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嘉宾与点评嘉宾的互动回答

郑新立：

刚才宝良说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房地产投资；一个是关于产业结构“两高一资”产业发展过快。

房地产的投资，我们国务院最近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来抑制房价增长过快的局面，中国的房地产业，发展的目标应当是按照我们十七大的要求，就是以实现住有所居为目标，让中国的老百姓，不管是高收入还是低收入的，都要有一套跟自己的收入水平相当的住房，实现居者有其屋，这是我们的目标，房地产也不能成为第二个股市，不应当成为炒作的对象。我们的近邻日本，还有我们的香港，都从房地产泡沫中间得到了沉痛的教训，到现在还爬不出来，所以我们的房地产业绝不能搞泡沫，我们要向新加坡学习，向德国学习。

当前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怎么办？我最近看到有的专家提出建议，房地产要搞双轨制，我是很赞同的，就是说，对广大的中低收入者，包括我们刚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没有钱买房，怎么办呢？要通过保障性住房，满足他们居住的需求。保障性住房可以分两个层次，一个是经济适用房，一个叫廉租房，现在需要抓紧出台关于保障性住房的各项政策，至少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享受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家庭收入标准，扩大享受保障性住房的比例，比如说能不能提高到50%左右都享受保障性住房，因为新加坡70%享受保障性住房，香港40%享受政策保障性住房。根据我们现在城市收入水平，把保障性住房销售范围提高到50%左右，我看是可以的，定一个家庭收入的标准，低于多少就可以享受经济适用房或者廉租房。

二是加紧制定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面积标准，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我们看到，纽约市的廉租房，最小的有16平方米的单元房子，里面厨房、卫生间都有，北京还没有16平方米的单元房子，但是纽约都有。新到纽约工作的单身人士，到纽约有一套房子，比较便宜，就解决问题了，要把面积标准定下来。

三是建立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退出机制，收入水平到一定程度了，你退出，把房子交给政府，给别人住。在纽约，很高很高的深红色的大楼，都是廉租房，美国政府规定，家庭收入低于三万美元的都可以申请廉租房住进去，三万美元到五万美元家庭年收入区间还可以持续住，但是家庭年收入五万美元就要到外面买房子、租房子住去。所以我们要建立住房的双轨制，把保障性住房建立起来。对于商品房，高收入的，就放开，随行就市，有钱的住别墅，咱们不要羡慕也不要眼红。我觉得，抓紧建立这样一个制度，才能满足我们住房的需求，才能抑制房地产价格的过快上涨。

刚才祝宝良讲到的第二个产业结构的问题，他提出了一些担忧，我认为是非常对的。应当看到，去年由于我们投资的超常增长，增长了30%，投资率上升到了历史最高点，由于要保增长，作出这些牺牲，付出这些代价，也是值得的，但是我们要对付出这些代价进行分析。

在今年，我们尽可能减少这些代价，这就是要降低高耗能、高污染、资源型产业的过快增长。去年的过快增长，主要是由于房地产投资的增长、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的拉动，去年投资一下子增长那么快，在制造业方面找不到好的项目，能够找到的项目都是基础设施的项目，特别是铁路，还有房地产、高速公路，还有其他一些大型的基础设施工程，这些工程上马以后，拉动的就是钢铁、水泥、电解铝，所以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今年要尽可能改变这种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型产业投资和生产过快增长的局面，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资源消耗的局面，这就需要我们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降低我们经济增长对资源消耗的依赖。这里面核心的问题是自主创新，有了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我们就可以依托这个技术来产生一些新产品、新项目的投资，所以说到底，还是我们中央提出的要把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在技术创新上能够有所突破，从而带动我们产业的升级。谢谢。

王军：

刚才各位专家对我们发布的指数的研究都给了很高的评价，其实我们指数的几项研究还是比较初步的，今年一月份才正式发布，这段时间我们也是在不断完善这个指数的研究。刚才也看到了，我们发布了三个指数，还有两个指数，因为数据的原因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还在完善过程当中，最近一段时间发布以后，接到了各方面的意见，包括一些研究机构的意见，我们在不断完善和调整，应该说未来还需要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说开发一些新的功能，像刚才我们宏观经济景气指数，还有一些先行指标，对未来整体宏观经济的运行，包括物价，包括出口，有一定的先行预测的功能，其他方面的功能还没有开发出来，还需要完善。

比如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指数，我们普遍的观点，大家总在说输入型通胀，也就是强调我们出口大量的原材料、能源、铁矿石等等，会对国内的物价产生一些压力。但是现在看来，根据我们指数的描述，好象和CPI保持同步，对PPI有几个月的领先作用，但是他们之间的机理比较复杂。有四个指数：上游产品的指数、中游的指数、下游的CPI的指数，对PPI有一定领先的作用，但是对其他两个还不是很明显的，也就是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到底和最终产品价格有什么关系，能不能很顺畅地传导到我们物价的指数上，现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不是很清楚，需要下一步研究过程当中进一步完善。

今年有一个设想，我们也正在做，我们希望再开发出一个新的指数，就是叫做资产价格的预警指数，我们希望在二季度的时候把这个指数开发出来，向大家做一个介绍。希望在今后的研究工作当中能够得到各位专家的继续关注和大力支持。谢谢。

张永军：

刚才几位点评专家就人民币汇率问题提了几个问题，刚才祝宝良研究员提了关于购买力平价方法的问题，是不是可以有修正的地方。估计均衡汇率水平的模型，刚才我们提到的彼得森的模型，包括我们所的购买力平价的方法，现在看，各种模型都有它的优势，但是也都有它的缺陷。我的看法是什么呢？各种方法都有缺陷，但是关键要看哪个模型，比如说刚才讲到的彼得森的模型，它跟中国目前的情况，它在中国的适用性怎么样？如果说它考虑那些点，和中国现在的情况，如果说适用的情况比较差，而有的模型适用情况好一点，我们就采用适用性比较好的模型。彼得森的模型，我们刚才从模型的方法和参数的取值等等方面做了一些介绍，另外我们用历史数据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已经提到了，比如说彼得森的模型，最早提到基本均衡汇率模型的时候，威廉姆森在《广场协议》之前，这种方法就已经提出来了，在日本和美国关于日元升值的问题上，当时类似的方法已经出过一些结果，从适度效果来看，显然这种模型对日本当时的情况，包括对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适用的情况是比较差的，效果不是太好。

购买力平价的方法，刚才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也提到了，这种方法在人均收入比较低的国家里看，因为各个国家情况差距比较大，确实直观来看适用性差一点，但是即便把收入低的国家拿掉，只看发达国家，分析日本、德国当时的情况，还是有效果。另外我们需要改进，我自己初步的考虑，有一些改进，比如说把分析做得精准一点，比如说把我们的样本国家，把非常小的小岛国加入，比如有一些小岛国完全是做服务业的，它的产业结构跟我们差异比较大，我们可以考虑，看看不同的国家，比如说产业结构类似的，发展水平相近的，再划分成不同的类别，看能不能在方法上做一些改进。

另外，像刘行长提到的方法的问题，这个方法不仅有中国的专家在用，国外也有一些专家在用，当然我们以后使用过程当中，力争做到能够更适合中国的情况，方法上如果改进得更好一点，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关于政策目标方面，刚才刘行长提到了，宗良研究员在点评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政策目标，我在讲的时候没有做过多的阐述，应该说，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包括我们现在的很多机构在这个问题上讲得比较多了，我个人也是持这样的看法，我们国经中心也是这样的观点，中国实际上不追求这种长期有明显顺差的情况，我们是追求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情况。只不过，以前比较长的时候，我们有比较大的顺差。原因比较复杂，我个人觉得主要是跟我们的结构有关系。如果购买力评价的这种方法，再考虑中国的结构性因素，因为结构性的变化都是缓慢的过程，相应的，从这里面可以得出一个政策性的结论，我们显然不应该快速地、大幅度升值，要适应结构性变化，而需要缓慢的、渐进的升值。在目前的情况下，应该调低出口退税率，这种观点我是赞同的。

关于顺差，我自己认为，短期来看，顺差已经降下来了，而且三月份出现了逆差，从金融危机以来调整的过程来看，包括我们以往在做实证分析的情况来看，中国要调顺差，调整汇率的作用没有调整国内需求的作用大。以往的实证分析中，比如我们做中国出口的变化跟国外的需求相关关系的分析，要比我们汇率相关关系强的多。反过来，我们进口跟国内需求的关联度也要比跟汇率的关联度强得多，因此要调经常项目平衡的状况。从国内需求的调整，它的作用要重于汇率调整的作用，而且从长期以来的情况来看，调国内需求，我们国家的财政政策应用起来效果比较快，财政政策调得比较快的话，对于国内需求的调整效果也比较显著，可能在调整速度上也比调整汇率的速度要快。因此我觉得，在调整这方面，更要着重发挥调整国内需求的作用，另外一点，当然国内的需求结构跟国内经济结构、要素的结构，包括刚才讲到的人口结构、劳动力结构等等方面有关系，这方面也需要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我们逐步去调整结构，也能起到调整我们国际收支平衡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