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通讯》2010 第10期
- 时间：2010-12-29
- 来源：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目 录
工作动态
曾培炎会见以色列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尤金·坎德尔············ （2）
郑新立会见日本亚洲交流协会访华代表团一行····························· （4）
魏建国出席世界出口发展论坛并发表演讲····························· （5）
国经中心参与主办中国（天津滨海）国际生态城市论坛····· （6）
第十五期“经济每月谈”活动成功举办······································ （8）
领导讲话
曾培炎在国际生态城市论坛上的欢迎致辞····························· （9）
以低碳生态为目标，走中国特色的新兴城市化道路—郑新立····· （12）
坚持科学发展、建设生态城市—魏建国······························· （15）
专家论点
金融海啸的成因与防范········································ （19）
[工作动态]
曾培炎会见以色列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尤金·坎德尔
2010年9月14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会见以色列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尤金·坎德尔。以色列驻华大使安泰毅、参赞雪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魏建国、副秘书长张小冲等参加了会见。
曾培炎理事长首先向以色列客人介绍了国经中心的宗旨、业务范围和工作开展情况。曾培炎理事长指出，中以友好合作关系源远流长，两国之间合作互补大于竞争。近年来双方在经贸方面的合作发展很快，合作已由农业发展到生物科学、高新技术等领域。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在自主开发技术的同时，也希望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在与国外企业进行技术合作方面，中国企业还缺乏经验和渠道，需要政府和民间组织为企业搭建交流平台，让两国企业更多地接触、了解和发现合作机会。国经中心愿为推动双方合作做出贡献。
坎德尔主任介绍了以色列国家经济委员会的情况，表示希望与国经中心合作，充分利用双方机构职能相似的特点，为以中多方面合作搭建平台，组织政府、企业和其他组织进行不同层面的交流与合作。
曾培炎理事长与坎德尔主任还就近期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发展等问题交换了看法。
郑新立会见日本亚洲交流协会
访华代表团一行
10月13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在中心会见了以日本亚洲交流协会副会长庄山悦彦为团长的日本亚洲交流协会成立31周年访华代表团。代表团副团长、日本东京电力株式会社顾问桝本晃章、最高顾问斋藤恒夫、秘书长北村博昭，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秘书长陈永杰、咨询部副部长韩易虎等参加了会见。
庄山悦彦副会长首先介绍了日本亚洲交流协会的情况。代表团成员就中国能源问题与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以及日本能源产业发
展发表了看法。
郑新立常务副理事长介绍了国经中心的基本情况，以及中国能源需求的总体趋势。他指出，未来20年，中国对能源、电力需求会不断上升，节能减排将是中国今后一项长期重要任务。能源领域也是中日合作非常成功的重要领域，希望中日加强核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及风能方面的合作研究与开发。
双方就核能开发、能源效率、减排等问题进入了深入交流和讨论。双方表示，将进一步加强联系和交流，促进彼此间的合作。
魏建国出席世界出口发展论坛并发表演讲
2010年9月9－12日，第十一届世界出口发展论坛在重庆召开。本次论坛由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商务部、中国贸促会、重庆市政府联合主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协办。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后危机时代的贸易模式，出口发展经验的总结”。来自世贸组织、联合国有关机构及全球59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名国际贸易领域的人士会聚山城，就相关问题进行了研讨和交流。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魏建国代表协办方在论坛上发表了演讲。他指出，进出口贸易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进出口贸易额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大；在“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和外贸发展不应该再走过去的老路，而应在继续倡导自由贸易的同时，更多地注重结构调整和外贸转型升级，为增加国民福利创造条件。他强调，应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营造一个有利于促进自由贸易发展的政策环境，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相关政策建议。
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同志、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同志接见了魏建国秘书长并进行了会谈。薄熙来同志希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充分发挥国家高端智库的作用，为推动重庆市的经济发展积极献计献策。
国经中心参与主办中国（天津滨海）
国际生态城市论坛
9月28日，中国（天津滨海）国际生态城市论坛在天津市滨海新区开幕。本次论坛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天津市人民政府、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共同主办。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向论坛发来贺信。贺信中说，加快生态城市建设是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必由之路。希望天津滨海新区通过举办国际生态城市论坛，加强与各方面的交流合作，学习借鉴国内外生态城市建设先进理念和政策举措，早日建成开放型、多功能、宜居的生态城市示范区。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桑国卫，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天津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兴国，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部长马宝山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辞。论坛开幕式由天津市委副书记何立峰主持。
论坛以“生态城市创造和谐未来”为永久主题。此次年度论坛由主论坛和五个分论坛组成，论坛的年度主题是“生态城市与绿色复苏”。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彭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魏建国，中新天津生态城管委会副主任崔广志，世界自然基金亚太区总监伊沙贝尔·路易斯，芬兰生态城有限公司教授艾罗·帕罗海默等嘉宾在主论坛上发言，就低碳城市化道路、生态城市建设理论与实践、绿色复苏、绿色建筑与交通、生态足迹、低碳技术应用等问题发表见解和主张。
五个分论坛分别以“生态城市与绿色经济”、“生态城市创新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梦想与挑战——生态城市建设的技术集成”、“绿色共赢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和“和谐共生——生态城市的精神家园”为主题，邀请国内外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企业和媒体代表作为主讲嘉宾，与听众共同探讨生态城市发展之路。
论坛通过了《滨海生态城市宣言》。与论坛同时开幕的还有天津滨海生态城市博览会，桑国卫副委员长、曾培炎理事长共同为博览会开启生态之门。
国经中心副秘书长张小冲、办公室副主任魏莉、交流部副主任许朝友等也应邀出席了本次论坛。
第十五期“经济每月谈”活动成功举办
2010年9月22日上午，国经中心第十五期“经济每月谈”活动在北京梅地亚中心成功举行。本期主题是“中美发展模式的对比与前景”，邀请美国著名未来学家、《大趋势》作者约翰·奈斯比特及其夫人多丽丝·奈斯比特一同演讲，国经中心秘书长魏建国主持了本次活动。
奈斯比特夫妇从2009年出版的新书——《中国大趋势》讲起，介绍了书中提出的中国新社会的八大支柱理念，认为中国目前正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新的经济和政治体制，这种新型的经济模式已经把中国提升到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而中国的政治模式也许可以证明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道路上的一个阶段而已。奈斯比特预言，中国模式会将影响到整个世界，中国经济总量有可能在2025年后超越美国。
论坛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举行。与会人员就中美经济发展趋势、中美关系的前景、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与奈斯比特夫妇进行了交流。国经中心研究部、信息部，以及来自会员单位和企业、研究机构、新闻媒体的人员参加了此次活动。
[领导讲话]
曾培炎在国际生态城市论坛上的欢迎致辞
（2010年9月28日）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在刚刚度过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即将迎来61周年国庆的时候，我们来到美丽的港湾——天津滨海，共同憧憬未来生态城市建设的美好蓝图，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我谨代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向各位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城市是人口的主要聚集地，也是人类经济、政治、科技和文化活动的中心。工业革命二百多年来，城市化快速发展，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与此同时，城市的发展也付出过沉重的环境代价。上世纪七十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与生物圈”计划研究中提出来生态城市的概念，并将其付诸实践。今天，寻求自然化、人文化、生态化已经成为城市建设的大趋势，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代表着城市发展的新潮流。在建设什么样的生态城市方面，国际和国内有很多经验值得深入研究探讨，我想这也是我们在这里举行论坛的意义所在。
在后危机时代，建设生态城市是实现绿色复苏的重要内容。发展绿色经济，促进绿色复苏，不仅可以节能减排，而且能够更加有效地利用资源、扩大市场需求、提供新的就业岗位，是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的重要结合点。也就是说，经济的“绿色化”不是增长的负担，而是增长的引擎。生态城市的建设本身需要一定的投入，可以带动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的发展，也可以推动低碳、节能、循环经济的发展。由于生态城市无不拥有良好的环境，这种价值巨大的无形资产，对吸引人才聚集、带动各方投资、促进经济发展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力。因此，建设生态城市在推动经济复苏中正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并成为世界环境与发展领域的一个新趋势。
发展生态城市也是实践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理念的重要举措。城市首先是人类生存的地方，生态城市与传统城市相比更加适合人类居住。它将用更多的绿色空间、绿色社区打造人们的绿色生活，它将用低排放的产业模式、优美的自然景观、良好的人文环境、便利的交通设施满足人们的工作需求、发展需求、精神需求和健康需求。当然，这种发展理念不是将人凌驾于自然之上，也不是把利己、功利和享乐作为生活态度，而是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发展前提，合理规划城市的生态格局、产业发展、建筑布局、人口规模，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建设好中新生态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益探索。中国正处在城镇化、工业化加快发展的阶段。今后几十年，中国经济还会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不论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大都面临着人口增加、面积扩大和旧城改造的任务。以往城市建设的经验已经证明，一个城市只有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才能为公众提供高质量的生活，才能有持久发展的活力。天津中新生态城秉承科学发展理念，在新加坡和中国政府的支持下，着力建设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示范新城。这是天津在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采取的一项具体举措。我相信，通过这一新城的建设，将为国内外生态城市建设积累经验，为其它地区统筹城乡发展提供借鉴。作为一家民间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愿意与大家一道，为国际生态城市建设贡献更多智慧，为世界可持续发展事业做出更大努力。
最后，感谢会议主办方天津市政府为筹办本次论坛做出的努力。预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祝各位来宾在天津工作顺利、生活愉快！感谢大家！
以低碳生态为目标，走中国特色的新兴城市化道路
——在中国（天津滨海）国际生态城市论坛上的发言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郑新立
（2010年9月28日）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当前和今后二十年，是中国城市化快速推进的时期，从1997年到2007年，这十年的时间内，中国的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4个百分点，十年的时间，平均每年城市人口增加2000万，十年共增加了2亿的城市人口。预测今后十年，如果我们城市化率保持前十年的水平，那么到202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会由目前的46%提高到58%－60%。那时城市人口要再增加两亿人。从2020年到2030年，城市化率提高速度可能略有下降，估计再增加1亿人的话。未来2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要净增加3亿人。到2030年，中国城市化的水平要接近70%，从2030年以后，城市化率的水平基本上可以稳定下来了。
城市人口增加这么多，我们用什么样的理念、走什么样的城市化的道路，不仅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对全球经济的发展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我们说，当前我们要实现全球经济的复苏，主要依靠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的需求结合起来，从而创造了大量的需求。要实现这种结合，要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建设生态城市、实现绿色复苏就是一个关键所在。中国未来的城市化，要总结世界各国城市化的经验教训，总结中国前三十年城市化的经验教训，应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兴的城市化道路。概括起来，我们就是要以“方便、和谐、宜居、低碳”为目标，努力创建一个生态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城市。“方便”就是要方便就业、方便生活；“和谐”就是城市里边不同的收入水平的人，都能够享受到大体均等的公共服务，特别是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大家都能够均等的享受这些公共服务，不同收入阶层的人在一起能够和睦相处；“宜居”就是你这个城市一定要能够呼吸到新鲜空气、能够享受到阳光、蓝天，能喝上干净的水；“低碳“就是我们要为应对气候变化能够作出贡献，降低生产生活的碳的排放。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兴城市化道路，我认为应该具有以下四个明显的特征：
第一个特征，中国特色的新兴城市化应当是城乡一体化的城市化。我们已经提出城乡一体化，要包括发展规划一体化、产业发展一体化、基础设施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要素市场一体化、社会管理一体化。通过这些一体化，消除城市和农村的鸿沟，不管是住在城市还是住在农村，都能够享受到现代化的生活，来降低人口过度集聚对生态环境所带来的压力。比如说长三角、珠三角、浙江省，现在有一些发达的县、区基本上都城市化了，在一个县区范围内实现了半小时的生活圈，盖了别墅式的房子。在这样的地方，我们应该制订一些标准，宣布这些地方已经实现了城市化，而不必强求这些农村人口再集中到城市里去。从国际上来看，德国是一个城市化非常成熟的国家，但是现在据统计，62%的人口是居住在乡村。
第二个特征，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应该是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城市化同步推进的城市化。要重视农业的生态效应，沿海一些省和地区，改革开放三十年，稻田减少了50%，原来由大米输出省变成了输入省，如果这些稻田继续减少会带来生态灾难，稻田是具有湿地效应的。有的城市本来气候适宜种菜，现在70%的蔬菜要从东北、西北花钱运过来，造成大量的碳排放。一定要以工业化为起点，郊区的农业向集约化的方向发展，实现农业和工业的协调发展。
第三个特征，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应该是大中型城市和小城镇相结合，功能互补，城市群整体推进的城市化。我们要避免大城市发展过程中给生态环境带来的生态难题。要解决大城市就业机会多但是生活成本高，小城市生活成本低但是就业机会少的矛盾。
第四个特征，应当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城市化。很多专家都讲过了，我不再详细讲了，就是城市要为人类创造优美舒适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要创造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要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包括用地热泵做空调，用太阳能、风能可再生能源作为能源，提高城市的森林覆盖率和绿地覆盖率，保持一定面积的湿地用于调节城市的气候，提高淡水的循环利用率，搞好垃圾的无害化处理。
中新天津生态城是中国和新加坡两个国家共同创造的一个生态城，我们希望能够借助新加坡的经验和中国的经验，打造一个适宜居住的生态环境优美的模范区，打造一个环保科技的孵化器和环保设备的制造基地，打造一个低碳产业和低碳生活方式的示范区，从而为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出贡献。
谢谢大家！
坚持科学发展、建设生态城市
——在中国（天津滨海）国际生态城市论坛上的发言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 魏建国
（2010年9月28日）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福祉，这是世界人民迫切的希望和各国政府重要责任。今天，来自各国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企业家齐聚天津，就生态城市和绿色复苏进行深入交流，这对于在新形势下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对于下一步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过去十年，如果说天气变化的影响仅仅局限于在穿衣、带帽和出行方面的话，那么，今天它的影响就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气候的变化对社会环境以及对整个经济发展的影响已经是有目共睹。从此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气候变化是一个大问题，它告诉我们，传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模式到了必须立即改变的时候。我们要采取生态化的发展理念，实施可持续发展。
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对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至关重要。生态城市是世界城市发展的方向，国际上一些城市按照生态城区的理念来规划和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近年来，国内也涌现出一批循环经济的城市、绿色城市、低碳城市和生态城市。天津滨海新区的中新生态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滨海新区被誉为继深圳特区、上海浦东新区之后中国经济未来的第三增长极，滨海新区的中新生态城又是世界上第一个以国家间合作方式开发建设的生态城市，开工建设两年多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生态宜居的示范新城。
女士们、先生们，应该看到，当前中国城镇化发展充满了机遇，但面临的挑战不少。中国从1995年开始加快城镇化，平均每年有1540万农村人口迁移到城镇，2009年，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46.6%，未来20年我们还将延续这个趋势。在如此大规模的城镇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同时处理其他一些问题。比如说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城市基础设施的不完善、生态环境的逐渐恶化、能源的消耗超常增长等等，面临这样巨大的挑战，城镇化的稳步推进需要破解城市发展的模式。因此，生态城市的建设为我们城市发展提供了基础方案和思路。在主席台就坐和会场上有许多专家学者，更有很多是国际上很有名生态城市的市长和国内生态城市的市长，他们都有很好的建议。我在这儿，谨提出以下六点建议：
第一，坚持科学发展，树立城市生态文明的理念。要倡导在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客观规律基础上，追求物质与精神财富的创造与积累。因此，树立城市生态文明理念，需要建立起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观念。
第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生态城市建设应该紧紧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三个转变，增强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加快构建以服务经济为主体的产业体系，要建立以创新、驱动为主的发展模式，促进城市发展向高能效、低耗能、低排放的模型转变。
第三，要重视科技进步，实现城市的创新发展。世界各国建设生态城市和探索的实践经验表明，规划技术、管理技术、产业技术对于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生态城市建设要坚定不移的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发展模式。
第四，要以人为本，实现城市共享发展。以人为本除了要坚持适宜的人居环境，要发展民主，建立共享的机制，以人为本体现在生态城市建设中要发挥民主的建设性和主动性，城市规划建设要考虑民众的利益，要建立涉及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政策制定和决策的机制。
第五，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促进城市和农村互动、协调发展。生态城镇是连接农村和大都市的一个纽带，是特色生态产业和人口相对集中的承载主体。生态城镇有利于产业互动，农村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这是构成生态城市的重要自然基础。
第六，发展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促进城市的低碳化发展。建设生态城市要根据城市的特点，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发展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是人类应对全球生态环境、资源和能源危机的根本途径。
女士们、先生们，再过五年，到2015年，中国将从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体的国家转型为一个以城市人口为主的国家。如果说中国城市化是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事件，那么，中国城市的生态化建设将是为全球资源环境做出巨大贡献的大事件。今年五月初，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在官方沟通之外，开启了第二渠道，召开了绿色经济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会议，就气候变化应对方面做了深入交流。希望在本次论坛，各位嘉宾也能够就国际生态城市发表很好的建议，使我们的思想碰撞、使我们的智慧交流，为生态城市献计献策，提供创意和灵感，为将在坎昆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发挥进一步的推动作用。
最后，祝本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祝各位来宾身体健康，生活愉快。谢谢大家！
[专家论点]
金融海啸的成因与防范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郑新立
（2010年9月28日）
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一场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犹如海啸从天而降，席卷全球。在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两年多的时间，人们终于看到了复苏的曙光。这次危机教给我们什么？它产生的根源在哪里？如何吸取教训，寻求防范危机再次发生的正确途径，使世界经济走上安全发展之路，是后危机时代每一个关心经济全球化前景、关心世界经济未来的人都不能不认真思考的严肃课题。
危机过后，各国经济界都从不同角度对其成因进行总结。概括起来，比较流行的观点有三：一是发展中国家出口过多导致世界经济失衡说；二是金融衍生产品泛滥导致经济过度杠杆化说；三是政府债务膨胀导致主权债务危机说。这些貌似公允的观点，经过发达国家主流媒体的反复传播，使不少人误以为这就是危机产生的根源。
诚然，如果站在某些国家和利益集团的立场上，或从某一侧面来看，这些结论都有一定道理，但绝非这次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
发展中国家利用劳动力和资源等优势，吸引资金、技术，加快了经济发展，出口有了较快增长，这是生产要素在全球优化配置的结果。在出口增加的同时，发展中国家也扩大了进口，对发达国家增加就业、经济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活力。而发达国家跨国集团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又直接为其提供了利润增长点。这种互利共赢的经济活动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是多个国家共同进步的历史趋势。综观世界发展史，发展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均衡则是相对的。近代以来，英国、美国都曾长期作为主要出口国，长期保持贸易顺差。时至今日，美国仍是服务贸易主要输出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仍是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品的主要出口国。把发展中国家主要以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说成是导致世界经济不均衡以致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完全是本末倒置。
金融衍生产品泛滥导致经济过度杠杆化，是引发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之一，但造成金融衍生产品泛滥的原因又是什么？为什么对风险极大的金融产品包括信用违约掉期产品各国投资者会竞相购买？为什么金融衍生产品泛滥出现在美国而不是别的国家？上世纪三十年代大危机之后，美国曾吸取教训，通过了加强金融监管的法律，而到了八十年代，这些法律被认为是妨碍金融业的发展而被废除。在金融衍生品泛滥时期，美国经济学界和政府的有识之士也曾提出过加强金融监管立法，但这些法律一提交到国会即遭到否决。为什么自称代表选民利益的国会议员们会放任金融衍生产品泛滥？其背后受哪些利益驱使？总之，金融过度杠杆化只是一种表象，其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政府债务过度膨胀导致主权债务危机，是产生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但仍然不是根本原因。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对货币发行具有倒逼机制，必须保持在财政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合理比例之内，超过一定比例就意味着必须增发货币，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来解决。美国长期依靠财政赤字和政府发债来满足开支需要。金融危机后，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持续上升，2009年底，联邦政府财政赤字达1.4万亿美元，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0%；债务规模为11.87万亿美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83.4%，在发达国家中处于很高的水平。美国的高赤字率和高债务率没有引发通货膨胀，利率水平较低，得益于其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地位，吸引了外国资金和廉价商品的流入。可见，无论是危机之前或之后，美国政府大量举债只是对金融海啸能量的积累起到助推作用。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是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分离的条件下出现的，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毕竟有限。所以，主权债务危机也绝非金融危机的根源。
爆发金融海啸的根本原因是美国长期滥用国家信用，利用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地位，推行经常项目和财政预算双赤字政策，维持国内居民的过度消费和政府的超额支出，不断积聚了金融海啸的巨大能量。美国信用评级机构利用全球垄断地位，掩盖国家信用风险，颠倒债务债权国的风险关系，把大量国际资本引入风险高度集中地区，使金融危机的防范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经济全球化使国家信用成为国家竞争力和经济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国家信用可以降低一个国家政府和企业的融资成本，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相反，滥用国家信用，特别是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滥用国家信用，侵吞其他国家的财富，积累和传播金融风险，最终必然给本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带来灭顶之灾。
美国成为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策源地，又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依托国家信用制造的金融产品，必须与其实体经济规模相适应。虚拟经济过度膨胀，使美国经济犹如一个建立在沙滩之上的倒金字塔。金融危机前，作为底部的次贷约两万亿美元；普通房贷约12万亿美元；包括资产抵押债券（CDO）和信用违约掉期合同（CDS）在内的企业债约62万亿美元；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美国各大金融机构持有的金融衍生品达300万亿美元左右。这样一个头重脚轻的金融大厦，其中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必然会在顷刻之间崩塌。如果说历史上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主要是由物质产品生产能力过剩带来的，那么，在金融业高度发达的今天，金融产品依靠国家信用形成毫无节制的供给能力，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全球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
找准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源头，我们就要积极探索避免危机再次发生的治本之策。这是全球经济学界和各国政府共同的历史责任。
首先，要加强对金融业的全面监管，重建银行与资本市场之间的防火墙。
对各类金融企业，包括银行、股市、债市、保险、基金、投资机构、住房信贷等加强监管，特别是对金融衍生产品加强监管，已成为后危机时代各国的共识。美国总统奥巴马近日批准加强金融监管的法律，这是总结金融危机教训所采取的正确行动。除了要将非银行金融机构全部纳入监管范围，还应当重建银行与资本市场之间的防火墙。美国吸取三十年代大危机教训，曾立法限制银行对企业持股，这对防止非银行企业倒闭引发银行倒闭进而带来整个经济崩溃，起到了有效作用。这个法律在八十年代被视为推行新自由主义的障碍而废除了。总结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应当重建银行与资本市场的防火墙，这对维护银行运行安全和存款居民的利益至关重要。
其次，要打破信用评级的国际垄断，建立客观公正的国家信用评级体系。
客观、公正地对各个国家及企业的信用情况进行评定，是督促各国政府和企业提高债务偿还的信用度、合理引导资金流向、规避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目前，全球三个信用评级公司集中在美国，处于高度垄断状态。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前，国家信用被评为AAA的最高信用级别；雷曼兄弟公司在倒闭前，信用级别被评为A+,向全球发布了逆向信用指标，造成许多投资者倾家荡产。建立新的国际信用评级体系，已成为后危机时代的当务之急。必须彻底更新信用评级标准和评级方法。原有的评级标准以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为基础，在对国家信用评级时着重私有化、经济自由化程度，把一国货币是否为国际储备货币、把政府借债能力以及人均GDP作为标准，奇怪地把债台高筑的国家的信用等级评得比纯债权国还要高。据计算，凭借这种扭曲的信用等级，每年为发达国家中13个债务国政府外债减少信贷成本675亿美元，为总外债每年大约减少信贷成本2351亿美元，十年共减少6750亿美元和23510亿美元。这些钱本来应当属于借债国付给债权国的正常利息。
第三，对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金融运行，应由国际金融机构进行监管。
上世纪七十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货币发行与黄金储备脱钩，美元成为依托美国国家信用的全球主要储备货币。这就使美国可以通过货币贬值向外国转移债务。从1971年到2010年，美元对黄金贬值约97.2%，给以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国家带来巨大损失。如果说美元贬值使美元资产拥有者的财富缩水是一个缓慢过程，那么，这次金融危机使一些美元证券资产瞬间化为乌有，说明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其金融安全的影响已超过国界，关系着所有拥有美元资产的居民、企业和外国政府的切身利益。因此，对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金融运行进行国际监管就十分必要和顺理成章了。由国际金融机构履行国际监管职能，也是完全可行的。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些专业人士已提出了这方面的设想和建议，值得深入讨论，进一步达成共识。
最后，建立相互竞争的多元化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是保持国际金融体系稳定的根本途径。
预测未来全球储备货币体系，可能是由美元、欧元、人民币组成的三足鼎立的货币体系，三者之间相互竞争、相互制衡、相互融通，哪种货币出现风险，人们可抛售之；哪种货币稳定，人们会争购之。以竞争和优选机制促使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政府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维护国家信用。这是防范国际金融风险、避免全球金融危机再次发生的根本出路。
二十一世纪应当是和平发展的世纪，是构建和谐世界的世纪。实现全球经济持续发展、安全发展、绿色发展，需要各国之间的合作。而保持全球金融稳定，是实现安全发展的前提条件。我们应当以防范金融风险、促进安全发展为目标，扩大国际合作。通过政府和民间的多层次交流、协商，营造良好的国际合作氛围，寻求并扩大共识，以缓解经济全球化与决策分散化之间的矛盾。当前，应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达成共识并扩大合作：
第一，加强对全球性金融风险的监测预警。
信息不对称，是当前防范全球性金融风险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对关系全球金融安全的经济活动，国际金融机构和经济研究机构应当加强信息收集、分析工作，对潜在的金融风险进行跟踪监测、科学预测，及时发布风险预警报告。凡涉及其他国家金融安全的国内金融活动，应实行信息透明化制度。特别是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金融活动，应主动将有关信息提供给国际金融机构和利益相关国家。对金融风险集中的股市、债市、汇市、房市，应重点监测、跟踪分析。对对冲基金的国际投机活动，应加强跟踪监测，并适当加以限制。
第二，客观评估揭示高负债国家的金融、信用风险。
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传统的债权债务关系也发生了变化。1986年美国从净债权国变为净债务国，2005年发展中国家持有的外汇储备首次超过发达国家，2008年全球外债总额排名前15位的国家全部为发达国家。对主要债务国的信用风险和金融风险，应给予客观评估和及时揭示，关注主要债务国债务偿还能力的变化，以维护债权国金融资产的安全。主要债务国应当改变靠借贷维持高消费的习惯，努力实现财政收支和经常账户平衡，提高偿债付息能力，保持币值稳定，确保国内外投资者的资产安全，维护国家信用。
第三，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和共同发展中防范金融风险。
近几十年来，一些后发展国家迅速成长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为全球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做出了榜样。应当引导国际资金更多地流向发展中国家，把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的巨大潜在需求释放出来，形成新的投资热点和经济增长点，在发展中实现金融资产的增值和安全。据统计，2008年，国际资本的90%流向发达国家，仅有10%流向发展中国家。这种情况应当改变。目前发达国家基础设施和工业投资已趋于缓和，只有把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资源结合起来，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投入，才能创造出新的需求，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应当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投资硬环境和软环境，承认新兴经济体已成为主要债权国、其国家信用已根本提高这一事实，改变在融资条件、市场经济地位等方面对他们的不公正待遇。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国内市场的扩大，将增强对发达国家产品和服务的进口能力，为发达国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引导和改变国际资本流向，从主要进入发达国家变为主要进入发展中国家，就能为国际资本找到用武之地，提高资本的价值增值能力。
第四，加大金融对绿色科技和绿色经济的支持力度。
实现绿色复苏和绿色发展，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的共同理想。应当加大金融对绿色发展技术和绿色经济的支持力度，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减少环境污染和碳排放。目前，各国财政都增加了这方面的投入，但单靠财政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要创造一种盈利机制，把金融资本引向发展绿色经济和绿色科技上来。这就需要把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结合起来，用财政贴息、资本金补助和设立专项基金等办法，吸引更多的金融资本投入。美国政府宣布的新能源投资计划给全世界人民增强了信心。要鼓励和扩大有关科技开发和产品生产方面的国际合作，减少低水平重复投入，使有限的资金取得更大的效益，使绿色科技造福于全人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