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通讯》2013第2期
- 时间：2013-09-11
- 来源：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目 录
工作动态
中国－新西兰伙伴关系论坛在京召开··························· （2）
曾培炎理事长会见广西自治区领导彭清华、陈武············ （3）
魏礼群：在中心2012-2013年度基金课题启动会上的讲话·· （4）
魏礼群：在第一届基金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 （13）
中心举办第四十六期“经济每月谈”活动··················· （18）
权威言论
曾培炎：实现全球能源消费和生产革命的三条路径········ （20）
郑新立：围绕发展方式转变，凝聚改革共识················· （24）
国际交流······························································ （43）
[工作动态]
中国－新西兰伙伴关系论坛在京召开
2013年4月12日，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与新西兰－中国关系促进委员会共同主办的“中国－新西兰伙伴关系论坛”在北京召开。论坛以“稳固根基，开拓潜能”为主题，旨在汇聚中国与新西兰高层人士力量，推动中新双边和经贸关系持续发展。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和新西兰总理约翰·基共同莅临会议并致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新西兰－中国关系促进委员会主席唐纳德·麦金农出席会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执行副理事长王春正主持开幕式。来自中新两国政府、工商界、科教文化界的高层人士近200人出席论坛。
汪洋指出，中新同为亚太地区重要国家，资源禀赋不同，经济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双方应利用好中新自贸协定，深化各领域经贸合作，推动中新全面合作关系迈上新台阶。约翰·基表示，新西兰高度重视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希望在更多领域拓展合作机会。与会代表认为，中新两国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应进一步巩固两国友好关系，在互惠互利基础上最大限度挖掘双边合作潜能。
中国－新西兰伙伴关系论坛是新西兰政府强化与中国双边关系的又一重要举措。这一非政府平台致力于为双方政府及行业精英提供加强理解、深化合作的机会。
曾培炎理事长会见广西自治区领导彭清华、陈武
2013年5月6日，曾培炎理事长在北京会见广西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彭清华，自治区主席陈武。
曾培炎理事长介绍了国经中心的成立背景和发展现状，肯定了两年来双方合作情况, 对广西注重发挥智库作用表示赞赏。他说，近年来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势头良好，支柱产业已经成形，发展潜力巨大。广西山清水秀，不可多得。如果能把区位、生态和后发优势综合发挥出来，未来更好地统筹产业部局和生态环保，大力发展旅游产业，推进北部湾开放开发，搞好面向东盟的基础设施建设，前景一定更加美好。国经中心将一如既往做好智力支持与服务，在战略规划等方面提供咨询服务，为推动广西科学发展做出新贡献。
彭清华书记感谢曾培炎理事长长期以来对广西的悉心指导和大力支持，尤其在推动《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彭清华说，国经中心精英荟萃、研究力量雄厚，是我国顶级智库。自2011年广西与国经中心签署《关于全面加强合作的框架协议》以来，双方合作硕果累累、成效显著。广西当前急需加强环北部湾城市群、珠江－西江经济带、面向东盟扩大合作开放等重大课题研究，希望曾理事长和国经中心一如既往地为广西出谋划策，把关定向，进一步推介广西、宣传广西，扩大广西影响。
国经中心领导王春正、魏礼群、聂振邦、张大卫，广西自治区领导黄道伟、林念修、范晓莉等参加会见。
在中心2012－2013年度基金课题
启动会上的讲话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执行副理事长 魏礼群
2012年11月5日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高度重视重大课题研究工作，国经中心理事长曾培炎同志和中心有关领导同志都出席了今天的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启动落实国经中心2012－2013年度基金重大课题研究任务。会议上已印发这次基金课题实施方案，包括课题指导人、课题组长、研究重点、任务、时限、经费等。刚才，国经中心总经济师兼战略研究部部长陈文玲同志和中心办公室财务处处长程虹同志向大家介绍了这次基金课题形成过程、课题管理和中心的课题经费管理办法，与会同志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对进一步明确研究重点、完善中心课题管理办法，很有帮助。这次会议开得很好，为做好今明两年国经中心基金课题研究工作开了一个好头。
下面，我讲几点意见。
一、充分认识做好战略性课题研究的重大意义
（一）做好战略性课题研究是国经中心为党中央、国务院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的职责所系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依法决策，高度重视完善决策机制。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指出：“加强党委决策咨询工作，做好重大问题前瞻性、对策性研究，广泛听取党员、群众、基层干部意见和建议，发挥咨询研究机构、专家学者、社会听证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一批具有专业优势的思想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是顺应时代潮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经国家批准成立的研究、交流和咨询服务机构，是在中央领导关心下成立起来的，国务院前副总理曾培炎同志亲自创建并担任理事长。中心成立以来，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前不久，我们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同志专门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题写了名称，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对办好中心有明确指示和要求，温家宝、李克强、王岐山等国务院领导都出席过中心组织的重要会议和论坛。中央部门、地方政府和企业也都予以大力支持。中心成立以来，艰苦创业，锐意进取，开拓局面，为党和国家以及中央部门、地方政府和企业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实践，中心功能定位更加清晰，队伍建设、制度建设不断加强，研究布局体系不断完善和充实。今年初，根据中心的功能定位和国内外形势发展，曾培炎理事长决定在中心成立战略研究部，主要服务于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着力组织开展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重大课题，力求形成有较高价值、较大影响力、较强应用性的研究成果，更好地为党中央、国务院决策提供咨询服务，同时也为中央部门、地方政府和企业提供咨询服务，进一步发挥国经中心作为国家高端智库的应有作用。近几年，中心每年也都提出一批重大课题，组织中心内部和外部有关人员研究，也是在履行为中央服务的重要使命。
（二）加强战略性课题研究是国经中心建设一流智库的重要任务。
智库是生产知识和思想的组织，是公共决策的参与者、战略谋划的提供者，体现着国家的软实力。多年来，许多国家的智库直接影响着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科技等方面的重大决策，被誉为继立法、行政、司法和媒体之后的“第五权力中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也积累了不少问题。当前，中国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抓住和用好机遇，直面和应对挑战，都需要作出正确的决策。这不仅对领导人的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迫切需要发挥各类智库的作用。要使国经中心成为有重要影响的一流智库，必须坚持高标准、高质量，更加突出研究特色和提升研究水平，这是创建一流智库的必然要求。国经中心年度的基金课题，为大家研究重大战略性问题提供了一个新平台和重要渠道。我们希望与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充分利用好这一平台和渠道，牢固树立“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理念和意识，更好地实现国经中心打造一流智库的发展目标。
（三）加强战略性课题研究是充分发挥国经中心独特优势的重要举措。
国经中心作为“官民”结合的国家高端智库，其最大的优势，就是贴近党中央、国务院实际工作，拥有一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和研究能力比较强的研究队伍。这里汇聚了不少从事各领域研究的高端人才，特别是集中了一些具有国家战略研究和政策研究经验的老同志，并广泛联系各领域高端研究人才，具有围绕国家重大战略研究问题的知识和能力，可以不断开辟研究问题的新路径和新方式。同时，作为国家高端智库，我们中心有为党中央、国务院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的正式渠道，可以通过《要情》直接向中央领导报送咨询服务研究成果；还有广为发送的《研究报告》、《智库言论》、《信息反映》等内部刊物和对外发行的《全球化》杂志。同时，也有与中央部门、地方和企业广泛的合作关系，能够及时了解和掌握各类信息和资源。加强国经中心基金课题研究工作，有利于发挥国经中心的各种优势，彰显国经中心的研究特色，提升国经中心的综合实力和水平。
二、开展好基金课题研究的几点要求
（一）注重把握相关课题研究的目的和重点
经过反复研究，我们中心确定2012－2013年度重大课题共28项，涉及许多方面的问题，各课题一定要抓住相关研究领域的重大问题开展研究，明确重点。我们对每个课题的研究重点都提出了要求。刚才，有的同志提出了一些修改建议，可以在我们提出要求的基础上作适当调整、扩充，但总体上要符合立项目的、重点和要求。要充分体现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八大精神，坚持正确导向，主动围绕中心，自觉服务大局，把为党中央、国务院提供决策咨询服务作为首要任务，集中力量研究涉及有关方面的前瞻性、战略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也要对当前一些热点、重点、难点问题进行专题研究。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贴近决策需求，善于发现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可行思路和办法。要根据具体研究课题的任务，形成课题团队的优势和特色，突出重点，有限目标，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二）注重提高课题研究的质量和水平
要把提高课题研究成果的质量放在第一位，树立质量第一和精品意识，每个重大课题都力求多提供有较高价值、有较大影响和能够转化为实践应用的研究成果。曾培炎理事长为国经中心提出的“创新、求实、睿智、兼容”八字训言，既是对中心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对提高课题研究水平的重要准则。要提高课题研究质量和水平，就要认真领会和落实这些要求和准则。
一是坚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所有重大研究课题，都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着眼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要准确把握研究对象的性质、特征、规律，深刻揭示事物发展的本质及相互关系，运用辩证思维和战略思维对相关问题进行全面、深入地分析，严密论证，提出科学的思路、办法，这是国经中心研究课题的重要特色要求。
二是增强创新意识，面对新实践新发展，善于总结新经验，敢于提出新观点、新思路和新举措。发现问题和研究问题，最终是为了解决问题。无论是为党中央、国务院决策提供服务，还是为地方政府、企业提供咨询，都是为了解决新问题，推动新发展。在研究工作中，要敏于发现实践中涌现的新事物、新经验，注意运用新思维，提出新思路、新观点、新举措，这样才能产生高质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当前，国外形势正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处在关键历史时期，党、政府和企业都需要我们提出有针对性、可操作的政策建议。我们要以睿智的头脑、宽广的视野，在创新上下功夫，敢于提出别人没有发表过的观点和意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善于学习借鉴吸收，博采众长，包容多样，着力提高研究成果的创新力。
三是运用科学方法，深入调查研究，掌握真实情况。广泛调查研究，这是研究问题的重要方法，也是提高研究成果质量的重要保证。提倡作对比性、实证性研究，特别是研究群众关心的问题，一定要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全面了解问题的现状、原因，倾听群众的呼声，掌握第一手材料。只有调查了解真实情况，在此基础上作出中肯的分析，才能提出有说服力和创新性的研究成果。
四是强化课题管理和评审工作。严格管理是提高课题研究成果质量的保证。对中心提出的关于课题管理和评审工作方面的要求，希望大家都要认真做到。只有高标准、严要求，才能出好的课题研究成果。我们中心正研究改进各类课题管理工作，不断提升课题管理工作的科学化水平。为提高基金课题研究质量，规范基金课题管理，我们正在总结经验，修改基金课题管理和评审办法。
（三）注重课题成果的多样性和阶段性
曾培炎理事长近日在今年中心基金课题验收工作的汇报材料上作出批示：对研究深度不够的课题要补课；对研究的成果如何更好发挥作用提出意见。鉴于国经中心组织重大课题研究的目的和特点，研究课题的成果应该是多样性的，不强求全面性、系统性，可以是决策咨询建议，也可以是多种形式的研究报告，突出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的成果。国经中心的战略性课题研究主要是应用性研究、对策性研究，研究成果更强调应用性、对策性和时效性。课题成果的价值，不仅要体现在高水平的研究质量上，还要体现在研究成果的时效性上。一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如果不能及时地为决策者提供参考，其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因此，我们既要求提供课题研究的总成果，又要求及时提供阶段性研究成果。每个课题可以就课题研究领域的一些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分期分批、多种形式、及时地提交有关研究成果，原则上每个课题在研究过程中和完成研究任务后要报送5个以上决策咨询研究报告，这些研究成果可以通过我们中心内部刊物报送，也可由各单位直接报送。比如，《我国由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战略研究》课题，就可以对“我国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和思考”、“建设经济强国的主要标志”、“国外建设经济强国的经验教训”、“建成经济强国的目标、步骤”等，陆续提交一些研究成果。课题成果不能只形成一个束之高阁的厚本子，要有若干阶段性、时效性强的咨询报告。课题研究中的专项、子项成果，如果获得中央领导作出重要批示或转化为中央、部门、地方决策依据的，或在社会上产生重要影响的，可以直接验收结项，不再经过专家评审。
（四）树立良好文风，潜心研究，精心写作
文字表达水平，反映着研究成果质量的高低。一个好的研究成果，必须有好的文风。每项课题成果努力做到言之成理、内容充实、观点新颖、简明扼要，减少空话、套话、老话，陈言务去。突出研究成果的正确导向，提高应用性、创新性、可行性。一定要认真撰写，精心提炼，精心取舍，在出精品成果上下功夫。
（五）认真实行课题责任制
在落实这次基金课题研究工作的过程中，有关同志提出课题指导人和课题组长的关系问题。为了确保研究成果质量，更好地体现和发挥国经中心作为国家高端智库的作用，提高研究质量和水平，国经中心每年都由中心基金立项资助一批研究课题，实行公开招标和委托相结合的方式确定课题组长。今年中心基金课题选择了在相关领域具有实践经验和研究能力的专家担任课题组组长。同时，每个重大课题都指定了课题指导人，为每项课题的研究提供指导和咨询。课题指导人一般都是国经中心负责人（顾问、理事长、副理事长、常务理事，也有专家学者）。课题指导应对课题研究定向、基本思路、研究方法以及团队组织和经费使用把关，做到责、权、利相结合。课题组长和研究团队要尊重课题指导人，课题指导人要放手让课题组组长负责组织实施。对课题指导人发放的经费额度，原则上可以与课题组长相同。希望课题指导人真正发挥作用，课题组长切实负起责任，共同把课题完成好。如何更好发挥课题指导人和课题组长的应有作用，可以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不断加以完善。
（六）抓紧组织实施
在前阶段进行招投标和委托课题的过程中，各课题组都提供了申报材料，从材料看，多数课题团队下了很大功夫，作了很好的准备。刚才，将每项课题研究的重点任务和要求发给了大家。一些课题组跨单位、跨地区、跨学科，时间紧、任务重，需要大家抓紧组织落实。今天参加会议的课题组长或代表要抓紧向课题指导人汇报，按今天会议的要求去做。会后，各课题组负责人要进一步完善课题研究方案，抓好课题研究落实工作，包括每个重大课题的子课题、研究进度计划、课题组成员等。各分课题组之间、各成员之间要加强合作交流，一些重要信息、资料和研究成果要及时交流，做到信息共享、成果共享，争取按照要求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我们国经中心将为各课题开展研究工作做好配合和服务工作。中心基金课题管理工作由中心战略研究部负责，经费使用等财务事宜由中心办公室负责，大家可分别与他们联系。
最后，再次感谢各位参与国经中心的课题研究，感谢京外课题组负责人不辞辛苦前来参加今天的会议。让我们共同努力，圆满地完成各项课题研究任务。
在第一届基金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执行副理事长 魏礼群
（2013年1月26日）
各位董事：
我受曾培炎理事长委托，代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就中心2011－2012年度基金课题完成情况和2012－2013年度基金课题研究安排情况，作一汇报和说明，请予审议。
一、关于2011－2012年基金课题完成情况
2011－2012年，国经中心共立项12个基金课题，包括“全球经济治理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研究”、“西亚北非问题研究”、“2011－2012年宏观调控政策研究”、“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研究”等。这12个课题由国经中心各部门负责人和具有高级职称的研究人员承担，由中心理事长、部分执行副理事长和副理事长担任课题指导人。
课题立项后，各课题都组成了由相关领域具有较强研究能力的专家学者组成课题组。在有关课题指导人的认真指导下，各课题组多次召开开题报告会、专家研讨会，广泛听取意见。按照中心对基金课题的管理要求，顺利完成了开题、中期评审和课题结题工作。有的研究成果在中心内部刊物《要情》、《研究报告》、《智库言论》等上面印发，有的以论文或专著的形式公开发表或出版，还有的在中心举办的《经济每月谈》等重大学术活动上通过媒体向社会发布，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影响。
2012年10月，国经中心专门举行了为期三天的基金课题评审会。课题评审专家对课题研究成果给予充分肯定，发表了重要意见。一是选题具有重要意义。所选课题都是我国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面临的重大问题，这些研究有助于解决我国改革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和挑战。二是课题组研究工作态度认真。为使课题研究更加“接地气”，有些课题组深入部门、地方、企业进行实地调研。三是课题运用的资料翔实，论证有力。例如，“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研究”和“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研究”，从大量资料和数据出发，揭示相关问题深层次原因，提交了有较高价值的研究成果。四是多数课题提出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有的建议颇具创新性、应用性。
曾培炎理事长高度重视评审专家的意见和评审结果，明确指示：要求对研究深度不够的课题要补课；对研究的成果要更好发挥作用。为此，中心要求各课题组进行进一步研究修改，这方面的工作已基本完成，课题研究报告质量进一步提高。
关于2011－2012年度各项基金课题最终完成情况，我们印发了《2011－2012年度中国国际经济研究交流基金项目报告提要汇编》，简要介绍了各课题研究的重要思路、重要观点和课题组组成等，已印发会议。
总体来看，2011－2012年度各个基金课题都能按照立项和任务书下达的要求，较好地完成了课题研究任务，形成了一批有较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同时也锻炼了中心的研究队伍，提高了服务党中央、国务院决策以及服务企业、社会的能力和水平。目前，我们正在组织评选2011－2012年度优秀研究成果，入选的优秀研究成果将纳入中心2013年度《智库丛书》，向社会公开出版，届时我们将发送各位董事、各理事单位和会员单位。
二、2012－2013年度基金课题研究安排情况
按照中央领导的明确要求，总结中心成立以来的研究工作实践，2012－2013年度基金课题从选题、立项到课题管理等方面都作了改进和创新。
（一）更加注重战略性问题研究，选题领域有所拓宽
为了更加全面履行职能，加强重大战略性问题研究，国经中心在2012年新成立了战略研究部，主要负责组织和承担重大战略性问题研究工作；我们也更加明确了中心基金课题选题，紧紧围绕服务党中央、国务院决策，加强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应用性和创新性研究，研究重点逐步从经济领域向社会、文化、生态、外交和政治等领域拓展。同时，继续加强对企业改革发展所需要的重大课题研究。这既体现了国经中心作为国家高端智库的使命和责任，也符合把我们中心建设成为国际一流智库的方向和目标，更好发挥国经中心的独特优势和应有作用。
为了做好2012－2013年度基金课题立项和研究工作，从2012年6月起，我们就着手研究制定了课题选题指南，并提出选题初步意见。7月中旬，受曾培炎理事长委托，我主持召开了课题选题和立项讨论会，组织国家发改委、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全国政协财经委和国经中心等单位的相关负责人和专家讨论研究立项选题。此后，拟定立项的课题分别征求了中心各位副理事长的意见。根据各方意见汇总修改，10月中旬，形成了28个重大选题和初步分工方案，提交中心党政联席会议审定。
这些重大课题，主要是根据我国当前发展阶段，面临的新形势、新特点、新任务提出来的，都很重要，大部分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和综合性。选题范围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外交、政治等领域。既有发展问题，又有改革问题；既有国内问题，又有国际问题；既有近期必须解决的问题，又有长远发展需要预为之谋的问题。例如，《明、后两年世界经济趋势及其对我国经济影响研究》、《美国亚太战略及其对我国影响和对策研究》、《欧债危机及我国的战略与策略研究》、《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框架研究》等，就是要以国际眼光、把握世界大势来研究问题并提出对策。又如，《我国由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战略研究》、《到2020年我国基本完成工业化的主要标志及战略研究》、《推动我国能源生产与消费革命问题研究》、《我国走共同富裕道路问题研究》等，就是针对我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要实现的历史任务和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所提出来的。再如，《我国所有制结构变化趋势和政策问题研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研究》，是涉及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和深化改革方向的重大问题。还如，《社会管理创新问题研究》、《互联网安全与应对策略问题研究》、《食品安全问题研究》等，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发展面临的新问题，亟待研究解决。同时，这28个课题还包括了一些副理事长提出来研究的，例如，厉以宁执行副理事长建议的《土地确权和农村土地制度研究》、蒋洁敏副理事长建议的《中亚油气合作战略研究》、陈元副理事长建议的《我国大宗矿产品的来源和应对策略研究》等，这些问题研究对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都很有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以上这些课题完全符合党的十八大精神，充分体现了国家的战略需求，有利于服务治国理政决策。
（二）更加注重课题管理规范化，着力提高研究成果质量
为进一步规范中心基金课题研究和管理工作，不断提高基金课题的研究水平，确保研究成果质量，我们在中心原有的《重大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的基础上，修改制订了《中心基金课题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了课题的招标、委托、立项、评审、检查、结题等工作。通过对外招投标和委托工作程序，认真审查课题申报材料和组织专家评审，最终落实了28项课题的指导人和课题组长。
2012年11月5日，我们召开了2012－2013年度中心基金课题启动大会。会上，印发了28个基金重大课题的实施方案。曾培炎理事长亲自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我对这些立项课题确定的过程、背景、意义作了说明，并对做好课题研究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王春正执行副理事长等中心领导和有关工作人员，以及28个课题组指导人、组长都参加了会议。各方面普遍认为，中心领导对基金课题是高度重视和精心部署的，都表示一定要认真做好各课题研究工作，力求提交有较高价值、较高质量的研究成果。28个课题组年前已提交了开题报告，有的开展了实质性研究，中心已将各课题60%的前期经费落实到位。
（三）更加注重课题成果转化应用，提高基金使用效益
鉴于中心基金课题研究的宗旨和特点，我们强调对策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并强调课题研究成果的多样性、阶段性和时效性，不强求全面性、系统性，主要是提供多种形式的研究报告，特别是为决策咨询服务的研究成果。课题成果的价值，不仅要体现在研究的质量上，还要体现在研究成果的时效性上。我们既要求提供课题研究的总成果，又要求及时提供阶段性研究成果，并及时转化为实践应用。每个课题可以就相关研究领域的一些热点和难点问题，分期分批、多种形式、及时地提交有关研究成果。这样，才能提高基金课题研究水平，充分发挥基金使用效益。
总之，我们将更加重视基金战略性课题研究，更加重视基金课题管理，更加重视拿出高质量研究成果，更加重视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更好地服务于党中央、国务院，更好地服务于各理事单位和会员单位，充分发挥国经中心作为国家高端智库的重要作用。
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国家和人民事业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中心举办第四十六期经济每月谈
2013年4月19日上午，国经中心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办第四十六期“经济每月谈”活动，本期主题为：“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秘书长陈永杰主持了本次活动。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主任祝宝良、商务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王雪坤、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诸建芳、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张永军分别发表演讲。祝宝良表示工业领域里面的产能过剩比较大，将这些产能发挥出来，我们的经济增长还会再高。王雪坤表示我国外贸上半年困难仍然较大，下半年可能有所回升。诸建芳认为全年经济增长可能低于预期，但通胀将比较平稳。张永军分析了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并对未来做了预测，提出宏观调控政策的建议。
演讲结束后，专家们回答了媒体和听众提出的有关问题。国经中心部分研究人员及来自会员单位、企业、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体的人员参加了此次活动。
[权威言论]
实现全球能源消费和生产革命的三条路径
——在“2013能源与公用事业大会”开幕式上的演讲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 曾培炎
（2013年4月23日，北京）
能源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物质基础，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因其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重要性和影响，能源问题的探讨贯穿了整个现代工业文明时代。近年来，国际能源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关注热点，譬如全球气候变暖、美国的页岩气革命、日本的核电危机、中国的能源革命等等，这些都将深刻影响国际能源未来发展。
相对于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和能源史来讲，中国近代能源史经历了100多年，但要说到取得的发展，也就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的事情，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这30多年发展尤为迅猛。上世纪50年代初的上海，城市交通主要是人力车，公共汽车很少。当时，全国石油产量几乎为零，公共汽车顶上还都备着一个大气包，里面装的是作为燃料的煤气。上海作为中国第一大城市，虽然普及了电灯，但经常停电。现如今，中国的能源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次能源生产总量超过33亿吨标准煤，石油产量2亿吨，电力装机容量11.4亿千瓦，家家户户用上了各种各样的电器，在城市汽车也普遍进入了家庭。可以说，基本解决了13亿人口生产生活对能源的需求，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也是对全世界经济发展和能源安全作出的重大贡献。
现在，中国既是一个能源生产大国，也是一个能源消费大国。今后一段时期，中国仍将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阶段，能源需求将继续保持较高水平，能源供应保障任务依然严峻，资源、水、生态、环境等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压力将不断上升。这就意味着，以往粗放式的能源生产和消费模式需要进行改变，必须以新的思路审视中国能源未来的发展。中国政府提出，要进行能源消费和生产革命，表示了对实施能源发展新战略的决心。
如果把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能源领域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比作中国能源的一次伟大变革的话，那么中国正在经历着又一次伟大的变革，这就是调整优化能源结构，建立安全、稳定、经济、清洁的现代能源体系，实现能源领域的可持续发展。
前不久，中国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时谈到：“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共同发展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符合各国人民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应该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应该站在全人类发展的高度，以命运共同体的眼光审视能源问题，实现这场全球能源消费和生产的革命，化解能源难题，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和互利共赢。
第一条路径是创新改革。无论历史、现在还是未来，创新与改革始终是促进能源发展、推动能源革命的重要驱动力。这里可以举几个例子。美国页岩油气开发技术的成熟，颠覆了“石油峰值论”，将改变世界能源版图。目前，美国页岩油产量已占石油产量的12%。现在国际上已经有一些团队正致力于发展未来第四代核电，提出了安全系数更高、核燃料利用更为充分的“行波堆”的设计。前些天，中国清华大学团队验证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这是一个“诺贝尔奖”级别的实验证明，使大幅降低电子器件能耗成为可能。这说明，尽管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但人类的创造力量是无限的，科技进步将大大提高对能源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但是，这些创新从概念提出到最终应用，需要政府、企业和科学家们的共同努力，以及在科技创新、行政改革、行业管理等各方面的优化和协调推进。中国愿与各国一道加大投入，完善政策，鼓励研究开发，推动各国能源创新改革与共同发展。
第二条路径是节能减排。节能减排是绿色革命的必然要求，既是一场技术革命，也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革命。国际社会应以《联合国气候边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为基础，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为应对气候变暖和保护生态环境作出努力。各工业园都应下大力气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特别是抓好工业、交通、建筑、公共机构、居家生活等重点领域节能减排。中国政府将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到2015年，中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比例将从2010年的8.3%提高到11.4%，能耗强度比2010年降低16%，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17%，2020年可再生能源的比重将达到15%。
第三条路径是国际合作。能源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下，问题的解决也必然需要国际合作。各国应从“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的观念出发，重新审视和构建全球能源体系，这包括：树立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新能源安全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能源先进技术的转移；倡导能源出口国、消费国和中转国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建立全球能源资源市场稳定机制；不断推进能源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等。中国将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在提高能效、节能环保、能源管理、政策法规等领域加强国际对话交流，参与完善国际能源市场监测和应急机制，深化在信息互换、人员培训、协调行动等方面的国际合作。
合理开发能源、节约利用能源，不断促进能源生产和消费的革命，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呼吁世界各国政府和企业携起手来，深化能源领域交流，扩大务实合作，更好地造福世界人民，对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围绕发展方式转变，凝聚改革共识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郑新立
（2013年4月8日）
近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第230期“新浪·长安讲坛”召开，论坛成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发表了题为“围绕发展方式转变，凝聚改革共识”的主题演讲。郑新立认为，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2020年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的要求，到2022年中国将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经济总量也有可能赶上或超过美国，这要求中国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只要各方能够凝聚改革共识，改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同时通过改革来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激发消费、第三产业、科技、劳动力以及资本等五个方面的潜力，就能保证未来20年继续平稳较快发展。
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矛盾
从当前经济运行态势来看，今年宏观调控的重点，是能不能把去年第四季度出现的经济回升态势继续保持下去。在去年第四季度之前，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连续七个季度下滑，到去年第三季度已经下降到7.5%以下。去年7月份，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了上半年的经济形势，针对经济下滑的严峻局面，做出了重要的决策，就是把稳增长放在宏观调控的重要位置。下半年采取了许多措施，包括适度松动银根，把一年以前冻结的一些项目（包括高铁项目）重新开工。国家发改委一下子批了十几个城市大约8千亿元的地铁建设规划等等。因此，去年下半年经济开始朝回升的方向转变，到第四季度出现了一个拐点，连续七个季度下滑的局面终于得到抑制。能不能把这种回升的态势继续保持下去，是今年宏观调控面临的最大挑战。今年面临的问题很多，有可能出现通货膨胀。根据最新公布的数据，2月份CPI上涨3.2%，有的同志担心CPI上来了，会不会收紧银根。在抑制通胀和稳增长这两个目标中间，怎么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是把抑制通胀放在第一位，还是把稳增长放在第一位？我觉得应该把稳增长放在第一位，这是今年面临的主要的矛盾。今年的宏观调控，面临好多“两难”选择，既要适度扩大需求，又要避免通货膨胀；既要适度扩大投资，又要避免走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带动高增长的老路；既要扩大内需，又不能放松扩大出口的努力等等。正确的政策取向，就是要通过发展方式的转变来解决近期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未来十年是我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关键时期
从长远来看，“十八大”提出2020年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双倍增。去年我们的GDP总量已经达到8.2万亿美元，人均GDP已经达到6086美元。如果我们以2012年“十八大”召开为基期，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2022年召开党的“二十大”的时候，GDP总量翻一番，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或者说人均GDP翻一番，人均GDP就可以达到一万两千美元以上了。一万两千美元是个什么概念呢？这是世界银行划定的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的分界线。再用十年时间，我国13亿人口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将是巨大的，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将具有重大意义。
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人均GDP达到一万两千美元，经济总量就有可能赶上和超过美国，摘取经济总量的世界金牌。今后十年将是一个艰难爬坡的十年。根据国际经验和世界银行做的课题研究，许多国家达到三千美元至五千美元比较容易，五千美元再往上跃升到一万两千美元就非常难了，所以他们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有人说中等收入陷阱不存在，实际上是存在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几十个国家都达到了人均GDP四、五千美元，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真正迈上高收入国家台阶的只有寥寥几个，多数国家在中等收入区间上下徘徊。比如巴西，前年人均GDP已经达到一万两千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了，但是去年巴西的货币贬值，它又退到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了。真正能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也就是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比如日本、四小龙等。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十年，是我们走出中等收入区间、跨入高收入国家的十年。党的“十八大”选出的新的领导班子，是带领中国人民跨上高收入台阶的领导班子。
通过深化改革、转变发展方式解决面临的挑战
未来十年，我们可能会遇到同前三十年完全不同的矛盾和问题，必须用新的思路，新的办法来解决。我在国家计委工作了十几年，有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千万不能用老经验、老办法解决新问题。中国经济发展太快了，体制变化也很快，谁要说自己有经验，用老办法就可以解决新问题，肯定是南辕北辙。当前遇到的新问题必须通过改革，通过转变发展方式来解决。另外，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们在社会领域也积累了很多矛盾：收入分配不公，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社会稳定也面临一些挑战，这些问题也是过去没有遇到过的。所以，未来十年，能不能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发展目标，用十年的时间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我们将面临着许多挑战。
从有利的条件来看，我们实现未来十年乃至二十年的平稳较快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现在社会上似乎出现一种舆论，认为中国的快速增长期已经结束了，已经进入了中速增长阶段了，经济增长放缓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舆论声音很强，好多人都跟着说，我是很不赞成这种观点的，去年我还写了好多文章来反驳这种观点。这些观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我都听到过，也跟他们辩论过。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人说中国最合理的增长速度是7%，九十年代还有人说中国最合理的增长速度是7%。到了“十四”大召开的时候，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党校讲话，提出我们应该争取9%左右的速度，好多人都反对。结果呢，进入21世纪之后，我们出现了一个高增长、低通胀、高效益的黄金发展十年。进入新世纪以后，我们的经济总量大了，好多人讲，再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更难了，但是我们的速度反而更快了。2000年到2010年这十年，我们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所以，根据改革开放三十年我的亲身经历，我们的预测包括一些经济家的预测往往落后于实际。对中国通过改革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往往估计不足。目前我们的人均GDP达到六千美元，还低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有各种各样的舆论说我们的劳动力红利没了，改革红利也没有了，加入全球化产业分工的红利也没有了，所以发展的速度应该放缓。尤其是今年春节前后出现了140万平方公里的雾霾，有人提只有降低速度才能把雾霾解决好，我是不赞成这种观点的。
怎样通过转变发展方式，赢得未来十年到二十年的平稳较快增长。根据日本、韩国和我们台湾省的经验，人均GDP达到一万七千美元的时候，快速增长期才会结束，他们做到了，我们应该也能做得到。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又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果日本、韩国和我们的台湾省能做到，我们做不到，怎么能体现我们制度的优越性？我们应该能做到，有信心做得到。关键就是要转变发展方式，或者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以及发展方式的转变，“十七大”时就提出了。但是五年过去了，在发展方式转变上，在一些重要的领域不是前进了，而是后退了，好多指标不是更好了，而是更差了。发展方式转变的首要任务是调整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但是很明显，从“十七大”到“十八大”这五年，投资率更高了，居民消费率更下降了，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衡的局面更加恶化了。投资率前两年上升到49%的历史最高点，最终消费率下降到48%的历史最低点。最终消费包括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政府消费一般占14%左右，居民消费率下降到34.9%的历史最低点。这些数据不是更好了，而是更差了。为什么“十七大”提出转变发展方式，经过五年还是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呢？现在各个方面改革的呼声都比较高，都说要改革，但是到底怎么改？改革的重点放在什么地方？意见很不一致。“十八大”重新提出这个问题，而且强调要以转变方式为主线，以科学发展为主题。现在看来，要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关键是要深化改革，如何凝聚改革共识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十八大”专门提出一个词，叫“凝聚共识”，我认为要围绕发展方式的转变来凝聚改革共识。因为前三十几年的改革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创造出中国经济奇迹，关键是我们集中改革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按小平同志说，摸着石头过河，检验改革是不是正确的唯一标准就是看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凡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都要改掉。这样就把过去的条条框框全都打破了，一些禁忌也打破了。这种体制上的改革突破，带来了生产力的大解放，才创造出中国奇迹。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们又积累了许多矛盾，我看还是要围绕能不能解放生产力，针对那些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来进行改革，换句话讲就是围绕发展方式的转变来进行改革。
如何凝聚改革共识
一、围绕经济增长从投资、出口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改革收入分配制度
过去三十多年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靠高投入、高消耗实现的，投资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一倍以上。我们GDP总量居世界第二位，但是我们的物质消耗居第一位。我们的粗钢产量7亿多吨，生产能力是9亿多吨，占全球的一半以上，水泥产能占全球一半以上，铝材、平板玻璃和家用电器生产能力都占全球的50%左右。我们的造船能力超过全球市场需求的总和，全球造船订单都拿到中国来，也不够咱们中国人干的。我们的家电、发电设备和汽车的生产能力占到全球的30%以上。就连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像风电设备生产能力也超过国内需求的一倍以上。所以，产能过剩成为当前经济运行中最突出的矛盾。
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发达国家市场疲软，对中国商品的进口能力减弱，加剧了国内产能过剩的矛盾。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增加消费，大幅度调整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居民消费率是持续下降的。居民消费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曾经达到52%，到现在下降到34%，下降了18个百分点。投资率是逐步上升的，到2011年，投资率高达49.2%，最终消费率下降到48.2%，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投资率高于最终消费率的状况，投资率高于最终消费率一个百分点，这种比例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
美国的最终消费率最高是91.7%，居民消费最高是72%，美国的居民消费率比我国高一倍以上。
解决产能过剩问题，要找到认识上的根源。过去我们曾长期在计划经济下生活，计划经济的突出特点就是物质短缺，即需求膨胀，供给不足。而市场经济的特点则是需求不足，供给过剩，这个规律完全符合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对资本主义特点的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里从分析商品的两重性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能力无限扩张与广大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由于分配权决定在资本家手里，所以他尽可能压低工人的工资。C是物耗，M是利润，V是工资，压低V，尽可能地增加M，可以获取更多的利润，并把利润用于再投资，通过不断扩大生产规模来增加盈利。而居民支付能力则受到收入增长的限制。这个基本矛盾导致周期性生产过剩的危机。马克思的分析是非常深刻的。后来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总结了它的教训，搞福利社会，搞经济预测，搞宏观调控，尽量避免生产过剩的危机，使生产过剩的矛盾大大缓解了。现在他们又走过头了，走到反面了。由于社会保障的包袱过重，超过了财力支撑能力，所以轮到他们过苦日子了。福利上去容易下来难，压低社会福利支出，老百姓就上街游行了。我们现在对产能过剩矛盾产生的根源缺乏深刻的认识。我们说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本质就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的成果要由人民共享。但是实际经济生活中，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跟不上生产扩张的速度，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能力赶不上生产扩张的速度，出现了严重的全面的产能过剩。现在小打小闹调整不行，必须要有大幅度的调整。要从认识根源上找矛盾产生的原因，使全党都认清这个问题，统一思想认识，才能痛下决心对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做一个大幅度的调整。改革初期，我们总结前三十年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集中到一点就是急于求成，用高投资率推动高增长，结果欲速则不达。“六五”时期大幅度降低投资率，提高消费率，使广大居民从经济增长中得到很多实惠。但后来投资率不断上升，从25%上升到30%，最后45%也打不住了，直到现在的历史最高点49.2%。
现在的初次分配，是由企业来决定职工的工资。企业在分配中当然喜欢压低工资，多留利润，这就造成了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低于GDP增长速度。“十八大”提出两个“双同步”，是一个重大突破，就是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要与经济增长速度同步，职工工资的增长速度要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步。去年我们实现了收入增长高于GDP的增长速度，是一个好现象。要通过大幅度调整，让老百姓的收入增长快一点，口袋的钱多一点，特别是中低收入者口袋钱多一点，让更多的人能买房子、买车，能出去旅游、增加文化消费，让自己的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这是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通过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实现经济发展由投资、出口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
前不久国务院三个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的若干意见”，提出了一些原则性、方向性的调整意见，要求国务院各个部门制定实施细则。我们期望实施细则快一点出来，在收入分配调整上能做一个大的文章，从而改变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的局面，实现发展方式的第一个转变。
二、 围绕加快第三产业发展，推进“营改增”的税制改革
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是我们国民经济中长期存在的问题。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务院就制定了鼓励第三产业发展的方针，还召开了全国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会议。但是20多年过去了，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局面没有改变。
2011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为43.1%，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只有35.7%，这两个比例都太低了。全世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平均是62%，发展中国家是50%，我们比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还要低14个百分点，这实在是说不过去。我到过印度，印度人均GDP不到我们的二分之一，它的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和从业人员比重都达到50%以上。印度很重视第三产业，新德里找不到什么大商场，一个个都是小商店。印度政府觉得第三产业利润比较丰厚，把这块留给老百姓，一个家庭有一个小商店，就能养活一家人。我国第三产业发展长期滞后的根本原因，在于税制不合理。第三产业实行营业税，工业实行增值税，营业税的税负比增值税的税负平均重三分之一左右。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受传统经济理论的影响。过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把工业、农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邮电业算作是物质生产部门，国民经济统计里面只统计这五大物质生产部门，叫社会总产值。认为第三产业不创造价值。这种传统理论一直影响到现在。一些地方政府一说发展，就是上工业项目，对第三产业重视程度不够。第三产业用水、用地、用电的价格都要比工业贵。现在有一些城市还是这样，商业电价是一个价，工业电价是另一个价。总之，从各个方面打压第三产业的发展。
从事第三产业的大量是小企业、微型企业和个体户。我们对小型、微型企业的税收起征点，原来是月营业额5千元，前年开始提高到2万元，提高了4倍，看起来幅度很大。但是仔细一算，按照销售利润率10%来算，一个月销售2万元，纯收入才2千元，比居民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3500元还低1500元。税负太重，竭泽而渔，制约了第三产业发展。我建议再进一步提高起征点。统计显示，对小型、微型企业的起征点从5000元提高到2万元，可使2000多万家小微企业受益，他们的税负降低了40%，一个月减少税收仅9个亿，这么大的好事还要继续做。我在政协提了提案，要从放水养鱼、培植财源的角度提高起征点。创业的积极性高了，小微企业和个体户多了，将来大企业才能多，大企业多了，税收才会增多。
2012年，我们已经在十一个城市进行第三产业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试点，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业、物流和研发这些生产性服务业，试点效果非常明显，新创办企业大幅度增加，中小企业大幅度增加，增长幅度都在20%以上。如果这项改革能够尽快在全国推开，在第三产业的各个领域推开，我相信第三产业一定会出现一个爆发式的增长。通过第三产业的税制改革，经过五年的努力，使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比重由现在的35%提高到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50%，增加15个百分点，可以创造一亿个就业岗位。目前全面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没有什么风险，近期可能减少一点税收，但是三五年以后税源增加了，税收肯定会大幅度增长。就业增加了，老百姓收入增加了，消费也上去了。
三、 围绕加快产业升级，改革科技、教育管理体制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从“十七大”到“十八大”的五年，各级政府、企业、学校和科研单位的科研经费大幅增加，研发投入已占GDP的1.97%。全世界最高的是瑞典，达到4%，第二是芬兰，达到3.9%，发达国家一般都在3%以上。我国科研投入总量已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经过几年的努力，科研成果已经成批涌现，我国申请的专利数量大幅度增加。2012年我们在国内申请的专利数量已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当然在国内申请的专利质量差一些，发明专利比较少，专利的利用率比较低，所以我更看重国际专利。2010年，美国国际专利申请了2万多项，我们申请了8000项，美国是我们6倍。到2011年，美国申请专利数量基本上没有变化，我们却增长了20%多，美国对中国的倍数下降到3.6倍。按这样的相对比例关系发展下去，到2015年或2016年，中国申请国际专利的数量也有可能赶上或超过美国。尽管我们在一些高技术领域和美国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在一般的产业技术上，我们创新的能力可能赶上和超过美国。华为公司2009年申请专利量世界第一，2011年中兴申请专利世界第一，这两个公司一年申请的专利占全国申请量的1/4。如果每个省都能培养出两个像华为、中兴这样的公司，我们整个产业的创新能力就能够赶上和超过美国了。
目前还有两大创新潜力有待于发挥。一个是国有企业。现在民营企业申请的专利占整个专利申请量的67%，民营企业已经成为自主创新的主力军。国有企业自主创新的机制还没有形成。国资委去年搞了一个“关于发挥国有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骨干和带动作用的若干规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文件。文件最大的突破，是提出把国有企业创造的技术成果的价值，列入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考核范围之内。马克思早就说了，随着技术的进步，生产资料的有机构成会不断提高，它的技术含量会不断提高。但是，我们过去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考核，只看有形资产，不看无形资产，你创造的技术成果再多，也进入不到考核的范围。大唐电信集团用了八年时间，投入十几亿人民币，创造出了一个TD—SCDMA的3G标准，由于这个技术成果进入不了考核的范围，它又是上市企业，导致账面亏损，带领创造这个成果的周寰董事长也灰溜溜地下台了。当时周寰跟我说，美国人愿意花十亿美元买他的标准，要是卖出去，研究人员可以发很多奖金，所有的亏损都可以弥补，还会有大量的盈利，账面可以做的非常好。但是他不能卖，因为这是中国人在高科技领域唯一的一个自主创新的标准。显然这是考核标准出问题了。现在我们搞了一个新的考核标准，把技术成果的价值列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考核范围之内，是对国有企业管理制度上的一个突破。建立鼓励国有企业自主创新的机制，鼓励他们增加研发投入，我相信不久国有企业自主创新成果一定会大批涌现。一些高技术领域和行业性重大技术，像航天、大飞机、高铁等等，只有国有企业才能担当重任。如果所有国有企业登上自主创新的舞台，担当起主力军的作用，其潜力不可估量。
另一个领域就是我们的高校，这一块我们目前确实比较惭愧。前年我看了一个统计数字，全世界高等学校按照申请专利的数量来排队，在前50名里，中国被剃了光头，而美国进入前50名的有30个大学。可见中国的大学跟美国大学在创新能力上差距有多大。美国大学考核办的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看一个系、学院对相关产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度。也就是说看你这个院系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带动行业的技术进步。中国好多大学跟着企业的技术进步后面跑还跟不上，教授到企业总结技术进步成果，回来写到教科书里面，再给学生灌输。神华集团目前在中国煤炭开采行业拥有最先进的技术，一口井年产量一千多万吨。有一个分公司的经理回母校讲课，他把教科书拿来随便一翻，找出30多个概念都落后于生产实践。但是学校里的教授还在拿这样的东西向学生灌输，你说这样的学校怎么培养出创新型人才？大学有巨大的创新的潜力。我们有那么多的教授、博士、硕士，许多人正处在一生中最有创新能力的黄金年龄段。美国去年接受中国20万高中生去读大学。美国的教育已成为第六大产业，其中中国留学生是给他送钱的主要来源。能不能把我们的大学办好，把自己的学生留在中国，甚至吸引美国、欧洲的学生到中国来学习，关键就是改革教育体制。现在大学缺的就是竞争，要有竞争机制。
现在有一个好的兆头，根据计算到2015年我们的大学招生，要由有卖方市场进入买方市场阶段，到那个时候大学招生是学生挑学校，而不是学校挑学生了，有一些学校可能因为招不来人自己关门了。现在台湾就是这样的，好的学校报名人很多，可选优质的学生。差的学校没有学生来报名，就自动关门或者由大学变成中级技术学校。到2015年、2016年，中国大学招生买方市场的形成，可能是中国教育竞争机制形成的契机。有了竞争机制，中国的大学才有可能变成一个真正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学校，我们的大学才能成为科研的基地，成为提交技术专利的基地，大学技术创新才能发挥像美国大学那样的作用。所以在国有企业和大学这两大领域，急需深化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激发他们的创新潜力。通过自主创新，用自有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带动产业升级，实现由现在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的转变。
四、 围绕缩小城乡差距，加快建立城乡一体化发展制度
未来十年，我们要跨越中等收入区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提高农村7亿人口的收入水平，尽快扭转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解决好三农问题是中国今后十年能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关键。现在城乡收入差距是3.2︰1。根据研究成果，全世界凡是进入高收入行列的国家和地区，一般都具备三个标准：一是城市化率达到70%左右；二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接近或者超过第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三是农民的人均收入接近或者超过城市居民的收入。没有这三条，很难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现在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只有第二、三产业的28%，农民的人均收入只有城镇居民的31%。不消除劳动生产率的巨大差距，难以提高农民的收入。这就要搞农业现代化，搞集约化农业。现在好多人说中国劳动力的红利已经没有了，劳动力短缺是制约未来十年中国发展最大的障碍。世界银行做了一个研究报告叫“2030年的中国”，提出了未来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四大问题：第一是劳动力供给短缺，实际上这个问题不存在。说劳动力短缺，这个话说早了20年，因为它没有看到农业这个领域还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农业现在有两亿八千万劳动力，种了18亿亩耕地，一个人只能种6亩4分地。美国一个劳动力种几千亩，欧洲一个劳动力种几百亩，中国农民更能吃苦耐劳，主要是没有地给他们种。
现在中国农业现代化面临着千载难逢的机遇：一是劳动力转移有出路，长三角，珠三角，好多城市都存在招工难。我去年去印度孟买开会，之后到孟加拉参加了一些中资企业座谈会。在达卡的一个座谈会上，有一个来自福建服装企业的老板说，他上世纪90年代到孟加拉办厂，原来在福建一个劳动力工资每月两、三千块钱，到孟加拉降到七百多块钱一个月。从这儿生产服装向欧美发达国家出口，是零关税，向发达国家出口服装又没有配额限制。再就是孟加拉的税收只有18%，剩下什么税都没了，比中国的税负低得多。所以在这个地方办厂你不想赚钱都难。现在我们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加工贸易企业开始向东南亚转移，柬埔寨，老挝，印度，孟加拉，越南劳动力成本一个月也就5000~800元。如果我们不抓住机遇加快农业劳动力转移，等我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工贸易企业都转移到东南亚去了，我们将失去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到那个时候再来消化农村富余劳动力，我看是没有办法了。
二是社会资金大量富裕。农业现代化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光靠政府投入不可能，政府投入只能起到引导的作用。农民收入很低，靠农民自身积累也不可能。只能引导社会资金投入。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证明，哪个领域对社会资金开放，哪个领域发展就有活力；哪个领域拒绝社会资金的进入，哪个领域的发展就是一潭死水。同样农业现代化如果不能引入社会资金将会是遥遥无期。
三是市场对优质绿色农产品需求旺盛。现在只要证明某个品牌是好的，质量是信得过的，即使价格高一点城里人也愿意买。中国人跑到全世界买奶粉，造成全世界奶源紧张，真是丢人。但是我也看到了一个例子，一个温州的老板，原来在乌鲁木齐经商，后来他把店铺全卖了，跑到新疆喀什在戈壁滩上办了一个现代化的奶牛场。他的奶粉现在卖到长三角地区。他的广告词就一句话，我的奶粉全部源自于自己奶牛场的牛奶，没有一个散户。这句广告词赢得了长三角母亲的信任，即使价格高也愿意买他的奶粉。千家万户的小生产是不可能保证质量的，只有搞现代化的大农业，搞合作社，搞农业公司，搞家庭农场，才能建立自己的品牌。只有有了对品牌的珍惜，才能保证产品的质量，这里面有无数的商机。
四是农机生产能力完全能够满足农业现代化的需要，实在没有的还可以进口。要抓住这个机遇推动农业现代化，加快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要实行土地确权颁证，把经营权证颁到户，把他的用益物权明确到户，他可以转让，转让出来以后就可以获得土地转让的收益。前几个月我去洞庭湖，在岳阳市的华容县看到一个例子感到非常振奋。华容县有一个村子，有70多户人家，800亩水田，现在800亩水田都让党支部书记一个人转包了，党支部书记变成了全村人的佃户。他购置了全套的农业机械，亩产可以提高5%，他把全村的劳动力都解放出来了。一亩地转包费是700元钱，愿意就地打工，工钱一天130元，愿意进城打工，加上自家土地转包收入七、八千块钱，两口子一年可以搞到7万多元。7万多是什么概念？就是进入了中等收入家庭。国家统计局规定，中等收入家庭年收入是6万到20万，你不用在家种地，外出打工，总收入一下子到中等收入家庭了。这么一个简单的事，需要我们政策推动，这个也需要改革。今年“两会”之前我看新华社头版头条的报道，安徽小岗村春节前整理了几千亩地，准备过完节就招标，谁出的标最高，就让谁种这个地。参与招标的这些人，其中还包括当年按手印分田到户的人，现在他不种地，让别人种，比自己种收入还高。我看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标志着中国农业现代化进入加快推进的时刻了。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制度，可以解决未来2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劳动力需求。美国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例不到1%，他生产的农产品不仅可以满足本国人民的需要，还可以大量出口。未来20年，我们再从农业劳动力中转移出来两个亿，留八千万农民种18亿亩耕地绰绰有余。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美国养猪一共就是两个半公司，一个公司年生猪出栏量三千多万头，还有一个公司的出栏量是两千多万头。一个公司顶得上我们好几个省的产量。所以养殖业完全可以搞规模化，用机械化大生产来保证产品的质量，需要我们从认识上解决问题，加快推进改革。
五、 围绕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十八大”提出要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上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去年年初温家宝总理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金融体制改革的六项任务：一是放宽准入；二是建立地方性的监管机构；三是建立存款保险和贷款担保制度；四是实行利率市场化；五是改革外汇管理体制，由现在的结汇为主转为用汇为主；六是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这六项改革提的非常好，可惜缺一个综合配套的改革方案。由于资本的趋利性，现在利率市场化已率先突破。在没有放宽准入，没有形成一种竞争局面和监管机制的情况下，率先放开利率，很可能孕育一些风险。所以迫切需要制定综合配套方案推进改革。
六、 围绕释放土地潜力，改革土地管理制度
现在有人说中国土地资源紧张，搞工业化、城市化没有土地了，实际上是没有看到土地的巨大潜力。除了荒坡、荒山、河滩地可以利用之外，现在城乡建设用地一共占了23万平方公里，村庄建设用地占了17万平方公里。现在好多村子是空心村，劳动力常年在外打工，家里是铁将军把门，但是房子也不能卖，还在那空着。通过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允许他出让，允许他流动，会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农民把房子卖了，可以在城里买房子。村庄宅基地整理，可节约占地50%以上。土地制度改革是挖掘土地资源潜力，满足城市化建设用地需要的重要举措。中央还提出土地可以在省域范围内占补平衡。用地和造地平衡，可以异地进行调节。我们还要尽可能利用海外资源，像东南亚湄公河流域农业条件非常好，稻米一年可以三收，但是他们种不了那么多，种多了也卖不出去。将来我们互联互通之后，铁路可以直接修到东南亚，那个地方可以成为我们农产品供给的基地，还包括在非洲、南美租一些土地生产一些大豆，满足我们进口的需求。
总之，如果上面讲到的消费、第三产业、科技教育、劳动力、资本、土地六大潜力都释放出来了，足以支持未来20年的持续较快发展。关键还是在于改革。
（转载自新浪财经）
[国际交流]
2013年4月23日，曾培炎理事长会见美国芝加哥大学鲍尔森中心主席、美国前财长鲍尔森一行。
2013年4月23日，曾培炎理事长会见三星集团原总裁尹钟龙一行。
2013年4月22日， 曾培炎理事长会见黑石集团苏世民董事长。
2013年4月11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会见法国达索系统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伯纳德·查尔斯。
2013年4月19日，魏礼群执行副理事长出席以色列独立日65周年招待会，与以色列驻华大使马腾，公使毕文娜，商务参赞贺华夫进行友好会谈。
2013年5月7日，魏建国副理事长会见韩国驻华大使李揆亨。
2013年4月23日，魏建国副理事长会见美国企业责任与贸易中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帕米拉·帕斯曼一行。
2013年4月22日，魏建国副理事长会见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乔纳森·波拉克一行。
2013年4月10日，魏建国副理事长会见日本使馆经济部长尾池厚之公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