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通讯》2012 第2期

目   录

工作动态

曾培炎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 （2）

曾培炎会见IBM全球董事长彭明盛········································ （3）

郑新立会见匈牙利驻华大使山多尔········································· （5）

魏建国会见亚太交流与合作基金会共同主席杰克·罗森····· （5）

国经中心举办第三十二期“经济每月谈”活动····················· （6）

国经中心举办第三十三期“经济每月谈”活动····················· （7）

国经中心举办首期国别经济形势交流会································· （8）

专家论点

曾培炎：加快推进中韩双赢合作············································· （9）

郑新立：牢牢把握加快改革创新这一强大动力··················· （13）

魏建国：将服务贸易发展确定为国家战略··························· （22）

国际交流······················································································· （25）

[工作动态]

曾培炎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

2012年1月12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基辛格事务所主席、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双方就中国经济形势、欧元区经济前景等问题交换了看法。国经中心执行副理事长王春正、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基辛格事务所副总裁雷默等会见时在座。

曾培炎理事长应询介绍了中国经济形势，表示受欧债危机等因素影响，中国经济增速虽逐季回落，但全年将保持稳定增长，从长远看还是能保持长期发展势头。当前欧元区经济形势还不明朗。欧元区有统一的货币，但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今年上半年是欧洲债务偿还较为集中时期，如应对不当，欧债危机可能进一步恶化。

基辛格博士表示，欧元区要维持现状不太可能，最终可能会缩小，形成小核心区。意大利，特别是意北部地区经济状况很好，解决债务危机比希腊容易得多。

双方还就两个机构的合作交换了意见，同意加强合作，推动两国相互投资进一步发展。

曾培炎会见IBM全球董事长彭明盛

2012年3月20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在中南海武成殿会见了美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全球董事长彭明盛（Samuel J. Palmisano）一行。国经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魏建国会见时在座。

曾培炎理事长首先介绍了国经中心成立背景及主要工作，对IBM在进入到中国市场的同时做了很多社会工作表示赞赏。曾培炎指出，当前中美经济关系中仍存在一定的分歧和误解，希望通过双方努力尽早消除化解。

彭明盛董事长高度赞扬近年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时，中国政府采取务实有效举措使中国经济率先走出衰退，对带动全球走出此次经济危机起到关键作用。他详细介绍了IBM全球化50年来所积累的经验，尤其是在国际企业交流合作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彭明盛表示，双方可推动中美企业、智库、学术机构间的交流，以逐步化解两国在经贸领域存在的分歧和误解。

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接触，进一步讨论下一步合作方案，将具体事项转化成具体可操作过程。

郑新立会见匈牙利驻华大使山多尔

2012年4月18日下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会见匈牙利驻华大使库绍伊·山多尔。国经中心副秘书长陈永杰、交流部部长许朝友，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董事长关建中，匈牙利大使馆一等秘书任明志等在座。

山多尔大使表示，当前匈中关系正处于历史上最好和发展最快时期，两国领导人保持了频繁接触，双边经济关系也发展得很好。

郑新立副理事长简要介绍了国经中心和国经咨询公司的基本情况，表示匈中优势互补，发展经贸关系潜力很大。国经中心和国经咨询公司愿意在促进中匈投资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

魏建国会见亚太交流与合作基金会共同主席    杰克·罗森

2012年3月27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魏建国会见了亚太交流与合作基金会共同主席、美国著名社会活动家杰克·罗森。亚太交流与合作基金会执行副主席肖武男，国经中心交流部部长许朝友、国经咨询公司市场总监唐林等在座。

双方就促进中美经贸合作，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等话题进行了交流。 魏建国副理事长介绍了国经中心的基本情况以及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挑战。杰克·罗森先生表示愿意与中国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帮助中国企业到美国投资。

双方还就两个机构的合作交换了意见，同意加强合作，推动两国相互投资进一步发展。

国经中心举办第三十二期“经济每月谈”活动

2012年2月27日下午，国经中心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举办第三十二期“经济每月谈”活动。本期活动主题为“欧洲债务危机前景与解决方案”，由国经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魏建国主持。

欧盟驻华使团参赞梅兰德（Annika Melander）结合欧债危机现状，介绍了欧盟推出的相关应对政策，并对欧洲发展前景做了展望。中国欧盟商会秘书长丁凯（Dirk Moens）指出，欧洲现在面临的是债务危机而非欧洲危机。债务危机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资源配置不当所致，并就如何化解危机以及推动欧洲进一步改革和开放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北京联办旗星风险管理顾问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任若恩介绍了部分欧洲国家风险现状，指出当前欧洲面临两个“两难”选择，即债务货币化和对通货膨胀的担忧之间的选择，以及保证经济增长和财政紧缩之间的平衡选择。

演讲结束后，针对听众和媒体提出的有关问题，与会专家给予了详细解答，并与听众进行了积极互动。国经中心研究部、咨询研究部、信息部研究人员，以及来自会员单位、企业、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体的代表参加了此次活动。

国经中心举办第三十三期“经济每月谈”活动

2012年3月15日上午，国经中心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举办第三十三期“经济每月谈”活动。本期活动主题为“中外港口运营状况与物流成本”，由国经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魏建国主持。

国经中心总经济师、中国物流协会副会长陈文玲指出，我国当前物流发展主要存在港口同质化竞争、运力间缺少有效衔接、社会化物流平台欠缺、战略设计和政策体系尚未建成等四大问题，并就如何提升我国流通产业全球竞争力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全球物流业协会会长奇瑞安·瑞恩认为，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地方物流将会越来越多地融入到全球物流体系中；为建设更好的物流环境，中国应在高速公路方面进一步推进改革，有效解决国内过路手续较多、费用过高的问题。比利时泽布鲁日港首席执行官约阿希姆·科恩斯、美国弗吉尼亚港务局局长杰瑞·布瑞奇斯分别就欧洲和美国的港口物流发展经验做了详细介绍。

演讲结束后，针对听众和媒体提出的有关问题，与会专家给予了详细解答并与听众进行了积极互动。国经中心研究部、咨询研究部、信息部研究人员，以及来自会员单位、企业、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体的代表参加了此次活动。

国经中心举办首期国别经济形势交流会

2012年3月7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首期国别经济形势交流会，邀请巴西驻华使馆经济公使衔参赞罗西妲女士（Tatiana Rosito）和南非驻华使馆经济参赞国益宾先生（Thembinkosi Gcoyi)介绍两国经济形势。交流部部长许朝友主持交流会，陈文玲总经济师、研究部副部长张永军及国经中心有关研究人员参加。

罗西妲女士与国益宾先生分别就巴西和南非当前经济发展形势发表演讲，全面介绍了两国基本情况、经济发展现状及对华经贸关系，并与中心研究人员进行了深入交流。

许朝友感谢巴西和南非驻华使馆自国经中心成立以来所提供的支持与协助，希望继续与两国驻华使馆加强联系与交流，共同促进双边智库交流与合作。

[专家论点]

加快推进中韩双赢合作

——在中韩经济合作与展望高层论坛上的演讲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 曾培炎

（2012年4月17日，韩国首尔）

在中韩建交20周年之际，回顾并总结中韩关系，发展的成就和经验，展望双边合作的方向，对于促进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地区稳定，无疑有重要的意义。

1992年，中韩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20年来，两国高层互访不断，在国际多边场合频繁会晤与沟通，两国政府陆续签订了贸易协定、投资保护协定等一系列政府间协定，多次发表联合声明和联合公报。这些政府间文件为把两国合作关系不断推向新的高度奠定了基础。中韩建交20年间，中国成为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出口对象国、进口来源国以及顺差来源国。根据中方统计，双边贸易额增长了近80倍。韩国对华投资快速增长，成为中国第三大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两国人员交往异常频繁，每年往来人数高达600万人。建交以来两国在科技、文化、教育、司法等领域都建立了各级政府间友好与合作关系。总体来看，中韩两国互利合作关系快速发展，都从合作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尚未完全消除，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恐非一朝一夕就能解决，对亚洲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还将延续一段时间。国际地缘政治还存在一些不安定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亚洲国家需要更多地从内部挖掘经济增长的潜力。作为亚洲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引擎，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受到包括韩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乃至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

2011年以来，国际投资机构和一些西方人士担心中国经济增长可能会出现“硬着陆”。中国经济确实存在着房地产价格偏高、金融体系不够健全、一些行业产能过剩、部分投资项目效率不高等问题，但我个人认为，在分析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时，不宜直接套用日本、美国发生金融危机时的经验，应注意中国与日本、美国在经济基本面上的差异。中国经济刚刚跨入中等收入阶段，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刚刚突破50%，距离完成城市化大约还有20个百分点的空间，城市化的推进不仅可以创造出巨大的住房和基础设施需求，也是中国扩大消费的长期潜力之所在。中国地区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还有较长的路要走，在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产业梯度转移，就可以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社会各界已经普遍认识到中国经济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正在大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未来中国将不仅仅是一个生产和出口大国，也将成为一个消费大国和最大进口国。预计到2015年，中国的进口额有望达到3万亿美元。中国经济仍能够对亚洲和世界经济发展做出较大贡献，为中韩两国经贸合作带来新的机遇。

从近期情况来看，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8.1%，较上年同期和上个季度有所减速。这既有外部环境恶化、出口减速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抑制通胀、化解房地产市场风险所付出的代价。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通胀压力已经有所减轻，消费价格涨幅已经由上年年中高峰时期的6.5%下降了3个百分点左右，为适当放宽货币政策提供了条件；中国在结构性减税和经济结构调整方面也有一定的政策空间。随着宏观经济政策的适时微调，中国经济减速的势头有望得到遏制，中国经济仍然能够保持健康稳定发展。

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促进中韩双边关系的发展，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发展中韩关系不仅要加快推进已有合作，而且应不断拓展新的合作领域。我认为，下一步中韩双赢合作可以在以下领域重点加以推进：

首先，大力推进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经历告诉我们，亚洲国家主要依靠欧美市场拉动经济有局限性，有必要挖掘亚洲内部需求的增长潜力。目前韩国已经与欧盟、美国等多个经济体签署了自贸区协定。中韩两国作为近邻，经济互补性强，贸易、投资联系的密切程度要超过与其他经济体的联系，推动自贸区建设具备更好的条件。中韩两国应消除各种顾虑，通过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促进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在制造业相互开放的基础上，加大服务贸易、金融、投资等领域的开放力度，实现市场的基本对等开放。同时，为中韩企业合作走向世界创造条件。

其次，加强两国的金融合作。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亚洲国家加强了区域货币合作，但金融合作的深度较之欧美区域还有很大差距。中韩两国未来在金融方面应该加强合作。除了继续落实清迈协议、增加货币互换规模之外，也可以探索交叉发行债券、增加持有对方发行债券的规模，促进国际储备资产多元化。应考虑开展双边贸易的本币结算，减少汇率波动的影响。同时，促进双方银行在对方开展业务和扩大业务规模。

第三，加强两国的文化、科技交流与合作。未来两国的文化、科技交流，应着眼于为两国的产业合作培育新的增长点，促进中韩两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中韩两国文化同源，文化、科技、教育交流密切，合作发展更加有利于扩大市场规模。韩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比较快，中国也提出要加快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两国可以优势互补，加大合作力度。中韩电子信息产业已经具备良好的合作基础，在节能减排和绿色低碳经济等方面也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希望中韩双方互相增设研发机构，促进双方企业加强技术交流，也欢迎韩国企业继续向中国转让先进技术。

第四，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方面加强沟通和协调。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过程中，改革全球经济治理的呼声明显增强。中韩同为G20成员国，也都是制成品出口大国、贸易顺差国和能源资源重要消费国，有很多共同关心的问题。双方应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方面加强沟通和协调，在国际组织和多边交流平台中更多发出亚洲国家的声音。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作为一家民间智库，愿意与韩国的企业和相关机构在经济研究、咨询方面加强交流与合作，为增进中韩两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福祉、为促进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和发展，共同做出积极的贡献。

牢牢把握加快改革创新这一强大动力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郑新立

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激发了潜藏于中国人民中的巨大发展动力，国民经济连续34年实现了高速增长，我国的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发生了巨大变化。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正确抉择，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始终坚持的重大战略。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2011年人均GDP达到5400美元，距离世界银行提出的高收入国家与中等收入国家12000美元的分界线尚差6600美元，正处于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艰难爬坡阶段。国外经验证明，一个国家发挥劳动力和资源成本低的优势，引进先进技术，从低收入水平达到人均四五千美元的中等收入水平容易做到，但从5000美元上升到12000美元就比较难。因为在这个阶段，必须实现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为主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为主的升级。而要实现这个转变，就必须借助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以及大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自主品牌的产品，需要有一批能带动产业升级和开展国际化经营的跨国公司。从东南亚和拉美国家的情况看，多数国家能够达到人均四五千美元的水平，但是真正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只有日本、亚洲“四小龙”等为数不多的国家和地区。中国要想从人均5000美元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必须破解发展中面临的诸多难题，包括能源资源和技术的瓶颈约束，实现经济与社会、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的协调和平衡。解决这些难题，都需要通过继续深化改革，把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激发出来，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今年的两会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深化改革发出了强烈呼吁，提出了大量提案，反映了广大人民对改革的强烈愿望。

当前深化改革最重要的是理清改革的总体思路，搞好顶层设计，抓住关键环节，着力制度创新，以大无畏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从实践来看，必须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强化市场机制作用，通过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激发经济发展的活力。30多年的改革实践证明，哪个领域能够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国家政策指引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哪个领域的发展就充满活力，各类生产要素就能发挥出最大的效能。反之，哪个领域市场作用发挥得不好，这个领域的发展就会是一潭死水，缺乏竞争力。因此，市场导向的改革应当继续作为当前深化改革的方向。同时，在市场作用难以充分发挥的领域，要发挥好政府政策和宏观调控的作用。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特殊时期，要求政府的作用更大一些，这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

要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对外开放打开了我们的眼界，引进了国外的技术、资本和经营管理经验，对国内企业形成了一种改革的压力。在制定新的改革方案时，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吸收世界各国对我有益的经验，包括正面和反面的经验，特别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的经验教训。要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在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中实现我国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

深化改革要抓住制约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集中力量予以突破。要把制度创新放在改革的重要位置，把经过实践证明的成熟的改革措施规范化法制化，运用法律手段来强化和推进改革。要坚持用实践来检验改革措施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检验各项法律法规是否有利于激发经济活力和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坚持把是否有利于实现科学发展作为改革的出发点，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检验改革成果的基本标准。

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国外对我国经济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国内外学者对我国经济能不能继续保持平稳较快的发展势头，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的快速增长期还能保持多久的问题密切关注，纷纷进行预测。美国学者鲁比尼，号称“末日博士”，就预言“中国经济到2013年就要硬着陆，快速增长期到此就结束了”。国内有的人也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制约因素较多，快速增长很难再保持下去。

我很不赞成这种观点。我认为，中国的快速增长至少还可以保持20年。因为，直到目前，我们还有许多经济增长潜力没有发挥出来。只要我们深化改革开放，创新体制机制，为经济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再保持20年的快速增长完全没有问题。如果速度掉下来了，那是我们的体制和政策出了问题，没能把经济增长的活力释放出来。关键是要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分析当前的经济现状，我认为，应当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的精神，从加快五个方面的改革入手，发掘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

第一，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释放消费需求潜力。

大幅度地调整需求结构，实现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出口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首要任务。2010年，我国投资率达到历史上最高的48.6%，最终消费率降到47.4%，投资率第一次超过最终消费率。居民消费率则下降到33.8%的历史最低点。这就意味着在全年新创造的社会商品价值总量中，有近一半用于扩大再生产，而用于广大居民消费的仅占1/3。这种主要靠高投入来支撑的高增长，不仅会带来生产能力的过剩，而且对资源、环境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注定是不可持续的。降低投资率，提高居民消费率，必须以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为前提，必须对收入分配体制进行改革。201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抓紧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就紧紧抓住了发展模式转型的要害。去年，我们在结构性减税上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仍需加大力度。如将小微型企业增值税、营业税的起征点由月销售额5000元提高到20000元，就使900多万个经营者的税负平均下降40%，而月税收仅减少9亿元。若能进一步将起征点提高到月销售额10万元，对鼓励创业、培植财源将发挥巨大作用。要继续实行政府向企业减税、企业向职工让利的政策，发挥税收在调节国民收入分配中的重要作用。实行由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过渡的条件已经成熟，应着手研究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改革方案。要扩大财政支出中对公共服务支出的比重，着力扩大公共服务消费。通过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尽快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增强居民购买力。如果能在“十二五”时期把居民消费率提高10个百分点，就相当于每年有5万亿元左右的商品由用于投资和出口转变为用于居民消费，不仅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而且将使广大居民的消费水平有一个较大幅度提高。

第二，加快金融体制改革，释放资本潜力。

我国资本存量已有较大规模，银行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达70多万亿元，金融资产达119万亿元。但由于金融体制改革滞后，银行结构中缺少专门服务于小微企业的小型金融机构，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善，造成资本要素配置效率低下，资金周转率低，一些迫切需要资金的企业得不到应有的支持，而大量社会资金又找不到投资出路。据调查，2011年上半年温州市企业平均贷款利率为25%，一些企业不得不求助于民间借贷和高利贷。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应按照国务院关于鼓励民间投资“新36条”的规定，允许民间资金发起设立各类股份制的小型金融机构，同时配套推进建立地方性监管机构、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和实行利率市场化四项改革。积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全上市企业分红、信息透明等制度，增强股市对投资者的吸引力。积极发展债券市场。努力扩大保险市场。通过深化改革，充分发挥资本的增值功能。我国外汇储备已达3.2万亿美元，使用得好，可以成为我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增长的强大支撑。合理的外汇储备，应当是保持半年进口所需。应通过扩大海外投资，将多余的外汇储备转变为物质资源储备。要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尽快从结汇管理为主向用汇管理为主转变，调动商业银行开展外汇贷款的积极性，支持各类所有制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走出去”，提高外汇储备的安全性和使用效益。企业“走出去”的目的，一是争取拿到更多的能源资源的勘探权、开发权，以打破经济长远发展所面临的能源资源瓶颈约束；二是扩大国际并购，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的科技资源和管理经验，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经营能力；三是开展加工贸易，以资本输出创造出口需求；四是扩大海外工程承包，带动工程机械、建筑材料和劳务出口。要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逐步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投资结算中的使用规模。一旦金融改革激发出资本的巨大潜力，足以支持较快的经济发展对资金的需求。

第三，强化激励机制，释放技术创新潜力。

我国产业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我们通过继续引进、消化、吸收、创新，利用国际市场科技资源提升国内技术水平仍然有一定的潜力。重要的是通过鼓励增加技术研发的投入，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目前，我国在技术研发投入和申请国际专利方面很不平衡。2011年，中兴公司申请国际专利2800项，跃居世界企业第一位，华为以1800项国际专利名列世界第三。这两家公司申请的国际专利占全国申请国际专利的四分之一以上。如果“十二五”时期各省都能培养出一两家像中兴、华为这样的专利申请大户，我国的创新能力就能产生一个飞跃。当前重点是要在国有企业中建立技术研发的激励机制，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骨干和带动作用。大学也应当成为科技创新的基地，培养创新型人才。2009年，美国申请国际专利数量是中国的6倍，2011年已经下降到我国的3倍。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到2015年，我国申请国际专利数量有可能接近或赶上美国。通过强化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激发中国人的聪明智慧，将能释放出科技进步的巨大潜力，从而带动产业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

第四，确立城乡一体化发展制度，释放劳动力潜力。

我国劳动力潜力仍然很大。对近年来部分地区出现的“招工难”现象，有些人匆忙得出结论，劳动力供给已出现由富余到紧缺的转折点，中国经济已到了“刘易斯拐点”。我认为，这个判断没有看到农业劳动力仍具有的巨大潜力。现在全国仍有2.8亿农业劳动力，有18亿亩耕地，一个劳动力仅能种6.4亩地。而美国一个劳动力平均种几千亩地，欧洲一个劳动力平均种几百亩地，中国的农民比欧美的农民更能吃苦耐劳，农业装备制造能力也能达到欧美的水平，关键在于我国土地资源少。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推进，我们应引导和鼓励土地向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公司等新型经营主体集中，加快把部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入第二、三产业，并把他们的家属吸引到城市居住。2010年，我国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例为36.7%，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只有10.1%，就是说，每3.6个农业劳动力创造的价值仅相当于一个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创造的价值。把一部分农业劳动力转移出来，既有利于释放农村劳动力的巨大潜力，满足工业化、城市化对劳动力的需求，又有利于发展土地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过30多年的努力，农业已转移出两亿多劳动力。未来20年如能再转移出两亿，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就有可能接近二、三产业的平均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将趋于均等化。也只有使种地的收入超过打工的收入，才能把高素质的劳动力留在农村。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还为城市化提供了强大动力。2011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51.27%，这是一个历史标志性的变化，但距离成熟城市化70%的目标还有较大差距。未来20年城市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到2030年达到70%左右，我国才算基本完成工业化、城市化的历史任务。实践证明，每增加1个城市人口，需要增加城镇基础设施投资10万元。每年新增1000万城市人口，将提出1万亿元以上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再加上对其他公共服务需求的增加和个人消费水平的提高，将形成强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这将成为未来20年我国经济较快增长的根本动力。释放这一潜力，必须加快建立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加快改革土地、户籍、公共服务等管理体制，消除各类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的障碍，为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第五，改革土地管理制度，释放土地潜力。

人多地少是我国的一个基本国情。土地资源紧缺严重制约着经济发展，但是土地浪费现象仍然十分严重。改革土地管理制度，提高土地利用效益，潜力巨大。除了荒滩地、山坡地资源可以利用之外，农村建设用地也有节约的潜力。目前全国城乡建设用地共计22万平方公里，包括县城关镇以上的城市建设用地5万平方公里，建制镇和村占了17万平方公里，其中村庄占了13万平方公里。现在很多进城务工农民的房屋长期空置，有不少空壳村。有的滥占耕地建住宅，浪费了土地资源。根据经验，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对村庄宅基地进行整理，可节约占地50%以上，就是说，通过努力，节约村庄建设用地具有1亿亩以上的潜力，这些土地可用于增加耕地和建设用地。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关键是要落实农户对承包耕地、林地和宅基地的用益物权或财产权，通过鼓励土地自愿、有偿转让，使之成为农户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来源。只有使土地成为农民看得见的财富，农民才会更加珍惜土地。只有加快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才能大大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产出率，消除土地闲置、浪费和撂荒现象，释放出土地潜力。

通过综合配套推进各项改革，激发出各个方面推动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我们完全能够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期再保持20年或更长时间。从国际上看，日本的快速增长期保持了20年，韩国的快速增长期保持了30年，中国完全可以创造一个更长的快速增长纪录。如能使国民经济保持8%左右的增长速度，到2025年，我国人均GDP将比2010年再翻一番半，达到12000美元，就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在经济总量上就能回到中国在历史上曾长期保持过的世界第一的位置。至此，快速增长期还不能算结束。根据日本、韩国的经验，人均GDP达到17000美元，增长速度才明显放缓。我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有可能把快速增长期保持到2030年。不断深化改革，牢牢把握改革创新这个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就成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之举。

（来源：《求是》2012年第8期）

将服务贸易发展确定为国家战略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魏建国

服务贸易将成为中国外向型经济的重要竞争力来源，中国应构建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双轮驱动的现代产业体系。

 改革开放30年，中国抓住了全球加工制造业转移时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未来三至五年，中国若抓住世界服务业转移的新机遇，将可能在“世界工厂”之外，打造成为“世界办公室”，而2012年将成为中国发展服务贸易的最好时机。

 改革开放初期，低成本要素是中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重要支柱。中国虽然获得了较快的经济增长，但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仍处于较低端位置。目前产业结构、外贸结构失衡等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外向型经济增长的主要瓶颈。

 下一步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方向不是由外向转向内向，由国际市场主导转向内需市场主导，而是要实施和推进经济国际化转型战略。

 关键在于把由境外和国际资本主导的被动接受国际产业分工的低端外向型经济，逐步转变为由内源经济、本土资本主导的主动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相对高端的开放型经济。

 以服务外包为发展切入点

 如何实现中国发展方式的转换？关键在于发展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和服务外包。现代服务业是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也是中国产业升级关键所在。

 世界产业转移第一个阶段是以轻纺工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移，这点中国30年前就抓住了。第二个阶段是以化工业为主的资本密集型转移，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期意识到并抓住了这一机遇。

 前两个阶段产业转移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资源的高消费、环境的高污染和贸易的高摩擦。

 当前全球产业转移正在经历第三阶段，即以新技术、新材料、IT产业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的转移。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资源和资讯通过互联网在全球重新配置，全球出现了以现代服务业和研发环节转移为特征的世界经济新一轮产业转移，这一点目前尚未引起足够统一的认识。

 对于由此产生的服务外包，中国应当予以认真考虑和研究。服务外包具有智力要素密集度高、产出附加值高、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少等特点，而且能够提供大量的就业。

 如果说加工贸易解决了农民工的就业，那么服务外包就是解决中国成千上万大学生就业的重要途径。

 服务外包中大量编程方面的工作，将为大学生提供广阔的就业机会。2009年，中国服务外包就业大学生是110万人，按照20%比较保守的增长率，到2020年，服务外包将承载超过1000万大学生就业。

 另一方面，世界权威人力资源机构调查结果表明，服务外包行业中，一个白领岗位，能够带来五个蓝领岗位。按这一比例匡算，2020年服务外包至少可以解决5000万农民工就业，也就是说，2020年，服务外包产业将承载超过6000万人就业。这将是对中国经济的重大贡献。

 抓住服务业转移新机遇

 当前，全球产业结构已开始全面由“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服务业成为决定各国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未来中国必须把服务贸易作为整个外贸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战略平台。

 从当前来看，全球服务贸易和服务外包快速发展。目前发达国家正在遭受经济危机的持续影响，许多跨国公司未来将把更多的服务业务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国家，服务外包成为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角。

 世界服务业转移为中国服务外包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到2010年底，中国的服务外包企业已经超过1万家，服务外包执行总额403.3亿美元，但从总体来看，中国服务外包仍存在散、乱、小、差的状况，目前尚处于一种初期的阶段。

 正如中国加工贸易发展一样，中国发展服务外包要打造成本优势。有一种说法，五个做服务外包的韩国大学生的工资相当于一个日本人，一个半到两个日本人的工资相当于一个美国人，而中国五个大学生的工资才相当于一个韩国人的工资。

 为确保服务外包产业健康与可持续发展，中国政府应当制定一系列围绕服务外包产业的超前的法律法规。

（来源：《财经》杂志2012年第8期）

 [国际交流]

2012年3月9日，欧盟贸易总司司长蒂特·琼·乔治森一行访问国经中心。

2012年3月21日，中非经济技术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刘然玲一行访问国经中心。

2012年3月22日，伊利诺易工具制造公司全球副总裁林奇一行访问国经中心。

2012年3月27日，IBM大中华区总裁钱大群一行访问国经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