究信息

人民币升值将给美国带来什么?·································· （19）

彼得森研究所均衡汇率模型存在五大问题··························· （22）

[工作动态]

曾培炎理事长出席“东北亚名人会”并发表演讲

以“变化中的世界与中日韩的作用”为主题的“东北亚名人会”第五次会议4月19日在日本奈良举行。来自中日韩三国政界、学术界、企业界的与会者呼吁三国开展务实合作，共同应对后危机时代的挑战。

中方代表团团长、中国国务院前副总理曾培炎在会上发表演讲时说，危机后亟需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调整和观念转变，要求人们从战略高度、全球视角、长远角度拓宽视野和广开思路，在变化中的世界承担起符合自身角色的社会责任和国际责任，推动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针对后危机时代各种复杂的问题，应积极推进经济全球化，注重发展绿色经济，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曾培炎指出，中日韩开展务实合作应不断丰富伙伴关系内涵，注入深化合作新元素，积极推动多层次、多领域、多种形式的协作机制。为此，他提出６点建议：一是履行政治承诺，增进战略互信，保持高层交往，推动三国伙伴关系稳定健康持久发展；二是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与交流，支持和推进东盟和中日韩区域外汇储备库建设和亚洲债券市场建设，维护和促进地区经济金融稳定；三是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尽早达成平衡、务实、共赢的中日韩贸易和投资协议；四是扩大交通、物流、绿色经济等领域的合作，推动三国建立资源性商品市场协调机制；五是扩大民间特别是青少年的交流，巩固三国友好的社会基础；六是共同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

日方代表团团长、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发表讲话说，日中韩三国应进一步相互合作，提高在世界上的发言权，为维护亚洲和世界的稳定作出重要贡献。三国应把建立东亚政治和安全保障、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地区合作机构作为长期目标，共同发挥主导作用。

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会见国经中心规划咨询专家

加拉加斯时间2010年5月9日下午，由国经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国经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刘克崮率领的规划咨询专家联合调研团抵达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在总统府大会厅接见了调研团全体团员，委内瑞拉政府分管经济、金融、国土资源及社会发展的三位副总理，政府主要部门的部长，驻华大使，国家石油公司总裁等二十余名政府要员陪同会见。

查韦斯总统首先对中国调研团的到访表达了热烈的欢迎，对中国政府和人民长期以来对该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致以衷心的谢意。刘克崮同志代表调研团对委方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并回顾了国家开发银行在委内瑞拉的合作项目开展情况。

郑新立常务副理事长系统介绍了中国经济发展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情况，以及中国政府应对通胀问题的历史经验。查韦斯总统表示，委内瑞拉的国家发展规划体系尚未成型，中国在经济规划方面的成功经验对委内瑞拉乃至其它拉美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希望调研团将中国经验与委国的实际情况有机结合，为委制定国民经济发展的短期规划（2010年下半年－2012年）、中期规划（2010年下半年－2018年）、以及长期规划（2010年下半年－2024）提供咨询意见。

双方就合作事宜进行了初步磋商。调研团的重点咨询领域为：石油天然气（含石油化工）、电力、基础设施、住房、矿业、农业、工业（主要包括食品生产等）、财税金融等。调研团成员来自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等单位，共计12名专家。国家开发银行、中石油等在当地的相关人员也参加了会见。

魏建国秘书长会见美国前商务部长古铁雷斯一行

5月13日下午，魏建国秘书长在国经中心会见了美国前商务部长、安可公司顾问古铁雷斯先生、安可公司全球总裁郭兰诗女士一行。

魏建国秘书长向客人介绍了国经中心成立一年以来的研究、国际交流、咨询工作的情况。回顾了古铁雷斯先生在任商务部长期间对中美政府间往来、企业间合作所作的有益工作，并邀请古铁雷斯先生为《全球化》杂志撰稿，希望与安可公司一道通过智库合作方式对中美企业间的合作进一步沟通和磋商。

古铁雷斯先生对与国经中心展开进一步的合作做出了热烈的反映，对中国这些年取得的经济成就表示祝贺。这是他退任后第一次次来华访问。他加入安可公司后，与该公司一批有影响力的人为政府、企业以及全球客户提供服务。郭兰诗女士表示，愿意与国经中心合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高端的咨询服务。未来的十年，中国的企业将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也希望国经中心为安可公司推荐希望“走出去”的企业。她同时是美国“女企业家组织”的主席，今年九月份她将带领一批美国女企业家访华，届时希望展开一系列合作。

目前国经中心咨询部与安可公司中国区团队已展开“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培训合作，双方表示将继续展开其他领域的合作，包括建立长期战略合作机制的愿望。

安可中国区副董事长季瑞达、高级副总裁欧华榕，以及国经中心蔡晓峰、牛铁航等参加了会谈。

国经中心举办第九期“经济每月谈”活动

2010年4月21日上午，国经中心在中华世纪坛举办第九期“经济每月谈”活动。本次论坛主题是“2010年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暨研究成果发布”。论坛由国经中心研究部负责人主持，国经中心郑新立常务副理事长出席并做了主题为“经济回升势头强劲，结构调整亟待加强——关于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的演讲。

在演讲中，郑新立常务副理事长通过详细的数据、严密的逻辑对一季度我国内需、投资、消费、进出口以及货币供给五个方面的增长进行了综合、透彻的分析，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成为经济工作刻不容缓的任务，虽然一季度经济回升向好，但依然有很多潜在风险需要我们提高警惕，及时应对。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王军博士、张永军博士分别介绍了国经中心最新研究成果，包括CCIEE（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经济指数、大宗商品指数和上海航运指数，以及美国彼得森国际研究所均衡汇率模型的缺陷。

演讲之后，原外经贸部副部长、CCIEE常务理事张祥，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师祝宝良，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战略管理部副总经理宗良，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刘克崮，中国民生银行授信部总经理石杰分别对演讲中涉及的问题进行了精彩点评。

点评结束后，演讲嘉宾参与了与现场听众的互动，回答了听众提出的关于汇率，房地产等热点问题。国经中心研究部和信息部相关人员参加了会议。

国经中心举办第十期“经济每月谈”活动

国经中心于2010年4月28日，在江苏南京召开了第十期“经济每月谈”活动。本期主题是“海峡两岸经贸发展——新形势、新机遇、新挑战”，国经中心秘书长魏建国和中共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沈健共同主持了活动。同时出席活动的嘉宾还有国经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中共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季建业、副市长赵晓江等。

来自两岸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共同探讨了两岸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经贸关系的新思路、新对策和新举措。他们表示，世界经济经历国际金融危机后正在进行调整，中国大陆经济发展也处在重要转型期，这为两岸企业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和市场。后危机时代，两岸企业家有更多合作机遇，应该构建两岸新的合作平台。新形势给两岸经贸关系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新挑战。

中国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国经中心研究员王军、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王建民等围绕本期主题发表了演讲，东南大学经管学院院长徐康宁、台湾资讯工业策进会副执行长龚仁文、台湾奥美整合行销传播集团董事长白崇亮、台湾宏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中元、台湾碳排放交易推广协会理事长邱彪、台湾中环光电公司董事长翁明显等嘉宾做了点评。

[领导讲话]

深化务实合作 实现共同发展

曾培炎

（2010年4月19日）

今天，来到景色秀丽、具有1300年历史的名城奈良，与各位共同出席东北亚名人会第五次会议，我感到十分高兴。首先，我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东北亚名人会从四年前举行第一次会议以来，为中日韩人民增进友谊、加深了解、扩大交流与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三国间高层次、机制化交流的平台，受到了政界、商界、学界以及媒体的广泛关注。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带来了世界经济严重衰退，东北亚地区也受到影响。目前各国正朝着化解危机，逐步复苏的方向发展。本次会议将“变化中的世界与中日韩的作用”作为主题，反映了三国政府与人民的共同关切。我相信，这次会议将对促进三国开展务实合作，共同应对后危机时代的挑战发挥积极作用。

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世界经济格局出现了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动向。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经济增长重心向亚洲转移，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上升。全球气候变化、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能力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制约因素，引起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加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深刻改变了全球产业分工格局。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增长遇到了严重挫折。危机发生后，各国采取了规模和力度空前的金融救援和经济刺激措施，取得了积极成效。现在，国际金融市场趋于稳定，世界经济最坏时期已经过去。但是需要警惕的是，影响全面复苏的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部分国家出现了债务危机，旧的国际金融体制亟需改革，金融市场信心提升还需要时间，主要发达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投资、出口、需求尚未全面恢复，许多国家财政赤字压力加大，通货膨胀预期上升，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这一切表明，世界经济好转的基础尚不稳固，全面复苏将是缓慢和曲折的过程。

反思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主要是有关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不当，金融机构片面追逐利润而过度扩张，金融监管能力与金融创新不匹配，金融衍生产品过度杠杆化，使风险不断积聚和扩散。这次危机也暴露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际金融体系、发展方式、贸易格局等方面存在的弊端和缺陷。世界上很多有识之士开始重新审视既有的经济增长模式，提出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必须“重新思考、重新设计、重新建造”。

因此，危机后亟需进行一系列重大的改革调整和观念转变。这就要求我们从战略的高度、全球的视角、长远的角度，转变观念、拓宽视野和广开思路，在变化中的世界承担起符合自身角色的社会责任和国际责任，推动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针对后危机时代各种复杂的问题，东亚国家应当明确提出我们的主张。我认为，以下观点值得各位名人们研究思考。

首先，积极推进经济全球化。金融危机使经济全球化进程受到影响。去年４月，在伦敦召开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各主要经济体共同商讨关于全球经济发展的重大方针政策，其作用值得肯定。但是，随着危机的缓解，当初国际社会所展现出的协作精神有所动摇，一些与全球化背道而驰的观点和做法日益凸现。有的国家口头上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在行动上却采取反倾销、反补贴等措施，在汇率问题上做文章，这种做法不但拯救不了世界经济，反而会加剧贸易摩擦和投资争端。当前，世界经济失衡现象仍很严重。要解决失衡问题，根本途径是，各国要改变发展模式、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经济发展的历史还表明，国际贸易的扩大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东亚国家的经济腾飞也得益于全球化。当今世界，认同和支持全球化仍是国际社会的主流，中日韩更应具共识，加强彼此间的真诚合作，开展经济对策讨论，加强政策协调，率先打破贸易壁垒，在促进全球经济尽快复苏和实现公平交易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第二，注重发展绿色经济。当今世界，气候变化问题已经超越国界，成为全球性问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是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基础和行动指南，2007年又制定了“巴厘路线图”。全球逐步兴起一股绿色浪潮，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会、环境、资源和经济发展的协调性与整体性。各国纷纷出台税收、贷款等政策，支持环境保护、可再生能源、生态农业等产业。绿色发展要求我们减少经济增长对资源的消耗，更多地依靠资源循环来发展经济，建设“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转向追求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生态良好的综合目标。同时也要看到，“绿色经济”将在未来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中日韩都有良好的产业基础，应当加强绿色产业合作，使绿色产业成为引领东亚下一轮经济增长的新兴产业。

第三，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国际社会普遍认识到，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内在弊端是导致世界经济失衡和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去年伦敦金融峰会就应对危机达成了多方面共识，如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加强国际金融监管等，但是这些措施尚需进一步落实，全球性的危机防范机制还没有建立。中日韩应当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推动完善金融监管机制，制定普遍接受的监管标准和规范，加强信息披露，对可能产生的系统性风险进行跟踪、监测和及时的干预。我们高兴地看到，上月24日，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正式生效，在12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库中，中日韩出资占80%。为维护区域金融稳定，中日韩应当在区域财政金融合作中进一步发挥主要推动作用，增强这一地区抵御风险的能力。

远亲不如近邻，中日韩三国一衣带水、隔海相望，友好相处、合作发展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多年前，我们之间就开始了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结下了相互学习、彼此借鉴的不解之缘。中国唐代高僧鉴真东渡奈良就是个很好的例证。尽管近代经历了波折，当前也面临区域内外的诸多挑战，但是友好相处、互利合作仍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而相近的文化渊源，更为推进我们彼此间的伙伴关系提供了持久的支撑力量。

中日韩经济互补性较强，贸易联系紧密。各国之间资源禀赋、技术水平、劳动力成本差异较大，有利于企业发挥比较优势，开展跨国投资和贸易交往。近十年来，三国之间贸易额翻了两番，从1300亿美元增加到目前的5000多亿美元。三国经济总量已占东北亚的90%，全球的近17%。日本和韩国在经济发展阶段上领先于中国，在经济转型、处理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应对国际贸易摩擦等很多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值得中国学习借鉴。

近两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下，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先后在日本福冈和中国北京举行会议，下月在韩国举行第三次会议。将三国领导人单独举行会议机制化，确立了三国伙伴关系，提出了公开、透明、互信、共利、尊重彼此文化差异的合作原则，并确立了未来合作的方向和具体领域。这一行动标志着我们之间的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无论对三国还是亚洲的和平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日韩务实合作有着巨大的潜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应当不断丰富伙伴关系的内涵，注入深化合作的新元素，从三边、地区、全球三个层面来加强彼此沟通与合作，积极推动建立多层次、多领域、多种形式的协作机制。对此，我愿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履行政治承诺，增进战略互信，保持高层交往，充分利用各层次对话机制，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沟通协调，推动三国伙伴关系稳定健康持久发展。

第二，继续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复苏作为首要任务，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与交流。积极支持和推进东盟和中日韩区域外汇储备库建设和亚洲债券市场建设，维护和促进地区经济金融稳定。

第三，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继续推进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促进建立开放共赢的多边贸易体制。加快推进中日韩自贸区的联合研究，尽早达成平衡、务实、共赢的中日韩贸易和投资协议。

第四，扩大交通、物流、海关、信息、科技、环境保护、能源、绿色经济、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合作。中日韩三国经济总量约10万亿美元，在全球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但大量大宗资源依靠进口。因此，推动三国建立资源性商品市场协调机制，有利于世界市场的稳定。

第五，密切人员交流，巩固三国友好的社会基础，扩大三国民间友好往来，推动三国青少年交流实现经常化、制度化。

第六，共同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开展各方务实讨论，增进共识，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促进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

推动区域合作不仅需要加强和扩大政府之间的互利合作，而且需要专家、学者、企业家等民间人士之间的第二轨道对话与合作，在政府与非政府框架内开展政治、经济、环保、社会与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为三国共建互信的交流平台，共同肩负起维护和平、推动经济增长、保护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的使命。我本人愿意与各位一道，为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繁荣与和谐，为构建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做出应有的贡献。

[环球智库]

布鲁金斯学会

布鲁金斯学会是华盛顿学术界的主流思想库之一，其规模之大、历史之久远、研究之深入，被称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库”。它是美国著名的公众政策研究机构，自称遵循“独立、非党派、尊重事实”的研究精神，提供“不带任何意识形态色彩”的思想，旨在充当学术界与公众政策之间的桥梁，向决策者提供最新信息，向公众提供有深度的分析和观点。

一、概况

（一）历史追溯及思想变迁

20世纪初，“进步主义运动”(Progressive Movement)在美国风起云涌。该运动主张“积极谨慎地”使用政府力量控制市场和增加个人机会。当时，圣路易斯市企业家、华盛顿大学董事会主席罗伯特·布鲁金斯就是这场运动的积极拥护者。他问道：“你看到政府正在花费你交纳的税金，你打算怎么办？是希望政府采取对你有利的措施，还是像过去一样听之任之？”在他的促动下，1916年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私人组织“政府研究所”成立，其宗旨是“运用科学方法研究联邦政府的管理”。1922年和1924年，布鲁金斯又分别创建经济研究所和罗伯特·布鲁金斯研究院，并于1927年合并为布鲁金斯学会，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思想库。布鲁金斯学会并没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在思想倾向上属于中间派。

（二）行政和经费情况

布鲁金斯学会由董事会领导。目前董事会成员共100人，由著名的企业家、银行家和学者组成。董事会主席由约翰·桑顿担任，他曾担任高盛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目前还兼任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EMBA“全球领导力”项目组主任。

该学会总人数超过300人，其中14人担任行政领导职务。学者共有200多名，他们拥有极强的学术背景，观点和文章在学术界很有影响，使学会享有“没有学生的大学”之美誉。还有不少学者曾服务于政府部门和私人企业，被称为“学术实践者”。例如现任总裁斯特普·塔尔博特在政界和学界影响力很大，1994-2001年曾担任克林顿政府的副国务卿。他来布鲁金斯学会之前任耶鲁大学全球化中心主任。

学会每年有经费约8000万美元，除来源于学会创始人罗伯特·布鲁金斯创立的专项基金外，还有基金会、大公司及个人的捐助、政府资助及出版物收入和其他一些投资收入。大公司的赞助占全部经费的近三分之一。此外，学会还从为政府官员提供的咨询会议中收取费用。充足的资金来源使布鲁金斯学会能聘请一些高级分析家从事研究，提高影响力。

二、政治影响力

（一）联邦政府的人才储备库和中转站

布鲁金斯学会作为美国思想库的“龙头老大”，与联邦政府的关系向来密切，其人员在政府和思想库内外的“旋转流动”，非常典型地体现了美国政府与思想库之间的“旋转门”关系，因而被称为“联邦政府的人才储备库”。历史上学会有不少经济专家担任过政府财经税收政策方面的策划人。小布什政府上台后，先后任命学会对外政策研究所所长理查德·哈斯为国务院政策计划办公室主任，从事政府研究项目的客座学者、前众议员比尔·弗伦泽尔担任社会福利委员会成员。

除向政府提供人才，许多政界高官下野后都愿意到学会谋得一职，在潜心研究、养精蓄锐的同时，利用学会在华盛顿政界的地位和知名度继续发挥政策影响力。

（二）积极发挥政治影响力

布鲁金斯学会自成立之日起，一直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影响。用现任主席塔尔博特的话讲，学会不仅帮助美国政府制定二战时期的价格管理制度、战后马歇尔计划，并确立起联邦预算程序、民用服务及社会保障制度，还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及战后美国整个外交与国防架构的确立发挥了很大影响。学会在对“流氓国家”制裁、贫困国家援助及美对俄政策制定方面也发挥了不小作用。

具体而言，第一，布鲁金斯学会发挥政治影响力主要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对政府的政策影响力；二是对公众的舆论影响力。为了最大程度地影响政策和公众舆论，学会积极跟踪国内外重大事件的发展脉搏，并就此组成专家项目组经过研究向政府提交对策报告。

其次，学会通过向国会提交报告和作听证等方式，对美国政府的机构设置发挥重要影响。例如，学会于1999年设立“总统任命动议”项目，负责对联邦政府官员的任命程序提出改革建议。2002年4月，该项目组就联邦政府的设置和官员任命程序提交报告，提出国会与总统相互扯皮，是造成联邦政府对官员任命低效的主要原因。因此，项目组提出11项改革动议。该报告提出后，里根、老布什、克林顿政府的350名前官员，包括19位内阁部长在“被提名者权利法案”上签字，要求国会和白宫“公平、礼貌和尊重地对待所有被提名者”，影响很大。

再次，学会充分发挥其在华盛顿思想界的重要影响，成为探讨国际问题和释放国际信息的重要平台。学会经常举办关于重大国际问题的研讨会，特别是配合国际关系新动向，聚集华盛顿政界、学术界重要人士进行讨论，为政府出谋划策。政府重要决策人士也以出席学会组织的各种会议为荣。一些重要的政策动向往往在学会的吹风会上先透漏出来，后被媒体注意和引用，产生极大影响。

最后，学会除向政府决策者、企业决策者提供政策建议，还通过国会听证会、政策评述、媒体采访、报纸社论、书籍、讨论会、国际会议、因特网等方式把研究成果提供给公众。

[研究信息]

人民币升值将给美国带来什么?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郑新立

目前，一些美国国会议员热炒人民币汇率话题，认为人民币升值可以解决美国就业和对华贸易逆差问题，试图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的标签，提出了要对中国输美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和制裁。笔者认为，人民币升值解决不了美国贸易逆差问题，不仅会损害美国消费者利益和美国在华企业利益，也不利于世界经济复苏，因此是一个糟糕透顶的馊主意。

首先，人民币升值解决不了美国贸易逆差问题。在过去的中美贸易中，一般贸易约占40%，加工贸易约占60%。在一般贸易中，中美是垂直分工关系，体现的是合作，而不是竞争。中国对美国一般贸易出口集中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具有廉价劳动力优势，美国不具备这种优势。美国打压中国出口，不会增加美国出口和就业，也不会提升美国的这种比较优势。人民币升值只会将美国对中国贸易赤字转往其他国家。

其次，人民币升值将损害美国广大中低收入消费者的利益。人民币升值提高了中国出口产品价格，增加了美国居民的购买成本。仅以2009年美国从中国进口409亿美元的家具玩具商品为例，如果人民币升值10%，假定美国消费者分摊因人民币升值导致中国出口商品价格上升的50%成本，则美国消费者一年要为此多支出大约20亿美元，这对当前遭受债务危机和就业压力的美国民众来说不是一件好事情。

再次，人民币升值挤压了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包括美国公司的利润。在中美两国加工贸易中，跨国企业约占56%。以2009年美国从中国进口1354亿美元的机电产品为例，如果人民币升值10%，假定生产出口产品的这些跨国企业分摊人民币升值的50%成本，这些跨国企业一年利润将要减少约38亿美元。如果这些企业因成本上升而被迫从中国迁出，则必须支付一笔价格昂贵的迁徙成本。

最后，人民币升值不利于世界经济恢复。无论是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还是这次金融危机从美国向全世界蔓延，中国都维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阻止了全球经济危机加深，自觉承担了大国责任，为维护世界经济稳定做出了贡献。当前，世界经济刚刚出现复苏迹象，但是金融危机阴霾还没有彻底离去，人民币升值可能导致作为世界经济复苏“引擎”的中国经济“熄火”，将给全球经济稳定带来一场灾难。

事实上，多年来中国向美国出口廉价产品为美国抑制通胀做出了贡献。有人估算，在正常年份里中国廉价产品使美国通胀率每年大约下降两个百分点。按照摩根斯坦利公司的报告，中国商品在美国零售价格大约是出口价格的4倍，由此形成巨额财富转移，让美国沃尔玛等商家赚足了利润，同时增加了美国就业，并让美国消费者受益。2009年美国从中国进口2964亿美元商品，为美国进口厂商提供了约8892亿美元的收入。

最近半年来，中国贸易顺差呈逐月减少趋势。2009年10月，中国贸易顺差238亿美元；11月为190亿美元；12月为184亿美元；2010年1月为142亿美元；2月份下降到76亿美元；3月份出现逆差；此时要求人民币升值是没有道理的。2005年7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21%，但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不减反增，而且美国对加拿大、日本等国贸易逆差也呈现扩大态势，说明原因不是人民币汇率，而是美国自身出了问题。

历史经验证明，20世纪80年代美国逼迫日元快速升值，并没有改变日本贸易顺差和美国贸易逆差格局。美国贸易逆差主要源于美国自身问题：一是美国储蓄率过低和消费率过高。二是美国出口产品竞争力不及欧洲和日本。2009年日本对华出口达1300多亿美元，而美国对华出口只有696亿美元。三是美国严格限制对华出口，特别是限制高科技产品出口。一些议员将美国国内问题归咎于人民币汇率，这是不公平的。

另外，指控中国“操纵”汇率，这也是有悖常识的。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是中国的既定目标。2005年7月以来，人民币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盯住“一揽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符合国际通行准则。在市场供求基础上，中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进行必要的监管，是货币政策的正确使用，符合宏观经济学基本原理。如果把政府宏观经济政策都统统视为“操纵”行为，那么就请这些聪明过人的议员们改写美国经济学教科书好了。

笔者相信，经济全球化仍将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笔者希望，这些压迫人民币快速升值的美国议员们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世界经济复苏形势、认真地反思自己，不要只顾给自己拉几张选票、顽固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和破坏国际经济秩序，而是顺应经济全球化大趋势，多做一些对中国人民、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有益的事情。

彼得森研究所均衡汇率模型存在五大问题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利用SMIM模型得出人民币低估41%的结论，在全球影响很大，在这次中美汇率论战中起了推波助澜作用，给人民币汇率升值造成极大压力。但SMIM模型存在五大问题：一是将经常项目账户均衡作为唯一汇率目标；二是各国经常账户均衡目标设置缺乏依据；三是出口价格弹性仅考虑汇率因素，没有考虑国内生产成本、产品竞争力等因素；四是存在汇率变动只影响出口额，不影响进口额的不合理假设；五是出口价格弹性取值程式化、简单化，仅与出口比例有关。因此，依据此模型得出的结论是不成立的。

一、均衡汇率模型概况

（一）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报告造成了极大负面影响。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最近几年以SMIM模型计算世界主要国家均衡汇率，并发布相关研究报告。最近的报告指出，通过该模型计算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被低估了41%。这个数字在美国得到广泛认可，是许多美国议员施压人民币的重要论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也表示支持该结论。这在全球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给人民币汇率升值造成了巨大压力。

（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SMIM模型简介。该SMIM模型基本公式如下：经常项目差额变动（%GDP）=有效汇率变动（%）×出口价格弹性。SMIM模型的唯一目标，就是通过各国有效汇率的调整，实现各国的经常项目差额波动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与+3%之间。在该模型里，政策工具只有一个，就是有效汇率；政策目标也只有一个，就是各国的经常项目差额处在GDP的-3%与+3%的范围。当然，为了实现全球均衡，允许一些国家稍微超出这个范围。出口价格弹性是常量，根据一国出口占GDP的比例确定。

二、均衡汇率模型存在的五大问题

该模型存在许多值得商榷的问题，将此模型的计算结果拿来直接作为政策建议使用，过于草率。依据这一模型得出的结论又被作为政治宣传的幌子，影响就更为恶劣。

问题一：将经常项目账户均衡作为唯一汇率目标。首先，将经常项目均衡作为均衡的目标，与经济均衡理论和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相悖。经济均衡包括外部均衡和内部均衡。外部均衡指的是一国国际收支净额，即净出口与净资本的流出的差额为零。内部均衡则是在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三大宏观经济目标的均衡。像通货膨胀一样，外部均衡是一种中间变量，就其本身来说，并不重要。在SMIM里，只考虑外部均衡里的经常项目均衡，而不考虑其他均衡，有失偏颇。由于各国在资源、人才、技术、文化、资本等方面各有差异，那些在某些方面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必然可以通过这种优势获得经常项目顺差。例如中东、俄罗斯的石油，日本、德国的精良制造技术，中国的大规模生产能力等。抹杀这种国家禀赋差异，而只追求各国的贸易收支平衡，无疑是逆全球化趋势的。而美国实际上已经从它的资本优势方面实现了外部均衡。其次，影响经常项目的因素很多，汇率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寄希望于完全用汇率来调整经常项目，不符合各国实际发展经验。从理论上来说，经常项目净额是一国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差额。实际上反映了在国际产业大分工的体系下，一国内生的经济结构直接决定贸易收支状况。例如，即便是人民币升值，由于世界大部分工业品在中国大量生产，老百姓也很难增加对于美国产品的需求。另外，即使由于成本等因素，中国的产业进行转移，也不会大量向美国转移，而是向其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人民币升值不会为美国增加就业岗位，因为美国的再工业化绝不是低一个层次的工业化。因此，指望单纯通过汇率来改善经常项目，是不可行的。第三，汇率作为政策工具，影响多种宏观经济指标。在汇率调整时，不能单以经常项目为导向，还要考虑到汇率调整对国内产业的影响，对国内物价的影响等等。因此，汇率的调整受到多重约束，不应只是为了平衡经常项目而不顾其他因素。

问题二：各国经常账户均衡目标设置缺乏依据。SMIM设置经常账户均衡目标比较随意，缺乏有说服力的依据。在SMIM设置的均衡世界里，除了中东产油国家，其他国家经常项目差额占GDP比例在3%以上的，都向3%收缩，而3%以下的，向经常项目为零收缩。但是收缩到何种程度是随意设定的。随意设定就会带来对一些国家的主观偏向性设定，同时模型没有就这种随意设定的稳定性给予验证。如果稳定解不是收缩的，微小的变量波动都会引起均衡解的大幅偏离。这样就很难保证均衡解的可信度。实践表明，这种收缩均衡从来没有在历史上出现过。

问题三：出口价格弹性仅考虑汇率因素，没有考虑国内生产成本、产品竞争力等因素。在SMIM模型里将汇率变动等同于出口价格变动。也就是汇率变动1%，那么出口价格变动1%。该假设不符合实际，对于中国产品尤其如此。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升值1%，而相应的出口价格变动几乎为零，大部分汇率升值的成本实际被国内消化。不同种类产品的汇率转嫁能力是不同的。影响出口价格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成本、竞争力、产品需求弹性等多种因素。

问题四：存在汇率变动只影响出口额，不影响进口额的不合理假设。SMIM设定汇率变动只是会影响出口额，不影响进口额。模型开发者给出的理由是汇率变动导致进口价格的变动，进口价格变动会影响需求量。价格升高，需求量减少；价格降低，需求量增加，但无论哪种情况，进口总额基本不变。这样的假设有点荒谬，因为本国的进口相当于他国的出口。既然汇率变动不会影响进口，也不会影响出口。

问题五：出口价格弹性取值程式化、简单化，仅与出口比例有关。SMIM模型假定如果一国的出口占GDP的10%，那么出口价格弹性为1；如果一国的出口占GDP的比例为100%，那么出口价格弹性为0.5。这样可以根据一国的出口占GDP的比例为100%，确定其出口价格弹性。

实际上，如前面所提到的，一国的出口价格弹性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不仅仅与出口占GDP的比例有关。不同国家、不同产品的出口价格弹性存在较大差异。如果要做实证模型，就需要根据实际数据，通过计量模型估计相关产品的出口价格弹性。而在SMIM，出口价格弹性没有结合这些因素，逐个对每个国家的出口价格进行计量测算，只是假定出口价格弹性与出口占GDP的比例有关。这样简单化、程式化取得的出口价格弹性必然与实际存在很大偏差。

三、汇率应该是国家发展水平的综合体现

汇率水平是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发展水平和竞争力的综合体现。汇率的演进过程与该国的经济实力、科技进步水平、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密切相关。

一国市场汇率所处水平与该国经济发展阶段密切关系。随着经济从不发达到发达，市场汇率会从远离购买力平价（PPP）汇率逐渐向PPP汇率接近，这是世界各国汇率发展的自然规律。

目前中国市场汇率所处的位置，即与PPP汇率的偏离程度，基本与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如果人为过分干预、操纵汇率，使得市场汇率非自然地提高到与PPP汇率更为接近的水平，那么会给经济带来严重的后果。

如果将一国汇率长期停滞在高于自然状态的水平上，国内的贸易商品就无法通过国际交换来实现价值，生产能力就无法充分发挥，发展速度就会停滞不前。现阶段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之一，有力地推动着经济复苏进程和世界经济发展进程。如果由于汇率升值使得这架发动机熄火，对世界任何国家都是损失。因此，中国需要保持适合经济发展阶段的汇率水平，保证在未来20年里仍然处于快速增长期，继续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