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通讯》2013第1期

目   录

工作动态

曾培炎台北畅谈两岸经济合作 ································  （2）

中国经济年会热议中国发展新阶段····························· （4）

王春正出席并主持“首届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合作论坛”······· （6）

国经中心学术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 （7）

国经中心举办驻华使节2013年春节招待会·················· （10）

国经中心举办第四十三－四十五期“经济每月谈”活动····· （10）

会议简报

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新机遇、新挑战······················ （14）

如何抓住经济发展中的新机遇·································· （17）

积极应对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19）

努力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22）

权威言论

曾培炎：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新特点······················ （25）

国际交流······························································ （31）

[工作动态]

 

曾培炎台北畅谈两岸经济合作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3月1日下午在台北圆山饭店向200多位台湾工商界人士发表演讲，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展望两岸经济合作。  

曾培炎说，国际金融危机给全球带来新变化，世界经济正在缓慢复苏，既蕴藏机遇，也包含挑战，需要大陆和台湾更好地合作应对。大陆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将致力于调整结构、创新驱动、民生为本、深化改革，未来能够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而且是比以前质量高、效益好的增长。

曾培炎指出，两岸经济合作共同经历风雨，也一道成长前进。展望未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势不变，两岸经济合作共赢的格局不变，两岸制度化协商方向不变。大陆将坚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基础，一如既往深化互利合作，厚植共同利益，拓展合作空间，分享发展成果。

曾培炎对深化发展两岸经济合作提出三点建议：加强两岸政策协调与商情沟通；创新务实合作的内涵与方式；发挥企业家增进和平发展红利的作用。他希望两岸企业家依托敏锐的经济直觉、聪慧的经济头脑、灵活的经济手段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在两岸经济合作的舞台上“唱主角”，肩负起深化两岸经济合作的主力军作用。

 曾培炎说，海峡两岸企业家紫金山峰会已成为两岸企业家务实互动的高端盛会，希望峰会及其理事会发挥交流、谋划和助推的功能，为两岸企业家增进了解、发现机会、扩大获益做好服务。他建议峰会按产业界别设立电子信息、石化、金融、物流、生物医药等工作小组，使两岸同行之间了解更透彻、合作更顺畅。他还表示，峰会要及时向相关部门反映企业家的意见和建议，将其转化成具体政策并跟踪推动落实。峰会将从企业家的角度，协同两岸经合会，为深化两岸经济合作、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作出贡献。     

  台湾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荣誉董事长萧万长出席当天活动。中国石化、东风汽车、中国远洋、中国银行等大陆企业负责人参与了现场交流。        

        （转载自新华网）

 

中国经济年会热议中国发展新阶段

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中国经济年会（2012－2013）”于26日在北京召开。会议以“经济发展新阶段——新机遇·新挑战·新发展”为主题，就国际经济形势、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展开讨论。国经中心理事长曾培炎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有关政府部门领导、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代表近300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认为，近年来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突出表现为“一场危机”、“一方动荡”、“一轮调整”和“一次转移”。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尚未消除，各国要为摆脱危机、重拾增长做长期奋斗。西亚北非、中东地区政局动荡，增加了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原有经济平衡已被打破，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都面临结构调整，新的产业革命正在孕育。全球经济重心从西向东转移，亚太地区成为各国战略焦点。

    会议指出，中国经济社会进入新发展阶段的特征是：经济进入“转型期”，社会进入“矛盾凸显期”，改革进入“攻坚期”，增长进入“换挡期”。与会代表认为，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应客观冷静地认识世情国情，强化忧患意识，倡导实干兴邦，抓住新机遇，迎接新挑战，力争新突破，早日实现“中国梦”。

年会期间，国经中心召开了会员大会暨理事会会议。理事长曾培炎，顾问蒋正华、徐匡迪，各理事单位与会员单位代表100多人出席会议。会议提出，国经中心要服务于党和国家决策，探索发展规律，完善体制机制，向建设一流智库目标不懈努力。

 

 

王春正执行副理事长出席并主持“首届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合作论坛”

2012年12月19日至20日，“首届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合作论坛” 在杭州召开，王春正执行副理事长出席并主持此次论坛。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王毅和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来自海峡两岸100 多位企业界代表和专家学者出席论坛。本次论坛由两岸文创产业合作理事会筹委会主办，杭州市人民政府承办，中共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浙江省人民政府和台湾方面的中华文化总会、国艺基金会为论坛支持单位。王春正执行副理事长担任筹委会召集人。

    论坛以“共创两岸文创产业的未来”为主题，围绕“文化遗产传承与产业的结合”、“自主品牌创立与产业竞争力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新与产业发展”、“两岸文创产业交流与合作机制”等议题，与会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交流研讨。在20日闭幕式上，王春正执行副理事长指出：本届论坛大家相聚一堂，相互启迪，互相碰撞，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想法和建议，达成了多项共识。相信论坛会越办越成功，也相信两岸文创产业合作一定会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背景下共创出美好的未来。

    论坛建议两岸文创产业合作论坛每年轮流在大陆及台湾举办，并拟成立两岸文创产业合作理事会及秘书处。在正式成立理事会之前，将先设立理事会筹委会，分别由大陆方面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执行副理事长王春正先生和台湾宏基集团董事长施振荣先生担任共同召集人，设立临时秘书处。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魏建国、副秘书长曹文炼也一同参加了论坛。

 

国经中心学术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

 

3月1日上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以下简称国经中心)召开调整后的学术委员会全体会议。国经中心执行副理事长、学术委员会主任魏礼群同志为学术委员会成员颁发聘书并讲话。与会委员围绕如何做好国经中心学术委员会工作进行深入讨论。

会议由国经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郑新立同志主持，他宣读了国经发【2013】7号文件《关于调整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名单附后）。魏礼群同志在讲话中首先阐述了要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做好中心学术委员会工作的重要性。他说，加强学术委员会工作，是由国经中心的职能定位和发展目标决定的，做好学术委员会的工作是更好为党和国家决策服务的需要，是国经中心创建一流智库的内在要求，是提高国经中心研究队伍素质的需要。魏礼群同志还讲了国经中心学术委员会的工作职责、任务和工作方式，对学术委员会的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围绕魏礼群同志的讲话，与会委员们就如何做好中心学术委员会工作发表了意见，并围绕当前国内外形势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提出了看法和建议。

会上还布置了2012年度国经中心优秀研究成果奖评审事宜。

附：调整后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顾  问：

王春正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执行副理事长

        中财办原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厉以宁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执行副理事长

        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钱颖一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执行副理事长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戴相龙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主  任：

魏礼群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执行副理事长

        国务院研究室原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副主任：

郑新立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李德水  国家统计局原局长、研究员

刘克崮  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黄  海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理事

        商务部原部长助理、研究员

林兆木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研究员

张卓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陈文玲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兼战略研究部部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委  员： （按姓氏笔划排序）

王一鸣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王  军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副研究员

白津夫  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副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田  青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综合处处长、副研究员

宋  群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原秘书长、研究员

汪同三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数量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张蕴岭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际学部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张燕生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研究员

张占斌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永军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

徐洪才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研究员

曹文炼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秘书长兼咨询研究部部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裴长洪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学术委员会秘书：田  青

 

 

国经中心举办驻华使节2013年春节招待会

    2013年1月16日晚，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在北京举办2013年驻华使节春节招待会。

    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越南、巴西、加纳、欧盟、印度、以色列、韩国、尼日利亚、巴基斯坦、新加坡等20多个国家驻华使馆外交官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等国际机构驻华首席代表，以及外国在华智库、商会、企业等机构负责人共约180多人应邀出席。

    郑新立常务副理事长在致辞中代表曾培炎理事长和国经中心向来宾致以新春问候，感谢各驻华机构一年来对国经中心工作的支持，介绍了中国经济2012年发展情况和2013年走势，表示中国的发展机遇既属于中国人民，也属于所有愿意同中国发展投资、贸易和合作关系的国家和企业。他希望各国驻华使节和机构等抓住中国的发展机遇，继续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促进发展与各国的关系。

魏礼群执行副理事长、魏建国副理事长、陈文玲总经济师、张小冲副秘书长及国经中心各部门负责人等出席了招待会。

 

国经中心举办第四十三期经济每月谈

    2013年1月14日上午，国经中心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办第四十三期“经济每月谈”活动，本期主题为“2013年中国与世界经济展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主持了本次活动。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兼战略研究部部长陈文玲、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张永军分别对2013年世界与中国的经济形势做出展望。陈文玲回顾了近10年的世界经济发展形势，并指出2013年世界经济将处于深度调整期，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将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源泉。张永军回顾了2012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对2013年的经济走势做出预测，并就宏观调控政策提出建议。

演讲结束后，专家们回答了媒体和听众提出的有关问题。国经中心部分研究人员及来自会员单位、企业、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体的人员参加了此次活动。

 

国经中心举办第四十四期经济每月谈

2013年2月21日上午，国经中心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办第四十四期“经济每月谈”活动，本期主题为：“如何避免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理事、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大卫主持了本次活动。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中国银行战略规划部副总经理、研究所副所长宗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张永军分别发表演讲。郑新立提出，实现农业现代化是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途径；宗良认为，中长期内中国经济仍然具备较快发展的潜力，如果能够有效应对人口红利衰退、收入分配差距增大等挑战，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非常低；张永军表示，在未来的十年，如果中国能够保持一个8%左右经济增长的话，中国可能用10年左右的时间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

 演讲结束后，专家们回答了媒体和听众提出的有关问题。国经中心部分研究人员及来自会员单位、企业、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体的人员参加了此次活动。

 

国经中心举办第四十五期经济每月谈

2013年3月19日上午，国经中心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办第四十五期“经济每月谈”活动，本期主题为：“新型城镇化：中国的现实选择”，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家粮食局原局长聂振邦主持了本次活动。

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主任、原浙江省委常委、原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吉林省四平市市长石国祥，河南省新乡市副市长刘森分别发表演讲。王国平认为中国正迎来城镇化发展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分析了当前中国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的五个问题，提出以城市发展方式转变带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观点；石国祥认为城镇化全面发展，必须要解决城镇中农民工国民待遇的问题；刘森表示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是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关键措施。国经中心博士后工作站主任介绍了2012-2013年度《全球要事报告》，对其中的主要观点做了汇报。

演讲结束后，专家们回答了媒体和听众提出的有关问题。国经中心部分研究人员及来自会员单位、企业、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体的人员参加了此次活动。

 

 

[会议简报]

【编者按】2013年1月26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中国经济年会（2012－2013）在北京召开。有关政府部门领导、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围绕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面临的新机遇与新挑战发表了见解，现将主要观点摘要如下。

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新机遇、新挑战

一、当前国际形势的主要特点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指出，近来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表现为“一场危机”，各国要为摆脱国际金融危机影响、重拾增长做长期奋斗；“一方动荡”，西亚北非、中东地区政局动荡，增加了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一轮调整”，原有经济平衡已被打破，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都面临结构调整，新的产业革命正在孕育；“一次转移”，全球经济重心正从西向东转移，世界各国将战略重点转向亚太地区。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张国宝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尚未过去，世界经济总体仍处于低迷状态。2013年美欧经济有缓慢复苏迹象。金砖国家受此影响，巴西、印度、南非、俄罗斯等国经济增速显著回落。

二、中国发展新阶段的特点

    曾培炎阐述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四个特点：一是经济进入到“转型期”，过去的发展方式不可持续，必须进行转型，形成新的经济竞争力。二是社会进入“矛盾凸显期”，世界其他国家在这个时期出现过的问题，我国也有相当程度地存在。三是改革进入“攻坚期”，一些体制机制上的深层次矛盾显现，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四是增长进入了“换档期”，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个位数增长的“换档期”，保持年均7%－8%的增长速度、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有可能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原校长刘遵义认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保持7%至8%的速度就够了，不必追求两位数的增长。张国宝认为，我国总体已经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不必再追求量的增长，要在创新和结构调整上着力。

三、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认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点应该放在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初次分配。他建议，尽快完善市场机制，形成生产要素供需双方的公平竞争环境；让农民成为产权清晰的市场主体，让土地在各个产权主体、市场主体之间有序流转；在劳动力市场使买、卖双方地位趋向平等；二次分配重点放在实现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上。

四、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楼继伟认为，主要发达国家央行都在实行无限量的量化宽松；经济短期支撑和长期持续之间的矛盾加剧；公共政策改善余地不大；需求成为最紧缺的资源并趋向全球化。他建议抓住有利时机，确立中国在全球治理机制中的地位；抓住全球经济结构调整机会，赋予国内企业对外投资的自由。刘遵义认为，中国应代表发展中国家，主动参与制定和改革全球治理规则。他建议，中国与其他国家双边贸易可以本币结算，降低对美元依赖；在东亚国家本币结算基础上建立亚洲清算机制；中国推动东亚经济体使用本币发行债券，并与通货膨胀指数挂钩；东亚地区发展汇率协调机制。

五、城镇化与“三农”问题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财办副主任陈锡文提出，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要高度关注与“三农”有关的两个问题：一是必须重视粮食和其他重要农产品的供求关系问题，高度重视现代农业的发展，保证农产品有比较稳定的供给。二是解决农民城镇化问题。目前城镇化率是依据常住人口数据，实际户籍城镇化率不到35%。要解决农民工进城之后的住房、社会保障和子女教育问题。

六、产能过剩问题

    张国宝指出，我国不少行业产能已经接近或者达到峰值，水泥、船舶、太阳能、风力发电设备均出现产能过剩。能源经过这些年的产业建设，煤炭和电力供应充足，火力发电设备平均利用效率下降。2013年要通过结构调整，压缩过剩产能。

七、金融体制改革

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德水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建立和完善央行利率调控体系，建议利率市场化改革目标是既要发挥市场配置资金的优越性，又要使央行在执行国家宏观政策中更好地发挥利率工具调控作用。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认为，目前中国社会融资是以来自银行的间接融资为主，未来金融业改革重点应是建立多层次融资体系，逐步形成层次合理，功能互补的金融市场体系。

 

如何抓住经济发展中的新机遇

一、如何抓住经济转型的机遇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贺铿认为，当前，在经济发展上，有几个方面的切换点：

第一，要转变由用投资保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发展思路。投资是由内、外需规模决定的，而不是说一定要达到多少的比例，多大一个增速。所以，一旦经济发展不顺利的时候，就用投资去推动经济增长的思路必须改变。那种以环境污染、高消耗换取高GDP的模式不可持续。

第二，货币政策不要有泡沫，一定要支持实体经济的增长。从国内来说，货币政策应该进行适当地发展，从国外来讲，为了维护自身的原因，应该稳定汇率。

第三，既要抓内需，又要促外需。实践证明，一个发展中国家，要走向发达国家，离开了外贸是不可能的。不同意外贸出口太多的观点。应改革外汇储备，外需、内需同时抓。

第四，推进城市化，但不能搞成房地产泡沫。城市化就是大城市化转为小城市化。城市化的根本是要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岗位，不是让多数人离乡背井，而是一定要让多数人在家里就业。现在城市化问题很热，但不要成为第二轮房地产泡沫化的一个推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裴长洪认为，从目前的情况看，未来十年内，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比较高的，我个人看有7%到8%，主要是因为内需还有很大潜力，包括投资和服务消费方面的潜力巨大。

二、如何抓住扩大对外开放的机遇

商务部原副部长马秀红认为，对外经济面临四大机遇：

第一，世界经济将逐步恢复增长。根据最新预测，2013年全球经济会实现3.6%的增幅，到2017年时，将实现4.6%的增长幅度。到2017年，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幅将达到6.2%。所以整个世界经济的走势还在不断地提供着新的发展。

第二，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随着经济全球化纵深发展，新兴经济体崛起，中产阶层壮大，世界能源供给与消费变革，全球投资生产消费重心深度调整，都将从根本上改观经济全球化的模式、方向和发展进程。

第三，科技发展将创造新的增长点。新一轮的科技创新浪潮正在形成，使信息技术和传统产业深度融合，物质密集型的加工方式迅速转变，而且破除了传统的路径，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创造了条件。

第四，区域与次区域的合作。一方面，欧债危机促使欧洲加强了财政约束、银行联盟，客观上有利于欧洲重启一体化进程。另一方面，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还有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更加注重地区合作，自由贸易区和次区域项目推动了经贸合作。

抓住扩大开放机遇，促进协调发展。主要有四大举措：第一，要研究制定对外开放战略；第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自贸区建设，主动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制定，研究国际开放的空间布局等重大问题，为进一步扩大开放做好准备；第三，打造引领未来发展的国际化平台；第四，以提升竞争力和综合效益为中心，促进贸易发展方式转变。

三、如何抓住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机遇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杨学山认为，十八大提出了坚持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道路，这是一个历史机遇。在这样的历史机遇下，我们要把信息化的认识，提升到信息社会、信息时代，这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条件。

国家粮食局原局长聂振邦认为，农业现代化方面的发展机遇，首先就是目标的设计。党的十八大提出，我国今后十年要实现GDP和人均收入翻一番，如果说经济总量增加，那么人均收入的增加，加上城镇化推进力度加大，客观上就造成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同时，随着人均收入增加，城镇化率不断提高，食物结构改善，对农产品消费的需求也是刚性的。

 

积极应对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一、2013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挑战

世界经济尚未完全复苏。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谷源洋指出，世界经济虽然继续缓慢复苏，但还没有实现二十国集团所期待的强劲、持续、均衡增长，由此导致贸易保护、投资保护加剧，对中国经济发展是一个现实挑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隆国强认为，不仅全球发达经济体依然总体处在低迷之中，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发展也有所减速，外需不足对中国这样的出口大国来说是很大挑战。

发达国家同步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谷源洋指出，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同时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给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带来了新的风险，世界各国通过货币贬值来扩大出口，造成了新的贸易摩擦。隆国强认为，三大经济体都采取了宽松货币政策，这是二战以来罕见的事，如果热钱流入中国会倒逼我们增发更多货币，就会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升值。我们将面临两难选择，如果人民币不升值，就得承受输入性通胀压力，如果升值就对正处在转型阶段的出口企业竞争力形成压力。

美国重返亚洲战略。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蕴岭认为，我们不必把所有关注力放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上，应该放在2012年底东盟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16国领导人一致同意的“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RCEP）上。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认为，美国企图用这样的战略遏制中国发展，但很多亚洲国家并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而中美两国在经济上的互相依赖，是我们处理21世纪大国关系的重要筹码。

我国周边安全形势仍然严峻。张蕴岭认为，一个大国如果周边不稳，不能建立一种周边的战略依托框架，就无法发挥一个大国的作用，不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钓鱼岛争端有可能把我们拖入战争，但还是存在用非战争手段处理和化解的可能。周文重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重点放在经济方面的“走出去”、“引进来”，用市场换技术，用市场换资金，在新时期，用资金换市场，用资金换资源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新思路。

二、2013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国内挑战

关键领域的改革要取得共识越来越难。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秘书长陈永杰认为，当前我国改革处于攻坚阶段，很多领域改革要取得共识越来越难。抽象的共识容易达成，但一旦具体落实就很难。中央和国务院的政策，需要部门落实时，有时也会遇到困难，这就反映了许多政府部门和中央的认识有差异。而部门政策制定出来之后，到执行时又难以推进。比如，行业垄断问题在中央已经形成了共识，但是并没有得到行业真正的认同。今后改革可能面临的重要挑战就是如何进一步取得共识，从抽象的共识，到具体的共识，再到行动的共识。

营业税改增值税可能引发新一轮重大经济体制变革。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认为，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改革不仅仅是实施结构性减税的一条途径，有可能引发新一轮重大经济体制变革。有几个方面的重要影响需要关注：其一，营改增后，意味着地方政府唯一的主体税种不存在了，而从现有的18个税种中，很难找到替代税种，唯一的办法另设新税，房地产税是最有可能的新税。其二，如果不同时出台其他措施，营改增后，就意味着增值税占比会增加到57%，增值税一税独大将会给中国财政收入体系的安全构成重大的挑战。其三，当营业税归并到增值税之后，中央和地方税收比例必须进行调整，这意味着现行财税体制要重新构建。

房地产市场走势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隆国强认为，2013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依然是房地产市场的走势。从2012年3月开始，国内不同区域、不同城市的房地产市场走势出现差异，一些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价格仍然在上涨，三四线城市价格低迷，供给过剩，甚至有些城市已经出现了泡沫破灭。大中城市房价的快速增长，有可能会招致更加严厉的调控措施，而更加严厉的调控措施很可能使三四线城市的房价首先出现波动。  

 

努力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一、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认为，2013年经济要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必须注意内生效应、基数效应、国外输出的通胀效应和党的十八大的换届效应。在经济减速中促转型是不可回避的态势，增速下滑的背后会出现很多积极变化。党的十八大以后，政府换届可能会带来投资增长的高峰。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指出，增强经济可持续性健康发展方面，有四件事需要做。第一，通过产业的大规模兼并重组，淘汰落后的产业，提升生产效率和我们的国际竞争力。第二，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建立研发平台，从当前模式转向以研发为基础的制造模式。第三，培育发展生产性服务部门，包括研发设计标准、营销网络、供应链管理等等。第四，鼓励相关产业企业走向海外市场。

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主任王国平强调，实现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要考虑三个方面。第一，中国当前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今后必须坚持以新型城镇化来带动现代工业化。在强调经济转型同时也要注重城市的转型升级，将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城镇化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城镇化是中国最大的内需所在，是最大的发展潜力之所在。第二，需求是经济发展的瓶颈，特别是内需。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有新的思路，就是要通过新型城镇化去进一步催生中国的需求。第三，在城镇化的发展进程中，要把破解城市病的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只有这样中国的城镇化才能得到广大老百姓的支持，解决城镇化带来的农民工问题、住房问题、医疗问题、就学问题等等。

汇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认为，未来十年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实现经济增长需要在工业化方面做出更多努力，并通过工业化来带动城镇化。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利用全球化带来的种种机遇，不断通过对外贸易和投资，吸引更多先进企业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再加上实施合适的政策，中国经济完全可以保持一个合适健康的增长速度。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秘书长曹文炼指出，现在要保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是抓住当前的历史机遇，进行国民经济的第三次财务重组。希望新一届政府能够抓住机遇，利用巨大的外汇储备解决当前的土地财政问题。现在的通胀率比较低，是最好的改革时机。如果解决了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偿还了银行贷款，银行就可以有更多的资金支持中小企业，地方政府会有更多信心去保民生，推进城镇化发展。

二、通过增加科技研发投入、鼓励创新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认为，增加科技研发的投入对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要使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政府需要更好地引导资金投向，大幅度增加对科技研发投入，吸引全球科技人才。将来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缩小以后，要做三件事情，第一，提供免费的中等职业教育，以此提高劳动者的素质。第二，需要国家对国防军工和重大科技项目给予支持，加大对研发的投入，在未来的国际科技交流中占有一席之地。第三，政府要进行制度改革，推动企业未来产业技术的进步，给市场留下更大的纠错空间。

王一鸣认为，要将提高资本利用效率和生产效率放在重要位置。这包括两个关键的因素：一是要在研发创新方面有所突破。二是在制度上要有所创新，使生产要素能够充分流动起来。此外还需要建立公平的市场秩序，这样才能保证企业有足够的动力去创新。要通过不同的渠道，利用市场的倒逼机制，逼迫企业走向创新。再过十年，中国会有一批创新的企业成长起来，我们实现年均8%的增长速度是没有问题的。

 

[权威言论]

 

曾培炎：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新特点

 

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同时，中国经济社会也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四年多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国际上看，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意愿和期望，主要经济体致力于经济社会发展，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继续深入发展。与此同时，原有的全球政治经济均衡状态正在被打破，中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发生很大变化。

  从国内来看，中国发展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年来克服了国内外种种不利因素的影响和干扰，保持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经济规模位居世界第二，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指明了未来前进的方向。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我们既要有充分的自信，也要客观冷静地认识国情;既要看到有利的因素、发展的机遇，又要强化“底线思维”、“忧患意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在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中国一定能抓住新机遇，迎接新挑战，实现新突破。

 国际形势呈现四大特点

   综观过去的四年多时间，国际形势的特点可以总结为四个“一”：第一个是“一场危机”。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是一场冲击力量大、波及范围广、影响时间长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严重破坏国际金融体系和经济稳定。时至今日，主要经济体需求疲弱，发达国家主权债务危机不断发酵，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明显抬头，世界经济复苏步履蹒跚。未来一段时间，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经济低迷将成为全球经济新常态，各国将为摆脱危机、重拾增长作长期奋斗。

   第二个是“一方动荡”。2010年以来，西亚北非多国连续发生声势浩大的民众抗议和武装动乱，导致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政权更迭，也门、巴林等国政局动荡，叙利亚问题正在博弈，伊核问题久拖未决，巴以实现持久和平的基础十分脆弱，影响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因素仍然很多。总体来看，伊斯兰世界形势不容乐观，中东地区政治乱局的稳定有待时日。与此同时，欧洲、东亚等地区积淀的历史问题和文化冲突再次浮出水面。地缘政治的不稳定因素给世界经济复苏平添变数。

   第三个是“一轮调整”。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正在催生全球经济新版图。一方面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复苏十分乏力，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逐步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新兴经济体要求在国际事务和国际规则制定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新老势力围绕分享全球经济治理权力的博弈正在展开。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原有的经济平衡。发达国家致力于改变借贷消费的模式，吸引制造业回流，扩大实体经济比重;新兴经济体则致力于扩大国内需求，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努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全球范围内一场技术大变革正处在孕育期，很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产业革命，重塑二、三产业关系，重塑世界经济地理，重塑国家间利益分配格局。

   第四个是“一次转移”。随着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全球经济重心从大西洋地区向亚太地区转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一些机构预测，亚洲经济规模将在未来十几年内超过北美和欧洲的总和。有人甚至提出，21世纪是“亚洲时代”、“太平洋时代”。世界各国纷纷将战略重点转向亚太。美国提出了“战略东移”、“重返亚洲”、“亚太再平衡”的战略。这些都将给国际大格局和国际关系带来深刻调整，也将给中国的外部发展环境带来重大变化。

   国内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

   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同时，中国经济社会也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概括起来，大体上具有以下四方面特征。

第一，经济增长进入“换挡期”。过去中国实现的高速增长，需求上主要是基于投资拉动，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产能累积，以及外贸出口的强劲发展;供给上凭借大量廉价劳动力和土地供给，以及资源环境消耗。这种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由于基数的增大以及发展方式的转型，在国际国内各种因素影响下，今后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可能不会成为常态。换句话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将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开始进入个位数增长的时代。但是，中国还处在经济发展的成长期，城镇化不断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准提高，将释放出巨大而持续的投资消费需求;每年约一千万农民进城，能够弥补适龄劳动人口下降的影响;教育水平和新增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将形成新的人力资本红利。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中国经济增速保持在7%～8%的水平上是完全可能的。在这个阶段，应该更加尊重经济规律，更多强调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致力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期”。目前，中国经济在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四个方面存在不平衡。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为50%左右，服务业占三次产业的比重不足45%，东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明显，居民收入差距较大。邓小平同志曾说过，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实际上是一种“从平衡到不平衡到再平衡”的发展路径。现在已经到了着力解决这个不平衡的时候，调整的方向是：产业结构“由重到轻”，改变过于倚重工业拉动的格局，在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着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需求结构“由外到内”，降低对外需的依赖，进一步扩大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地区结构“由东到西”，在东部率先发展的基础上，加快中西部发展;收入分配差距“由大到小”，在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培育和扩大中产阶级。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能够顺利实现转型，形成新的经济竞争力，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将决定未来新兴大国的走势。当然，这种转变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付出相当的努力。

   第三，社会发展进入“矛盾凸显期”。从世界其他国家发展经验来看，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时期，往往也是社会各种矛盾显现的时期。姑且不论是否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贫富差距、就业压力、土地拆迁、贪污腐败等其他国家在这个时期出现过的问题，中国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同时，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在追求幸福与个人发展方面也有了更多新的要求、新的期待。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不但关系到政府的公信力，给社会稳定造成极大危害，也势必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现实需要我们对社会发展规律进行新的探索，创新社会管理体系，提高执政水平。将改善民生作为拉动经济增长和促进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抓手，加大投入力度，推进配套改革。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大力发展公用事业以及教育、医疗、养老等各类服务业，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大扶贫力度，着力解决食品、药品安全和生态环保方面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第四，改革进入“攻坚期”。三十多年来，不断深化改革，是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不竭动力。但近些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内生经济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一些体制机制上的深层次矛盾显现，与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不相适应。改革已到深水区，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坚决破除一切妨害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做好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选准突破口，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和宏观调控“两只手”的作用，进一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建立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推进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加快资源价格改革，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发展。建立必要的激励机制，鼓励人才和创新成果脱颖而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努力解决好科研与生产脱节的问题，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

                        （转载自《瞭望》2013年第11期）

 

[国际交流]

 

2012年11月28日，王春正执行副理事长应约会见了印度发展基金会主席维贾·科尔卡。

2012年12月11日，魏建国副理事长会见了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前会长、博雅公司战略顾问柯白博士。

2013年2月4日，魏建国副理事长会见了欧盟驻华代表团贸易与投资处主任、一等参赞柏思行。

2013年3月15日，郑新立常务副理事长会见英国品诚梅森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加里斯·爱德华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