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通讯》2012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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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第二届“未来城市:现代中国的城市可持续性”研讨会在京召开····· （2）

全球治理高层政策论坛在京召开······································ （4）

国经中心举办第四十一期“经济每月谈”活动··············· （5）

国经中心举办第四十二期“经济每月谈”活动··············· （6）

对中印经济社会发展的比较与思考·································· （7）

会议简报

现代中国的城市可持续性研讨会隆重开幕··················· （17）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实践经验及面临的挑战··················· （19）

可持续的城镇化面临的挑战及应对之策······················ （22）

专家论点

曾培炎在“未来城市:现代中国的城市可持续性研讨会”上的致辞·· （25）

曾培炎在全球治理高层政策论坛上的致辞··················· （28）

[工作动态]

第二届“未来城市：现代中国的城市可持续性”

研讨会在京召开

2012年12月4－5日，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美国芝加哥大学保尔森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二届“未来城市：现代中国的城市可持续性”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美国芝加哥大学保尔森中心主席、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北京市代市长王安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执行副理事长王春正、美国费城市市长迈克尔·纳特、美国《财富》杂志主编苏安迪等出席会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魏建国主持了开幕式。曾培炎理事长指出，将发达国家城市化一些经验教训介绍到中国，推进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不仅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城市健康发展提供有益的经验，也可为未来中美经贸合作开拓新的领域，增添新的内容。中国城市化是一项庞大的经济、社会工程，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应当强调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生态优美、宜居便民等诸多要求，同时也要注重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尽量保持城市特色和历史风貌。规划是城市发展的第一资源，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应当提高对规划重要性的认识。规划的编制和实施要扩大公众的参与度，同时以法规形式确认规划效力，增强约束力，避免随意性。

曾培炎理事长认为，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还需要增强城市管理的“软实力”。一方面，政府自身需要不断改进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式，着力改善人居环境和基础设施条件，切实提高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和突发事件应对处置能力。另一方面，作为城市主人的市民，也应当提升自身素质，树立主体意识、守法意识、公德意识，自觉参与到城市的运行管理和秩序维护中来。

来自中美两国的130余位政府官员、知名学者和企业家出席研讨会。围绕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应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规划、城市可持续性发展目标与转变行为方式等议题，与会代表展开讨论，为现代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建言献策。研讨会为中国城市发展构建可持续性的战略框架提供了很多前瞻性建议。

此次研讨会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与美国芝加哥大学保尔森中心的第二次合作。第一届“未来城市：现代中国的城市可持续性”研讨会于2011年12月5日在北京召开。

会议期间，中国市长协会与美国芝加哥大学保尔森中心签订了“可持续的城镇化高级研究班”。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美国芝加哥大学保尔森中心主席亨利·保尔森出席了签约仪式。北京市代市长王安顺、美国费城市市长迈克尔·纳特、中国市长协会专职副会长陶斯亮参加签约仪式。

 

全球治理高层政策论坛在京召开

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共同举办的全球治理高层政策论坛于12月17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围绕全球治理问题，研究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机制，探讨促进全人类共同发展的有效途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和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副署长丽贝卡·格林斯潘在开幕式上致辞。

曾培炎指出，人类进入21世纪，和平、发展与合作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但是，全球发展依然很不平衡，南北差距还在拉大，局部动荡频发，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金融秩序混乱等全球性问题越发突出。对此，要从更深层次、更长远角度，在体制机制上寻求治本之策。

曾培炎认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国家的发展是问题的关键。为此，在制度安排与设计上应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与诉求。全球治理是一个庞大与深邃的命题，涉及各国政府、国际组织、机构、企业和个人的各方利益，矛盾相互交织、错综复杂，改革难度较大，各国政府和政治家们应当表现出信念、智慧和勇气，求同存异、妥处分歧，建设性地开展工作，力争各领域改革迈出实质性步伐。

与会代表认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尚未消除，欧洲债务危机还在延续，需要深入研究全球治理特别是全球经济治理中存在的缺陷，加快全球治理改革步伐，尽快消除不适应全球发展的弊端。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是实现全人类共同发展的关键，国际社会应更多倾听发展中国家的呼声，多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探讨全球治理问题的解决途径，为其加快发展排忧解难。

来自中国等十几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约100位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国经中心举办第四十一期经济每月谈

2012年11月30日上午，国经中心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办第四十一期“经济每月谈”活动，本期主题为“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魏建国主持了本次活动。

全国政协自然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理事长王玉庆、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区副首席代表李琳；中国生态协会理事长王如松；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处长张焕波分别发表演讲。王玉庆对绿色经济进行了全面解析，李琳以绿色发展过程中如何走绿色发展道路做了阐述，王如松对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等问题发表了见解，张焕波就绿色经济指标体系和其他传统指标体系有五个方面的不同展开分析。

演讲结束后，专家们回答了媒体和听众提出的有关问题。国经中心部分研究人员及来自会员单位、企业、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体的人员参加了此次活动。

 

国经中心举办第四十二期经济每月谈

2012年12月18日上午，国经中心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办第四十二期“经济每月谈”活动，本期主题为“美国财政悬崖的前景与影响”，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德水主持了本次活动。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李俊生、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张永军分别发表演讲。贾康对美国“财政悬崖”进行了预判和评论，并对中国未来的宏观调控方略发表了见解；李俊生对美国“财政悬崖”的政治根源及长期经济影响进行了分析；张永军就美国“财政悬崖”的内涵、影响及对中国的启示等方面做了全面阐述。

演讲结束后，专家们回答了媒体和听众提出的有关问题。国经中心部分研究人员及来自会员单位、企业、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体的人员参加了此次活动。

 

对中印经济社会发展的比较与思考

——赴印度参加“亚欧青年领袖论坛”的见闻感受

 

经国经中心领导批准，笔者于2012年10月29日赴印度首都新德里参加了为期1周的“亚欧青年领袖论坛”。这次印度之行，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凡的体验，使我有机会实地、近距离地观察印度的经济社会发展。虽然所见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也具有代表性。之前在各种材料上，了解过印度的经济社会发展，但比较抽象、理性，真正来到印度并目睹印度的经济社会发展之后，感受还是相当震撼。总的来说，印度之行增强了我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信心。

一、对印度经济社会发展的感受与体会

第一，经济发展战略选择将决定经济绩效和人民福祉。这次青年领袖论坛的设计比较精致，除了会议讨论与互动，其中有个环节，是给参会者提供半天的实地考察机会，参会者可以在城镇化与基础设施、环境保护以及社会保障三个领域进行选择。我选择了城镇化与基础设施这一主题，主要是乘坐地铁参观新德里和旧德里的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新德里地铁是印度人很引以为自豪的项目，但是来到地铁才发现，其实非常一般。当我们从地铁出来，来到旧德里大街的时候，着实让我们感到吃惊。旧德里的街道混乱不堪，到处是人力车、小三轮车、摩托车等，狭窄、拥挤而嘈杂。街道两旁的建筑异常陈旧，黑漆漆的，大量电线与光缆无序地裸露在街道两旁，斜挂在木杆上和树上，似乎随时都可能掉下来。如果就基础设施情况做个对比，我觉得作为印度的首都，旧德里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甚至远远赶不上中国三、四线城市下面的县城。我们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来印度，几乎所有人都感叹，旧德里的基础设施水平实在是太差了。在向导的带领下，我们也参观了几个市场，同样非常拥挤、嘈杂和破败。

基础设施水平不仅对经济增长十分重要，也具有深远的国民福利含义。如果对比中国和印度，可以发现这两个国家其实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差不多同时开始经济建设，印度1947年独立，中国1949年解放。两国起步时的经济发展基础和发展水平也比较相似，都是人口大国，劳动力相对丰裕。但为什么经过这么多年的经济建设，印度的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却如此落后？在同印度的朋友交流了解后，我认为主要是两国选择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与思路。

印度选择重点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把发展外包服务业作为主要的经济发展战略，而中国则选择了主要发展制造业。应该说两国的选择都有道理，这些产业都具有劳动密集型的特点，都符合两国的资源禀赋优势，但是发展后果却明显不同，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这是因为不同的发展战略和发展重点具有不同的经济绩效，也需要不同的基础设施水平，特别是在一国财政资源的约束下，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将内生于经济发展战略。我个人认为，印度以发展外包服务业为主的战略导向，不但容易受到外部形势的影响，也不太鼓励政府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特别是那些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一些外包服务业比如呼叫中心（Call Center）等，只需要固定的场所以及一定的数据通信系统就可以提供服务，因此不需要进行大规模的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而中国主要发展制造业，不仅经济发展具有相当的稳定性，这种战略还要求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以满足降低交易成本和运送商品物资的要求。而随着经济发展，这种经济结构也要求基础设施等硬件不断更新换代，以提高效率，维持竞争优势。从大的视角来看，正是两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不同选择，导致了两国经济绩效和基础设施建设具有不同的结果，也影响了两国人民的福利水平。

在印度，甚至在其具有很大优势的IT产业里，基础设施投资也是不足的。我们入住的宾馆是印度新德里的一个五星级宾馆，宾馆环境非常优美，但让我惊讶的是，在这个著名的IT国度里，这样的五星级宾馆竟然不能免费上网，上网要付相当高昂的网费，30分钟近3美元，而且网络也非常不稳定，这种基础设施水平无疑会对印度发展构成制约。有很多人认为，中国主要发展制造业的战略在资源环境上也付出了很大代价。但是这次印度之行让我看到，印度主要发展服务业，仍然存在非常严重的污染。我10月30日凌晨三点到达新德里国际机场，一出机场就闻到了空气中刺鼻的化学品污染味道，本以为是当天凌晨有雾的原因，但在印度的6天时间里，新德里的空气一直如此，让人感到窒息，我甚至非常怀念北京的空气。在分组实地考察中，我们论坛的一些代表选择了环境保护主题，去了恒河支流的亚穆纳河（Yamuna River），回来讲，这条作为新德里主要水源的河流，已经遭受了异常严重的污染，水面漆黑、粘稠，散发浓重的臭气，而河两岸的百姓则主要饮用此水，造成了大量的健康问题。

第二，不恰当地选择“西式”民主或是印度经济发展不能承受之重。在参观旧德里的时候，一路上我都感到非常沉重。在旧德里破破烂烂的基础设施的映衬下，是一幅幅崭新的花花绿绿的候选人照片和竞选口号，形成了极鲜明的对比。这一幕我在斯里兰卡也看到过。印度搞了这么多年“民主”，基础设施建设却如此之差，普通百姓生活如此困苦，不能不让人感到困惑和沉重。印度的“民主”制度，多年来也选出了不少“有识之士”，但是却没有谁改变了旧德里破败的基础设施状况与人民的生活困苦。在参观新德里的地铁项目时，当地官员介绍，项目早在60年代就提出来了，但是受制于印度的政治体制，直到1998年才开工建设，拖了将近三十年。三十年啊，耗废了将近一代人的宝贵时光，也错过了经济发展的大好机遇，听来让人唏嘘不已。

近年来，有美国著名学者研究认为，民主内生于经济增长，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我一直坚持认为，经济发展是依赖于资源禀赋的一个连续的动态演化过程，因此对政策制定者来说，既不能固步自封，不求变化进取，但也不能跨越发展阶段。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和已经有过几百年发展和积累的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如果简单套用西式民主体制，不但不能解决很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反而创造出更多新的问题。印度和斯里兰卡如此，很多非洲国家也是如此。不考虑本国的发展阶段和特殊国情，而照搬西式民主模式，正是造成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低效、缓慢和混乱的重要原因。

尽管很多西方人认为，印度是与他们一样的民主国家，但我并不认为印度已经成为了高质量的民主国家。从本质上说，优质民主要求有自由与平等的土壤来滋养。西方思想家在论述民主目标的时候，几乎总是强调要建立自由民主的国度。但是应该看到，在自由和民主的排序上，自由排在民主前面。没有经过自由的洗礼，高质量的民主不可能实现。自由包括经济上的自由和思想上的自由。经济上自由，意味着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实现经济的充分发展。而思想的自由，则意味着消除歧视和偏见，只有经过思想自由，才能够开启民智，发展和践行民主。在没有实现自由之前而选择民主，是危险的颠倒。

实际上，印度是世界上少有的等级制度极其森严的国家，民众的思想意识束缚严重。在这种背景下，印度很难实现真正的优质民主，反而降低了印度社会的凝聚力，工作效率非常低下。因为要参加本次青年领袖论坛，我早早地把签证递交到印度使馆，提前了将近40天，但是直到我离开前的最后一刻才拿到签证，而这也是在德国方面的强大压力下才实现的。从印度回北京，在新德里机场，我们过海关安检，真正见识了印度“民主”体制下傲慢、低效的官僚体系，平均每个人要花二十分钟以上才能通过海关，以至于我们几乎赶不上飞机，只好跟前面的人商量，让我们先进行过关安检。这些“民主”体制下的散漫官员，很可能会让投资者感到沮丧，从而失掉投资热情。在参观旧德里市场的时候，我看到满市场尽是中国制造的产品，我问印度同伴，为什么印度不自己生产这些简单的商品。他告诉我说，印度的体制和文化，难以组织起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总的来说，我认为印度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很多问题的原因，就在于其不恰当地、过早地选择了西式民主体制，这或许将成为印度发展不能承受之重。

第三，也要看到印度未来发展中存在的积极因素并加以高度重视。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曾经调侃地说道，当下有三个新兴大国崛起，分别是中国“和平地”崛起、俄罗斯“好斗地”崛起以及印度“吹牛地”崛起。整体上看，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中，由于发展战略、治理理念与模式的不同选择，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远远地超越了印度。但是本次印度之行，也有一些地方让我印象深刻。在旧德里的街头，尽管衣着陈旧，但是印度人仍然展现出来了极大的热情，每个人看起来都非常繁忙，忙着做生意，忙着工作，这种活力确实让人振奋，或许这将驱动印度经济更快发展。另一方面，印度的整个年龄结构还比较年轻，目前中国社会的平均年龄在34岁左右，而印度是25岁左右，年轻的印度人口带来了抚养比的下降，能够使得印度社会获得“人口红利”，而年轻人的活力与激情，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当然，印度森严的等级制度，也严重地抑制了印度年轻人的创造力和冲劲，对其经济发展非常不利。如果印度无法有效地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数量庞大的年轻人也可能是印度社会的梦魇。

这次在新德里召开的青年领袖论坛正好与第十三届德国-印度亚太会议时间相连，作为青年领袖论坛代表，我们获邀参加了会议的一些内容。参加德国－印度亚太会议的德国政界、工商界的代表将近千人，规模之大让我感到震惊。资本是逐利的，对经济发展具有敏锐的嗅觉。德国大批企业家到印度来，应该是嗅到了印度未来经济发展的机遇。目前，由于在规模、基础设施等方面存在制约，印度在制造业上还不能与中国竞争，但在外国资本的帮助下，再加上印度的劳动力年龄结构优势，未来印度在制造业方面，很可能成为中国的重要竞争对手，应该对此高度重视。

二、对我国未来发展的几点思考

总体来说，这次印度之行丰富了我的人生体验，也激发了我的很多思考。结合本次青年领袖论坛的讨论，以及我在印度的见闻感受，我认为未来中国发展还应该高度重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要高度重视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本次青年领袖论坛主要讨论全球人口结构变化新趋势及其带来的影响，而目前关于我国人口政策也引发了广泛讨论。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2010年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TFR）在1.3左右。应该可以判断，当前我国已经出现了“少子化”和“老龄化”趋向。应该根据经济发展形势和各方面条件变化来深入研究我国计划生育的政策措施。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目前我国也还有空间来进一步用好现在的人口资源。一是部分产业“用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并存，说明我国劳动力市场仍然存在着“匹配”问题，应该借鉴国际经验，做好职业教育培训，有效衔接供需。二是尽管我国老龄化社会已经到来，但要看到由于生活质量和预期寿命的提高，60岁和55岁的退休男女仍然处于能有很大作为的重要时期，能够发挥其经验、知识积累优势继续为国健康工作，因此应该考虑制定相应政策来发掘这部分人口的潜力和资源。三是要看到全球老龄化趋势带来的商机，提前布局养老产业。特别是在放宽民间资本进入养老、医疗等领域方面要大刀阔斧，否则我们未来与德国、日本等国家在这一产业进行竞争时就可能处于不利地位。

第二，应该谨慎处理好中国改革的相关问题。目前社会上对我国未来改革的呼声和期待很高。未来十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十年，关系到我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如果我们能够继续实现年均7%左右的高质量平稳增长，到202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就会再翻一番，那时候各方面的发展空间和回旋余地就会很大。经济发展是依赖于资源禀赋的连续的动态过程，要求我们要与时俱进，但也不能浮躁盲动，采用超越发展阶段的治理模式和政策体系。借鉴印度等国家的教训，我认为未来在改革的优先次序上，应该把经济改革置于政治改革之前。先让经济自由和思想自由充分发展，加快培育中产阶层，形成橄榄形的社会结构，在此基础上，逐步走向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的政治民主化。在经济改革方面，则要警惕落入“华盛顿共识”的政策陷阱之中。从目前很多人提出的经济改革措施来看，其主张并没有超越“华盛顿共识”的理论和政策框架。而“华盛顿共识”已经被证明，不是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问题的灵丹妙药。未来对看得准的改革，比如打破垄断、鼓励竞争、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加快有利于培育中等收入阶层的财税改革等方面要大刀阔斧，以回应民众对改革的期待，而对一些还看不太准的改革，则要继续深入研究，不要着急。

第三，要坚定不移地走发展实体经济的道路。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历程中，特别是从中印两个人口大国的经济发展经验来看，我认为中国致力于发展实体经济，比如大力发展制造业的发展战略明显胜出。以服务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尽管也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能够比较好的解决就业等问题，但本质上，服务业不够稳定，也比较容易受到外部经济形势和突发事件的影响。中国未来调整产业结构，不能一味地照搬西方，发展服务业特别是发展现代服务业是必要的，但是服务业比重过大则可能增加中国经济发展的风险。西方国家在对金融危机的反思中，普遍提出了 “再工业化”、“回归实业”的战略，我们不能再回头走西方的老路。未来应该继续坚定不移地走发展实体经济的道路，特别是要未雨绸缪，顺应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趋势，加快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与产业布局，保持我国国民经济平稳持续较快发展。

第四，要加快实施我国的国际话语权战略。这次去印度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随着我国民族复兴进程加快，中国正在成为全球讨论的中心。在本次德国-印度亚太会议上，虽然中国并没有参与其中，但是所有的话题都没有绕过中国，可以说我们是“躺着也中枪”，充分说明我国应高度重视国际话语权。近几十年来，我国的硬实力提高很快，但是我国的话语权等“软实力”的提升还不够快。面对西方的偏见、猜忌与责难，我们在国际上解释、宣扬我们自己理念和价值观的声音还不够强。从未来发展看，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些重要战略问题，均依赖于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国家形象。加快实施国际话语权战略，能够树立我国良好的国家形象，增强国家软实力，并向全球贡献新理念和智慧。当前，由于身陷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泥淖，西方国家经济下滑，国内矛盾尖锐，爆发了一系列示威游行活动，动摇了“西方中心”的信念，各国精英阶层开始反思西方价值观和各种制度安排，形成了相对宽松、多元的国际环境。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为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提供了支撑，也为世界提供了一条迥异于西方的复兴路径，大家希望并愿意倾听中国声音，认知中国道路，这为我国话语权提供了空间。我们应该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加快实施国际话语权战略，加快国际战略布局步伐。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战略二处 王天龙）

[会议简报]

第二届未来城市：现代中国的城市可持续性研讨会隆重开幕

2012年12月4－5日，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美国芝加哥大学保尔森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二届未来城市：现代中国的城市可持续性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美国芝加哥大学保尔森中心主席亨利·保尔森分别做主旨演讲，北京市代市长王安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执行副理事长王春正、美国费城市市长迈克尔·纳特、美国《财富》杂志主编苏安迪等近五十位政府官员、知名学者和企业家出席了会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魏建国主持了开幕式。

一、加强中美战略性和前瞻性合作，推进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指出，现在中美两国都需要面向未来，展望和探讨一些具有战略性和前瞻性的合作领域，特别是把发达国家城市化一些经验教训介绍到中国来，推进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把国际上最先进的、最实用的信息技术、建筑技术、交通技术和环保低碳能源技术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结合起来，不仅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城市健康发展提供有益的经验，也可为未来中美经贸合作开拓新的领域，增添新的内容。曾培炎表示，目前，中国的城镇化率刚刚超过了50%，无论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大多还面临人口增长、旧城改造和扩建的任务，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中国将从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国家，转型为一个以城市人口为主的国家。在大规模城市化进程中，需要解决好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方面问题。

美国芝加哥大学保尔森中心主席亨利·保尔森表示，中美两国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产出超过全球三分之一，要确保长期平衡增长，为两国人民提供更好的就业，提高生活水平，关键是要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保护周围的生态系统。

亨利·保尔森认为，城市化是经济繁荣的关键。中国正处在城市化进程中，而美国正面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挑战。解决城市化之中的环境问题是中美合作的重要内容。会议有三个目标：第一，分享实际经验和最佳实践；第二，能够结成合作伙伴关系，最终使与会者的观点能够得到落实；第三，激发创新，集思广益。

二、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文化的硬约束，还需要城市管理的软实力

曾培炎指出，中国城市化是一项庞大的经济、社会工程，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城市可持续发展应强调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生态优美、宜居便民等诸多要素，同时也要注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尽量保持城市特色和历史风貌，从而提高城市的品位，这是未来城市发展的方向。曾培炎表示，规划是城市发展的第一资源，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应当提高对规划重要性的认识。城市规划既要继承中华传统文化智慧，也应注意吸收国外的先进经验，因地制宜、统筹兼顾，科学确定城市的功能定位、人口规模、产业选择、物流交通、基础设施等重大问题。规划的编制和实施要扩大公众的参与度，同时要以法规形式予以确认，以增强规划的约束力，避免随意性。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还需要增强城市管理的“软实力”。一方面，作为城市的管理者，政府自身需要不断地改进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式，着力改善人居环境和基础设施条件，切实提高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和突发事件应对处置能力。另一方面，作为城市的主人，市民也应提升自身素质，树立主体意识、守法意识、公德意识，自觉参与到城市的运营、管理和秩序维护中来。

亨利·保尔森认为，保护自然资源，维护自然生态系统，需要创新政策举措，通过经济奖励和教育促进好的行为得以推广。另外，也必须改变企业行为，这需要正确引导和帮助。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实践经验及面临的挑战

一、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实践经验

北京市代市长王安顺介绍了北京作为特大城市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理念和工作重点：一是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将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双轮驱动”的发展战略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引擎。二是把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作为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改变北京“大城市小郊区”的状况。三是把完善城市功能作为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坚持人口调控、产业布局、资源环境的协调，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优先安排事关城市长远发展和市民迫切需要的项目，提高城市承载能力。四是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改善城市环境，实施绿色北京发展战略。五是将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属点。

美国费城市市长、美国市长协会会长迈克尔·纳特介绍了费城的绿色工程项目。垃圾回收是绿色工程项目的一个部分，通过给予市民奖励来鼓励他们回收垃圾，比如，回收垃圾可以得到购物券。经过四五年的工作，几乎所有费城人都已自觉回收垃圾了。这一项目不仅有助于减少垃圾填埋数量，降低处理成本，而且人们还能从中获得直接的经济收益，同时促使垃圾回收公司增加雇员，创造了就业。

天津市副市长任学锋介绍了天津市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他认为，可持续发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过去过多地追求速度和规模转变为追求质量和效益。天津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把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作为重要的考核目标，特别是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改善百姓生活，使城市能够适应于长期发展。天津到2020年的阶段性目标是建成国际化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

南京市市长季建业认为，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保护并不矛盾，应该是统一的。但经济发展不应建立在破坏环境、浪费资源、损害老百姓健康的基础上，而应是可持续的发展。城市环境应从三个层面来看：一是自然环境，自然能否承载经济发展、产业发展，有没有可持续性的承载能力。二是社会管理，人与社会能否和谐统一。三是人文环境，城市的历史、文化能否延续，都是衡量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

二、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迈克尔·纳特认为，目前费城可持续发展方面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把有利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政策延续下去。他希望那些受到市民认可的有利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项目能够变成费城的核心政策，而不是哪一任市长的项目，有必要保持政策的延续性。

季建业认为，城市面临的挑战特别是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快速发展，对生态文明形成很大的挑战，开发了很多土地，用了很多资源，破坏了山水，出现了城市病，这些都亟待解决。二是城市快速发展给社会管理带来了挑战。三是城市人文环境的挑战，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历史和记忆，城市发展过程中把这些东西破坏了。

原中共杭州市委书记、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主任王国平分析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挑战。他认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在中国所有城市几乎都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中国现在都在保老城、建新城，老城基础设施严重滞后，与当今城市发展不相适应；在建设新城时，当然要倡导基础设施先行，但是如何真正做到先行，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比如新城基础设施按照何种标准制定，以及建设资金筹措、征地和拆迁等。

 

 

可持续的城镇化面临的挑战及应对之策

一、中国城镇化带来的挑战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陈秀山认为，中国城镇化可持续发展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合理地、适度地控制大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的规模，要建立严格的城市边界，不能走西方那种城市蔓延、城市连片的老路。二是城市要有一个规模结构优化问题，重视中小城市的发展。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分析了中国城镇化存在的误区，包括：只关注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忽视了城镇化对社会结构的重组、政治治理结构变革的影响；只关注城市，而忽视了农村，可持续的城镇化应包括农村和城市的城镇化；片面强调城镇化带来的机遇，对城镇化可能带来的城市病等问题关注不足。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认为，在城镇化过程中需要考虑“人往哪儿去”和“钱从哪儿来”这两大问题。人要往有就业机会的地方去，现在沿海城市和大城市的就业机会多，我们主观愿望是希望农民回乡创业，或者到小城市去，这是不现实的。要解决人往哪儿去的问题，就涉及到城镇化的空间布局，包括大城市、中等城市的配置，包括城市群的整体考虑。另外，一个农民变成市民，个人、企业和国家要做的投资大概在12万到20万之间。这部分钱从哪儿来，现在是靠土地收益，城镇化迅速推进面临土地迅速升值，这部分升值收益应该由社会共享。此外，还要靠发行债券，短期内要把过去积攒的矛盾解决了，肯定要透支一点未来的收益，发行国债在所难免。再有，就是靠税收和合理的收费，房地产税应该开征，征收之后可直接为公共服务提供收入来源。

美国能源基金会高级副主席、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主任林江认为，中国一些高密度的大城市，如果不恢复自行车的地位，无论修多少路，设多少公共汽车专用线，都解决不了出行难的问题。中国过去是自行车的王国，未来还要建成新的自行车王国，出行方式应该有多样性的选择。

美国卡尔索普协会首席执行官彼得?卡尔索普认为，城市化质量与楼层高度无关，而是与公共空间的质量有关，如果公共空间不能为人们所用，就成为一块废地。中国的自行车正在逐步被汽车取代，这是一个悲剧，是不可持续的。每个城市都必须允许步行者存在。中国需要做的就是把社区建在交通中心地带，并且控制这种社区的规模。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所长韩文科认为，能源系统是城市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的方面。中国城市能源都是外部输入型的，这种局面要改变。城市也要采取新的分散式的供能方式，自己生产能源，成为能源生产者和消费者。

二、转变行为方式，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扶贫基金会副会长何道峰认为，城市规划的形成过程非常重要，包括通过什么样的程序讨论，有什么人参与，最后形成什么样的法定成果。其中，公众参与非常必要，而参与的途径可以通过发展非政府组织，让其参与和影响政府决策，同时也要提高信息透明度。城市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每个人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还需要政府改变行为方式。

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首席科学家桑伽彦认为，城市的可持续性需要关注两点：一是如何推广理念，让更多的人接受，这需要平台；二是要通过奖励使人们的行为改变，并固定下来。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袁崇法认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要构造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和氛围，但前提是要建立平等的标杆。中国社会当前最大的缺失就是缺乏标杆。中国社会封建统治时间太长了，现在等级制度仍然存在，官员是等级制的，城市也是等级制的，官员自己拥有特权，却要求老百姓自我约束，显然是很困难的。

[专家论点]

在第二届“未来城市：现代中国的城市可持续性研讨会”上的致辞

（曾培炎，2012年12月4日，北京）

尊敬的亨利·保尔森先生，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就在上个月，美国总统选举结束，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也顺利闭幕，选出了新一届领导集体。现在中美两国都需要面向未来，展望和探讨一些具有战略性和前瞻性的合作领域。我和保尔森先生都认为，将发达国家城市化的经验教训介绍到中国，并推进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说，“中国的城市化和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把国际上最先进最适用的信息技术、建筑技术、交通技术和绿色低碳的能源技术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结合起来，不仅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城市健康发展提供有益经验，也可以为未来中美经贸合作开拓新领域、增添新内容。

目前，中国城镇化率刚刚超过50%，不论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大都面临着人口增加、旧城改造和扩建的任务。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中国将从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国家，转型为一个以城市人口为主的国家。在大规模的城市化过程中，需要同时解决好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问题。可见，中国的城市化是一项庞大的经济社会系统工程，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充分考虑经济、社会、人口、环境和资源相协调。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应当强调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生态优美、宜居便民等诸多要求，同时也要注重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尽量保持城市特色和历史风貌，从而提高城市的品味。这是未来城市发展的必然方向，也是我们将其作为研讨会长期主题的考虑所在。

我的家乡在江南古镇，那里“小桥、流水、人家”组成了融合自然、功能完善的合理格局，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建筑艺术。我们在赞叹古人城建智慧的同时，应当反思现在一些城市的规划。由于指导思想存在偏差，造成城市定位不当、发展模式粗放、空间布局不合理等问题。我始终认为，规划是城市发展的第一资源。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应当提高对规划重要性的认识，通过制定和实施规划克服各种“城市病”。城市规划既要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的智慧，又应注意吸收国外的先进经验，因地制宜，统筹兼顾，科学确定功能定位、人口规模、产业选择、物流交通、基础设施布局等重大问题。规划的编制和实施要扩大公众参与度，同时以法规形式确认规划效力，增强约束力，避免随意性。

当然，仅有规划的“硬约束”是不够的，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还需要不断增强城市管理的“软实力”。而这恰恰是一些城市的市政当局比较容易忽视的问题。一方面，政府自身需要不断改进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方式，着力改善人居环境和基础设施条件，切实提高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和突发事件应对处置能力；另一方面，作为城市主人的市民，也应当提升自身素质，树立主体意识、守法意识、公德意识，自觉参与到城市的运行管理和秩序维护中来。7年前，北京市制定了城市总体规划，明确了作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以及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的定位。最近，又提出了“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北京精神，体现了北京作为首都的历史人文特征，提振了广大市民的思想精神风貌。展望未来，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还很大，相信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一个由无数美丽的城市和乡村组成的“美丽中国”一定会从理想变为现实。

各位朋友！

今年春天，美国芝加哥大学保尔森中心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签订了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在合办年度研讨会、试点城市项目、颁发城市可持续性年度奖项、开展相关领域培训、推动儿童教育等五个领域开展合作。在双方的积极推动下，目前合作总体上进展顺利。希望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未来能打造一个或多个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样本，把这些城市规划好、建设好，发挥其示范作用。

我也希望在座的中美两国市长、城市规划专家和企业家，利用好此次会议提供的平台，围绕“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这一主题，展开充分的交流探讨，推进更加务实高效的合作。

最后，祝中外来宾在北京愉快顺利，谢谢大家！

在全球治理高层政策论坛上的致辞

（曾培炎，2012年12月17日，北京）

尊敬的葛琳诗副秘书长，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欢迎大家参加全球治理高层政策论坛。近年来，全球治理问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国际某些领域的改革取得了一定进展。今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共同邀请各国智库人士聚首北京，对全球治理问题进行探讨，是一次十分有意义的尝试。

人类进入21世纪，和平、发展与合作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但毋庸讳言，全球发展依然很不平衡，南北差距还在拉大，局部动荡频发，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金融秩序混乱等全球性问题越发突出。特别是此次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再次敲响了反思全球治理的警钟，催促我们从更深层次、更长远角度探寻解决办法。

近年来，不少国际组织与各国的当权者都做了很大努力，希望从体制机制上寻求治本之策。譬如，G20的产生并逐渐成为全球经济治理最重要的平台，标志着全球治理民主化进程的加快。但是，如何使广大发展中国家有更多的发言机会，仍然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国家的发展是问题的关键。为此，在制度安排与设计上应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与诉求。今天参会的有很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来自发达国家的学者中，不少也是研究发展中国家问题的，这有利于反映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也是我们研讨会的重点之所在。

全球治理是一个庞大而深邃的命题，包含政治安全、国际贸易、货币体系、资源能源、应对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诸多领域内容，涉及各国政府、国际组织、机构、企业和个人的各方利益，矛盾相互交织、错综复杂，改革难度较大。可能是由于遇到困难和分歧，近些年来一些重大改革与谈判，比如WTO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应对气候变化谈判等进展缓慢，甚至出现停滞。这不能不令人遗憾。中国有句古话：“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意思是说，一件困难的事，如果坚持去做，总会有办法解决；但如果不去作为，那么即使是一件简单的事，也不会有结果。对于这些事关全人类根本利益的大事，各国政府和政治家们应当表现出信念、智慧和勇气，求同存异、妥处分歧，建设性地开展工作，力争各领域改革迈出实质性步伐。

女士们、先生们！

全球治理机制的完善，符合世界各国的长远利益，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参与。联合国在世纪之交提出了“千年发展目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为此做出了坚持不懈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和努力，令人高度评价和赞赏。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秉承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也愿意与国内外同行一道，为相关问题研讨和设计论证做出努力。希望各位与会代表在此次会议上畅所欲言，发表真知灼见，为全球治理的改革和完善贡献思想和力量。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