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通讯》2011 第8期
- 时间:2011-12-29
- 来源: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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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曾培炎理事长率团出席第二轮中美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 (2)
聚焦转型升级与技术创新中国企业全球竞争力战略研讨会成功召开········· (3)
郑新立常务副理事长会见澳大利亚菲古森部长··························· (4)
魏建国秘书长会见韩国仁川经济自由区首长李钟喆················· (5)
张小冲副秘书长会见德国经济研究所高级顾问罗尔夫·凯兹勒········· (5)
陈永杰副秘书长率团赴台进行学术交流并考察··························· (6)
曹文炼副秘书长会见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局长马依曼······· (7)
国经中心举办第二十九期“经济每月谈”活动································ (8)
专家论点
曾培炎:期待G20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有更大作为············ (9)
郑新立:努力实现抑制通胀和稳定增长双重目标··············· (13)
魏建国:应继续稳定和扩大出口··········································· (20)
国际交流······················································································· (22)
[工作动态]
曾培炎理事长率团出席第二轮中美工商领袖和 前高官对话
2011年11月14日至20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曾培炎理事长率团赴美国出席第二轮中美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并广泛接触美各界人士。王春正执行副理事长、魏建国秘书长、陈文玲总经济师陪同出访。
中美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美国全国商会共同主办,旨在促进两国企业家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合作,为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15日至16日,曾培炎理事长在华盛顿出席了第二轮中美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并致开幕辞。中美双方各15位代表参加了对话会,就全球经济现状、中美经济结构调整、两国投资环境等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意见。美国商务部长布赖森、财政部长盖特纳等参与了对话会有关活动。
在美期间,曾培炎理事长在纽约出席了由中金公司主办的“中美经贸合作前景展望”专题午餐会并发表演讲。美国国际集团前董事长格林伯格、KKR公司创始人克拉维斯、美国纳斯达克主席杰劳、美铝公司董事长柯菲德等工商界人士参加了会议;曾培炎理事长在纽约出席了美国中国总商会2011年年会,并为芝加哥市前市长戴利、美国国际集团前董事长格林伯格、中国商务部原副部长马秀红、中远集团董事长魏家福颁发“中美交流杰出贡献奖”; 曾培炎理事长在纽约还会见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双方就世界经济形势、中美关系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同意加强国经中心与基辛格事务所之间的合作关系。
在美期间,中方代表团成员分别在华盛顿和纽约两地拜会了美国国会美中工作小组共同主席里克·拉森、国会经济联委会主席罗伯特·凯西、美国商务部副部长桑切斯、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傅强恩、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哈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国际经济项目主任达杜什等美方人士,并与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多名研究员进行了交流。中国驻美大使张业遂、常驻联合国代表李保东、驻纽约总领事孙国祥参加了有关活动。
聚焦转型升级与技术创新中国企业全球
竞争力战略研讨会成功召开
2011年9月8日,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中国企业全球竞争力战略研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成功召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出席会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刘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晓强,科技部副部长王志刚,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杨学山,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崇泉,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副主任吴晓华,陕西省常务副省长娄勤俭,中国远洋运输集团董事长魏家福,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等到会并发表演讲。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执行副理事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王春正,原机械工业部部长包叙定,原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吕新奎,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谢经荣,以及有关政府部门官员、驻华使节、专家学者、企业和媒体代表。围绕如何提升中国企业全球竞争力这一主题,参会代表进行了深入交流探讨。魏建国秘书长主持了会议。
郑新立常务副理事长会见澳大利亚菲古森部长
2011年9月24日晚,郑新立常务副理事长在北京会见了澳大利亚能源、资源及旅游部部长马丁·菲古森。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弗朗西斯·亚当森、全球基金会主席迈克尔·杰弗里、中国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副秘书长翟齐等陪同会见。
郑新立常务副理事长表示,要帮助中国中小企业“走出去”,直接与澳企业合作,提高资金利用率,降低进口成本。菲古森长表示,欢迎中国企业到澳洲投资,并介绍了澳洲新的外商投资优惠政策。双方就澳洲能源政策现状及中澳两国未来合作机会进行了友好交流探讨。
魏建国秘书长会见韩国仁川经济
自由区首长李钟喆
2011年10月12日下午,魏建国秘书长在国经中心会见了韩国仁川经济自由区首长李钟喆、韩国驻华使馆参赞朴相镇、商务官李尚殷、仁川经济自由区首席执行官朴成炫、投资战略企划课课长金善硕。
魏秘书长就仁川经济自由区的项目宣传、品牌提升、招商引资等提出看法和建议,韩方介绍了该经济自由区的发展情况,双方就今后加强合作与交流交换了意见。
张小冲副秘书长会见德国经济研究所
高级顾问罗尔夫·凯兹勒
9月19日上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张小冲副秘书长会见德国经济研究所高级顾问罗尔夫·凯兹勒,研究部副部长张永军等陪同会见。
张小冲副秘书长介绍了国经中心的人员构成、职能以及与国际智库及研究机构开展交流与合作的情况。张永军副部长简要介绍了国经中心的研究领域及研究部近期主要工作。双方均表示希望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合作开展研究及交流。
陈永杰副秘书长率团赴台进行
学术交流并考察
受台湾地区著名智库中华经济研究院的邀请,2011年10月31日至11月9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秘书长陈永杰率团赴台参加“深化两岸中小企业金融机构和中小企业合作”研讨会。我方出席研讨会的还有国经中心信息部副部长徐洪才、《全球化》杂志主编牛铁航等。
研讨会由中华经济研究院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共同主办,在该院国际会议厅举行。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张容丰博士主持了会议。中华经济研究院董事长梁启源博士,对参会嘉宾表示热烈欢迎,简单介绍了中华经济研究院的成立背景、目的和自成立30年来的发展。台湾政府经济部中小企业处主任秘书何晋沧对台湾地区中小企业认定标准和背景,中小企业就业情况及其对整体经济贡献做了详细讲解。来自金融界的代表们就台湾地区中小企业贷款情况、中小企业贷款标准、以及中小机构贷款占银行信贷比重等问题发表了讲话。
陈永杰副秘书长对中华经济研究院的热情招待表示感谢。他指出,在过去30年里,台资对大陆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他还介绍了大陆中小企业基本情况和融资方面的困难。徐洪才就银行利率和民间利率差别、多层次资本市场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牛铁航向参会嘉宾介绍了《全球化》杂志,并欢迎参会的经济学家和企业界人士向《全球化》供稿。
在台期间,国经中心参会人员还拜访了其他12家单位,包括台湾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总会、财政部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经济部中小企业处、中小企业银行、华南银行、合作金库银行、新竹科学园区、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创新育成中心、台湾金融研训院、中华大学等。这些机构对国经中心的到访表示了热烈欢迎和重视,并派出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和高层管理人员与国经中心代表团就两岸经济的发展、中小企业的现状和融资环境、金融财税政策和教育培训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希望能和国经中心在人员交流和信息共享方面有更多的合作。
曹文炼副秘书长会见波兰信息与外国
投资局局长马依曼
2011年11月9日上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秘书长曹文炼在国经中心会见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局长马依曼(Slawomir Majman)。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驻华办事处首席代表尤德良(Andrzej Juchniewicz)等,国经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博士等在座。
马依曼局长感谢曹文炼副秘书长会见,表示希望其代表团的此次访华以及今年12月波兰总统的访华,能够加深中波友好关系,促进两国经贸合作发展。他详细介绍了波兰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希望更多中国企业赴波投资。
曹文炼副秘书长欢迎代表团一行到访国经中心,感谢马依曼局长对波兰经济及投资环境的详细介绍,回答了代表团提出的相关问题,并提出了合作建议及设想。
双方均表示,希望今后保持联系,进一步沟通交流合作事宜。
国经中心举办第二十九期“经济每月谈”活动
2011年11月23日上午,国经中心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办第二十九期“经济每月谈”活动。本期活动主题为“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和热点问题”,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德水主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学部主任张藴岭,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中国银行战略规划部副总经理、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宗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部副部长张永军,商务部研究院专家朱一平在会上发言。他们分别对近期备受关注的APEC领导人会议、东亚系列峰会、重要金融机构的系统性改革、美国减赤问题以及人民币汇率和欧债危机最新进展情况做了分析。演讲结束后,会议主持人李德水对发言专家观点做了总结,指出全球不存在统一的最佳汇率机制,汇率变化主要是由市场供需关系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明确规定,各国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发展情况,选择合适的汇率形成机制。因此,制定什么样的汇率政策是一国的主权问题。
国经中心研究部、咨询研究部、信息部研究人员,以及来自会员单位、企业、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体的代表参加了此次活动。
[专家论点]
曾培炎:期待G20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有更大作为
2011年二十国集团峰会(G20)于11月3日至4日在法国南部海滨城市戛纳举行。G20领导人峰会是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和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重要平台。其成员组成相对平衡,涵盖了世界主要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G20的出现和发展是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重要进展。
现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治理发端于二战结束后,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WTO)前身关贸总协定(GATT)为代表的全球治理机制框架在美国主导下基本形成,美国在其中担当着领导角色;上世纪70年代,全球经济治理面临了第一次重大挑战——美元危机,之后诞生的七国集团(G7)开始在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中发挥核心作用;90年代以来,G7的全球经济协调能力逐步下降,亚洲金融危机又一次暴露出全球经济治理体制的固有缺陷,呼唤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经济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与对话,在世纪之交成立了二十国集团(G20)并召开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使人们认识到,单纯依靠发达国家的治理机制已无法继续有效运行,无法应对包括金融危机在内的全球性问题,这加速了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新一轮深刻变革,G20逐步成为国际经济合作新的主要平台。先后举行的六次首脑峰会,使传统的G20机制开始具有了许多反映时代要求和国际力量变化客观现实的全新内涵,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新框架逐步形成共识,各国在促进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承担着共同责任,快速崛起的新兴经济体的意愿需要得到更多反映,全球经济治理正从G7、G8主导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主导转变。
纵观近百年来的历史演进,全球经济治理的发展是一个由发达国家主导且不断出现问题、显露困境的历程,也是一个在新生力量影响下不断革故鼎新、自我扬弃的过程。在金融危机后的全新历史坐标下,尽管G20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治理和政策协调的主要平台,并已在世界经济复苏和全球化推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凸显了经济全球化的强势与全球经济调节的弱势并存这一经济治理矛盾,暴露出现有全球治理机制在应对全球性威胁和挑战方面仍存在严重缺失,依然面临诸多挑战:全球经济失衡问题长期难以解决,国际金融、货币及贸易体系改革任务艰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难度加大,现有治理机制安排的代表性急需扩大、有效性亟待提高,明显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不公平、不合理因素大量存在,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经济安全问题日渐凸显,货币、财政、粮食、能源、气候等多重危机接踵而至,贸易保护主义威胁持续存在,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等等。这表明,全球化的世界越来越成为全人类同舟共济的一艘大船,这艘大船所碰到的很多挑战,有些是预见得到的,有些不一定能预见得到,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独立为全世界这艘大船掌舵。世界治理需要更多的国家参与,既需要分担各自应该承担的责任,也应该共同享受发展的成果,而现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还不能很好地适应世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变革已经迫在眉睫。
这场全球治理机制的重大变革,对于中国既是重要机遇,也是严峻挑战。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自身发展客观上需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同时,更加开放的中国有意愿也有条件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在世界与人类的共同事务中发挥更多建设性作用、承担与自身能力和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责任。中国的参与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推动全球经济复苏进程、有利于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目前,全球经济复苏正处于关键时期,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一道,从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和可持续发展出发,着眼长远,立足现实,协商合作,平等参与,尊重差异,共同努力,加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加快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促进国际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推动区域经济合作进程,深化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务实合作,推进更加完善的全球治理规则和机制的形成,增强治理机制的包容性和有效性,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力争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经济秩序,为全球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以及和谐世界的建设作出贡献。
我们始终认为,全球性挑战需要全球共同应对,全球性经济危机以及各种全球性问题解决的出路不是“去全球化”或逆全球化趋势而动,也不能仅仅靠各国政府各行其是,而应加强国际间合作与共同谋划,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只有国际社会共同承担起全球经济治理的责任,才能真正破解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全球经济治理的困局,以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挑战。这既是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发展的客观趋势,也已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步伐放缓,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一些国家主权债务形势严峻,大宗能源资源商品价格高位震荡,全球通胀压力上升,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G20应聚焦上述世界经济金融领域的重大、紧迫风险和挑战,协调经济政策,维护金融稳定,提振市场信心,促进经济增长。同时要继续推进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关注南北发展不平衡问题。我们希望G20坚持同舟共济、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精神,不断提高其代表性、平等性和实效性,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有更大作为。
努力实现抑制通胀和稳定增长双重目标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郑新立
今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呈现三个明显特点:一是经济增长继续保持平稳较快态势。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9.6%,增速虽然有所下降,但仍属快速范围,符合以抑制通胀为主要目标的宏观调控要求。二是三大需求均衡拉动。1—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均处于平稳较快增长状态,特别是消费需求持续旺盛,民间投资增速逐月加快并明显快于国有单位投资,说明自主增长机制的作用正在增强。三是通货膨胀压力尚未缓解。1—7月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5.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7.1%,价格逐月攀升趋势仍未改变。综合判断,当前我国经济继续朝着宏观调控预期方向发展。未来几个月,应坚持宏观调控政策取向不变,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既努力把物价涨幅降下来,又不使经济增速出现大的波动。
继续稳定物价总水平
保持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关键在于稳定物价。物价关系千家万户,物价上涨意味着广大居民的货币财富蒸发。从执政为民的要求出发,必然要把保持物价总水平稳定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去年下半年以来出现的物价上涨,具有明显的结构性、成本推动性和输入性特点。在今年上半年的居民消费价格上涨中,食品价格上涨占整个涨价因素的60%以上,城镇住房价格上涨占20%多。而食品、住房价格上涨,从本质上说又是供给不足造成的。应针对这些情况,采取有力措施。
在食品类商品中,粮食供给和价格是稳定的,价格上涨幅度较大的是肉类和蔬菜,其中仅猪肉价格上涨就拉动价格总水平上升1.37个百分点,占上半年消费价格上涨因素的25.4%。为什么猪肉价格上涨这么猛?原因在于一年以前的价格过低,而价格低的原因又在于此前的两三年价格过高。每三四年波动一次,猪肉价格涨落表现出典型的周期性特点。解决这个长期困扰我们的老大难问题,出路只有两个:一是通过生产者与销售商签订长期供货合同,实现按市场需求均衡生产;二是发展规模化养猪场,这是实现按合同要求的数量和质量科学安排生产的前提条件。尽管这样做有一定难度,但国内外经验表明,舍此没有更好的办法。抑制蔬菜价格上涨,关键在于实施“菜园子”工程。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为了抑制通胀,实行了“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各个城市都建设了一大批菜地。十几年过去了,昔日的菜地有许多建起了楼房。现在大中城市蔬菜供给的60%—70%依靠外地长途运输,造成大量损耗,消耗大量能源,推高了菜价。城市蔬菜自给率保持在60%左右是比较合理的。因此,应把“菜篮子”工程延伸为“菜园子”工程,实行市长负责制。这是降低城市蔬菜价格的根本出路。
稳定城镇住房价格,关键在于增加普通住宅建设的土地供应,同时确保保障性住房按计划开工、竣工。必须根本改变地方政府为追求高额土地出让金收入而推高房价的机制,强化地方政府在稳定房价方面的责任。应当看到,住房是商品,但又是具有一定公共产品性质的商品。必须把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实现住有所居作为发展房地产业的根本目标。要吸取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的教训,把稳定城镇住房价格作为稳定经济的重要举措,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稳定城镇住房价格的各项政策。只要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把房价稳定在合理水平是可以做到的。有的城市已经成功地把房价收入比控制在6∶1左右,即一套普通住宅的售价相当于居民户均年收入的6倍左右,就是一个充分证明。
发挥财政、货币政策促进结构调整的作用
为了在经济结构调整上取得突破,实现抑制通胀和稳定增长双重目标,必须综合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正确引导社会资金投向。财政投资应用作诱导性资金,通过贷款贴息、税收减免、奖励创新、扶持创业就业、资本金注入等措施,把包括银行信贷在内的社会资金引导到结构调整所需要的方向上来。货币政策应在保持稳健的同时实行有松有紧的差异化政策,特别是对增加食品、住房中短缺品种的供给应积极给予信贷支持。把财政资金运用到对银行信贷等社会资金投向的引导上,就能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形成结构调整的巨大合力。同时,把社会资金吸引到需要大量投资的地方,有利于消化银行过剩的流动性,减轻通胀压力。
当前,应注重把社会资金吸引到以下方面。
资本市场。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滞后,企业资金来源主要靠银行贷款。发达国家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例一般为7∶3,而我国目前是3∶7,发展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的潜力巨大。应抓紧完善规范透明的资本市场,发展各类基金等合格机构投资者,扩大直接融资规模;充分发挥资本市场优选企业、价值发现和财富分配功能,尽快把资本市场做大做强。
战略性新兴产业。以自主创新带动产业升级,关键是要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应通过优先提供贷款、优先发行企业债券和在股票市场上市等措施,鼓励资金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骨干企业集聚,以尽快形成新的投资热点和经济增长点。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落后,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亟待投入大量资金加快建设。应积极推广特许经营权等行之有效的办法,把社会资金吸引到这些领域。比如,城市轨道交通和立体停车场建设社会需求巨大,应允许企业投资建设和自主经营。应鼓励发展民办学校、民办医院、民办托儿所、民办养老院,以满足社会多层次的需求。
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已经严重制约第一、二产业的发展,制约就业规模的扩大。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原因在于税负过重。根据测算,第三产业实行的营业税比第二产业的增值税税负一般重1/3。应加快生产性服务业营业税改为增值税的试点,并尽快推广。同时,提高个体户营业税的起征点,为服务业发展和群众性创业活动提供良好环境。
农业现代化。目前,加快农业现代化面临着难得机遇:一是社会资金充裕,亟待寻找投资出路;二是农业劳动力转移有出路,许多地方存在招工难问题;三是市场对优质绿色农产品需求旺盛,投资生产高品质农产品能获得可观收益。要创造一种新的机制,吸引社会资金投资于农业现代化建设。应鼓励创建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农业公司等新型农业投资经营主体,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转让,把更多的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转移到二、三产业;通过提高农业集约化经营水平,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通过扩大海外投资把部分外汇储备变为物质储备
我国外汇储备较多,且仍不断增加,加上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外资涌入,迫使央行大量投放基础货币,加大了通胀压力。美联储连续两次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借助美元贬值向国外转移危机负担,导致全球性通货膨胀,使我国大宗进口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带来了输入性通胀。美元贬值导致我国外汇储备缩水,威胁着我国外汇资产的安全。通过扩大海外投资,把一部分外汇储备转变为能源资源等物质储备,是规避外汇贬值风险的必要途径。而且,扩大海外投资可以取得多重效益:一是通过获取更多的海外能源资源的勘探权、开发权,打破我国经济长远发展所面临的能源资源瓶颈约束;二是通过到海外发展加工贸易,转移国内过剩的制造能力,创造出口需求,带动零部件、原材料和劳务出口;三是通过国际并购,利用国外企业的科技资源和营销网络,迅速提高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经营能力;四是通过扩大人民币对海外直接投资,扩大人民币在海外的流通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由于我国企业缺乏海外投资经验,为了规避投资风险,每一个海外投资项目都必须经过充分论证,请有资质的咨询公司进行风险评估,或与国外有经验的企业联合投资,建立投资风险责任制。有条件的应与投资对象国的政府或企业建立风险共担机制,以尽可能减少投资失误。驻外使领馆应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全方位服务。
扩大海外投资,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调动商业银行开展外汇贷款的积极性。现行由商业银行从央行外汇市场购汇的办法,等于把汇率风险全部推给商业银行,影响商业银行的积极性。如果允许商业银行以人民币为质押,央行把等量外汇转存于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再把外汇贷给用汇企业,商业银行和用汇企业均借外汇、还外汇,就能把商业银行开展外汇贷款业务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调动起商业银行的积极性,把部分外汇储备用好用活就是可能的。
在调整经济结构上取得更大进展
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从深层次看是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即长期以来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过度依赖第二产业带动、过度依赖物质资源消耗,城乡发展差距拉大,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未来5年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实现抑制通胀和稳定增长双重目标,必须按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在调整经济结构上取得更大进展。
大力调整需求结构,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为此,必须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使新增部分向中低收入者倾斜,重点是增加农民收入。应扩大公共服务消费,尽快改变教育、医疗、幼儿园、养老院、城市交通、环境保护等供给不足的局面。力争经过5年的努力,使居民消费率有一个大幅度提高。
努力优化生产要素结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鼓励企业增加技术研发投入,建立国有企业技术进步激励机制,发挥国有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骨干带头作用。落实中央关于鼓励技术创新的一系列政策,积极实施人才战略。改革教育体制,重点培养创新型人才和职业技术人才。强化企业经营管理,建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股东会、董事会和经营层相互协调、相互制衡的科学治理结构。
此外,在产业结构上,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形成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局面;在城乡结构上,建立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尽快改变城乡发展差距拉大的趋势;在区域结构上,鼓励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原载《人民日报》2011年9月16日)
应继续稳定和扩大出口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 魏建国
当前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最好时机
在日前举行的2011中国私人银行发展年会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魏建国表示,全球经济的恢复需要5-8年的时间,如果挺不过去,世界经济或倒退到二次世界大战的困境。而当前欧美的高失业率引起的社会动荡向更多的国家蔓延,有可能激化矛盾,导致全球经济陷入更大的困境。在此背景下,中国面临更严峻的战略任务。
在中国的产业结构没有实现充分调整,而内需又严重不足,特别是内需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的状态下,要应对当前的世界金融危机,应该继续稳定和扩大我们的出口。理由是根据以往经济学家流行的“土豆效应”的理论,越是在经济危机的时候,越容易显现“土豆效应”。即在生活困难的时候,老百姓的吃、穿、用、住、行等基本的生活用品和生活保证就越来越成为必需。
在当前情况下,我国更应该下大力气,支持那些因原材料价格上涨、用工成本上升、贸易保护主义增强,特别是因为人民币升值而陷入一些困境的中小企业。
在当前背景下,要进一步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不仅是中国的制造业、服务业,甚至可包括房地产业。这是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刻,通过境外投资进行海外的战略布局特别重要。
我们要推动一大批有条件的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借助国际资本市场在海外实行并购、参股、合资、合作等方式,他本人参与了联想并购IBM PC的全过程,也参与了 TCL并购汤姆森、吉利并购沃尔沃等。他认为,当前是海外并购的最好时机。所以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杰弗瑞说,他站在非裔的角度认为非洲现在对中国的投资是如饥如渴。他劝我们不要相信像BBC上所讲的“中国人来了”那样带偏见的报道。
在当前的情况下,我国的私人资本的运作将提到关键的战略高度。我们应该加强对私人资本基金的管理和推动,推动我国私人资本及信贷服务体系的建设。
长期以来,国内的个人投资渠道不多,大量的民间资本只能是在股市、房市和有限的市场流动,从而加速了资本市场的“堰塞湖”的效应。因此一些通胀的预期,也是可能的。在当前的情况下,无论是对工薪阶层,还是对富裕阶层,如何获得更多的资产保值手段和方法,是当前金融界应该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问题。而积极探讨私人银行业务非常有必要。
(摘自《证券日报》2011年10月17日)
[国际交流]
2011年9月5日,巴西外交部环境及特别主题司司长、巴西气候变化首席谈判专家安德尔·拉果访问国经中心。
2011年9月20日,法国阳狮锐奇集团大中华区主席李亦非、瑞士新城市基金会执行董事马修·乐菲弗尔访问国经中心。
2011年9月27日,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长泰德·贝利厄一行访问国经中心。
2011年9月29日,香港工商界青年国庆观礼及研习团一行9人访问国经中心。
2011年10月12日,韩国仁川经济自由区首长李钟喆一行访问国经中心。
2011年10月17日,法国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关系研究院项目总监塞巴斯蒂安·特瑞叶一行访问国经中心。
2011年11月9日,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局长马依曼等访问国经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