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实施战略转轨的关键一年

王建

　　我刚写完一篇文章，题目叫做《用城市化创造经济增长新动力》。我想讲讲我这篇文章的大概意思。
　　首先，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原有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消失。我们看改革30年，经济增长动力是不一样的。可以说前20年是改革当中释放出来的效率，它是一个推动力，拉动增长的是国有企业内部倾向于消费的分配机制。所以，我们不太担心消费需求，消费膨胀。很多储蓄都被用光了，我们不得不搞一些赤字。80年代有很大的通胀，到1993年12月通胀率达到27%。这是体制所造成的特殊的增长因素。
　　到了90年代后半期，我们看到由于改革进入到了产权的层面就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收入差距开始拉开，消费需求就开始从过去的膨胀，变成了一种收缩。这个变化主要表现在朱熔基同志当总理的五年当中，经济是启而不动，费了好大劲，用了3.6万亿的国债还是启而不动。这就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有问题。接着，又产生了两个新的动力。一个就是住房和汽车消费。在2002年以后出现爆发性增长，它带动了中国经济新的升级，开拓了很大的需求空间。另一个就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全球化出现了新的高潮。这两大需求，就是由住房、汽车带动的国内产业投资和消费，以及新全球化所产生的外部需求成为拉动中国经济本轮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两个动力机制在萎缩。从国内看，消费是因为国内的居民收入差距开始拉大。拉大以后，就使得我们的消费和国外的消费不一样。比如，西方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这个中产阶级是住房和汽车消费的主体，可以把经济拉起来增长20年左右。我们在80年代，当家电进入到中国居民家庭的时候，1984年-1988年是迅速普及。比如彩电，家庭普及率在84年只有10%，到了80年末就达到90%。据说当时巴黎的彩电普及率都没有中国城市居民高。因为什么？那个时候分配比较平均。所以，我们当时起个名字，"排浪式消费"。
　　但是，在今天，大概只有1亿的富裕阶层。这部分居民先富起来，他们拉动了这场住宅和汽车的消费繁荣。可是，中国没有中产阶级阶层。之前有个研究，中国中位值的消费人群大概只占13%-14%，而发达国家大概占到整个居民的65%。这样的话，一小部分居民，当他们满足了住宅和汽车消费以后，后面的就跟不上来。这样产生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生产过剩。这么多的钢铁和玻璃怎么就过剩了，没有人需要吗，它们是生产汽车和房子的。这些产业增长停滞的时候，就会导致这些产品的过剩。因为需求不能再增长了，这些人的收入面对现在过高的房价买不起的时候，这些产业投资就不会再继续增长。这是非常重要的方面。
　　国内动力消失的同时，国际动力也在消失，就是次债危机使发达国家的需求也下降了，特别是美国的需求。有人说现在是后危机时代，我一直不同意这个观点。什么叫后危机时代？危机过去了吗，这场危机所导致的美国庞大的几十万亿的有毒资产到现在我们看到处理了几个？有多少企业倒闭了？实际是美国政府用各种手段把不良资产的真相掩盖起来。比如，今年初美国政府允许美国金融机构公开造假，把他们的计价方式改了，以资产买入时的价格入账，而不是现价。同时，他们允许金融机构把这些衍生金融的合约推到两年以后再说。这么庞大的金融坏账没有得到解决，这场危机就算过去了吗？日本为了消化当年的3000亿美元的坏账用了15年的时间，我看这次美国产生的坏账是几十万亿，这么快过得去吗？我不相信。
　　而且，过了两年之后，这个盖子再掀开，一定会更糟糕。因为，现在美国的失业率已经上升到10%以上了，那么多人失去工作，那么多人没有收入。收入减少，到了该还账的时候，推迟两年可以，但是两年以后他们更还不起了。所以，两年以后，我看这场危机会再回来，而且会回来得更猛烈。我不认为这场危机过去了。这场危机如果说日本泡沫用了15年，我看美国没有十年八年不见得走得出去。再往好一点，就算它能走出去，它原来让居民靠负债来制造需求泡沫的增长方式还能持续吗？美国政府现在大发国债，到经济再复苏以后，它也要想到退出的问题。一旦退出机制搞起来，恐怕整个需求也是萎缩。
　　所以，这场危机没有过去。这样的话，中国沿着原来的靠外需快速增长，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这条路也很难继续走下去。我的结论是，外需不可依赖，出口不可依赖，投资不可持续，两大动力源现在的能量都耗尽了。
　　下面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继续保中国的高速增长？我们看，现在是怎么保的。现在是用超大量的投资，用十万亿贷款保了超大量投资。2003年平均增长率是31%，今年前10个月是34%。我们是用投资需求的扩张来对冲出口需求的萎缩。这样马上带来一个问题：已经产能过剩，你继续搞投资吗，后面的产能过剩会不会更大呢？显然，政府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也在寻找着新的突围方向。
　　现在是说要压制产能，但是马上带来宏观调控上的困难。如果我们再面对一次外部的经济冲击，外部的经济萎缩再一次来的时候，这个产能是不是不压了？是不是没法压了？或者你用更大的投资来形成更大的产能，度过今天这关，来造成后面更大的矛盾，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办法呢？
　　还有就是刺激消费，补贴消费来提高消费率，这种办法能行得通吗？上个月我到这儿听黄海同志讲，1500亿的家电下乡只完成了460亿，寄希望于城市补贴汽车消费要到1300亿，结果前10个月只实现了300亿。我觉得很悲哀，这个量本来就很不使人鼓舞。另外，刺激消费只能是使以后的消费提前到今天。因为今天有补贴，我就赶这班车。但是，如果刺激出来的消费，不是由于居民收入增加，而是由于你有这个补贴政策所刺激出来的消费，它一定是今天的消费高峰连着明天的消费低谷。因为消费被提前了。这种办法能提高消费率吗？从长期看，消费率不会发生变化，只是在年度之间有所波动。这些问题出现在我们现在的政策不愿意碰分配的环节。马克思早就讲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是分配出现问题，导致收入向少数人手里集中，导致这个社会的储蓄能力强，投资能力强，但是消费能力弱。所以，改变了总供求的平衡关系，出现了生产过剩的矛盾。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一个思路就是在富人和穷人之间要平衡。从现在看，有些事情可以做，有些事情也不好做。我所建议的是，要推动中国的城市化，城市化看起来是一个发展的问题，实际上它是一个分配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个是从体制方面去考察，一个是从发展战略角度去考察。
　　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拉大。比如，城市内部人和农村内部人，是因为我们现在允许一部分人可以凭借生产要素获得报酬。他占有的生产要素多，他获得的收入就多，这是体制方面的原因所造成的分配矛盾。另一个是城乡之间的，现在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差了3.3倍，改革之初是差2.5倍。而日本和韩国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居民收入也有拉大的趋势，但是最高不超过1.7倍，我们现在是3.3倍。为什么这样？就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实行的是只要工业化，不要城市化的政策。改革前30年，我们是把城市化的滞后当作一种积累机制使用，我们当时要搞国防重工业，资金不够，就压低农产品价格，同时不让农民进城。这样把从农业当中形成的积累投入到重工业中。城市化的高墙是中国保持国防工业顺利发展的重要机制。
　　但是到了今天，我们的积累机制又发生了变化。我们实行了离土不离乡的工业化政策，城市化其实是滞后的。所以，如果你只要工业增长，不要城市化，就是只要供给增长，不要需求增长，必然会产生生产过剩。这个生产过剩在过去被外需膨胀掩盖起来，我们看起来好像不是一个阻碍中国经济增长的障碍。但是，从现在来看，外边的需求落下去，国内的矛盾就水落石出。
　　解决中国的分配矛盾，突破中国的分配难题，我们可以从体制和战略两个角度入手。而从战略角度入手，改变中国发展战略，不再实行离土不离乡的模式，那就成为突破环节的重要选择。这些年我是大讲城市化，我写过一篇文章《城市化是走出低谷的唯一通道》。当然从体制角度来突破也可以。但是，那个方面是比较难突破的，比如说，中国直到2003-2007年，中国的民营经济才真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体，现在我们就要来均贫富？
　　另外，改革30年所形成的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的关系也不是那么好碰的，引起社会震荡也不是好事。社科院人口所那边有一个研究，城市化滞后所导致的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在整个居民收入差距当中占6成。
　　这样来说，我们就抓大头，所以要搞城市化。我的想法是先存量，后增量，就是在现在的城市人口当中已经有1.2亿长期稳定在城市的打工人口，这些人在城市打工，可家在农村，我们首先解决这部分人的问题。现在，平均一个农村家庭是4口人，本人进来，再把他的家搬到城市。这4亿人进城，就可以使城市人口翻一倍。中国城市化率目前是34%。我把进城打工的1.2亿农民排除在外，因为他们生活非常简单，居住在非常拥挤的工棚，把所有的生活消费压在最低，把钱送到家里面去，不应算是城市人口。就因为他在城市超过6个月的居住就把他统计人口当中？他不是城市人。把这块排除去，2008年底是34%。如果把打工族变成城市人，就有4亿人口进城，中国城市化率就是64%，上升30个百分点。如果这部分人能够转化，先消化已经进城的这部分人，让他们把家带进来。这样，他们就可以以城市的方式生活，可以在城市消费。
　　另一方面，要对中国的城市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农民要进城，就要给他们有就业、居住的地方。但是中国的土地确实没有那么多，中国的土地现在稀缺到18亿亩耕地的红线已经碰到了。我们城市用地很浪费。有一个概念叫毛容积率，就是城市建筑总面积和城市建成区面积之间的毛容积率。这个毛容积率在日本是2%，在台湾是1.2%，在香港是1.6%，在中国大陆是0.49%。这是2008年底的数据。一方面我们存在着耕地不足，一方面城市空间严重浪费。上海有那么多大楼，上海的毛容积率只有0.8%。中国要对旧城进行大规模改造，把土地腾出来，让楼更高一些，让更多的人在城市居住。这是存量的概念。
　　增量，未来中国到了14.5亿人口高峰的时候，如果达到发达国家的90%的城市化率，还有4亿人要进城。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现在已经散布在农村的乡镇企业，让他们往城里搬。中国的乡镇企业创造的GDP相当于全部GDP的四分之一，乡镇企业创造的中国四分之一的GDP，有1.54亿人口在里面就业，这些人把他们搬进来。当然，这1.5亿的劳动力里面也有一部分被统计到了乡镇企业中，我估计怎么也得有1亿的就业人口，把这部分人口和家庭，连带着企业一起往城市搬。这样的话，未来的增量就会增加。 那个时候中国城市化率已到了90%，就差不多了。
　　多长时间把这件事做完？第一步消化存量，十年，到2020年把这些事做完。要求是从34%到64%，每年中国城市化率提高3.3个百分点，大概是2003年-2007年中国城市化率速度4倍的样子。未来再加4亿的时候，就可以慢一点，但也不能太慢，每年大概两个百分点。
　　最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加快中小城镇的发展，以此为依托扩张消费。我认为，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进步，但远远不够。这是因为中国的中小城市和城镇都在中西部。比如，两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基本都在东部沿海地区，中国的五十万人口以下的小城镇，中西部地区占了73%，主要是中小城镇。如果你把未来的城镇化放在中西部，你就等于让人口向这些地方集中。但是，我们现在的1.2亿打工者主要在东部沿海大城市，你这个政策会把他们吸引到中小城市来吗？他在这个地方有饭碗吗？能在这个地方待吗？所以，要把城市化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要让它创造新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就必须以大城市化，以沿海地区的大城市为突破口进行。这样才可以。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