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通讯》2012 第1期

目   录

工作动态

曾培炎理事长会见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 （2）

郑新立常务副理事长会见日本日中产学官交流机构理事长福川伸次   （3）

魏建国秘书长会见美国企业研究所总裁亚瑟·布鲁克斯······· （5）

陈文玲总经济师会见日本财务省综合政策研究所次长田中修 （6）

国经中心举办第三十期“经济每月谈”活动····································· （7）

国经中心举办第三十一期“经济每月谈”活动································ （8）

专家论点

曾培炎：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第二次会员大会暨第一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10）

郑新立：我国经济增长的五大潜力······································· （14）

魏建国：2012年我国要做好贸易大战的准备······················ （19）

国际交流······················································································· （23）

[工作动态]

曾培炎理事长会见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

    2011年12月9日上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在中南海武成殿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先生一行。卡特总统夫人罗莎琳·卡特、卡特中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约翰·哈德曼、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国经中心秘书长魏建国、总经济师陈文玲等参加了会见。

曾培炎理事长首先代表国经中心欢迎卡特一行的到访，对卡特担任总统时为推动中美两国友谊及卡特中心多年来在推动国际社会进步方面所做的工作表示高度赞赏。曾培炎理事长介绍了国经中心成立背景及主要工作，其中研究工作包括对世界经济不平衡、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以及中美经贸战略合作等方面。

卡特前总统感谢曾培炎理事长的会见，赞扬中国在经济发展和财政管理方面树立的典范，中国的发展给非洲、拉美国家带来了好处。他曾经亲自参观过中国在非援建项目，印象深刻，全世界都有必要了解中国对非援助工作，国际社会需要中国更多的参与。他详细介绍了卡特中心二十多年来在解决冲突、监督选举、扶贫解困、疾病医疗等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希与国经中心探讨在非洲、拉美等地疾病防治方面开展合作。

曾培炎理事长表示，国经中心集中在宏观经济领域，卡特中心集中在社会卫生和文化教育等领域，虽然两机构侧重的领域不同，但都是在共同推动社会进步，双方可探讨合作的可能性。魏建国秘书长应询介绍了近几年中非合作方面的成果，包括经贸、投资以及对非援助及减免债务等情况。

郑新立常务副理事长会见

日本日中产学官交流机构理事长福川伸次

2012年1月9日，郑新立常务副理事长会见了来访的日本日中产学官交流机构理事长福川伸次一行。国经中心陈永杰副秘书长等参加会见。

郑新立常务副理事长指出，今年是中日建交40周年，中韩建交20周年，三方共同推动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福川伸次理事长表示完全赞同郑新立常务副理事长的看法，表示日方对民间智库推动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寄予很大期待，希望三方民间智库能发挥推动作用。

魏建国秘书长会见

美国企业研究所总裁亚瑟·布鲁克斯

2012年2月2日，魏建国秘书长会见了美国企业研究所总裁亚瑟·布鲁克斯。美国企业研究所董事会副主席塔利·福里德曼、董事哈兰·克劳恩、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丹尼尔·布鲁门萨尔、研究助理拉拉·克劳奇、美国迪玛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商业发展总裁兼中国区总经理罗胜，国经中心副秘书长曹文炼、交流部副主任许朝友等在座。

魏建国秘书长介绍了国经中心基本情况以及对中美经济及全球经济形势的看法。他表示，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调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国的发展需要与世界各国合作，达到和平发展、互利共赢。他希望两机构加强交流，增进合作。

亚瑟·布鲁克斯感谢魏建国秘书长的详细介绍，赞同他提出的合作建议，表示两个研究机构将来可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合作开展研究。

陈文玲总经济师会见

日本财务省综合政策研究所次长田中修

2011年12月8日上午，陈文玲总经济师会见了来访的日本财务省综合政策研究所次长田中修一行。双方就中日经济、世界经济形势交换了意见。研究部副部长张永军、副研究员曾少军、徐占忱、王天龙、逯新红等陪同会见。 

陈文玲总经济师表示，中日经贸关系从未如此紧密，两国应加强合作，共同促进中日经贸关系发展。她并分析了中国经济放缓的内外部原因及中国通货膨胀发展趋势。

田中修次长感谢陈总经济师的分析，并介绍了日本经济恢复情况及日本政府应对老龄化问题的有关举措。

双方同意开展实质性研究合作，为两国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为两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国经中心举办第三十期“经济每月谈”活动

2011年12月26日上午，国经中心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办第三十期“经济每月谈”活动。本期活动主题为“扩大消费与发展方式转变”，由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商务部原部长助理黄海主持。

结合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战略部署以及当前居民消费态势，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博士徐伟就如何进一步扩大消费提出了意见和建议；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房地产商会会长聂梅生、国家信息中心信息资源开发部主任徐长明分别就我国房地产业和汽车业的消费趋势和相关政策环境作了分析和展望；江苏省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顾为东介绍了江苏省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情况以及相关经验。

演讲结束后，针对听众和媒体提出的有关问题，与会专家给予了详细解答，并与听众进行了积极互动。国经中心研究部、咨询研究部、信息部研究人员，以及来自会员单位、企业、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体的代表参加了此次活动。

国经中心举办第三十一期“经济每月谈”活动

2012年1月11日上午，国经中心在北京世纪坛举办第三十一期“经济每月谈”活动。本期活动主题为“金融体制改革”，由国经中心副秘书长曹文炼主持。

结合不久前召开的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国经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从放宽金融准入、加强和改善金融监管、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推进利率市场化、以及改革外汇管理制度五个方面谈了对下一阶段金融体制改革的理解。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院长丁志杰、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分别就中国金融业改革与发展、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中国对外金融政策振兴的调整、金融如何服务实体经济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发表了各自的见解。

演讲结束后，针对听众和媒体提出的有关问题，与会专家给予了详细解答并与听众进行了积极互动。国经中心研究部、咨询研究部、信息部研究人员，以及来自会员单位、企业、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体的代表参加了此次活动。

[专家论点]

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第二次会员大会暨第一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2012年1月13日）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  曾培炎

尊敬的各位顾问、副理事长、理事，各会员单位：

很高兴与大家再次相聚。国经中心第二次会员大会暨第一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今天在这里召开。时值冬日，各位同仁不辞严寒，欣然到会，令人鼓舞。在此，我谨代表国经中心，对大家一直以来对中心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天会议的前半部分内容是关于2011年中心工作的总结，后半部分将探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为我们制定新一年的工作计划提供参考。国经中心成立至今快三年了，这三年对中心来说是一个奠基和起步的阶段。今天大家提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相信中心有关同志会后一定会认真地研究落实。

回顾三年来的工作，中心在研究、交流、咨询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刚才总结汇报中也提到了，我在这里就简单概括一下，不做具体展开。第一，研究水平稳步提高。围绕党和国家战略决策需要，坚持经济形势跟踪分析与基金课题研究并举，形成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实现了内参数量与质量的“双提升”。第二，交流空间不断拓展。通过举办两年一度的“全球智库峰会”、一年两次的“中美经济二轨对话”、G20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研讨会等，我们在国际上积极搭建扩大“中国声音”的平台，同时也提升了中心的国内外影响力和知名度。第三，咨询业务扎实推进。中心依托自身并整合各方面资源，为部门、地方和中外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取得了一定成绩，得到了社会认可。第四，内部建设日臻完善。自创立以来，中心不断努力完善内部思想、组织和文化建设，为各项业务工作的顺利有序开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这三年工作为中心发展打下了初步基础，实现了坚实起步、稳健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展望未来，中心将进入更为重要的阶段，即如何实现更好地发展。我想利用今天这个机会，结合刚才大家的建议，提几点希望，对中心2012年的工作提一些要求。概括起来，就是十二个字：“打基础、上水平、创品牌、讲效果”。

一是打基础。相比百年老店布鲁金斯学会，以及兰德公司、野村综研等其他一众老牌咨询机构，中心还很年轻，很多工作还需要一个摸索、积累的过程。因此，当前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要打好基础。特别是在政府智库林立的我国，建设中心这样一个民间智库机构，更需要我们长期不懈的努力。打基础，首先要明确定位和方向。我们的定位是民间智库机构，方向主要是研究国际国内重大经济问题。其次要聚集一批人才。人才是智库最关键的竞争力，是基础的基础。这三年来，中心汇集了一批从政府退下来的老同志，从各大部委交流了一些正在岗位上的同志，从企事业单位、高校和社会上招录了一批年轻同志，这些人员集合在一起还需要相当的时间磨合。基础还包括与研究相关的数据、资料乃至经验方面的积累，特别是研究经验的积累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还有中心的文化基础，对人才的培养与成长至关重要，我们提出了“求实、创新、睿智、兼容”八个字的要求，真正落实起来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此外，还要建立起激励人才的制度基础，以及开展工作的软硬件基础，特别是一定的经济基础。

二是上水平。中心要充分发挥民间智库的作用，就必须不断提高工作水平。首先，要跟得上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步伐。只有充分掌握信息、了解动态，才能真正做到知己知彼。其次，要不断拓宽研究的领域和范围。当前中心的研究比较侧重于国际国内经济的走势，对一些重大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比如世界经济重心和结构的调整变化、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关系、我国经济结构的顶层设计等，还需要多下一番功夫。第三，要坚持求实创新，在敢于讲真话、讲实话同时，敢于讲新话。要打破惯性思维，善于运用独特的视角看问题，提出新的观点、新的思路、新的见解。虽然在新阶段，对于新的独特的建言，有关方面兼听采纳还要有一个过程，但推陈出新应当始终是中心长期追求的目标与方向。与此同时，在一些时效性较强的研究中，要充分结合实际情况，以更好地发挥“临门一脚”的作用。

三是创品牌。中心固然有一个坐冷板凳的成长过程，但是品牌是可以主动打造和培养的，看准了的事情就应当锲而不舍、主动积极地去做。中心成立三年来办了几件有影响的事情，要高标准、严要求，继续努力抓好，办出一流水平。首先，《要情》要真正做到“要言不烦、切中要害”，进一步提升编写质量和水平。其次，活动不在多而在精，对中心既有的中国经济年会、全球智库峰会、经济每月谈、中美经济二轨等交流研讨类产品，必须精心维护并提升其品牌价值，力争获得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认可。这需要中心自身的不懈努力，也希望各理事和会员单位继续鼎立支持，共同提升和维护CCIEE的品牌和形象。

四是讲效果。中心工作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树立“服务对象至上”的理念。无论是研究、交流还是咨询工作，首先要讲实际效果。要选对题目，这是第一关。调查研究要符合实际，成果报告要言之有物，政策建议要切实可行，实实在在帮助企业和地方解决问题。只有“做一件像一件，做一件成一件”，才能真正起到智库的作用，才能让参与者真正得到收获和启发，切忌好大喜功。我一再提醒大家，中心现在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我们的影响是提升了，但实际效果还没有到位。

“打基础、上水平、创品牌、讲效果”，希望这十二个字成为箴言，能鼓励中心上下不断提升自身的能力和水平，推动中心进一步发展。

 

我国经济增长的五大潜力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郑新立

经济日报记者就我国增长潜力问题，采访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

针对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是否能保持更长时间，郑新立认为，眼下一些消极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目前经济增速放缓仍处于合理区间且符合宏观调控预期，更主要的是中国经济增长仍蕴藏巨大潜力，至少在5个方面还没有释放出来。

郑新立分析，第一是需求潜力。现在，我国的人均GDP只有4000多美元，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报告，2011年年底城镇化率已出现一个历史标志性的数字，达到51.27%。需求潜力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城镇化带来的巨大需求。根据国际经验，城镇化率达到70%才能稳定下来。若中国的城镇化率今后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持续20年才能达到70%。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至少需要10万元，每年增加1000万城市人口，就需要1万亿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再加上需要增加的公共服务投资以及个人消费增长，这个潜力是很大的。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将成为未来2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潜力所在。只要我们采取措施，不断推动城镇化进程，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这个潜力就能释放出来。可以预计，再用10多年的时间，到2026年，中国的人均GDP再翻一番半，可达到12000美元。根据世界银行划分的标准，12000美元是中等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的分界线。所以，中国再保持10多年的快速增长，到2026年，我们才算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当我们人均GDP达到12000美元，经济总量就能赶上甚至超过美国，摘取经济总量的世界金牌。至此，中国经济发展的快速增长期还没有结束，至少还可以再延长5年，到2030年。到那时，中国人均GDP可达到17000美元。根据日本、韩国的经验，人均GDP达到17000美元之后，经济快速增长期才告结束。

另一方面是消费需求的巨大潜力还没有释放出来。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我们将扩大内需，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2010年，我国投资率达到48.6%，是历史上最高的。最终消费率降到47.4%，投资率第一次超过最终消费率。居民消费率则下降到33.8%。美国居民消费率是70%左右，比我国高出一倍。“十二五”时期，我们通过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刺激消费，把居民消费提高10个百分点，每年可以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加4万亿至5万亿元，人民的生活水平会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高。所以，投资和消费的潜力足以支撑未来20年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第二是资本潜力。“我国资本潜力远远没有发挥出来”，郑新立指出，到2011年底，人民币货币总量已超过80万亿元，银行金融资产总量超过110万亿元。这么大的资金量周转速度比较慢，原因在于金融体制改革滞后。通过改革金融体制，把民间资金的活力激发出来，把100多万亿元资金用好，加快周转速度，能够支持未来一个时期的快速增长，而且今后每年基础货币还要不断增加。特别是通过这些年的发展，我们积累了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中相当一部分购买了美国的国债。现在美元贬值，我们的外汇储备出现缩水。为了避免外汇储备缩水，根本途径是通过扩大海外投资，把外汇储备变成能源资源储备，变成物质储备，并能打破制约中国经济未来长远发展的能源、资源瓶颈。通过扩大国际并购，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的科技资源，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打破长远发展面临的技术瓶颈。根据国际经验，合理的外汇储备，能满足半年的进口用汇所需就够了，我国合理的外汇储备应为1万亿美元。因此，我们可以拿出2万多亿美元用于海外投资，以获得更多的能源、资源的勘探权和开发权，建立稳定的海外能源、资源供应渠道，通过国际并购加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郑新立强调，把资本利用好，可以为中国未来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第三是劳动力潜力。现在全国有2.8亿农业劳动力，农村人口有6.6亿人。全国有18亿亩耕地，一个劳动力才种6.4亩地。“美国一个农业劳动力能种几千亩地，欧洲一个人能种几百亩地，为什么中国一个农民只能种6亩多地？”郑新立认为，关键是土地资源少、农业现代化水平低。将来随着农业现代化、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一部分农民将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投入到二、三产业，并把他们的子女吸引到城市里居住，变成城市居民。2010年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比例高达36.7%，农业增加值占GDP比例只有10.1%，就是说3.7个农业劳动力创造的价值仅相当于一个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创造的价值。把一部分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既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扩大消费，还有助于释放劳动力潜力，满足中国未来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通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努力，我国共转移了2亿多农业劳动力，现在还有2.8亿农业劳动力，保留不到1亿就足够了。因此，还有2亿多劳动力需要转移出来。这个潜力很大。

第四是技术潜力。现在我国总体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通过继续引进、消化、吸收，可以利用现成的科技资源提升我们的生产水平。而且还要看到，我们提出以自主创新带动产业升级以来，政府、企业的研发投入大幅度增加，技术成果开始涌现，这决定我们还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来支撑产业升级。2009年，中国申请国际专利8000项，美国申请50000项，是中国的6倍多；但到2010年，美国申请国际专利略有下降，中国申请国际专利则增长了30%以上，美国与中国的比例下降到3.6:1。按照这个速度，到2015年左右，中国申请国际专利的数量有可能接近或超过美国，这意味着，我们在创新能力方面将赶上甚至超过美国。尽管在一些高技术领域、在一些核心技术上我们与美国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在一般产业技术上，我们可以赶上和超过美国。这种技术进步可以支撑中国未来20年经济持续平稳快速增长。

第五是土地潜力。关于这一点，郑新立特别强调，我国土地资源除了现在的荒滩地、山坡地的资源可以利用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资源，就是农村的村庄建设用地。现在全国城乡建设用地共计22万平方公里，其中，包括县、城关镇以上的城市用地5万平方公里，建制镇和村占了17万平方公里，其中村庄占了13万平方公里。换算成亩就是，建制镇和村占了2.6亿亩，村庄宅基地占了2亿亩。现在很多农民进城务工，家中房屋空置，很多村变成空壳村。根据经验，村庄整治之后，可以节约占地50%，就是说村庄建设用地可以节约1亿亩，包括镇在内可以节约1.3亿亩。这些土地可用以补充耕地和建设用地。

从国际上看，日本的快速增长期保持了20年，韩国的快速增长期保持了30年。郑新立最后强调，面对巨大潜力和诸多体制机制的优势，我国完全可以创造一个更长的快速增长新记录。只要我们通过改革，不断释放经济发展的活力，再保持20年的快速增长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原载《经济日报》2012年2月10日第13版）

2012年我国要做好贸易大战的准备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 魏建国

2011年6月的国际会议上，欧盟委员会前主席罗马诺·普罗迪问我：2012年中国GDP将增长多少。当时，我估计明年要降下来，估计是8%。但是这个8%质量要好，水平要高，内涵不一样，跟以前做法不一样。他笑了，说：你这个解释我知道，我所担心的是，如果2012年中国的GDP比较低，我们欧洲就要有灾难了。

2012，最难预测、最复杂、最严峻、最困难

今天整个中国面临什么样的危机和挑战。我的分析是三个“大”，2012年全球政治经济都处于大动荡、大调整、大变革的时期。2012年有多个国家要进行引人注目的选举，其中包括中国、美国、俄罗斯。

2012年，欧债危机会不会导致全球经济的大衰退？我去参加中欧高层对话，大家一致认为欧洲债务2012年3月份是一个坎儿，我对此的判断是：四个“失”。一是判断失误；二是当前债务失控；三是应对失当；四是信心丧失。

说到底，欧洲债务是内债不是外债，是欧洲财政不健康。从欧洲历史上看，各国都不一样，长期互相勾心斗角。我在法国的时候，看到《费加罗报》上的一个大标题：新的一场战争，说的就是法国的萨科奇和德国的默克尔。2012年欧洲债务就是如此。如果欧洲债务问题解决不了，我认为全球经济衰退可能要倒退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状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如果能救助一下，还是有救的。我们是救急不救穷，可以买欧洲债券，但现在不能买；什么时候能买？应等到IMF出手以后，我建议中国政府可以适当的方式适当买一些欧洲债务。

关于美国债务问题。美国经济危机是由于QE2（二次量化宽松）大量发行货币造成的。我认为，QE2给美国经济不景气打了一支强心针。2012年QE3有可能出台，这会带来更大的麻烦。

2012年形势总体来说，我认为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难预测、最复杂、最严峻、最困难的一年。

针对我们的贸易战会更多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在当前内需还不能有效拉动经济增长，有些条件欠缺的情况下，又不能再进行大规模的政府投资，这时经济增长的另外一个发动机进出口，就一定要加强。2012年出口将出现明显下滑趋势，我估计2012年整个对外贸易增长是个位数，不像以前两位数增长，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出口将会逐渐下滑。要做好2012年贸易有逆差的准备，但这时候也是我们调整外贸结构的最好时期。我们与发达国家顺差较多，因此不仅要进口它的技术、设备，还可以进口它的高端消费品。我不太同意奢饰品这个概念，奢饰品在中国有时代性，30年前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就是奢饰品，现在这些都不是。我们可以从欧洲进口高档的化妆品、箱包、首饰，包括手表，要大力度降低关税，这样才能刺激内需。

2012年要做好贸易大战的准备，现在各国都在保护自己，都在降低货币的汇率以增加出口，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三年翻番的出口计划。2011年是我国加入世贸10周年，我们已经是世界最大的反倾销、反补贴的对象，2012年会更多，而且除了发达国家外，新兴国家也会增长针对我们的贸易冲突。

2012年我国中小企业会遇到更大的困难。2011年虽然困难大一些，但还可以挺一挺，2012年欧盟市场萎缩，中小企业还来不及转型的时候，需要政府扶持一把，需要政府在严冬下给它一个温暖的“棉被”或者“暖房”。2012年中国的中小企业要做好应对国际市场不景气的打算。

我们还要做好2012年整个国内人民币浮动，特别是上下浮动幅度比较大的转变，有可能人民币汇率上升幅度高一些。

在应对措施方面，有四点必须要注意。

第一点，注意美国的动向。美国当前正在推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它对多哈谈判不再感兴趣，认为全球化收益最多的是中国。有一位美国前高官曾对我说，有好几个东西是美国主推的，但中国是收益最大。一是互联网，二是绿色和环保，三是全球化。只要是WTO国家，你和它谈价格，我也享受，但TPP不一样，它只是双边。TPP的核心就是把中国排除在外，但是我们也不用怕。

一定要抓紧转型，我们进出口不再拼消耗、环境污染和劳动力成本，要转向服务贸易，如果说加工贸易是解决农民工问题，服务贸易就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

要利用当前“走出去”的有利时机，要抱团，单打独斗不行，政府要搭台，同时要把旅游资源做好，旅游也是一个服务贸易。

最后是人民币。我觉得目前应该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人民币在汇率浮动机制和国际化问题上要采取“三边”政策：边看边推边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快推进力度，尽快使人民币国际化，其中可以包括与周边国家签订人民币使用额度协议，在自贸区、劳动承包中使用人民币结算。

[国际交流]

2011年11月29日，郑新立常务副理事长会见澳大利亚澳柒集团执行董事施来恩。

2011年12月5日，陈文玲总经济师会见香港贸易发展局首席经济师梁海国先生。

2011年12月20日，以色列驻华公使一行来国经中心参加外事交流活动。

2012年1月12日，曾培炎理事长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2012年2月2日，魏建国同志秘书长会见美国企业家研究所总裁亚瑟·布鲁克斯一行。

2012年2月13日，魏建国秘书长会见欧盟贸易委员德古赫特。

2012年2月13日，魏建国秘书长会见全球物流协会首席执行官奇瑞安·瑞恩。

2012年2月22日，郑新立常务副理事长会见IBM总裁罗睿兰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