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通讯》2014第3期
- 时间：2014-07-16
- 来源：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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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曾培炎会见美国全国商会常务副会长薄迈伦·················· （2）
郑新立出席布雷顿森林体系70周年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学术研讨会·························································· （3）
第三届中日韩FTA民间高层论坛在东京召开················· （3）
中方代表团访问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等机构·················· （4）
亚洲外汇资本流动跟踪研究课题讨论会召开·················· （5）
英国驻华使馆外交官与中心研究人员座谈····················· （5）
国经中心举办第55－60期“经济每月谈”活动·············· （6）
权威言论
魏礼群：行政体制：改革枢纽·································· （13）
郑新立：选准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突破口··················· （20）
国际交流······························································ （26）
[工作动态]
曾培炎会见美国全国商会常务副会长薄迈伦
2014年3月21日，曾培炎理事长在国经中心会见美国全国商会常务副会长薄迈伦一行，与美方就第六轮对话议题、议程、双方报告的发布以及未来的合作交换了意见。
双方商定于5月份在美国驻华使馆举办的中美基础设施投资论坛上各自发布中美基础设施研究报告，召开工作层会议讨论中美投资贸易协定，并在7月份第六轮对话中就此发布共同文件。双方基本确定了第六轮对话的议题，主要围绕中美经济形势及总体经贸关系、中美投资协定（BIT）与两国投资环境、中美自由贸易协定（FTA）、中美投资贸易协定（BITT）与区域经济一体化（RECP和TPP）、APEC会议与中美合作等进行探讨。
魏建国副理事长、陈文玲总经济师等陪同会见。
郑新立出席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70周年
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学术研讨会
2014年5月17－18日，由中国金融学会、法国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和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共同主办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70周年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学术研讨会”在浙江杭州召开。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应邀出席研讨会，并发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及其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的学术演讲，信息部部长徐洪才陪同出席。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浙江省副省长朱从玖、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Michel Camdessus、法国新布雷顿体系委员会执行董事Marc Uzan、欧洲稳定机制总裁Klaus Regling等80余位政府官员及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发表演讲，并就相关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第三届中日韩FTA民间高层论坛在东京召开
2014年4月12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日中产学官交流机构和韩国贸易协会共同组织的“第三届中日韩FTA民间高层论坛”在日本东京召开。来自中日韩三国的100余位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代表，围绕“中日韩FTA谈判与东亚发展、环保产业发展与中日韩合作、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等议题展开学术研讨。与会者认为，中日韩FTA谈判到了关键阶段，应突破政治等障碍，加快谈判进程，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同时，还需要加强中日韩产业合作，特别是节能、环保和金融合作。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徐洪才、日中产学官交流机构特别顾问福川伸次和韩国梨花女子大学国际学部教授崔炳镒，分别代表中日韩主办机构发表主旨演讲。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经济参赞明晓东、日本经济产业省通商政策局长铃木英夫和韩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使洪东昊致辞。中国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毕吉耀、日中产学官交流机构理事长清川佑二、韩国梨花女子大学国际学部教授崔炳镒作总结发言。论坛成果将由主办机构分别报送各自政府，以推动中日韩FTA谈判和促进东亚经济一体化。
中方代表团访问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等机构
在出席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日中产学官交流机构和韩国贸易协会在东京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日韩FTA民间论坛”之后，2014年4月14日，中方代表团在国经中心交流部部长许朝友带领下，访问了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野村综研会长藤沼彰久先生出席座谈会。与会者就中日FTA谈判与经贸合作、国经中心业务以及野村业务管理等内容进行了交流。会后，中方代表团参观了东京大学校园。
2014年4月15日，中方代表团在国经中心信息部部长徐洪才带领下，访问了日本产业机械工业协会，日本产业机械工业协会环境装置部部长田利明出席座谈会，就日本环保产业发展历史与现状、中国环保产业政策与发展潜力、中日环保产业合作等内容进行交流。
2014年4月15日，中方代表团在国经中心交流部部长许朝友带领下，访问了日本国际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田中直毅先生出席座谈会，就日本经济形势、日本政策走向、中日经济合作以及智库管理等内容进行交流。
亚洲外汇资本流动跟踪研究课题讨论会召开
3月26日下午，“亚洲外汇资本流动跟踪研究”课题讨论会在国经中心召开。国经中心执行副理事长刘遵义教授出席了会议，会议由信息部部长徐洪才主持。参加会议的有课题组所有成员和中心部分研究人员。
刘教授总结1992年索罗斯做空英镑、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并结合当前新兴经济体出现的金融动荡，对货币危机的识别指标和计算方法进行了详细讲解，最后还对课题组成员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解答。参会人员围绕课题研究进行了热烈讨论。
英国驻华使馆外交官与中心研究人员座谈
2014年6月19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第7期季度交流活动，英国驻华使馆经济参赞魏百林、一秘万里与中心研究人员进行座谈。交流部部长许朝友主持座谈会。
英国外交官简要介绍了英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财政政策。双方就英国具体经济金融政策、欧元区形势、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国企改革、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中英金融合作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双方同意，今后继续加强交流，并寻求在中英经贸关系领域开展合作研究，为促进中英经济伙伴关系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智慧。
国经中心举办第55期“经济每月谈”活动
2014年1月22日上午，国经中心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办第五十五期“经济每月谈”活动，主题为：“中国与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主持了本次活动。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张永军分别发表演讲。陈文玲认为，对2014年的经济形势总体上是向好的，经济复苏步伐在加快。但是这种步伐的加快不是一个常态下的经济周期产生的经济的复苏，而是一种政策的强力刺激下或者是采取了很多超常的政策手段，带来的经济复苏。张永军表示，实际人民币现在升值已经有些过头，建议人民币升值的步伐略微可以放慢一些，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双向波动，出现一定时间的贬值的态势，也是完全可以的。
演讲结束后，专家们回答了媒体和听众提出的问题。国经中心部分研究人员及来自会员单位、企业、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体的人员参加了此次活动。
国经中心举办第56期“经济每月谈”活动
2014年2月21日上午，国经中心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办第五十六期“经济每月谈”活动，主题为：“全面深化改革、经济转型与稳中求进的相互关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张大卫主持了本次活动。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全国人大财经委原副主任贺铿分别发表演讲。郑新立表示，宏观调控要从总量调控为主转向结构调整为主。他认为，当前价格稳定为这种转变提供了外部环境，实现稳增长需要宏观调控加大对结构调整的引导力度，实现结构调整需要计划、财税、金融这三大调控杠杆形成合力，结构性调整的政策要从选择性的调整政策向功能性的调整政策转变。中国正处在由中等国家向高等收入国家迈进的时期，我们的宏观调控政策跟发达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应当有所不同。贺铿表示，当前要想办法扩大内需，制定一些好办法，增加居民收入，实现充分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才能有效扩大内需。他建议，调整收入分配在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的比例关系。他认为，政府的收入比例是基本合理，居民收入占的比例太小，需要通过大企业让利、小企业减负调整收入分配结构。
演讲结束后，专家们回答了媒体和听众提出的问题。国经中心部分研究人员及来自会员单位、企业、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体的人员参加了此次活动。
国经中心举办第57期“经济每月谈”活动
2014年3月10日上午，国经中心在北京广电国际酒店举办第五十七期“经济每月谈”活动，主题为：“中国经济发展新动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主持了本次活动。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金中夏、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张永军分别发表演讲。王一鸣表示，尽管经济增速放缓，但并不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出现了明显减弱，事实上动力结构正在调整，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孕育和形成之中，往后消费的贡献率会继续提升。金中夏认为，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是非常稳健的，发生大的全局性债务危机可能性很小；美国量化宽松（QE）政策退出，对中国是一个好事，可以帮助我们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国际游资的退潮可以使央行顺势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刘尚希表示，判断中国经济形势关键要有科学方法，不能片面孤立地单纯根据某几个指标来判断，他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处于结构性的转换期，面临各种各样不确定性和风险，判断当前的经济形势要与现在的改革联系，中国经济存在风险，但是我们有更多对冲风险的准备及对冲风险的工具和手段。张永军认为，中国产能过剩问题确实存在，是影响中国经济比较重要的问题，但造成的影响不像西方机构和学者描述的那样严重，甚至会造成中国经济出现衰退，通过利率市场化和金融监管改革将能有效化解金融风险和经济风险，中国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
演讲结束后，专家们回答了媒体和听众提出的问题。国经中心部分研究人员及来自会员单位、企业、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体的人员参加了此次活动。
国经中心举办第58期“经济每月谈”活动
2014年4月22日上午，国经中心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二层多功能厅举办第五十八期“经济每月谈”活动，主题为：“2014年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执行副理事长张晓强主持了本次活动。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祝宝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张立群、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诸建芳、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张永军分别发表演讲。祝宝良指出，一季度经济增速放缓主因是投资回落，预测二季度甚至下半年的经济关键是看房地产投资和房地产价格。张立群认为第一季度经济数据好于预期，未来经济走势趋稳。消费稳中有升、出口总体是低位向好、投资增速回落、房地产不会出现“崩盘”，全年经济增长目标能够实现，未来应更加关注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诸建芳认为，从数据上来看，未来经济增长有一定压力，政策的预调微调对稳增长尤为关键。张永军表示，当前经济确实又面临下行的压力，而且比以前还有所加大，我国当前经济增速下降与国内外整个需求的放缓紧密相关，但不会造成中国经济的“硬着陆”。
演讲结束后，专家们回答了媒体和听众提出的问题。国经中心部分研究人员及来自会员单位、企业、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体的人员参加了此次活动。
国经中心举办第59期“经济每月谈”活动
2014年5月21日上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办第五十九期“经济每月谈”活动，主题为：“加快金融改革，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国经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主持了本次活动。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王国刚、中国银行战略发展部副总经理宗良、中国人民大学信托研究所所长周小明分别发表演讲。王国刚指出，当前推进金融改革需把握三个要义，分别是：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企业和居民拥有金融选择权，让公司债券回归到直接金融。简言之，就是让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宗良表示，金融运行的底线是不能出现局部性风险或由几个风险叠加和传递引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周小明认为，经过十几年发展，我国信托业体制改革被证明是成功的，目前我国信托业处在最好的发展时期。对信托行业系统性风险的担心是杞人忧天，信托业制度中已经设计了三道防火墙，避免发生刚性兑付的风险。
演讲结束之后，专家们回答了媒体和听众提出的问题。国经中心部分研究人员及会员单位、企业、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体的人员参加了此次活动。
国经中心举办第60期“经济每月谈”活动
2014年6月25日上午，国经中心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办第六十期“经济每月谈”活动，主题为：“中国能源生产与消费革命”，副理事长张国宝主持了本次活动。
国经中心理事长助理吴越涛，清华大学原副校长、低碳经济研究院院长何建坤，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韩文科，华能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张廷克，中央财经大学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社科文献出版社原总编辑邹东涛先后发表演讲。
吴越涛首先代表国经中心“中国能源生产与消费革命”课题组对课题的研究内容和主要观点做了介绍。他指出，在国际能源格局发生深刻变革的大背景下，面对经济发展对能源的需求与生态环境对能源的约束之间的矛盾，中国能源革命的内涵是建立现代能源体系，具体包括减量革命、增量革命和效率革命三方面。何建坤指出，中国的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顺应了全球能源变革和低碳发展的趋势，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相比发达国家，我国能源革命面临更艰巨的挑战，需要各种创新。韩文科指出，能源革命的实质是变革，应该将变革与能源生产和消费有效结合起来；当前能源产业发展中的一些难题也要用推动能源革命的精神去破解。张廷克认为，中国能源生产消费革命的方向就是要初步构建多能互补、供需互动、市场主导、宏观调控的现代能源格局。邹东涛提出了中国能源革命的四个目标和五个路径，并指出能源革命是实现美好中国梦的重要途径和重要内容。
演讲结束后，专家们回答了媒体和听众提出的问题。国经中心部分研究人员及来自会员单位、企业、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体的人员参加了此次活动。
[权威言论]
行政体制：改革枢纽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执行副理事长 魏礼群
有三十多年中央智囊经历的魏礼群，对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可谓烂熟于胸，哪些条款是新提法，哪些是老提法，某句话是18年前某次会议上讲过的，某项改革要求是20年前某次会议上最初提出的，他都信手拈来、如数家珍。
魏礼群告诉记者，《决定》有些内容提过很多年，但任务没有完成，这次作为必要的强调；有些内容过去反复讲，但这次没有提及；还有一些决策这次没有明确写出来，但已在实施中。
1968年大学毕业后，魏礼群在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工作了10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1978年，他被调至北京工作，先后在原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办公室和国务院研究室、国家行政学院等党中央、国务院综合性、智库性部门工作30余年，连续参与了7次全国党代会政治报告和20次中央全会文件的起草。
2012年，魏礼群卸任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目前担任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延续其智囊生涯。
他的主要聚焦点，自然是行政体制改革及其关系密切的经济体制改革。他介绍，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对经济体制改革作出过多次全面的决策部署，以往行政体制改革内容多集中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某一部分，或只散见于经济体制改革有关章节之中。而这次 《决定》，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部署，也是全面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部署。
“目前中国的诸多问题和矛盾，主要原因是不少体制机制存在弊端，现在推动的很多重要经济体制改革都与行政体制有关。”魏礼群说，行政体制既是整个国家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其他体制的联结枢纽，也可以说行政体制改革是各方面改革的结合点和关键环节，必须加快、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以带动其他领域的改革。
行政体制改革贯穿整体
《财经国家周刊》：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60项改革任务中，第四部分“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有3条，你如何评价行政体制改革内容在整体改革中的份量？
魏礼群：除第四部分专门阐述行政体制改革外，实际上，《决定》的其他部分都涉及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容，行政体制改革几乎贯穿着《决定》的全文。无论是其中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还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甚至党和政府的关系，都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决定》明确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当说，这也是行政体制改革要与之协调的总体目标，这比中央以往确定的行政体制改革总体目标内涵更丰富、要求更高。
《决定》的改革思路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体制各个方面，而这些改革都涉及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其成效在很大程度上都有待于或取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
《财经国家周刊》：为什么中央强调把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政府职能转变与推进市场化改革有何关系？
魏礼群：转变政府职能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但不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全部。通俗地讲，政府职能就是政府被赋予的权限、职责、功能，“政府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 多年来突出的问题是，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处于“越位”、“错位”的状态。政府不该管的，不该审批的，政府管了，审批了；同时，政府职能往往又处于“不到位”的状态，比如说市场监管、环境保护、社会建设、公平正义等方面，有些该管的没有管好。
我国过去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政府用过多行政手段直接配置资源，是不成功的，大量事实已 经证明了这一点。只有推进市场化的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做到政企分开、政社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不直接干预微观经济社会的活动，才能更加充分发挥市场功能的长处，也才能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
当然，这方面也要防止误解。不能把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理解为社会经济领域全部市场化。该由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资源配置方面，有些社会经济领域就不能搞市场化，比如，经济总量平衡、生产力布局和生产关系调整，不能全靠市场化。
《财经国家周刊》：和以前相比，此次全会《决定》在政府和市场关系方面有哪些新特点？
魏礼群：首先，更加强调市场的作用。突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实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这是一个重要理论创新。
第二，强调政府有效治理。过去叫“行政管理”，这次提出有效治理，对政府的要求更高了。政府作为公共权力行使者，理所当然地应该履行经济社会运行的引导、调控、服务、管理职能。但要求做到“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就必须完善 政府治理体系、创新政府管理方式，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第三，强调改革的整体性。行政体制改革不仅仅是政府职能的转变，还涉及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包括健全宏观调控体系、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和行政区划的调整，还包括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和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等。
第四，强调体制的现代化。例如，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就是着眼于国家制度文明、组织机构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国家治理” “社会治理”，都是现代化的理念，也是国际通行的概念，“治理”的概念更丰富，更开放。这次更加考虑用国际通行概念和范畴，是在用国内外相通的语言来讲述中国的故事。
下放审批权不等于“小政府”
《财经国家周刊》：为什么把深化行政审批改革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突破口？
魏礼群：因为这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也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关键。目前行政审批的范围仍过宽，审批的事项还过多，而且不少是暗箱操作，自由裁量权很大，弊端丛生，包括束缚经济活力、降低经济效益，也包括滋生种种严重腐败现象。政府职能存在的突出问题，就是权责不统一，有权力审批者不承担责任，需要承担责任者又没有权力办事，权责脱节。据我所知，在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审批过程中，经常出现该审批的不及时审批，有些不该审批的，由于多种原因，包括有人情因素，却很快审批通过了。
2013年3月17日，李克强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郑重作出承诺，在未来任期5年内，要把国务院仍然存在的17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精简三分之一。本届政府成立以来，确实是言必信、行必果，说到做到。据公开的信息，在三中全会召开前的6个多月时间，国务院已经取消、下放了334项行政审批等事项。应当说，这个力度比较大，社会反响是好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直接影响到行政体制改革乃至整个改革的进程。
《财经国家周刊》：如何确保该下放的审批权下放到位？
魏礼群：要警惕“明放暗不放”，有的部门名义上下放了不少审批权，但深入分析不难看出，这些下放的审批权里面，有些早就下放过了，早就名存实亡，这次也被算作下放事项，而有些该下放的实权却仍紧紧抓在手里，这是不应该的。
还要防止“上放下不放”，应该放给市场、放给企业、放给社会的，国务院放权了，中央部委放了，但是有些到了一些省里、市里、县里被截留了，到不了市场，到不了企业，到不了社会。
有的表面上看是减少了审批权，但又搞一些不必要的审核、备案等，实际上如同审批一样。该放开的应该彻底放开。
《决定》在“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的部分规定：“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 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这是一个很好的理念和决定。要建立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目录清单制度。下放审批权的项目要公开，仍需要行政审批的事项也要公开，要公开哪级政府你还在管什么，管的流程是什么样的。这样，才能真正推进行政改革，政府治理也更加透明。
当然，下放权力也要避免一放就乱。下放审批权绝不等于撒手不管、一放了之，如果这样，也会造成经济社会生活的混乱。这方面我们国家过去吃的亏也不少，所以要做到“放管结合”，加强有效服务、协调和监管，避免以往“一放就乱，一乱就管，一管就死”的恶性循环。我认为，下放权力的方向要坚定、决心也要大，但下放什么事权、下放到什么程度，要与政府的监管能力、社会的法治建设相适应，还要大力改 进监管办法和方式。要多设路标，少设路障，要抓紧把相关的规则、标准建立起来，明确市场主体运行的方向、边界。
目前，我国法治社会还没有建成，许多法律不够健全，执法能力也不够强，很难完全按法办事。因此，要加快建设法治中国、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步伐。积极创造条件，加快向市场、向社会、向企业放权。
《财经国家周刊》：下放审批权，被很多人认为是对政府削权，如何建设“小政府”。你怎么看？
魏礼群：这需要澄清一个误区：简政放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是说可以削弱政府在社会经济领域中的作用，也不是说要建立“小政府” “大市场”，更不能认为政府可以无所作为，只是起所谓“守夜人”的作用。政府放开微观活动，而政府应尽的职能更加重要，特别是宏观调控、制定规划、准则和公共服务、社会建设、环境保护、维护公平正义等职能必须加强，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决不可不作为。
十八大报告在论述市场和政府关系时，是讲两个“更”字，即“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是把“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两个方面联系起来讲的。
政府的职责不仅要引领市场方向，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还要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可以说，这对政府发挥的作用要求更高了，政府职能责任更大了。市场和政府两者作用不可偏废。
（原载《财经国家周刊》2014年第3期）
选准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突破口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郑新立
在经历了30多年的快速增长之后，我国经济进入了转型升级阶段。完成这个阶段的历史任务，我们就能赢得新一轮的经济持续增长。在此阶段，要在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应有作用。要通过不断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增强宏观调控能力，尽快实现国民经济转型升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靠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来实现的，直接导致了目前产能过剩、污染严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局面。当前，提高最终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降低投资率，从而化解产能过剩的难题，成为宏观调控所面临的突出任务。只有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才能解决当前经济运行中面临的诸多难题，释放经济发展新潜力，克服经济下行的压力，引导经济走向科学发展的道路。当前转变发展方式的紧迫任务：
一是扩大居民消费。要继续把改善居民住、行条件作为扩大消费的重点。要扩大公共服务，改变公共服务长期供给不足的状态。加快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要采取优惠政策，鼓励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
二是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去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虽然已达46%，超过了第二产业，但是应当看到，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仅为36%。全世界的平均水平为60%，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也在50%。如果经过5年到10年的努力，将我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提高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提高14个百分点，就能新增1.1亿个就业岗位。这不仅能满足居民多层次的服务需求，降低企业的流通成本，而且能带动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带动消费水平的提高。一年多来，“营改增”的试点已经取得明显成效，应加快在全国第三产业的各个领域全面推开，为第三产业发展创造更好的政策环境。只要改革到位，第三产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必将在未来10年内出现一个持续、井喷式的增长，成为稳增长的重要支撑。
三是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继续鼓励企业、科研单位、大学增加科技研发投入，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带动产业升级，逐步提升我国产品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推动我国工业产品由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转变。
四是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我国农村人口尚有6.4亿人，农业劳动力尚有2.6亿人。实现现代化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不断减少的过程，也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的过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部署，为土地向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公司流转，发展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创造了体制条件。要加快新农村建设，推进整洁农村行动。通过建立城乡一体化发展制度，将释放出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巨大发展潜力，使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
选准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突破口
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只有选准重点，集中力量予以突破，才能在有效克服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同时，为经济的长远发展奠定良好基础，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按照国家城镇化规划要求，我国的城镇化将分为三个不同层次同步推进。一是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中心的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都市群。目前这三大都市群的经济总量分别为1.5万亿、1.7万亿、1.3万亿美元，再经过10年的发展，经济总量均有可能达到2万亿美元以上，超过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两大都市群即纽约都市群和东京都市群各2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三大都市群将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引擎，对全球经济也将产生重要影响。其次是以省会城市为中心、以周边的地级市为节点的次区域城市群，在带动省域经济发展中将发挥重要作用。第三是以新型农村社区、小城镇、县城关镇为依托，形成就地城镇化的格局。在县域经济发达的地区，农民在原地居住或适当集中，大部分在第二、三产业从业，农业实现现代化、集约化经营。
——使环保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坚决向污染宣战，表达了治理污染的决心。关键是要建立吸引社会资金投资环保产业的市场机制，这就要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建立谁污染、谁付费和第三方治理制度，培育环保市场。
——加快城际高铁和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我国人口众多，国土辽阔，资源分布不平衡。发展高铁，最适合国情，被称为绿色运输方式。加快高铁建设，尽快形成高铁网络，将使国民经济跨上一个新台阶。铁路作为长期发挥作用的基础设施，其投资具有长期稳定回报的特点，应通过投资体制改革，建立适合铁路特点的长期融资机制。加快高铁、地铁建设，对拉动内需、促进增长将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积极培育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在不同发展时期，应选择不同区域作为经济增长极，以支撑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如，淮河经济带是目前有条件成为新的增长极的地区。这一地区土地肥沃、雨量充沛、资源富集、人口稠密，由于雨季过度集中，至今仍遭受着洪涝、干旱交替发生的困扰，是豫皖苏三省发展的洼地。过去几十年淮河治理以防汛为主，现在需要调整思路，从发展的角度进行根治。应抓紧制定淮河经济带的整体规划，做到汛期蓄水、常年用水、科学调度，实现洪水资源化；使之成为新时期扩大内需的战略支点。
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必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靠引进资金、技术，利用劳动力成本低和资源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把人均GDP搞到5000美元左右，容易做到。但是，要攀上人均1.2万美元的台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如果没有经济结构的根本转换，包括产业结构升级，城乡均衡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日本、韩国同巴西、墨西哥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去年，我国人均GDP达到6750美元，正处于向高收入国家攀升的艰难爬坡阶段。近一年多来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正是结构转换难度加大的反映。在这样一个特殊阶段，尤其需要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
在实施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战略中，政府要制定明确的导向政策，包括鼓励类、限制类的政策。在市场准入政策上，要制定负面清单，实行非禁即入的原则。我国在30多年改革发展中，一方面不断扩大市场的作用，一方面逐步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宏观调控，创造了经济奇迹。我国目前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我们不仅不能使政府去功能化，而且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三大调控杠杆要围绕促进转型升级形成调控合力。计划、财税、金融三大杠杆，是宏观调控的基本手段。三者之间既相制衡，又相协调，形成合力。面对转型升级的任务，计划部门应制定转型升级的目标、重点、要求；财税部门应运用减税、贴息、资本金补助等措施，引导信贷和社会资金投向；金融部门应运用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包括重点建设债券等措施，引导信贷资金投向规划和财税政策引导的方向。特别是在目前通胀压力小的情况下，金融调控政策应适时从总量调控为主转变到以结构调控为主，运用强大的金融力量支持经济转型升级。
制定产业结构调整政策要从选择型转变为功能型。长期以来，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往往对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实施一系列优惠政策。这种选择型的政策的好处是，有利于少数产业的非均衡发展，但是其弊端也很明显，往往造成顾此失彼，“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带来新的结构失衡。因此，要尽可能避免推出选择型的产业政策，代之以功能型的政策。即对符合经济转型升级方向的经济活动，不管属于哪个行业、哪类企业，都要给予鼓励，而对不符合转型升级方向的经济活动，一律采取惩罚性政策。比如节能减排、环境保护、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等，是转型升级鼓励的方向；对于所有行业、企业和生产、消费，凡是符合这些要求的，都应给予鼓励，反之则应予以惩罚。制定功能型产业政策，比之选择型政策，对于推动转型升级，将能发挥更大的成效。
（原载2014年5月4日《经济日报》）
[国际交流]
2014年2月24日，曾培炎理事长会见保尔森基金会主席保尔森。
2014年2月21日，王春正执行副理事长会见马德里俱乐部主席、荷兰前首相科克。
2014年6月28日，张晓强执行副理事长出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60周年纪念大会”。
2014年4月16日，郑新立常务副理事长会见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校董穆闽珠女士。
2014年5月27日，郑新立常务副理事长会见加拿大全球治理与创新中心全球经济项目负责人多米尼克·罗巴蒂一行。
2014年2月13日，魏建国副理事长会见韩国新任驻华经济公使朴银夏。
2014年2月19日，魏建国副理事长出席韩国公使郑永禄离任午餐会。
2014年2月25日，魏建国副理事长参加美国商务公使蔡瑞德离任宴请。
2014年3月12日，魏建国副理事长会见墨西哥驻华大使温立安。
2014年3月21日，魏建国副理事长同罗兰贝格咨询公司创始人罗兰贝格教授工作午餐。
2014年3月25日，魏建国副理事长会见英内阁大臣奥利弗·赖特温。
2014年4月8日，魏建国副理事长会见了美国前商务部长古铁雷斯及西部数据集团董事长史蒂夫·密立根一行。
2014年5月7日，魏建国副理事长会见日中经济协会会长田村晓彦。
2014年5月20日，魏建国副理事长出席加拿大驻华大使赵朴为加拿大蒙特利尔金融集团副董事长一行举办的欢迎活动。
2014年5月21日，魏建国副理事长出席韩国原驻华大使李揆亨、韩国驻华经济公使朴银夏宴请。
2014年6月19日，魏建国副理事长出席印度驻华大使康特为印度国防研究和分析学会总干事Dr.Arvind Gupata一行举行的欢迎晚宴。
2014年6月26日，魏建国副理事长会见即将离任的日本驻华大使馆经济公使尾池厚之。
2014年6月27日，魏建国副理事长会见宾夕法尼亚大学James McGanne博士。
2014年2月20日，张大卫秘书长会见三星公司首席副总裁李贞烈。
2014年4月15日，张大卫秘书长会见德国国际企业家商会主席李其昌。
2014年4月25日，张大卫秘书长出席丹麦女王在钓鱼台举办的国事访问招待会。
2014年2月26日，陈文玲总经济师会见日本财务省综合政策研究所次长田中修。
2014年6月18日，陈永杰副秘书长会见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中国司华北区副司长周佳穗率领的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代表团一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