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通讯》2010 第7期

目   录

外国前政要发言

气候变化与绿色经济——尼日利亚前总统奥巴桑乔在绿色经济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2）

绿色经济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在绿色经济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5）

加强国际合作 达成全球新共识——英国前副首相普雷斯科特在绿色经济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9）

一个环境大家庭—日本的视角——日本前外相、前环境大臣川口顺子在绿色经济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13）

发展可再生能源 建设和谐未来——欧洲议会议员普罗迪在绿色经济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 （17）

 [外国前政要发言]

气候变化与绿色经济

——在绿色经济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尼日利亚前总统 奥巴桑乔

2010年5月8日

气候变化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威胁全人类和地球的一个重要问题。令人欣慰的是，目前就气候问题展开的激辩与对话，及其迅速产生的全球化影响，都在迫使各国政府、私人机构和个人立即采取行动。

现在，虽然气候变化影响的具体情况、水平和程度仍是科学家们争论的焦点，但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了一个普遍接受的事实。预计在不久的将来，气候变化将对环境、农业生产以及整个人类生活和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造成破坏性影响，这种影响会涉及到地球上的每一个人。

但是气候变化并不是一次突然爆发的全球性新危机或现象，它是日积月累、甚至是经过几个世纪才慢慢形成的。过去的三百年间，工业化发达国家发现了化石燃料，并把它作为了经济发展的引擎，加之人类活动对森林的破坏，使气候问题日益凸显。总之，各国不计后果的发展对大气的保护层造成了持续性破坏。时至今日，工业发达国家为促进自身发展，仍然采用被认为会危及世界的有害手段和方法，从而导致了全球气候变化。

在今天看来，各国为了自身利益、福祉和发展所做出的努力无不对全球的健康造成破坏。总而言之，从污染中受益的污染者，以及无辜的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如今都成为了发达国家不可持续发展行为的牺牲品。在开展有利可图、可持续的经济活动过程中，我们能否保护我们的环境？是的，我们能，这也正是绿色经济所讨论的焦点。

现在这些问题已经明朗，我们再也不能袖手旁观，认为问题无关紧要了。不论我们是否付出努力，只要我们生活在地球上，任何问题都会与我们息息相关。出路在于，当我们开展农业和工业活动时，我们应该采取措施，制定国家和国际政策，阻止并扭转气候变化进程。

这就是绿色经济的宗旨。科学与技术可以向我们提供应对气候变化、发展绿色经济所需的一切手段。这当然要付出代价。可再生能源可以替代化石燃料。但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常常会因为成本问题而举步维艰。实现有效的绿色经济，阻止气候变化现象并最终扭转这一局面，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应该平均负担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燃料成本。发达国家应当完全承担本国新能源取代化石能源的成本，对于发展中国家取代化石燃料和提供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发达国家也应承担相当一部分。

这是所有国家发展绿色经济面临的首要问题。不对大气造成污染或不对生物圈造成破坏的绿色农业必须成为绿色经济的重要部分，这点可以实现、也必须要实现，但是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原始污染国以及有能力承担更多成本的国家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

其次，严重依赖于世界经济的国家为了发展农业或出于其他原因不得不砍伐树木、破坏森林，为了发展绿色经济，必须对这些国家给予充分补偿，以保护人类共同的森林资源。再次，这些补偿金的大部分应由发达国家承担。尽管这种负担并非平均分配，但它体现了公平。建立在公平基础上的绿色经济必将为阻止气候变化现象创造一个良好的开端。如果缺少公平性，或在为气候变化问题寻找解决方案的过程中未充分考虑公平性，我们将会继续对世界造成破坏。但更为重要的是，当今的世界人口正以不可持续的方式消耗着子孙后代的资源。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必须考虑下一代是否能够拥有充分的资源和清新的空气，能像我们一样享受便利、舒适的生活。

总之，如果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为工业发达国家过去造成的污染买单，那么其发展进程必然受阻。像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不应仅仅代表本国发言，他们还应代表自身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行动起来，促成制定公平的全球政策和计划，引领绿色经济，阻止气候变化。这点可能会实现，并且，为了实现真正的、共同持久的全球平衡和可预见、可持续的生态系统，这一点必须实现。

绿色经济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

——在绿色经济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澳大利亚前总理 霍克

 （2010年5月8日）

这次会议进一步体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为维护地球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而不断做出的切实贡献。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园，环境问题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回顾人类社会长期、曲折的发展历程，我们看到，人们经常不愿意承认他们需要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这一事实。特别是在近几个世纪，倡导新原则和新实践的人们遭到了那些墨守成规人士的恐吓和人格诋毁。

我首先要驳斥那些今天仍然否认或讽刺气候变化问题的人们，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他们日益变本加厉。人类活动加剧了全球变暖，在一定程度上威胁着气候变化，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这种变化将危及地球上的生命。

《经济学人》杂志并非总能把握事物的正确趋势，但2010年3月20日—26日《经济学人》的一篇报道却对气候变化问题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同时得出了正确的结论。该报道承认了气候变化问题中具有不确定性的领域，同时承认了英国东安格里亚大学一些科学家做出不严谨的报告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近期在报告中缺乏证据的论断为怀疑论者提供了口实。但《经济学人》表示，这些事件不能推翻总体的科学共识和结论：“怀疑者宣称气候科学中的不确定性普遍存在，这是正确的，但他们以此为由主张不采取任何行动则是错误的。”

中国领导人通过口头和实际行动表明，他们反对怀疑论者，并且认为切实存在着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的危险。这不足为奇，因为中国也可能会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一方面，中国在1978年后出现的史无前例的经济高速增长造成了严重的空气和水污染。另一方面，喜马拉雅冰川融水的潜在变化可能会影响中国南方河流的水资源供给。

当然，全球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影响阻碍了在这一领域开展更好的国际合作。随着利润对私人企业和政府变得日益重要，发达国家很难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这些资金支持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开展更加环保的实践，也是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的必要条件。

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本来可以告知发达国家说：“你们在实现繁荣的过程中污染了环境，我们也不会放弃自己发展的权利。”但他们没有这么做，因为这有悖于他们的根本利益和道德理念。发达国家也必须采取一些措施：出于道德考虑，他们有责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这同时也是为了他们自己，因为如果不能成功应对这一挑战，整个世界的经济和生活都将受到冲击。

反对者、怀疑论者和持机会主义观点的政客，他们的主要论据之一就是开展的相应行动会对产业和就业造成冲击。显而易见，一些措施会对当前的一些商业和就业领域造成负面影响，但是，这种观点却忽略了问题的另一方面——清洁能源经济将创造新的机遇。我认为，纠正他们观点的最好方式就是引用美国皮尤慈善信托集团上个月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的题目为：“清洁能源竞赛胜者花落谁家”。报告表示：“政策、投资和商业专家都认识到，清洁能源经济正成为21世纪全球经济和环境领域的最大机遇之一……世界各地的领导者日益认识到，对安全、可靠、清洁能源的合理利用可以创造就业和商业机会，降低对国外能源的依赖，加强国家安全，并且减少导致全球变暖的污染。”

报告描述了清洁能源行业在全球的兴起，该行业的投资自2005年以来已经增加了230%。据预计，2010年，清洁能源投资有望增长25%，达到2000亿美元。二十国集团国家金融和投资超过了全球总量的90%，这些国家也主导着清洁能源的发展。在过去5年中，几乎所有二十国集团国家对清洁能源的投资增长都超过了50%。”

我认为，接下来的一段话对中国具有特殊意义：“对于力图高效参与清洁能源、工作机会和制造业竞争的国家来说，促进清洁能源投资的政策将有助于他们实现相应的目标。比如，中国在风能、生物质能和太阳能等方面已经制定了宏伟计划。同时，2009年中国的总体清洁能源资金和投资首次位居全球首位，达到346亿美元，美国投资额为186亿美元，排名第二。”

这是中国恪守积极促进清洁能源发展的承诺、应对全球变暖问题的体现。作为演讲最后一部分，我将就中国和澳大利亚在这一重大问题上的合作发表观点。

澳大利亚外交外贸部在最近的一份文件中表示，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在双边关系中日益重要，双边高层会谈经常探讨这一问题。2008年4月，澳大利亚总理和财政部部长就气候变化问题与中方发表了联合声明。首届中澳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于2008年11月在堪培拉举行，第二届会议于2009年10月在北京举行。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出口国，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消费国。因此，两国共同为“中澳清洁煤技术联合协调小组”提供了资金支持。中澳两国通过联合担任“更清洁化石能源工作组”的主席，进一步强化了双边合作。“更清洁化石能源工作组”由“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伙伴计划”的七个国家组建，这些国家分别是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和美国。

上周一，澳大利亚气候变化和水资源部部长黄英贤在阿德莱德的讲话中表示：“国际能源署预计，要实现2050年全球排放量减半的目标，到本世纪中叶，我们需要把可再生能源在发电用能中所占的比例从18%提高到46%。”部长在一篇短文中作出的结论或许可以传达给本次会议，她说：“毋庸置疑，清洁能源经济将会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清洁能源领域的工作、投资和观点对于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国家和清洁能源的未来都至关重要。”这位才华出众的参议员黄女士，是澳大利亚的首位华裔部长，我相信她的讲话对中国同样适用。

加强国际合作 达成全球新共识

——在绿色经济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英国前副首相 普雷斯科特

（2010年5月8日）

这次会议在中国举办，意义非常深远。中国的崛起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发展事件之一。当今全球面临最紧迫的问题就是经济危机、气候变化、可持续经济发展和贫穷问题。

在消除贫困方面，中国比任何国家都付诸了更多努力，中国使数以亿计的人们摆脱了贫困，同时为数百万人带来了新希望。随着世界逐渐走出经济危机，世界开始认识到，中国在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样，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世界也希望中国做出表率。世界需要中国就这一问题采取行动，亦如中国需要世界其他国家积极响应。

在1997年京都气候变化会议上，我作为欧洲方谈判代表，感受到了来自气候变化怀疑论的挑战。然而，科学证据已经明确地显示，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气候变化将给我们的地球和整个人类造成灾难性的影响，任何国家都无法幸免。

在建立二氧化碳减排目标体系方面，《京都议定书》取得了成功。然而，我们需要达成一个新的、更加全面的协议，在这方面，我们进展十分缓慢。今天，我将列出一些重要原则，我认为，新的协议应该以这些原则为基础。《京都议定书》是碳减排目标方面的第一个法律框架，它确立了联合国的责任分摊概念和“共同但有区别性责任以及各自的分担能力”这一原则。

去年12月，第15次联合国气候变化缔约方会议（COP15）在哥本哈根举行。谈判各方讨论了将《京都议定书》延长至2012年以后的问题，并探讨了新协议《京都议定书II》的相关问题。哥本哈根会议不能算是一场不成功的会议。人们太过期待达成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这反而对会议造成了损害。同时，我认为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会议也无法达成协议。《京都议定书》的最终签订也花了整整五年的时间。

在最近的波恩会议上，各国也未能就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制定可行计划。为了创造新的商业机会同时发展新型“绿色经济”，我们需要达成一个气候协议。电动汽车和碳交易等创新将创造新的产业，在经济危机后的紧缩财政环境中，这些创新将为发展中国家的行动提供资金支持。但新的协议必须是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上。发达国家需要做出表率，但是发展中国家也必须采取行动。欧洲将采取行动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同时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低碳发展。发达国家必须履行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做出的资金承诺，并采取相关行动。

尽管近年来出现了经济危机，但到2050年，世界经济总量仍将发展到目前的四倍。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至少把排放水平降低到现在的四分之一。现在唯一的解决方法是，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全球二氧化碳控制体系，该体系不是基于绝对命令，而是建立在现实的、每个国家都愿意遵守的监管框架基础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首先需要接受一系列公平、公正的总体原则。

《京都议定书II》需要一个新的全球共识，该共识将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反映社会公平的重要性。强国、富国主导一切的现象将成为历史，我们需要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需要。我们需要制定宏伟的目标，同时必须从现实出发。在墨西哥举行的气候变化会议需要以“得到广泛接受的原则”为基础。

首先，《京都议定书II》必须以“共同但有区别性责任和各自的分担能力”为中心。这意味着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达国家需要承担最大的责任，因为它们在发展进程中产生了大量的温室气体。

第二，未来的协议必须适用于所有国家，而且所有国家都必须确立目标、做出承诺。这些目标和承诺必须从现实出发，并且将各国的不同发展阶段考虑在内。发展中国家认为减排目标对于它们而言是一种不公平的负担，这将导致它们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走高碳发展的道路。然而，所有国家都必须认识到确立能效目标的重要性,接受能效目标和碳减排目标对达成协议至关重要。目标的种类有很多，需要区别对待。人均排放量的原则将会在新的气候变化协议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三个原则是，新的协议必须反映各国的贫困状况，必须支持社会公平，承认贫穷国家工业化发展的权利。全球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也就是26亿人，每天依靠不足2美元生活。社会公平原则要求我们在《京都议定书II》下继续消除贫困。发展中国家加快经济发展的需求及其当前的经济发展状况，必须在它们的目标中得到反映。

第四，协议需要坚持“问责制”和“透明性”，从而建立互信,必须要有必要的资金，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低碳增长的模式。而富裕国家必须要为他们所导致的问题承担更多财政上的责任，还要有更多的技术支持和合作。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必须要发挥领导的作用。由于中国现在自身巨大的成就，受到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尊敬。我们也看到在国际事务中中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以在这里中国有非常大的机会和有责任在这个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中国和其他的国家已经明确表示，如果外部的法律约束意味着外国对本国经济发展的控制，它不愿意接受这种法律约束，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实际上可以在一个可信的、透明的国家框架之内确定碳减排的目标。关键的是，是不是有国外的机构依法确保这些目标的实行，透明和验证是非常重要的。欧洲和美国有责任来确认自身是如何实现这一点。

如果我们在2010年达成协议，到2015年我们可能就会知道法律协议和自愿协议的结合是否有效。欧洲需要保持自己的法律框架，美国可以而且应该承担与《京都议定书》相适应的更大责任。欧洲和中国号称拥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但很多时候，这种说法只是空洞的措辞。然而，如果我们下定决心做出表率，就共同原则达成一致，共同应对困难，我们就有一个绝佳的机会通过《京都议定书II》，将这种关系变成现实。我们是未来的领导者，人们将根据我们是否成功地达成《京都议定书II》协议来对我们做出评价。

一个环境大家庭——日本的视角

——在绿色经济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日本前外相、前环境大臣 川口顺子

（2010年5月8日）

多年来，我一直十分关注绿色经济和气候变化方面的国际合作。我始终认为，中日两国的合作有着独一无二的潜力，将促成地区和国际的重大变化。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国，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两国组成了一个“中日环境社区”。自1999年以来，中日韩三国环境部长便定期举行会议，就保护东北亚环境的相关问题进行广泛的前瞻性讨论。

在担任日本环境厅长官期间，我主持了2001年1月在东京举行的中日韩三国环境部长会议。与时任中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局长解振华先生的会谈至今让我记忆犹新。我了解到，解先生自此之后担任了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并担任包括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COP15）在内的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中方代表。我很高兴能够了解他最近的活动，他从事的是当今最具挑战性的工作，我给予他最美好的祝愿。

现在，我深入参与该领域的工作已长达10年之久，可以说中国在环境政策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中国目前在更广的范围内寻求解决相关问题，并致力于增强这些政策的执行力度。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中国和日本形成了一个“中日环境社区”。通过确认互惠项目和清洁发展项目（CDM），我们和中国在环境人才培养方面进行了合作。比如，在四川的攀枝花市，中日两国以互惠的方式开展了治理污染合作。我们的行动目的是控制环境污染，特别是二氧化硫的污染，并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在去年12月举行的COP15会议上，我们公布了项目取得的中期成果。根据2006年的五年规划，我们实施了29个项目。据四川省临时统计数据显示，这些项目使二氧化硫排放量显著下降了53%，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了8%。这些项目对人们的身体健康和总体生活质量具有明显的积极影响。日本希望继续与中国在CDM项目、低碳经济和互惠项目方面开展合作。

展望未来，我认为，要扩大我们的合作范围和影响，关键是要尊重工业产权、促进相关机构和系统的发展。中国已经通过调整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应对这一问题，但是在执行方面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在中国和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没有稳固、恰当的机制，将很难充分实现技术转移的潜力。这些技术对发展中国家实现更好的未来至关重要，因此必须改善对待工业产权的方式，对这一点应给予充分重视。中国将在尊重产权方面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我对此充满信心和期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基于原有合作的积极影响，展开新的合作，同时放大这种积极影响。

今年，中国的GDP将超越日本。现在两国的GDP基本持平，但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却占世界温室气体排放量的21%，而日本仅占4%。这一差距表明，在清洁技术方面，中国可以更多地向日本学习借鉴。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例子，日本已经实行了一些政策，以前瞻的方式将市场吸引到了环境友好的替代方案中。在人们广泛讨论气候变化问题之前很早，日本就开始着手这方面的工作。

在供应方面，我们通过“领跑者计划”促进了企业的技术改革。早在1979年，我们就通过了一部旨在降低能耗的法律，从而应对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这两次石油危机严重影响了公司效益和人民生活。1998年，几乎是20年之后，我们对该法律进行了修订，建立了一个为家用电器、办公电器和汽车设立能效标准的体系。对于能效最高的电器和汽车、即“领跑者”，这些产品的能效标准将被设立为该领域几年后的最低目标。也就是说，日本制定的政策完全以市场上已经存在的能效标准为基础，顺应而并没有违背市场趋势。这些目标虽然具有挑战性，但仍然可以实现。比如，通过这一政策，在7年的时间里，我们的空调能效提高了40%，冰箱的能效提高了50%。

在需求方面，我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就是如何尽早普及节能电器。我们现在拥有一个“环保积分”体系，购买特定电器产品和装修产品，例如双层玻璃窗的消费者可以获得积分，这些积分可以兑换成优惠券、其他节能产品。同时，我们还大力倡导构建“紧凑型城市”和低碳社会。

把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商业实践向一种更为环保的方向转化，有时会被认为是一种永无休止的负担和利益的牺牲。这种想法与事实相差甚远。事实上，这些努力将让我们自身、我们的子孙和我们的地球受益无穷。在这方面，尽快采取果断行动将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安乐和财富，这是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希望为本国人民达成的目标。环境友好型投资和低碳生活对社会具有长期的积极意义，这些活动涉及减少污染、合理利用有限资源和创造就业机会。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确信的是科技发展必将发挥特别重大的作用。毋庸置疑，发展和普及新技术具有内在的资金压力，但这些新技术将成为新经济增长的支柱，并会创造新市场和新工作，为区域经济注入活力并改善能源安全。如果我们的决策受担忧和惰性所牵制，我们将与众多收益失之交臂。

在我看来，所有影响气候变化、并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企业和个人都可以在这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预计在未来几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还将继续大幅增加。作为我今天演讲的结尾，我由衷地希望，中国将在未来的气候变化国际框架谈判中为促进协议达成发挥更大的作用。没有中国更大的贡献，国际谈判将很难取得积极进展。最重要的是，这种贡献也将是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排放国履行其自身责任的表现。

发展可再生能源 建设和谐未来

——在绿色经济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

欧洲议会议员 维多利·普罗迪

（2010年5月9日）

关于气候变化的全球承诺是不容否认的，在处理这样大的挑战时，我们要为我们这个星球的生存以及后代的福祉而努力。然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导致资源开发的不可持续性。

当地球的人口规模较小，总的能源消耗也较小，对地球资源的影响微不足道时，人们普遍会认为，无限制的开发是可能且可取的。但现如今很少有人赞同这个理论。为了开发、回收、运输、提炼和生产多种可应用的能源，人类采用多种技术，这就产生了对燃料的依赖性，并将导致未来的资源匮乏。另一方面，我们再也不能忽视，我们的星球对人类社会产生废物的新陈代谢能力是有限的。尤其是核能部门，危险废物难以处理，这已经成为引起人们争论的话题。同时，河流污染直接影响人类健康，越来越多地使用化石燃料产生的温室气体导致全球变暖，与此相伴的是不可逆转的气候变化。

我们能做些什么？首先，为减少排放量，我们必须推行能源节约使用，能源高效使用和能源多样化。这些在建筑行业使用新材料方面已取得进展，例如，住房和公共建筑具有更好的绝缘性，从而降低热损失。新超导体预示着更有效的电网和设备发展的新领域，以及纳米技术在燃料电池和光伏工厂的应用，都减少了对珍贵原材料的消耗。由于化石燃料的极大匮乏，我们需要找到替代品但又不改变地球的平衡，即，可再生能源。这些能源更为灵活，它们的应用可以分散进行，发动人力并授权他们自我发电，为地方电网做出贡献。该项技术使社区能够生产自己所需的全部或部分电力，而不受传统发电厂存在停电等重大弱点的影响。在大部分情况下，可以利用可再生能源，这样会加强水利、地质和消防安全，同时减少再次发生极端气象事件如全球变暖、暴雨、干旱、火灾等威胁。太阳能、光伏、地热、风力、波浪、液压及生物资源方面潜在巨大能量，我们需要通过竭力开展研究和进行投资学会如何利用它们。可再生能源可以作为建立一个可分流的电能生产系统的基础，通过热电联产和三代应用来提高能源效率。此外，可再生能源将使我们能够减少排放量，并真正缓减气候变化。

为此，旨在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我看来，这过于细化，并且市场机制并未充分利用。我们需要一个更简单、更通用、为全球所接受的制度。我们必须以“气候正义”为基础。气候正义是什么？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可以从个人的排放开始，全世界人均个人二氧化碳排放量现在大约是一年5吨，如果你严肃处理这个问题，到2050年我们应该达到1人1年1吨的排放量，也就是说到2050年要减少到现在的1/5，这是可持续的水平。根据这个原则，一人将免费拥有一个排放限额，而其他的应该要通过排放的方式或其他方式付费。这将保证每个人对自然资源的享有和使用权。发展中国家也可以根据人口为基础进行排放限额交易，为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适应措施获得资金支。

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我们要达成全球共识，则必须确立一个更加公平的责任分担原则。作为一个科学家和欧洲议会成员，我认为应该采取一个系统的方法应对世界的复杂性。许多国家计划恢复对煤炭储量的大肆开采，但这并不意味着解决了能源供应安全问题。更多煤炭意味着更多的大气污染，更多的健康问题和更为严重的土壤退化。为了不损害未来发展，可通过环保的气化过程进行煤炭开采，但不可否认，这需要巨大的投资。这一设想遭到了普遍质疑：在深度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的时刻我们能负担得起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如果没有独立的能源投资，我们将不会促进发展，也不能够创造就业机会，更不能保卫和平。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载体，如氢气，可以消除冲突的根源，缓解目前与能源供应和能源安全相关的冲突，也有利于国际合作领域的积极发展。

我们从何处开始呢？在国际关系方面，必须做出巨大变革。我们要为多极化的世界寻求新工具，包括改革后的联合国组织，使得安理会更民主。在那里，有关气候变化和能源问题的讨论将涉及所有利益相关者。在一个强大、和平以及合作的制度中将尽可能多的国家团结起来，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被重新界定。金融机构应放弃他们的投机游戏，回归到他们支持社会发展的首要使命上来。简而言之，他们应该回归到利益相关者的角色上来，成为进步的积极推动者，而不是股东、有利成果的被动接受者。

很明显，没有人可以否认所有国家进步的权利，也不能限制任何人享受更美好生活的权利。毕竟，全球变暖，只是有关我们的星球诸多挑战之一。

这是一个变更的时代：我们被悬在和平与战争之间。我们必须学习如何管理稀缺资源和维护每个人都有一个美好未来的权利。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则将由战争决定重要资源的分配。这正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转变，一个历史性转变的原因，不仅要从化石能源集中向分布式可再生能源转变，还要从具体部门的管理向各种天然资源系统管理转变。我们需要将文明引向对知识、生活质量、包容、公平获取、环境保护的普世价值的更深认识。在这一愿景中没有相互对立，不存在不公平竞争，使用“交易工具”，建设一个全球共享的和平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