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通讯》2011 第4期

目   录

工作动态

曾培炎会见美国科恩集团董事长科恩····································· （2）

郑新立会见美国杜克能源公司主席罗杰毅先生一行············· （4）

魏建国访问美国全国商会总部················································· （5）

二十国集团国际货币体系研讨会在南京举行························· （7）

国经中心举办第二十一期“经济每月谈”活动·························· （8）

领导讲话

曾培炎：亚洲国家应当树立包容性发展理念······················· （10）

郑新立: 构建高效安全的国际货币体系································ （15）

国际交流······················································································· （22）

[工作动态]

曾培炎会见美国科恩集团董事长科恩

2011年3月23日上午，曾培炎理事长在中南海会见了美国科恩集团董事长科恩一行，双方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交流。

曾培炎理事长对科恩先生来访表示欢迎，介绍了中国刚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以及中国未来发展总的设想。他说，当前，我们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加重视发展的质量，强调经济发展全面和协调，特别关注民生。这一进程对市场需求越来越高，市场的有序释放为国际、国内企业带来商机。总的来看，当前国外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合作机会很多，国经中心愿与科恩集团一道为中外企业在国内市场以及国际市场开拓发展提供服务。

科恩先生感谢理事长会见，与理事长主要讨论了近期的日本、中东形势以及能源安全的话题。科恩集团愿意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在美国、欧洲及其他地区投资提供协助。

双方共同认为，中美两国应当通过智库和民间机构来做工作，增进彼此间的理解与信任，这将有利于两国发展，对世界而言也是一件好事。

郑新立会见美国杜克能源公司主席

罗杰毅先生一行

2011年3月28日，国经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会见了来访的美国杜克能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罗杰毅先生。双方就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会谈。该公司高级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大卫·墨勒先生、中国区总监卢昀小姐，国经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国经中心派出董事蔡晓峰陪同会见。

郑新立详细了解了杜克能源公司在美国的发展过程、能源供应结构、综合成本水平、技术装备状况、人员队伍情况，以及在中国发展的设想。并向客人介绍了中国“十二五”能源发展的愿景。

罗杰毅对相关问题作了回答。杜克公司的战略目标很明确，第一，要与全球领头的企业一起，推动能源发展；第二，希望与中国企业成立合资公司，“走出去”，在北美、南美，改造能源基础设施；第三，希望与中国的金融机构进一步建立联系；第四，希望与中国企业合作，到美国去投资，特别是杜克公司服务的六个州。

罗杰毅表示，中国发展很快，对能源以及能源设备需求很大，美国虽已经电气化，但设备老化，面临全面淘汰更新的问题。中美面对的问题是相似的。他认为，中美能源企业之间存在很大的合作空间和机会。杜克公司将与国经中心保持密切的合作姿态。

郑新立表示，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是国经中心的基本职能之一，为此，国经中心作为控股股东联合国家开发银行等机构发起成立了“国经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国经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将专责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服务、为中外企业的合作服务。

罗杰毅表示，杜克公司2009年曾出席国经中心举办的“首届全球智库峰会”，今后将积极参与国经中心举办的其他活动。

魏建国访问美国全国商会总部

2011年4月18日，国经中心秘书长魏建国一行在华盛顿访问了美国全国商会总部，会见了美国全国商会大中华区高级主任王杰（Jeremine Waterman）先生和美国凯雷集团、辉瑞集团、联邦快递、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等五家美国大型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张少刚、国经中心研究部张永军等陪同会见。

魏秘书长、王杰先生和五家大型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对2011年3月双方在北京共同举办的“中美工商领袖和前高官首轮对话会”进行了回顾和评价，认为是一次成功的交流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魏秘书长还向美方人士介绍了国经中心最近承办的G20南京国际货币体系研讨会等重要活动，王杰先生向魏秘书长表示祝贺。

魏秘书长和王杰先生对双方能够继续合作举办第二轮对话会表达了共识，并就第二轮对话会的议题等交换了看法。五家美国大型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提出，希望第二轮对话会能够增加美国企业参加的机会。

魏建国秘书长还对第二届智库峰会的筹备情况进行了介绍，邀请美国全国商会和五家大型企业派员参加第二届智库峰会。

二十国集团国际货币体系研讨会在南京举行

2011年3月31日，国际货币体系研讨会在南京举行。此次会议由法国主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承办。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法国总统萨科奇在开幕式上致辞，中、法、英、美、德等多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等出席会议并发言。与会代表就国际货币体系问题交换了意见。

会议围绕国际货币体系的现状和缺陷、资本流动的管理、全球流动性的管理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督等议题进行深入分析交流。与会代表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建立资本流动新规则、改革特别提款权（SDR）、加强国际协调和加强金融监管五个方面各抒己见，分享了观点。本次会议为4月份美国华盛顿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会议，以及11月份法国戛纳二十国集团峰会起到铺垫作用，为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了决策思路。

国经中心举办第二十一期“经济每月谈”活动

2011年3月23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办第二十一期“经济每月谈”。本期活动的主题是“金砖国家：全球经济复苏的领跑者”。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副院长杨希雨主持了本次论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别副主任Napoleon·Navarro（那华）、巴西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Tatiana·Rosito（达蒂亚娜 罗西多）、俄罗斯驻华大使馆贸易副代表Sizov·Sergey（席卓夫）、印度驻华大使馆经济参赞 Sumita·Dawra（苏密达）、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张永军，围绕金砖国家在世界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未来经济增长模式，以及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发表了演讲。

演讲结束，专家们现场回答了听众提出的相关问题。国经中心研究部、信息部研究人员，以及来自会员单位、企业、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体的人员参加了此次活动。

[专家论点]

曾培炎：亚洲国家应当树立包容性发展理念

【编者按】2011年4月15日下午，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方首席代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就如何理解和实践包容性发展的理念发表讲话。提出“包容性发展是机会平等、成果共享的发展；包容性发展是各个国家和民族互利共赢、共同进步的发展；包容性发展是各种文明相互激荡、兼容并蓄的发展；包容性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良性循环的发展”。演讲全文如下。

经过国际金融危机的洗礼，过去的一年世界经济出现恢复性增长。亚洲地区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发展势头较好，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从这两天会议的气氛也可以看到，各方面对世界经济复苏表现乐观。

今天，全世界的财富正在迅速增长，但繁荣并没有光临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在座的各位，几乎人人手里有ipad，或有3G手机，可以随时随地保持同世界的联系。与此同时，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还有很大一部分人从未接触过互联网，有17亿人每天收入不到1美元。南北差距、极端贫困、数字鸿沟等问题仍很严重。探究其背后的原因，传统的发展道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排它性，或其它各种原因，使不同国家在参与国际事务上，不同人群在参与政治、经济活动上出现了不公平，无法共享文明进步的成果。

为了解决发展中面临的这些矛盾和问题，很多有识之士进行了不懈的探索。近年来，包容性发展的理念越来越多地受到各方面关注和认可。当然，由于各国国情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包容性发展对于不同国家的具体含义和任务也不相同。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包容性发展是所有人机会平等、成果共享的发展。发展过程中不断产生机会，但是由于历史、地理以及所处环境的不同，往往导致不同群体之间或者个人之间的发展机会不平等。这是造成发展不均衡的重要原因。一个公平正义、积极向上的社会，其发展机会应当具有开放性、普遍性，发展所产生的利益和财富，也应该惠及所有人。包容性发展就是要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让每一个社会成员公平地享受公共服务，做到权利公平、机会均等、规则透明、分配合理，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第二，包容性发展是各个国家和民族互利共赢、共同进步的发展。在全球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关起门来搞建设实现自身发展，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全球性危机和突发事件中独善其身。面对经济增长、粮食安全、能源安全、自然灾害、气候变化等世界性难题，各个国家和民族在处理彼此关系上，应当在平等互信、互利共赢的原则基础上协同应对，共谋发展。这是应对挑战、确保安宁的必由之路，也是包容性发展的应有之义。

第三，包容性发展是各种文明相互激荡、兼容并蓄的发展。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不同文明有历史长短之分，无优劣高下之别。历史文化、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各国交流的障碍，更不应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包容性发展提倡各种文明平等、互补、兼容，主张不同文明间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少一些对抗，多一些对话，少一些傲慢和偏见，多一些理解和沟通，这样才能实现和睦相处，共同发展进步。

第四，包容性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良性循环的发展。工业革命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经济发展大都是以过度消耗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的。当前，发达国家通过产业转移和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缓解了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而很多发展中国家仍然经历着粗放式的经济发展历程。包容性发展要求在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先进帮助落后，相互交流借鉴，建立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健康合理的生产与消费模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包容性思想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就出现了多种思想学派“百家争鸣”的辉煌时期。时至今日，兼容并蓄、海纳百川仍是中国人文精神的重要特征之一。可以说包容性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的重要原因。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体现了包容性发展的理念。在这三十多年里，中国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封闭半封闭经济到开放型经济的深刻转变。这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最好，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真正做到让全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当然，中国在发展中还存在着资源环境问题突出、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等问题。我认为，这些问题可以在发展中得到解决。

未来中国将继续践行包容性发展的理念，在“十二五”时期，中国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均衡增长。发展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大幅度减少贫困，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稳步提升全民受教育程度，做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社会保障，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战略，扩大与不同国家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分享发展机遇，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亚洲是一个充满活力、富于多样性的区域。经过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很多地区摆脱了落后、贫困，经济实力、科技水平迅速赶上世界潮流。同时，亚洲也是一个经济水平、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社会制度差异都比较大的地区，历史遗留问题众多，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如何使亚洲国家超越彼此差异，把各自的政策目标也关注到共同发展与繁荣的大目标上来，对亚洲来讲是不小的挑战。

亚洲是我们共同的家园，亚洲的未来关乎我们共同的命运。亚洲国家应当树立包容性发展的理念，把亚洲看作一个大家庭，把各国的发展与区域一体化的进程结合起来。通过本地区不同层次、渠道的会晤、磋商机制，增强政治互信，照顾彼此关切。在处理一些敏感的热点问题上，摒弃冷战思维，通过平等对话化解矛盾，通过友好协商消除争端。除官方机构外，有更多的民间渠道，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充分利用博鳌亚洲论坛，增进亚洲各国人民相互理解与信任，夯实合作的社会基础。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亚洲地区国家更应携手合作，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使亚洲在改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中发出共同的声音。扩大各国财政金融领域合作，提高双边货币互换规模，推动清迈倡议多边化，增强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积极开展自由贸易区谈判，推进跨国交通、能源、通信基础设施网络建设，提高本地区的发展后劲。亚洲的发达经济体在本地区的发展中应承担更多的责任，可以把本国的资金、技术与落后地区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相结合，促进共同发展。我们还应当扩大文化、社会管理领域的务实合作，在应对重大灾害事故方面互相帮助，推动文明进步、社会和谐。

亚洲是一个自然灾害比较多发的地区。日本发生地震和海啸后，世界各国纷纷伸出援手，体现出不同国家和人民在灾难面前同舟共济的情谊。这次灾难提醒我们，亚洲国家和地区应当建立重大灾害共同应对机制。我建议，这一机制的内容应当包括：共同建立监测和研究地质与气象活动的网络；加强自然灾害预警，及时通报灾害信息；经常开展专业抗灾队伍间的交流经验；遇到重大灾害，相互进行技术、装备和物资援助，提升亚洲地区应对能力，减少人员和财产损失。

博鳌亚洲论坛走过了十年的历程，已经成为亚洲国家政治家、企业家和专家学者们启迪智慧、激荡思想、凝聚共识的重要舞台。我相信，经过博鳌亚洲论坛的讨论，包容性发展不仅在理论上，也会在实践中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所接受，从而推动不同国家、民族与公民的共同发展、平等参与和成果共享。

构建高效安全的国际货币体系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郑新立

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一场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犹如海啸从天而降，席卷全球。在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两年多的时间，人们终于看到了复苏的曙光。这次危机教给我们什么？它产生的根源在哪里？如何吸取教训，寻求防范危机再次发生的正确途径，使世界经济走上安全发展之路，是后危机时代每一个关心经济全球化前景、关心世界经济未来的人都不能不认真思考的严肃课题。

危机过后，各国经济界都从不同角度对其成因进行总结。概括起来，比较流行的观点有三：一是发展中国家出口过多导致世界经济失衡说；二是金融衍生产品泛滥导致经济过度杠杆化说；三是政府债务膨胀导致的主权债务说。这些貌似正确的观点，经过国际主流媒体的反复传播，使不少人误以为这就是危机产生的根源。

诚然，如果站在某些国家和利益集团的立场上，或从某一侧面来看，这些结论都有一定道理，但绝非这次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

发展中国家利用劳动力和资源等优势，吸引资金、技术，加快了经济发展，出口有了较快增长，这是生产要素在全球优化配置的结果。在出口增加的同时，发展中国家也扩大了进口，对发达国家增加就业、经济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活力。而发达国家跨国集团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又直接为其提供了利润增长点。这种互利共赢的经济活动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是各个国家共同进步的历史趋势。综观世界发展史，发展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均衡则是相对的。近代以来，英国、美国都曾长期作为主要出口国，长期保持贸易顺差。时至今日，美国仍是服务贸易主要输出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仍是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品的主要出口国。把发展中国家主要以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说成是导致世界经济不均衡以致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完全是本末倒置。

金融衍生产品泛滥导致经济过度杠杆化，是引发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之一，但造成金融衍生产品泛滥的原因又是什么？为什么对风险极大的金融产品包括信用违约掉期产品各国投资者会竞相购买？为什么金融衍生产品泛滥出在美国而不是别的国家？上世纪三十年代大危机之后，美国曾吸取教训，通过了加强金融监管的法律，而到了八十年代，这些法律被认为是妨碍金融业的发展而被废除。在金融衍生品泛滥时期，美国经济学界和政府的有识之士也曾提出过加强金融监管立法，但这些法律一提交到国会即遭到否决。为什么自称代表选民利益的国会议员们会放任金融衍生产品泛滥？其背后受哪些利益驱使？总之，金融过度杠杆化只是一种表象，其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政府债务过度膨胀导致主权债务危机，是产生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但仍然不是根本原因。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对货币发行具有倒逼机制，必须保持在财政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合理范围之内，超过一定比例就意味着必然超发货币，导致通货膨胀。美国长期依靠财政赤字和政府发债来满足开支需要。金融危机后，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持续上升，2010年，联邦政府财政赤字达1.4万亿美元，为国内生产总值的9.4%；公共债务9.02万亿美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62.1%，在发达国家中处于很高的水平。美国的高赤字率和高债务率没有引发通货膨胀，利率水平较低，得益于其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地位，吸引了外国资金和廉价商品的流入。可见，无论是危机之前或之后，美国政府大量举债只是对金融海啸能量的积聚起到助推作用。欧洲一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是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分离的条件下出现的，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毕竟有限。所以，主权债务危机也绝非金融危机的根源。

爆发金融海啸的根本原因，是美国长期滥用国家信用，利用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地位，推行经常项目和财政预算双赤字政策，维持国内居民的过度消费和政府的超额支出，不断积聚了金融海啸的巨大能量。美国信用评级机构利用全球垄断地位，掩盖国家信用风险，颠倒债务债权国的风险关系，把大量国际资本引入风险高度集中地区，使金融危机的防范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经济全球化使国家信用成为国家竞争力和经济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国家信用可以降低一个国家政府和企业的融资成本，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相反，滥用国家信用，特别是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滥用国家信用，侵吞其他国家的财富，积累和传播金融风险，最终必然给本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带来灭顶之灾。

美国成为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策源地，又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依托国家信用制造的金融产品，必须与其实体经济规模相适应。虚拟经济过度膨胀，使美国经济犹如一个建立在沙滩之上的倒金字塔。金融危机前，作为底部的次贷约两万亿美元；普通房贷约12万亿美元；包括资产抵押债券（CDO）和信用违约掉期合同（CDS）在内的企业债约62万亿美元；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美国各大金融机构持有的金融衍生品达300万亿美元左右。这样一个头重脚轻的金融大厦，其中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必然会在顷刻之间崩塌。如果说历史上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主要是由物质产品生产能力过剩带来的，那么，在金融业高度发达的今天，金融产品依靠国家信用形成毫无节制的供给能力，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全球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

找准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源头，我们就要积极探索避免危机再次发生的治本之策，积极构建高效安全的全球金融体系，这是全球经济学界和各国政府共同的历史责任。我认为，当务之急是探讨建立多元竞争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储备货币监测预警制度和国际金融安全救助机制，形成保障国际金融安全的三道防护门。

一、建立多元竞争的国际货币体系

建立相互竞争的多元化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是保持国际金融体系稳定的根本途径。展望未来全球储备货币体系，可能是由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英镑等组成的多元体系，各种货币之间相互竞争、相互制衡、相互融通，哪种货币出现贬值风险，人们会争相抛售之；哪种货币比较稳定或有升值空间，人们会争购之。以竞争和优选机制促使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政府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本国货币币值稳定，维护国家信用。只有建立起这样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才能改变目前国际储备货币过分倚重于一种主权货币的现象，才能避免国际金融风险过度集中于某一种货币。在国际储备货币金本位取消之后，以竞争机制来代替金本位，形成国际储备货币的稳定机制，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正确选择。应当注意到，美国有一些仗义执言的经济学家，如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A.MUNDELL）、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弗雷德·伯格斯腾（FRED BERGSTEN）等，也提出了与此相近的观点。

二、建立国际储备货币的监测预警制度

上世纪七十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国际货币价值与黄金脱钩，美元成为依托美国国家信用的全球主要储备货币。这就使美国可以通过货币贬值向国外转移债务。从1971年到2010年，美元对黄金贬值约97.2%，给以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国家带来巨大损失。如果说美元贬值使美元资产拥有者的财富缩水是一个缓慢过程，那么，这次金融危机使一些美元证券资产瞬间化为乌有，说明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其金融安全的影响已超过国界，关系着所有拥有美元资产的居民、企业和外国政府的切身利益。因此，对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和流通实施监测预警和国际监管就十分必要和顺理成章了。由国际金融组织履行监测预警和监管职能，也是完全可行的。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些专业人士已提出了这方面的设想和建议，值得深入讨论，进一步达成共识。

三、建立国际金融安全合作救助机制

在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金融出了问题，往往出现连锁反应。为了维护国际金融安全，各个国家应当联合起来，抓紧建立国际金融安全合作救助机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建立的“清迈协议”，就是这样的一种行动。当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当充分发挥金融安全合作救助方面的功能，扩大特别提款权（SDR）的规模，并根据各国经济和贸易在全球中的比重变化，调整各国在特别提款权中的比重，将新兴经济体货币纳入SDR篮子中。当某个国家发生金融危机时，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予及时有效救助，防止危机蔓延，并帮助找到摆脱危机的正确办法，使其逐步走上健康发展道路，以利于全球货币体系的稳定。

四、发挥G20对构建新型国际货币体系的作用

G20是包括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在解决全球经济问题、协调各国经济行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当前G20面临的任务：

——如何建立多元竞争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实现从过度倚重一种主权货币向多元竞争体系平稳过渡。构建高效安全的国际金融体系，应当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近期内，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主导地位仍然是不可取代的。鉴于美联储最近实施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已对国际经济和金融稳定带来新的负面影响，应当研究共同对策，以维护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所出现的难得的复苏势头，进而走向稳定增长的局面。

——对国际资本以短期套利为目的的大规模流动进行监测预警和必要的限制。国际游资在短时间内的大规模流动和在资本市场上的炒作，是造成国际金融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各国应采取联合行动，加强对国际游资的监管和必要的限制，如规定资本流入流出的时间限制，征收资本利得税等。

——疏通投资渠道，把过剩的流动性资金吸引到实体经济的投资上。通过发展各类基金等合格机构投资者，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扩大政府间援助贷款等，把资金引导到投资需求旺盛的国家、地区，把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的巨大需求同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相结合，促进生产要素在全球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这样，既能缓解全球性通货膨胀压力，又能带动发达国家的就业，促进各个国家的共同发展。

——组建G20常设办事机构，负责把首脑峰会达成的共识变为实际行动。近期应当把建立多元竞争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储备货币的监测预警制度、国际金融安全合作救助机制作为重要任务。主要储备货币的发行和流通应透明化，相应的重大决策应由国际金融组织对其效应进行评估，并向全球发布。重建国际信用评级体系，强化信用评价机构的职业道德，打破少数机构对国际信用评级的垄断，通过竞争机制，促使信用评价机构所发布的国家、企业信用等级保持客观性、公正性。期望G20为建立高效安全的国际货币体系作出历史性共献。

[国际交流]

2011年3月21日，阿联酋马斯塔尔公司首席执行官苏丹·艾哈迈德·贾比尔博士一行访问国经中心。

2011年3月28日上午，国经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会见了来访的泰国枢密院大臣、中泰战略研究中心主席格森·瓦塔那猜一行。

2011年4月18日，国经中心秘书长魏建国一行在华盛顿访问了贝塔斯曼基金会北美分会、中国驻美大使张业遂、美国传统基金会，美国彼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2011年4月19日，国经中心秘书长魏建国一行在华盛顿访问了美国企业研究所、美国伟达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