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大家下午好！今天这个话题也是最近受到广泛关注的话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我认为，与其说明确了明年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还不如说更重要的是它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的基本方向，就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我个人理解，为什么要提出这个话题，是因为中国经济经历了这30年的高速增长以后，以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为标志，它的外部环境、内在条件都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所以使得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个问题凸显。
　　新阶段我们面临的基本课题是什么？我觉得有两个基本课题可能是我们要去解决的。第一，在全球经济进入深度调整，外部需求在较长时期内难以恢复到危机前水平的情况下，如何有效扩大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呢？我认为这个话题不是那么简单的。现在都这么提，我们说要从制度上实现，里面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第二，在产能过剩，压力加大，资源环境矛盾加剧和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的条件下，如何提升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改变对低成本资源和要素高强度投入的过度依赖？这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课题。为什么能够低成本，为什么能够高强度投入，就是因为成本低。这些要素还有价格扭曲的成本，我们还要进一步进行市场改革。所以说，解决这两个基本课题，最核心的就是要推动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和转型。所谓战略性，就是它决定了我们今后20、30年经济发展的基本走向。我们能不能持续，能不能更长期、更健康、更可持续的发展，能不能延续我们的高增长期，就取决于我们的调整和转型能否成功，取决于发展方式的转变能不能到位。
　　围绕四个话题，一个话题是国际金融危机使经济发生转变的问题凸显。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应该说对中国的实体部门和就业造成了实质性的冲击。这种冲击实际上是通过外需的影响，通过加工贸易部门，然后延伸到能源原材料部门，然后再通过资本市场的变化影响到房地产，影响到关联的钢铁、建材和其他部门。这个链条我们可以看到。
　　这次冲击，从表面上说，是由于外部需求的急剧收缩造成出口的大幅下滑，然后带来工业和就业的下降。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原有的经济发展方式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不断加剧的结果。你看表象，确实是外部需求的收缩带来的，但是，我们说，可能深层的因素是在内部，而不是在外部。
　　为什么这么说？中国经济的这次调整实际上从2007年第三季度就开始了，并不是在金融危机以后才开始的。2007年第三季度以后，中国经济的季度增长率就在逐季下降。这就说明我们这次调整早于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一定有内在的东西。外部的冲击只是加剧了下滑的深度。
　　事实上，在金融危机前，中国经济就面临很大的结构性问题。当时，我们就说，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这些问题当时就十分突出了。你再去看一看，这次经济的调整，包括股市和房市的调整都发生在2007年第四季度，而不是在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发生的。所以说，要清楚地看到，我们经济的这种内生的、结构性矛盾是不可能回避的。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我认为，未来面临两个基本的约束条件，如果不校正这两个东西，还会制约你的经济健康发展。一个是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过度依赖。本世纪以来，投资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大规模扩张，由此带来了生产能力的大规模扩张。这种扩张是史无前例的。每年新增钢产能是1亿吨，如果在改革开放初期是没有办法想象的。新增的电力装机是1亿千瓦，这在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这种产能的扩张远远超过了国内的市场需求，它就会形成一块剩余。这块剩余正好遇到了全球经济的繁荣，就是2003年-2007年是全球经济的黄金时期。所以，我们就通过出口在国际市场上得到了有效的释放。这就加剧了过去几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就是对外需的依赖。从2001年-2007年，我们加速了3.6个百分点，这个贡献接近70%是来自于外需，我们的增量主要来自于外需，就是这么一个基本特征。
　　第二，对低成本资源和要素投入的依赖。我们可以看一下1979年到2007年，我们资本对GDP的贡献率是53.5%，劳动的贡献是25.3%，全要素生产率是21.2%。我们主要依赖于这种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大规模投入，而主要不是依赖于技术进步和相应的制度创新。特别是，你要细看，本世纪以来，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比90年代是下降，而资本的贡献率是提高的。所以，今后一个时期，我觉得，由于危机带来的冲击，外部需求迅速收缩；我们国内生产要素供需形势发生变化，要素成本也会上升。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要继续延续高速增长，就必须去推进增长模式转型。所以说，在今后可能是我们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而且它面临的任务也要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艰巨。
　　我们的增长模式，我觉得，有五个特征比较典型。一是依赖投资出口，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较低。我们的消费率从2001年的61.4%降到48.6%，居民消费率从2001年45.2%降到35.3%，到了历史最低点。这和同水平的大国来比，我们都是低的，像印度也有52%到54%。我们实在是太低。这方面的居民消费率不断降低，而产能在不断扩张，那么，剩余的，谁消化呢？没有办法消化。
　　为什么对投资依赖，最根源的因素是储蓄率高。我们为什么投资率高，从宏观经济分析看，投资的根源于储蓄率高，我们的储蓄率达到50多亿，也是世界大国所没有的。所以，在储蓄率保持高水平的情况下，或者说，在消费率保持低水平的情况下，压低投资和调整进出口都是不可能的。
　　二是投资长期居高，它必然导致需求结构失衡，就会加剧国际收支的失衡，就是带来了我们通过出口释放生产能力，必然加剧贸易顺差、加剧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再加上我们长期以来鼓励出口的战略和政策，到今天我们遇到外部冲击，实际上没有办法。由于巨大的就业压力，你还不得不采取一些对出口的支持政策。这种模式的背景是这样。
　　三是高度依赖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的扩张，服务业发展是相对滞后的。第二产业增长的速度高于GDP，而且也高于第三产业。所以，它的份额在不断提高。第二产业从2001年-2008年，份额提高了2.7个百分点。它背后的很重要的制度和因素就是财税体制，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财税体制对工业的激励作用是直接关联的。西方国家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财产税，而我们的地方政府主要是增值税和营业税。它要去增加财力，必然要去推动制造业的扩张。
　　四是依赖于要素的高强度投入，创新的贡献率低。它为什么能够高强度投入，就是因为你的成本扭曲了。我们商品市场化改革应该说基本到位，但是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并不完全到位，很多生产要素没有完全市场化。所以，这种扭曲必然会带来资源的低升本，要素投入的低成本，就是加剧对资源要素的依赖。
　　我们在讨论为什么会出现贸易顺差，很多人在汇率上做文章。我觉得，也可以从生产要素上做文章。要素成本扭曲了，你把它校正过来，出口成本就会提高。而且要素成本的校正，这种收益更多的是体现在国内。你调整了汇率可能收益并不全在国内。所以，我们需要多一个视角去考虑这个问题。这还涉及到你是往下走，还是发展优势？这是理论上争论不休的问题。我们说，要继续发挥比较优势。因为我们还有潜在的转移人口没有完成，但是我们完全沿着这条路走，可能空间越来越小。所以，我们要培育新的经济优势。对资源和环境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更多的用经济手段去解决，包括环境税、碳交易制度。这些都还没有价格指标，包括资源和环境的产权制度、税收制度、交易制度都是没有建立起来。这对我们资源的大投入也是有影响的。
　　五是收入分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而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持续下降。可能投入提高最多的是企业，就是资本相对于劳动者的地位是提升了，在现有格局下劳动力供大于求，而劳动力价格又是由市场决定的条件下。我们怎么样保持劳动者的工薪收入能够不低于企业收入的增长？这个问题也是理论层面问题，你怎么解决？而对大多数劳动者来说，你要提高他的收入核心还是工薪收入。
　　六是经济发展重物不重人，人力资本水平不高。为什么我们的创新迟迟得不到提升，核心的问题在于我们的人力资本跟不上，我们的教育还是很落后的，我们的制度上也有扭曲。比如，现在，我们的机关成了高学历人员最密集的地方，这是什么问题呢？我都不懂。
　　第二个话题，外部环境的变化对推进发展方式转变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一是全球经济的深度调整增大了我们转型的压力。我们说未来一个时期，经济增速很难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我们可能面临的是一个缓慢复苏的世界。而且，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对我们的限制越来越多。
　　二是绿色能源科技领域的竞争在加剧，也加大了我们对技术发展的压力。在信息技术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现在又来了一层压力，包括新能源这个领域。新能源包括太阳能和风能，这些技术大量是买的美国和德国的技术。我们在为发达国家开发新能源支付研发成本，因为我们缺乏自主的技术。
　　三是全球失衡的调整，也会增大我们扩大内需的压力。这种再平衡调整可能不是一个短期的问题。美国现在说用债务推动转向出口推动的增长模式，为了实现这种战略美元的贬值可能也是一个趋势。还有，发达国家的再制造化。虚拟化觉得走到头了，在新的技术平台上来发展传统产业部门和新的产业部门，你的产业会不会受到挤压？
　　四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也增大了我们节能减排、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压力。现在哥本哈根会议吵得不可开交，核心就是要不要双轨制。发达国家说，中国也要减排，不能只说排放强度。还有就是，要"三可"，就是可统计、可核查、可报告。你说的数字，我要核查。不管怎么说，我们面临的外部压力是在加大的。
　　第三个话题，内在条件变化对推进发展方式转变提出新要求。
　　一是我们说，今后也会处在一个调整期，不会是高速增长期，我们很难期望明年就恢复到危机前的高速增长状态。我们内生的变化是产业规模过度扩张，由此带来的产能过剩矛盾可能也不是短期的。
　　二是生产要素成本可能会趋向上升，对于科技创新的压力也会加大。包括资源成本、要素成本，劳动力成本。可能我们的劳动力供需的拐点正在临近。
　　三是环境硬因素加剧了，也会对结构调整带来巨大的压力。
　　四是人口老龄化可能比我们预期的速度更快。这对我们结构调整也是一个重要问题。
　　所以，我概括一句话，就是不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我们经济发展空间就会越来越小，我们的路子也会越来越窄。
　　第四个话题，当前，我们最主要的是从部分结构调整入手。
　　第一是调整需求结构，这个难度很大。我们说，怎么去扩大内需？你要提高居民收入。怎么提高居民收入？大部分人都是工薪阶层，他们就面临劳动价格由市场决定的既定调整。当然，我们可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公共服务支出。但是，这个东西也不可能来得太快，也会使经济成本也会大幅度增加。第二，怎么来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我觉得这说起来好说，但是在政策层面上推进又有很多课题。第三是产业结构的调整，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发展生产性服务环节，第二是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第四是要素投入结构的调整。就是增强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这也是我们调整的方向。第五是农民工市民化。就会培育出一块巨大的需求，因为他的生活方式转变了，还有就是培育城市群，它会提高集约化率。第六是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来推动区域结构的优化。最后是所有这些调整都由制度性改革来保障。例如，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现在国企困难时期利润是不上交的，现在利润上交，分了三等，能不能提高垄断性行业的国有企业的利润上交的份额呢？来加快社会保障的资金注入。包括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怎么进一步改革，类似这些问题，我觉得，都需要去研究。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