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通讯》2010 第11期

  • 时间:2010-12-29
  • 来源: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目   录

工作动态

曾培炎会见美国铝业公司董事长克劳斯?柯菲德··················· (2)

郑新立会见法国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执行长马克?乌赞························· (4)

魏建国会见美国AIR Methods公司总裁阿伦?陶德················ (4)

国经中心举办第十六期“经济每月谈”活动························· (5)

国经中心与贝塔斯曼基金会联合主办“全球经济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研讨会    (6)

领导讲话

郑新立在全球经济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研讨会上的讲话········· (8)

魏建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研讨会上的致辞······· (15)

专家论点

李若谷: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 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改革····· (18)


[工作动态]

曾培炎会见美国铝业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克劳斯?柯菲德

10月28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会见了美国铝业公司(Alcoa)董事长克劳斯?柯菲德先生。国经中心秘书长魏建国、美国铝业公司政府与公共事务副总裁丹尼尔?克鲁斯、亚太区总裁陈锦亚、美铝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黄志湘等在座。

曾培炎简要介绍了国经中心基本情况后表示,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应如何应对、参与,中国企业如何更好地进入国际市场等问题是国经中心努力研究解决的课题。国经中心主要任务有三项:首要任务是研究工作。国经中心有一批经验丰富,相对学历较高的研究队伍。其次,在开展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对国内外关心的一些经济议题向有关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第三个任务是为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为国外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提供咨询服务。

柯菲德首先对国经中心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丰硕成果和国际影响表示祝贺,认为国经中心的成立对中国意义重大。他表示,他本人一直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怀有敬意。美国铝业公司愿与国经中心合作,帮助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做贡献。建议中国政府及企业与国外公司合作,进口上游产品到国内再加工,利用国外能源,降低成本,减少污染,同时提高国内铝业附加值水平。

曾培炎赞同柯菲德上述建议,并表示,中国既是铝制品生产大国,也是消费大国,但国内企业技术水平相对较低,在节能环保、铝材加工、新型合金材料开发等多方面需要加强与国外企业合作。目前,中国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建筑、交通等行业对铝产品需求巨大,铝业发展前景广阔。美国铝业公司是国际500强之一,有超过120年的历史,在全球铝业领域具有重要地位,在中国也开展了多年业务,国经中心可以与美国铝业公司加强咨询方面合作。

郑新立会见法国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  执行长马克·乌赞

10月20日,郑新立常务副理事长会见了法国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RBWF)执行长马克·乌赞。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顾问妮娜·马西斯女士、中国进出口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建业、国经中心副秘书长陈永杰等在座。

乌赞先生首先简要介绍了将于12月10日在巴黎主办的二十国集团(G20)专家会议筹备进展情况,表示此次会议主要集中探讨目前全球货币紧张局势及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等相关议题。希望国经中心能够派专家学者与会。

郑新立常务副理事长感谢乌赞先生邀请,表示国经中心将积极参与上述专家会议。并表示,中法在汽车制造、核电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国经中心愿与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共同促进中法经贸合作。乌赞先生表示,愿为中法两国贸易往来出力。

双方就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魏建国会见美国AIR Methods公司总裁阿伦?陶德

10月21日上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魏建国会见了美国AIR Methods公司总裁阿伦·陶德。AIR Methods公司副总裁克雷格·耶鲁、金鹰(天津)民用直升机有限公司董事长闫伯英、副董事长俞楚明、行政总监田琦、国经中心咨询部副部长韩易虎等参加了会见。

魏建国秘书长向来访客人介绍了国经中心的基本情况。阿伦·陶德总裁对国经中心成立一年多以来取得的成就表示敬佩,并介绍了AIR Methods公司的发展现状。

双方就AIR Methods公司来华开展服务业务问题交换了意见。

国经中心举办第十六期“经济每月谈”活动

10月11日,国经中心在北京梅地亚中心成功举办第十六期“经济每月谈”活动。本期主题是“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活动由国经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主持。

围绕本次活动的主题,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贺铿,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城乡建设经济研究所所长陈淮,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会长聂梅生,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王军,副研究员马庆斌分别发表演讲。专家们围绕对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认识和建议,符合中国国情的住房保障体系,本次房地产调控的背景与影响,保障性住房可借鉴的国际经验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发布了2010年三季度国经指数。专家们通过系统科学的理论、详实的数据,提出了完善我国保障性住房体系的建议,阐述了保障房体系与房地产市场的关系,介绍了“国十条”和“国五条”出台前后的背景和效果,并总结了国外发达国家发展房地产市场和保障房体系的经验教训,为我国保障性住房体系发展献计献策。

演讲结束后,专家们回答了听众提出的有关问题。国经中心研究部、信息部研究人员,以及来自会员单位、企业、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体的人员参加了此次活动。

国经中心与贝塔斯曼基金会联合主办

“全球经济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研讨会

11月10日,由国经中心与贝塔斯曼基金会联合主办的“全球经济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在北京成功召开。来自国内外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企业和媒体代表共计120余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国经中心副秘书长陈永杰主持,国经中心秘书长魏建国、贝塔斯曼集团首席执行官兼主席冈特·蒂伦致欢迎辞。财政部副部长李勇、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谷、北京银行行长严晓燕等嘉宾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参会嘉宾围绕“发挥G20机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构建高效、公平、全面的国际贸易体制”、“绿色经济与可持续发展”、“推进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等四大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国经中心总经济师、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陈文玲,美国斯特恩集团主席、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原主席保拉·斯特恩等20多位嘉宾作了精彩发言,引起与会者的热烈反响。

11月11日上午,本次研讨会举行闭门会议,讨论“全球经济均衡的定义标准”、“全球经济治理的共享均衡架构”议题,形成建设性的观点与成果。国经中心郑新立常务副理事长作总结发言,全面阐述了对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方向的见解与主张。

此次研讨会召开正值G20首尔峰会前夕, “全球经济治理与可持续发展”会议主题受到国内外各届人士的高度关注。与会者普遍认为,本次会议搭建了一个兼容并蓄的学术交流平台,汇聚了各方智慧,为G20未来制度设计等重大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建言。

本次会议是国经中心与贝塔斯曼基金会首度合作,是国经中心与国外智库建立双边交流的一次探索。

[领导讲话]

郑新立在“全球经济治理与可持续发展”

研讨会上的讲话

(2010年11月11日)

女士们、先生们:

“全球经济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研讨会经过一天半紧张的讨论快要结束了,大家围绕全球经济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的有关问题各抒己见,进行了深入探讨。虽然大家的观点不尽一致,但实现全球经济均衡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我认为我们的会议至少取得了以下几个成果:

第一,在后危机时代要实现全球经济稳定复苏,并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必须解决目前全球经济面临的不均衡问题,包括贸易、投资、金融等。

第二,大家一致认为,面对我们当前存在的种种问题,必须坚持全球化的方向不动摇,倒退是没有出路的。通过进一步深化全球化的发展,才能使各个国家的经济优势得到互补,从而促进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第三,与会专家对解决目前全球失衡的问题充分发表了意见,这些意见见仁见智,代表了各个智库、各个专家的研究成果,很多思想使我们互相有很多启示。

第四,对要进一步完善G20机制,发挥它的作用,大家取得了共识。

要对大家的观点进行总结是很困难的,对每一位发言者的观点进行一个评判也是不适宜的,所以在我们的讨论会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只能就大家在讨论中关注的几个问题谈一谈我自己的看法。

第一,关于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冲击,这次危机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所有专家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认真思考,提出了不同见解。有的专家认为是由于贸易失衡所带来的,我认为贸易失衡是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之一,但不是重要的原因。有些专家认为,是由于一些国家财政赤字过大,但是我认为这也不是导致这一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我认为根本原因是全球主要的储备货币发行国利用国家信用滥发货币,制造了大量的金融衍生产品,使金融过度杠杆化,使金融产品的供给总量严重地超过了全球市场的需求,最后导致泡沫破裂,这是此次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

如果说我们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那些全球性金融危机,比如,上世纪30年代以前的大危机,它是由于生产能力过剩,生产的产品超过了需求总量带来了破坏性的全球经济危机。此次全球经济危机是由金融领域引起的,主要是由于美元的过度泛滥,以及美元衍生产品的过度泛滥所带来的。针对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应当寻求今后避免危机发生的办法,寻求实现全球经济安全发展、平稳发展的途径。

第二,关于全球贸易均衡发展的问题。各位专家都认同要避免贸易战,贸易战使各方互相伤害,会影响全球经济复苏和稳定发展。关于中国的外贸顺差问题,我想谈一些观点。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通过扩大对外贸易,为发达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美国的消费者通过购买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降低了生活成本。同时中国的外汇用于购买美国的国债,使美国保持了低利率,对美国扩大就业也做出了贡献。

中国的贸易扩大为跨国公司提供了利润增长点。中国的出口70%以上都是由外商投资企业或者是合资企业来提供的,这里边一部分是加工贸易,一部分是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的独资公司来实现的出口。有一个典型案例分析。比如说中国现在生产的苹果手机,售价大概三千到四千块钱人民币,它的盈利70%是由拥有知识产权的苹果公司拿走,还有25%左右是由从事加工贸易的外资企业拿走,剩下的5%左右的利润才归中国劳动者和政府所得。所以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为跨国公司提供了利润的增长点。许多公司在全球其他非中国以外的地方都是亏损的,只有在中国发展的很好,利润甚至超过了它在全球的利润。另外,中国的发展带来了能源原材料大量的进口,为拥有这些资源的国家提供了市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机遇。

下一步发展,应当是继续发挥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发动机的作用,带动全球经济的复苏。所以,解决贸易失衡的问题,不能够把一个多边问题当作双边问题来解决。美国现在同90多个国家都有贸易逆差,用双边的措施来解决多边的问题,这显然是不适当的。

中国欢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到中国开拓市场。我觉得在这些方面德国和澳大利亚做的很成功。近年,德国在技术装备、汽车等方面扩大对中国的投资,不断扩大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实现了对中国贸易的平衡。澳大利亚则是通过扩大对中国的资源出口。此次金融危机中他们受到的影响较小。中国欢迎所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到中国来开拓市场。在这方面,美国的一些政策限制了美国企业到中国来利用中国的发展机遇。比如说中国需要进口核电技术设备,长期以来跟美国谈,美国不愿意向中国进口,我们只能买法国的、俄罗斯的、加拿大的,直到最近几年美国才开放核电设备对中国的出口。所以美国限制高技术产品对中国的出口,这是造成中美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如果回避这样的原因,单从汇率上来寻找原因,显然没有抓到问题的根本。

另外,中国目前正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准备通过提高工资来增加消费,通过这个办法减少储蓄与投资差额,从而减少外贸顺差。

第三,关于改革全球金融体制的问题。此次金融危机的出现使我们对全球金融体系改革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我本人非常赞成蒙代尔教授的观点,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需要建立一个多元化的、相互制衡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未来的全球储备货币体系很可能是包括美元、欧元和人民币在内的三足鼎立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三个国家的货币相互制衡,哪一种货币币值不稳定,大家就可以抛售它,哪一种货币稳定,大家就可以多购买一些这种货币。各国货币通过竞争来促使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政府和央行保持货币的稳定,取代只有一种货币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状况,或者说代替金本位,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当然,对目前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要实行国际监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金融机构,应当有权力要求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提供报告,对一些国际储备货币可能出现的变质风险,要发布预警。还应扩大SDR(特别提款权)中发展中国家的份额。

第四,关于人民币汇率的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现代化,人民币升值是一个长期的、必然的历史趋势。但是什么时间升值,升值多少,这要根据经济发展情况。汇率升值过大、过快或者过慢、过小,对中国经济发展都是不利的。目前,如果人民币升值20%或者是40%,必然会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带来灾难,必然出现大量加工贸易外移,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期会提前结束。也就是说,目前全世界经济最大的发动机就会熄火,这不仅是中国人的灾难,也可能是世界的灾难。所以,人民币升值必须保持在中国产业可承受范围内,能够使企业不会出现大量倒闭,不会出现大量失业。另外,又要使得出口企业保持一定的产业升级压力,在这样的前提下来实现人民币可控的、逐步的升值。同时,我们也要吸取日本的教训,日元在“广场协议”下大幅升值,之后出现了20年的经济徘徊不前,中国绝不会成为第二个日本。维护人民币汇率大体稳定,是维护较长时期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客观需要。

第五,关于美国定量宽松政策。保持美元币值稳定,符合美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因为美元作为全球主要的储备货币,目前是不可取代的,如果大量向美元注水,带来美元大幅度贬值,将会使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美元在各国失去信誉。如果各个国家都不选择美元作为储备货币,不愿意购买美国国债,这将给美国经济和美国人民利益带来重大损失。我认为,伯南克的定量宽松政策是在帮美国人民的倒忙,我非常赞成德国经济部长布鲁德雷在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所讲的,美国定量宽松政策是变相操纵汇率。

第六,关于中国“十二五”期间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国明年就进入“十二五”时期,核心战略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内容是在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机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上进行大的调整,扩大内需,通过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来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希望发达国家支持和鼓励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变,因为如果中国发展方式成功转变,就能够使中国作为全球经济的发动机,至少在未来20年时间内保持强劲发展,这不仅有利于中国的发展,而且有利于世界的发展。

第七,关于发挥G20作用问题。我非常赞同许多专家的观点,G20作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进行合作、协商的机构,应进一步完善机制,设立常设机构。只有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工业化、城市化的需求结合起来,才能够创造出新的、大的需求,实现经济全面复苏和全球经济的增长。

G20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一起协商的重要平台。所以发挥G20的作用,关系着全球经济均衡发展问题,关系着全球经济发展的前途。

我希望我们的讨论能够继续下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愿意与各国智库和专家进行合作,不断地交换观点。“兼容”是国经中心的座右铭,是国经中心理事长曾培炎先生提出的。我们愿意听取各种不同的观点,包括批评我们的观点,帮助改进我们的工作。

最后,感谢贝塔斯曼基金会,感谢北京银行对这次会议的支持。感谢各位专家的积极参与,特别是感谢各位专家在发言中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提出的建议。希望会后各位专家能够到中国各地走一走,不仅要看北京、上海、深圳,也希望各位能够到中西部、到农村去看一看,这样对中国能够有全面的了解。

祝各位专家在中国过得愉快。谢谢!

魏建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与可持续发展”

研讨会上的致辞

(2010年11月10日)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非常高兴能够主持今天的活动。明天,也就是11月11日,20国集团首脑峰会将在韩国举行,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全球经济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我受曾培炎理事长委托,代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我也要向贝塔斯曼集团主席冈特·蒂伦先生,以及他的同事对本次研讨会的支持表示诚挚的谢意。

本次研讨会的目的是探讨演变中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为实现更加稳定的全球经济治理和可持续发展建言献策,为中外专家学者提供一个平等交流的开放平台。会议的议题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发挥G20机制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二是构建一个高效、公平、全面的国际贸易体制,三是绿色经济和可持续发展,四是推进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

本次研讨会主题和议题的确定是基于以下考虑:

当前20国集团峰会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治理和政策协调的主要平台,从金融危机以来的四次首脑峰会来看,20国集团的机制在共同应对危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加强金融监管、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以及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改革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对世界经济复苏和全球化的推进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当前的20国集团机制仍然是一种非正式的对话机制,在防范全球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风险,继续保持各国经济政策协调方面,所达成的协议对各国的约束力来看,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因此,我们希望通过本次研讨会能够为G20未来的制度设计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议。

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宗旨,也符合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中国政府一直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并成为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坚决拥护者和执行者。然而,当前部分国家的做法是一种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长时间的萧条,某种程度上讲的就是当时盛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所造成的。因此,我们要避免这种全球性悲剧重演,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维护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进一步地推进多哈回合的谈判。在这些方面都需要我们这次研讨会建言献策。

11月末,全球气候峰会将在墨西哥坎昆举行,峰会的最终成果如何,现在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是,我们都不可否认气候变化是比金融危机影响更大、更为深远的全球性危机。未来的全球气候和环境变化直接影响到人类命运,我们应该抓住当前经济复苏的契机,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绿色产业来促进经济复苏,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国际社会应借鉴此次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际合作的成功经验,在发展绿色经济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以合作来代替对抗,坚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赢的减排交易机制,避免设置如碳关税之类的气候壁垒,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赢的道路。

当前,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缺陷是造成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其改革也是当前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在前几次20国集团首脑峰会上,已经达成了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共识,如何切实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不断完善国际金融机构现行决策机制,还需要国际社会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此外,如何进一步加强国际金融监管的合作,扩大金融监管的覆盖面,尽快制定各国都能普遍接受的金融监管标准,同样是明天在韩国首尔召开的G20峰会需要讨论的话题。

希望各位专家和学者在今天的研讨会,以及明天上午的闭门会议上充分表达对上述四个议题的观点和建议。本次研讨会是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共同主办,这次合作是双方首次合作,并得到北京银行的支持。我相信我们未来的关系将会更加紧密。

最后,我预祝本次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专家论点]

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 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改革

——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谷在“全球经济治理与

可持续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

(2010年11月10日)

首先,感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贝塔斯曼基金会组织这次研讨会,并邀请我来与大家进行交流。

我想讲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全球经济治理的发展历程和内在缺陷。2008年以来的全球经济危机深刻暴露了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加快推进全球经济治理的改革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改革、复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上世纪30年代,西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盛行造成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西方国家认识到没有一个全球治理结构是不行的,所以在战后组建了联合国,并建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贸易组织三个机制,来协调国际政治和经济问题。

二战后全球治理结构建立。这个机制是在以美国和美元为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工作的,后来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出现了问题。自上世纪60年代美国肯尼迪政府开始,经济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前苏联和美国间竞争加剧,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外太空领域竞争加剧,美国财政支出大幅度上升,再加上福利社会建设和越南战争,使得美元大量增发,形成了欧洲美元市场、亚洲美元市场。美元泛滥使得布雷顿森林体系难以为继,各个国家都拿着美元到其他国家去换黄金,美国无法坚持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制度。1971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单方面宣布了美元和黄金脱钩。

1946年,美国当时的财长专门写了一封信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诺美国承认35美元兑一盎司黄金的安排,实际上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个准黄金本位的固定货币值安排,美元起着锚货币的作用,美元和黄金挂钩,其他货币和美元挂钩,实际上是固定汇率体制。美国没有办法坚持,他就单方面宣布脱钩,这是一个国际不法行为。但美国毕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因此他就脱钩了,你也没办法。他宣布成立浮动汇率制以及牙买加体系,实际上根本没有办法维持一个浮动汇率制存在,因为在没有标准的情况下,浮动是没有办法来证明它在浮动,你也在浮动,我也在浮动,谁是标准?因此,这个体制就这样运行了很多年,实际上它没有办法运行,所以才成立了G7这样一个大国协调机制。这个机制到后来也没有办法维持,美国才提出首脑峰会,试图建立一个新的机制,就是在占世界85%GDP的国家里建立一个能够使国际经济正常运行的机制。

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因是什么?其实,那些监管问题都是表象,最关键的是自由市场经济理念出现了问题。因为美国不去监管它的对冲基金,或者说它不怎么太严地监管,并不是美国的金融机构不愿意监管它,而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理念认为不要去监管才好。它认为市场可以解决问题,这才是这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最根本原因。现在大家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彻底认识到,还在谈论如何加强监管,实际上监管解决不了问题。

第二,本次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治理的变革和存在的问题。金融危机加速了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变革,推动G20走向了前台,反映出单纯依靠发达国家的治理机制已经没有办法维持了。G20机制下的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新框架,强调各国都有促进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共同责任,国际经济、金融合作,有序调整,必须顾及有关国家的薄弱环节,体现全球经济治理正在从G7、G8主导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主导转变。

在新的合作框架中存在哪些问题呢?今年10月,IMF发布新的世界经济展望,对国际合作下各主要经济体的分工进行了分析。它对发达国家的责任是怎么规定的呢?只要其国内需求仍然低迷,可以继续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包括进一步的定量宽松。也就是说,新的治理机制还是以发达国家利益为基础。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IMF是怎么规定的呢?它要求这些国家必须加快再平衡速度,扩大政府支出,提高国内消费水平,同时资本流入将迫使这些国家的宏观政策朝“正确的方向”变化,其言外之意就是汇率调整。

这个分析和任务分配是有偏颇的。它强调了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区别是什么呢?人均收入低才成为发展中国家,怎样去增加消费呢?中国城市人均年现金收入23000元人民币,平均一个月2000元人民币,农村平均每年现金收入6000元人民币,还有贫困地区,还不到4000元人民币。一个月只有500元人民币,你让他消费什么呢?这两年国家进行了大范围的补贴,对家电下乡、农机具补贴了几百亿元人民币,去年补贴大约是1000多亿元,不到2000亿元。今年是2000多亿元,合起来4000亿元左右。那么,今年中国的GDP将达到多少呢?如果按10%的增长速度看,今年的GDP将超过38万亿元人民币。4000亿元的东西在38万亿元GDP中占多少?才占1%左右。这能促进消费增加多少呢?不是不愿意消费,而是没有能力消费。因此,IMF把这个责任推到发展中国家,你们要他加大消费、内部调整、汇率调整。中国每年有2000多万人需要就业,大幅度提高工资水平,会很快使中国的竞争力下降,由此产生的失业问题、就业问题无法解决。西方国家是不是准备每年接受5000万中国移民呢?如果西方国家做好这个准备,人民币是可以升值的。如果没有做好这个准备,请不要再逼人民币升值。

人民币升值解决不了西方的问题,因为在全球多边贸易情况下,汇率不是双边贸易逆、顺差的主要原因。当前国际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大家都说是发展中国家的原因,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储蓄太多、消费太少;西方国家储蓄太少、消费太多。因此,发展中国家这边消费多一点儿,发达国家那边消费少一点儿,就可以了。错,现在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但这个问题又有多少人提到呢?在多少次国际会议上提到呢?一个千年发展目标还有五年就要实现,而实现目标的距离有多远呢?比月球到地球的距离还要远,我们得用宇宙速度才能完成这个目标。因此,当前的全球治理结构还是有利于发达国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包括IMF的报告,强调更多的是发展中国家应该怎么样,而对发达国家的结构问题讲得很少。发达国家结构问题非常严重,是导致这次危机最主要的原因。现在发达国家以再平衡为由,打起了贸易战、汇率战。这些政策是不明智的,解决不了全球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第三,推进全球治理改革的建议。 一是必须兼顾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利益。我们不是不在乎发达国家的利益。我确实认为美国在承担主要货币发行国的能力是有限的,它确实做不到。美国可以不再承担这个责任,但不能自己单方面决定这个问题。应该大家坐下来协商,找到一个替代美元的办法,找到一个过渡的办法,然后再退出,而不能就这样单方面地宣布。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因为无论在资金还是技术方面,发达国家都占优势,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发展中国家也要动起来,现在中国已经动起来,已经在扩大内需,积极地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将来中国的经济将会成为全球最清洁的经济,中国在清洁能源发展和发展方式转变方面是下了极大的决心,也许将来能够看到世界最清洁的经济就是中国经济。

二是要特别强调发达国家,特别是赤字国,要将进行结构性的改革提到日程上来。发达国家的宏观政策应该着重于刺激固定资产和人力资本的投资,而不是国库券的证券投机和不能持久的消费,要限制和反对以邻为壑的货币政策,反对竞争性贬值。

三是促进国际货币体制改革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现在推进IMF改革,提升中国的份额等,这些都对,但这个改革缺乏实质性,包括领导人的选择都要马上变革,而不是再等几年。国际货币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应该是维持主要储备货币之间的汇率稳定,而不是大幅度波动。而它的中长期目标应该是扩大特别提款权使用范围,推进新的国际储备资产的产生和发展。

四是采取有效措施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促进新兴市场国家对发达国家实体经济的投资,包括直接投资和企业并购的措施应该放开。中国企业现在到美国的投资,几乎全部被否决,只有私营企业的投资还能得到了批准。只要是中国的国营企业,美国一律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美国在中国卖了很多东西,中国这个市场对美国是完全开放的。发达国家如果还坚持市场经济体制,或者是理论,就应该坚持国际贸易的比较利益学说。发达国家的比较利益是什么呢?高技术产品,必须放开高技术产品的出口。G20已经形成了共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下一步应该制定具体措施,约束贸易保护主义。要推动多哈回合谈判,使全球经济尽早取得全面、公正、平衡的发展。

关于气候问题和环境问题,我也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气候问题和环境问题不是一个问题,应该把它分开。环境问题是人类发展永恒的主题,就是要保护环境、减少污染,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所谓气候变化是没有定论的,是还在研究的问题,不应该把两件事情联系起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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