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国智库考察的情况报告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赴美考察团

近日，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张大卫同志为团长、陈文玲、王军、徐占忱、张焕波、刘向东等同志为团员的代表团，赴美国对国际知名智库和哥伦比亚大学进行了考察与交流，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一、赴美考察总体情况

考察团在华盛顿期间，先后与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布鲁金斯学会、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传统基金会、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皮尤研究中心、大西洋理事会等美国智库进行了充分交流，探讨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建立中美智库合作机制、中心与上述智库建立双向交流机制问题，学习解美国智库的运作机制和管理模式，并就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美国大选前景、中国经济发展等双方感兴趣的国际国内问题深入交换了看法。

考察团出席了美国全国商会“投资美国峰会”，张大卫同志在论坛上做主旨发言并回答了有关提问，论坛之前考察团就第8轮“中美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筹备情况与美国全国商会执行副会长薄迈伦进行了交流。陈文玲、徐占忱、张焕波参加了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在华盛顿举办的春季招待会，与美国各界人士进行了坦诚的交流与沟通。

在纽约期间，考察团会见了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博林格先生，与哥大校长就双方合作问题交换了看法，并与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院、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全球能源政策中心等机构的研究人员进行交流，共同商讨开展合作研究与交流的有关事项。考察团还参加了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院举办的“中国的绿色增长：论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论坛，张大卫发表主题演讲，陈文玲参加专家讨论。中方课题组还与美方课题组——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院举办了工作会议，双方就合作研究课题“中国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研究”的研究进展、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及下一步的研究框架、研究分工和研究计划等进行了交流。

二、美方智库对一些问题的主要看法

考察团与美国智库就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面临的挑战、美国大选情况、中美经济问题、TPP和中美BIT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美国智库认为，尽管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存在一些挑战和问题，但中美关系总的走势不会发生颠覆性变化。

美国传统基金会认为，中美关系前景不好，这是诚实的判断，但不见得有重大的冲突，由于在很多事务上都存在不同利益，日常的摩擦仍会持续存在，在个别问题上摩擦还会加剧。中美两国采取更多的对话，可以消除分歧，防止误解带来的纷争。中美经济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强大支撑点，值得重视的是，近年来美国企业界对中国渐渐失去耐心，甚至有一些敌对情绪，这对中美关系是不利的。传统基金会支持中美建立更加紧密经济关系，但应在中国确立市场经济地位的前提上。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认为，中美两国尽管存在很多分歧，但还没有到针锋相对的时候。中美两国已有开放性、建设性的对话机制，而不是像俄罗斯那样，与总统甚至无法对话。中美两国关系存在的问题是暂时的，但是总体趋势是稳定的。大西洋理事会认为，中美两国应签订更具有雄心的投资贸易协定，促进中美关系发展。中美两国还可以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加强合作，只要坚持共同的贸易和投资规则，这种合作将是共赢的。卡耐基认为，民主党执政台湾，美国仍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会按照《与台湾关系法》处理中国和中国台湾的关系。

（二）美国智库认为，南海问题是当前中美两国关系中的难题，应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路径与方法。

卡耐基刚刚参加了习近平主席同奥巴马总统关于核安全的会谈活动，他们认为，目前中美分歧的主要问题是南海问题。美国目前在南海的行动和做法是不妥的，中国人认为是一种挑衅，中国对自己领海的保卫也应受国际法控制。未来两周菲律宾就南海问题向国际法庭提起的诉讼会得到判决，菲律宾提出15个问题，国际法庭有5个独立法官，很有可能形成一致决议。预计判决结果对中国不利。中国政府会以这是国家主权而不接受国际法庭判决结果，但这将在国际社会受到批评。美国政府会尊重国际法庭裁决结果，因为2012年国际法庭对尼加拉瓜诉讼哥伦比亚领土及海洋争端做出最终判决，以结束两国相关纷争，美国当时虽然不满意，但也尊重了国际法院判决结果。布鲁金斯认为，中美过去的很多问题已变得不重要，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互联网安全问题、南海问题、朝鲜问题、台湾问题，其中两国最大的问题是南海问题。南海是公海，根据国际海洋法，是谁都可以到达的地方。美国军方最近关于南海的言论有些极端，产生了纠纷，这方面做得不好。中美南海争议的核心在“境内”这个关键词上。按照国际海洋法，一些礁石不具有领土性质，暗礁属于国际共有。中国提出的九段线应有清楚的划线。中国在南海问题上要冷静一些，中国建设南海的防卫措施给邻国带来了不安。

（三）美国智库认为，中美两国对朝鲜问题的基本态度是相同的，应联手推动解决半岛问题。

卡耐基认为，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防御体系主要是应对朝鲜导弹威胁，没有意图也没有能力威胁中国安全。奥巴马提议中美军事专家就萨德导弹进行深入交流，美国可以派专家向中国介绍萨德导弹防御体系原理与特征。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对朝鲜的底线都是实现半岛无核化，回到六方会谈的轨道，但都被朝鲜拒绝。考虑到朝鲜的军事能力和有射程超1万公里的导弹，又考虑到朝鲜的报复行动可以会对首尔造成损害，没有哪个美国领导人愿意使用武力解决朝鲜问题，只能通过制裁和震慑，减弱朝鲜的威胁。美国与中国的担忧是一致的，但朝鲜利用了这一担忧，才敢于不断扩大威胁。布鲁金斯认为，朝鲜问题对美国非常棘手，对中国也是烫手山芋。寄希望于朝鲜政权倒台或更迭，中美应加强合作，对如现有朝鲜政府倒台应有预案。

（四）美国智库认为，本轮美国大选除了以往的以过激反华言论拉拢选民特点外，还出现了一些戏剧性变化。

美国传统基金会认为，这届大选非常不寻常，非常难以预测。如果希拉里上台，将延续奥巴马的政策。中美关系可能像奥巴马第一任期时希拉里当国务卿时的情况。如果共和党人克鲁兹当选，就会是典型的共和党人作风，跟小布什的政策应该差不多。克鲁兹在台湾问题上会比较强硬，再加上台湾新的领导人，可能会对中美关系产生负面影响。不排除特朗普当选总统的可能性，目前特朗普过激的言论，实际为其将来当选总统后的国际谈判增加了筹码，但总体上看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关系很可能会变得更差一些。另外两个候选人民主党桑德斯和共和党卡西奇，当选总统的概率都很小。传统基金会大多支持共和党克鲁兹总统当选。克鲁兹吸引大众的观点不在其外交政策，还是在国内经济发展和社会问题。特朗普在华盛顿没有选民根基，特朗普既不像共和党又不像民主党，推行政策时朋友很少，面临阻力。另外，不管谁当选总统，还需要议会的支持。布鲁金斯认为，如果希拉里上台，对中国是个好消息，希拉里做国务卿时曾多次到过中国，对华政策将会有连续性。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认为，现在美国大选非常难以让人理解，美国政治轨道已经延续了70年了，发生这样大的变化，肯定会产生很大的国际影响。特朗普的言论非常疯狂，特别是在国际事务方面，难以判断他的言行到底意味着什么。目前大选候选人的辩论，实际上焦点还是国内问题，是民生问题，如工资多年不长等问题。亚太经济很重要，大选讨论的都是重要问题，我们正在深入研究，并会建议新的领导人重视这一块，这对美国的成功很重要。

（五）美国智库认为，美国非理性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增强，中国应对其中一些荒谬的提法给予回应。

几乎所有智库都指出，美国现在3个最有希望的总统候选人，都反对美国国会通过TPP，非理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传统基金会反映，希拉里认为TPP标准太低，但如果希拉里上台，将会延续奥巴马政府的政策，TPP将会比其他人当选能较快通过。如果共和党选出一位像小布什那样的总统，TPP也可能会通过。如果特朗普上台，TPP不会通过。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认为，尽管目前民众情绪对自由贸易不满，但两党都是支持TPP的。由于个别受欢迎的候选人严厉批评TPP，其他候选人也必然向此观点靠拢。因而即使希拉里上台，也不一定能通过TPP。从民意调研来看，美国民众支持国际贸易的人数是上升的，但对当前的局面不满意。选举人就此鼓噪，使民众也认为国际贸易对美国不利。TPP的签署也有一个窗口机会，就是在明年1月奥巴马去职前。新总统上任后，考虑到适应期，预计1年内不会通过TPP，最快在2018年才有关于TPP的提案。大西洋理事会认为，目前的TPP更像是一个政治协议，没有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中国的参与，是没有意义的，并认为随着中国继续加大改革，迟早会加入TPP，形成CTTP（中国-TPP），并且TPP和RCEP最后会合并。布鲁金斯认为，目前谈成的TPP是被大公司所左右，民众很少参与。希拉里上台后第一个任期，会对TPP进行改造，提高标准。彼得森研究所认为，从美国大选候选人的辩论来看，美国的贸易观正在发生变化，从过去的自由贸易主义向贸易保护主义转变。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现在的候选人都持有保护主义立场，无论哪一个总统当选，美国都会走向贸易保护主义，对中美贸易都不持有非常支持态度。新一届政府上台后，中美贸易可能发生不太积极的变化。彼得森研究所一贯反对这种贸易保护主义，但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政治暗流非常强大。贸易保护主义的强度和广度可能不仅持续大选期间，而会存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国际社会应对特朗普等候选人的激进观点做出反应，特别是特朗普提出对中国的进口产品收取45%的关税，中国应给予回应。

（六）美国智库认为，中美BIT谈判和市场经济地位等问题，将受到中国改革力度和美国大选双重影响。

彼得森研究所认为，经过三年多24轮谈判，中美BIT谈判取得了长足进展，特别中国愿意基于负面清单谈判，使得中美BIT有了本质的进展。中美两国领导人希望尽快达成谈判协定，但是仍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负面清单问题。谈判主要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个是中国外商投资法的修订和完善，中国是否能在对外开放上取得重大改革；二是美国今年政治大选，新政府会继续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值得关注的是，无论是在双边谈判还是多边谈判中，美国都会追求TPP里关于投资的规则和理念。如果TPP文本有些领域会对中国带来问题，那么在中美BIT谈判里中国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与此同时，彼得森研究所认为，欧洲总体比较支持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但是欧洲议会等仍持反对态度，中国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最近引起议论的中国钢铁产品倾销问题让人疑虑增加。因此，中国在近期不会得到市场地位的承认。由于当前美国政治大选影响，美国也不会在12月份之前给中国市场地位。在接下来的18个月到两年间，这种争论会继续进行。

（七）美国智库认为，2040年前仍然是石油时代，应发挥G20全球能源治理作用。

大西洋理事会认为，近年来油价下跌的原因：一是由于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对石油需求的放缓；二是全球石油供给增多。能源价格走向仍难以判断，有许多不可预测的因素。很多大的油田都在不安定地区，不排除大的事件对民众心理的影响，进而影响石油价格。沙特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恶化，也会对石油价格产生很大影响。伊拉克尽管经历战乱，发生过恐怖袭击，但产量近年稳定增加。如果沙特和俄罗斯不减产，在今明两年，基本会处于40-70美元期间。天然气市场比石油市场恢复的还要慢。在中短期，中国会更多使用天然气取代煤。天然气相对煤是干净的能源。当前，天然气价格很低，用天然气可以大量减少污染。当前新能源技术不断发展，风能、太阳能大量使用，但是新能源在储存上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世界各国在新能源方面都在进行大量的研究，接下来会有很大的进展，但2040-2045年前，我们还不会超越石油时代。美国页岩气存在迅速发展，从2016年开始，韩国开始从美国进口页岩气，日本也在美国投资了大量页岩气企业，到2020年美国将成为世界第三大LNG出口商。G20国家代表了全球85%的能源市场和人口，而目前缺乏全球能源治理的平台，应当进一步发挥G20平台的作用，把全球能源治理纳入G20框架。

三、美国智库管理与运营的特点

智库作为现代社会科学化、民主化、复杂化条件下政府决策的专门参与机构，是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可以说是当今世界智库数量最多、类型最完整、对决策影响力最大的国家，智库其以自称非政府性、非营利性、非党派性等特征，在美国政府内外政策方面发挥巨大的影响。美国智库管理与运营有几个主要特点。

（一）有相对稳定的经费来源，形成了以社会捐助为主的多样化融资机制，用大量经费支持研究工作。

融资能力是智库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美国税法规定，企业或个人捐款数额超过应缴税收的一定比例，可以减免或全额抵扣应缴税款。美国几个主要智库形成了社会捐赠、政府资助、市场化运作收益、国外捐助、个人捐助、PPP模式以及委托研究项目经费等多样化的筹资渠道。从走访的各家美国知名智库来看，其都有相对稳定的经费来源，经费筹集是智库的一项重要的经常性工作，不少机构有规模较大的工作团队。布鲁金斯学会已拥有3亿美元资产，20个研究中心和3家海外机构，有400名工作人员和200名不驻会的客座研究人员，还有60-70名访问学者。学会每年预算9100万—1亿美元，其中80%来自捐助，10%来自理财收入，其他则来自培训和出版收入。在捐助资金中80%来自私人，5%来自基金，15%来自政府（美国政府占1个百分点，其他为阿联酋、丹麦、挪威等国）。使用政府资助资金常常受到社会批评，认为会影响独立性。学会预算资金中约7500万美元用作项目研究经费。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则有45%来自捐赠，每年研究经费占50%以上。

美国传统基金会现有300余人，其中研究人员80人左右，年预算7500万美元。传统基金会的经费来源既有专门的基金支持，也有广泛的社会捐款。传统基金会代表保守党政府，捐款者主要为共和党人，个人捐款者多达60万人，捐款额度多少不等，多的捐款100万美元，少的也有捐款20美元的。美国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每年经费在4400万美元，其中公司资助占32%，基金会捐赠占29%，政府捐赠占19%，有相对固定的70-80家企业给予经费资助，劳斯莱斯和盖茨基金会是捐资最多的两家企业。该机构有专职研究人员300余人，另有250余人为与中心有合作关系的网络化专家。此外，该机构也做一些培训项目，如培训阿联酋外交官项目，但这方面收入不多。

皮尤研究中心是一家在全球以公众观点、态度和行为调查著称的智库机构，该机构年经费2800万美元左右，主要来自社会捐助。皮尤中心目前有60余名研究人员，有40名负责报告数字整理、图表设计以及与读者交流的专门人员。

（二）核心研究人员是国家顶级学者或学术带头人，在智库中具有较高地位，有完备的支撑与保障体系。

美国知名智库研究人员大部分是国家顶级学者或学术带头人，布鲁金斯学会对研究人员的要求标准极高，一般要达到3个标准：是所在领域的“学术领头羊”、具有前瞻性视野和在公共领域里有影响力。其录用过程和学术标准与哈佛、耶鲁大学等顶尖高校极为接近。学会现有高级研究员100名，研究人员助手100名，普通研究员20名。他们的研究人员均有较深厚的学术背景和学位，大多数人有政府背景。（有些人还有国外背景，如澳大利亚前女总理、土耳其前财长等）。他们不但是过去的专家，更是未来的专家，具有前瞻性思维和视野，具有参与公共政策对话和影响未来政策走向的能力，能够影响未来政策走势。

布鲁金斯学会非常重视自己的影响力。为此要不断地为政府提供咨询，经常参加政府的听证活动，每天都要在媒体上发声，用举办各种会议、出版图书的办法申明学会的观点。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也非常重视对国家和政府的影响，他们在选择项目课题时，一定要设立目标，明确自己的项目想对政策发生什么影响。其理念是“我们的产品，是改变公共政策。”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在提出与政府不同的政策主张时，往往举办有政府人员参加的研讨会，并会通过网络、大型会议等发出自己的声音。在美国，智库都会利用媒体和网络平台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我们走访的几家智库，大多设有理事会作为决策保障机构，组织机构倾向于扁平化管理，为研究留出充足宽松的空间。研究人员在智库队伍当中具有较高地位。我们走访的几家智库中，一个共同特点是，每家智库的研究人员都有完备的研究保障支撑体系。美国智库采取总裁负责制，布鲁金斯学会在总裁之下有学术研究和行政管理两大机构，学术机构包括外交政策、全球经济与发展、经济政策、城市政策、治理研究5个研究部门，行政管理则包括财务、运营、联络、发展和出版5个部门。

美国智库人员包括行政领导人、研究专家、助理研究员、资料员、行政秘书以及服务人员等，普遍注重研究人员与非研究人员的合理配置，认为智库出思想品的研究人员是核心竞争力，设置合理的非研究人员是提高研究人员工作效率和成果质量的关键。布鲁金斯学会、彼得森研究所为每位资深研究人员配备助手，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助手为新毕业的年轻研究人员，一些人在智库工作一段时间后可以从这里做“旋转门”转到政府做公务员，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再回来成为智库研究人员。

（三）研究人员收入水平较高，没有繁杂的行政工作和填报各种报表的干扰，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工作。

通过深度访谈，我们了解到美国全球知名智库研究人员与非研究人员收入差别较大，当然各家情况不一。据卡内基、布鲁金斯学会介绍，其内部行政人员的年收入大抵在研究人员的1/3到1/4，彼得森研究所研究人员与行政人员收入差别更大。行政人员大多由年轻人员担任，其工资收入虽然不高，但有转入政府部门和其他机构的可能性。布鲁金斯学会研究人员的年薪平均在15万美元左右，但经济学背景的高一些，社会学、政治学教育背景的低一些。卡内基认为，在吸引研究人员上，智库间是有竞争的，但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不是钱，而是智库的名望。

美国很多智库研究人员自主性强，时间基本安排由自己掌握，但是其研究任务非常饱满，有的智库研究人员可以自己设定研究题目。大部分智库、研究人员都在办公地点加班，工作时间往往超过“朝九晚五”。给我们感觉很深的是，研究人员没有繁杂的行政工作和与研究不相关的会议，也没有各种需要填报的表格，以保证充分的研究时间。不仅如此，研究人员大多数不陪会，可以选择参加自己的专业领域和感兴趣的问题的会议或讨论，对于与自己研究无关的问题随时起身退出，不把时间浪费在一些无谓的事情上。

此外，在我们走访的几家智库中，其内部工作空间布局给我们留下很深印象。主要是私人工作空间和公共空间的分离，一般说来，研究人员每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工作空间，相对封闭独立，面积不大，陈设比较简单。重要的是有设有具有交流和服务功能的公共空间，这样的空间通常在办公空间的中间区，备有热水、茶和咖啡，有的备有电视（如大西洋理事会），用于研究人员随时休息、交流。

（四）形成了独特的人才“旋转门”流动机制，成为美国政要的重要“储备池”。

美国政府每四年换届一次，换届时有4000多个联邦政府里的位置需要更替，其中大约有60%以上来自智库和高校。我们走访的几家智库，都保持了独立性、公开性和非营利性，不为党派“站台”。布鲁金斯每年与研究人员签约，要求其承诺不为某一个党派“站台”，如果要去“站台”需要先辞职。在参与竞选过程中，不得使用工作时间，甚至不可以使用布鲁金斯的电话和复印机。布鲁金斯与民主党关系密切，但其实在“非党派”这方面要求严格，如果邀请民主党希拉里演讲，应会邀请民主党的桑德斯和共和党的特朗普。访问中，布鲁金斯告诉我们，虽然普通研究人员和作为研究助手的行政人员，工资水平比研究人员低很多，但是他们有机会旋转到政府工作，还有机会历练后回到布鲁金斯，成为高级研究人员，这是对这些人最大的吸引力。另外，如果民主党执政，会从智库选用大量对国家重大战略与政策有研究的智库研究人员，这时候剩下的和新进入的大部分研究人员，大部分是共和党的人。当共和党执政时，大部分有共和党背景的研究人员进入政府，智库则有较多具有民主党倾向的研究人员。

（五）内部管理与分配机制健全，管理人员中一半以上的职位是筹资和运行智库，纯粹的行政人员为数很少。

从走访的几家智库看，布鲁金斯研究人员和非研究人员各占一半，其中非研究人员的一大半都在负责筹资工作，另外一部分负责国际交流工作，只有极少数人做纯粹的行政工作。行政工作围绕智库研究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服务于保障。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一年筹办2600个会议，搭建国际化交流平台，经费中很大一部分用于此项工作。布鲁金斯注重收支平衡，使资金状况能够适应当前及长期研究项目的经费需求，并通过高效的资金管理运作，确保各个研究项目顺利进行。其他几家智库也坚持，经费支持者不能干预研究题目和研究结论，智库签订与政府委托的非保密研究项目，但保留发表这些成果的权力。资助方不论是政府还是企业，理论上都不能干预智库研究的观点和结论。智库在管理方面，坚持经营与研究分开，日常运行遵循企业管理的方式，由总裁负责运营。在经费使用上，最大限度区分研究经费和行政等杂费，将主要经费用在研究项目上，在研究项目支出中，用于生产思想品的研究人员经费占一半以上，按照预算制直接拨付研究人员，课题收入计入工资收入打入个人账户，不再进行繁杂的报销。研究课题收取30%的行政管理费。学者在外每次讲演达到5000美元，都要向主管副总裁进行申报备案。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研究课题则交28%的行政管理费。

四、关于与美国智库的合作

在美期间，考察团与美国智库开展磋商交流，并就双边智库合作事宜交换了意见，总体上看，囿于各自差异，美方智库机构有不同的合作诉求。

（一）关于建立“中美经济对话框架下智库合作机制”，布鲁金斯学会等美国三家智库的反馈意见。

在初步沟通的基础上，代表团先后拜访了布鲁金斯学会执行副总裁马丁·因迪科、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等代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兼荣誉所长弗雷德·伯格斯腾、第一高级研究员奥利弗·布兰查德、高级研究员尼克·拉迪等专家，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沃特朗曼、高级研究员威廉姆·威尔森等学者，就如何在中美经济对话框架下筹建中美智库合作机制交换了意见。

上述三家美国智库均表态积极，愿意共同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等中国三家智库共同筹建“中美经济对话框架下智库合作机制”，并在中美经济对话框架下就重大问题上开展合作，赞同在美国大选之前今年7月份召开首届智库之间的对话会，下一步工作安排将进一步沟通商定。布鲁金斯学会担心“二轨”对话6家智库在一起谈会有困难，特别是美国智库方面大家的观点不易协调，其看重的是双边而不是多边的合作。他们建议，美方智库由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牵头，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并未就此表态。

（二）关于建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与美国智库双边合作机制，美国相关智库的反馈意见。

 布鲁金斯学会表示，非常愿意签订在曾培炎理事长在美出席第8轮“中美工商领袖与前高官对话”期间，与中心签订智库合作协议。同时表示，约翰·桑顿2015年在北京出席第四轮全球智库论坛期间，与曾培炎理事长进行了深入交流，形成了合作的意愿，为双方合作建立了良好的基础。桑顿先生讲，CCIEE是中国经济的首要智库，是值得信赖的。应是布鲁金斯主要的合作伙伴。关于合作方式，布鲁金斯提出以访问学者身份开展人员交流易造成不对等，很多事情也不好安排，建议还是以项目为基础开展合作。学会向我们推荐了一些合作的选题。如①城市化进程及影响，②供应链研究，③全球性贫富差距问题，④中国中产阶级的研究等。另外在国际外交政策、全球经济、中美经济、大都市研究等领域，都可以开展合作。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对开展智库双边合作表示出浓厚兴趣，但是提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运行机制是与其他研究机构就某个具体项目开展合作，不开展广泛领域的双边合作。可以尝试在一些领域开展具体合作。

——希望就具体议题开展研讨。伯根斯腾建议，针对具体感兴趣的议题，撰写相关文章，可以对对方文章提出评议，增强议题讨论的针对性。

——最好采取视频会议方式进行交流。对相关议题探讨的形式可以灵活，尽可能减少面对面的会议研讨。他们说，因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是一个较小的研究机构，资金预算相当有限，主要经费用于人员工资，难以全力负担机构人员的中美往返旅费。

——合作方不拘泥于双方机构对接。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各个研究人员都有自己的专长，主要聚焦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领域，参与智库对话，将会按议题以研究人员为主，而不是机构常设交流部门。当前，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已与中国相关智库开展两项合作项目，再承接其他合作项目将超出负担能力，恐难以做好相应工作。

美国传统基金会表示，非常感兴趣开展智库合作对话，并希望就具体议题开展进一步探讨。

——研讨议题应涵盖战略安全等内容。美国传统基金会是美国保守主义的重要智库，其资金捐赠者多是共和党的支持者。美国传统基金会强调自由经济，自1995年以来每年发布全球经济自由度评价指数，希望在市场经济前提下开展对话交流合作。美国传统基金会的选题大都不是政府资助的，研究领域还延伸至政治、外交以及安全等领域。为此，在议题研讨上，希望考虑国防安全方面的相关议题开展双边合作。

——当前应统筹考虑美国大选结果情况。今年11月份美国要举行总统大选，究竟谁会就任下一届美国总统，是传统基金会比较关注的事情。为此，中美关系问题并不是当前的头等大事，美国智库需要关注的是美国大选问题。他们普遍担心，倘若特朗普当选对未来美国政治经济带来的深远影响。因此，双边智库合作需要充分考虑美国大选因素，因为这不仅事关跨太平伙伴关系协议（TPP）的最终达成，也将影响到未来中美经济对话焦点及其成效。研究中美关系走向，当前可以就这方面问题开展合作。

——关注中国市场化改革进展问题。美国传统基金会认为，中国当前并没有朝着市场化方向迈进，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领域进展缓慢，这会给欧美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增添难度，建议智库对话要开展与此有关的探讨。

皮尤中心等其他美国智库也表达了可与我开展双边合作的意向。

五、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交流

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博林格先生是美国“平权法”的关键人物，其今年初到中国访问会见了李克强总理、曾培炎理事长和国家网信办鲁炜主任后，对华的观点发生很大变化。回国后积极推进对华交流。这次博林格会见了代表团又表明了开展与CCIEE全面合作的决心。双方就哥大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深入合作做了探讨，特别是重点探讨了双方在课题研究、举办活动、互派访问学者等方面进一步开展全面合作的可能性和具体机制。

代表团与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梅丽特·杰诺女士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沟通与交流，双方一致认为，基于各自的优势和特点，彼此在全球治理、宏观政策协调、社会管理、能源与环境、国际金融、亚太投资与贸易一体化、中美利益对接、创新驱动等领域非常广阔的合作前景，近期双方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具体合作，如共同举办论坛、开展课题研究，专家互访授课、培训工作人员等。

代表团还与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全球能源政策中心主任戴维·桑德罗先生举行了会谈，双方初步商定，将在今年9月的北京，围绕新能源汽车政策这一主题举办一场国际会议，各自邀请相关政府部门、企业和专家学者的代表，展开头脑风暴。

代表团在与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中国项目联席主任孙哲先生会面时，特意请他详细介绍了当前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有关情况，纽约、华盛顿各界人士对发展中美关系的一些建议，以及美国大选的形势与前景。

代表团还参加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与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院共同举办的“中国的绿色增长：论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论坛。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院院长斯蒂夫·科恩先生主持该场论坛活动，张大卫副理事长发表了主题演讲，陈文玲总经济师参加了之后的专家讨论环节。

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与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院共同举办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研究”工作会议，双方课题组交流了彼此的研究进展情况和下一阶段的研究工作安排。中方代表王军研究员简要阐述了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设计的总体考虑、基本原则、五大一级指标之间的关系以及近期取得的初步研究成果。中方课题组提出了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包括与哥大深入对接，从国际上寻求借鉴；从中国的东中西部中选择有代表性的省以及市开展深入调研，寻求地方实践的经验支持；召开专家座谈会，从专业、长远和理论角度圈定一些关键指标；通过统计分析，进一步对筛选相关指标；在确定指标的基础上，对省和市分别进行比较、评级、排名和分析。根据这些研究重点和研究计划，中方课题组还提出了2016年的研究目标、研究框架及其分工，对此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院表示完全认同。

美方课题组在会议中表示：目前团队从55个重要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中筛选出了20多个重要指标，团队将于工作会议期间与贵方重点谈论并确定这些指标。当完成指标的确定后，团队将着力建立完善的评级系统。工作会议期间，团队也将与贵方分享阶段性报告。

六、赴美考核智库的体会与建议

这次赴美实地考察收获很大，了解到一手情况和前沿问题，我们深切体会到，研究国际问题，特别是深层次问题和当前的焦点问题，就必须深入调查研究。我们认为，在诸多国际问题和国际关系研究中，中美关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必须在中心连续对美研究的基础上，始终把研究中美问题作为中心常抓不懈的研究工作和重中之重。根据本次调研情况，提出3方面建议。

（一）高度重视和警觉美国智库看法中透露出的趋势性问题和可能引导美国社会出现误区的问题，抓紧制定六方面预案。

第一，抓紧制定南海问题升级预案。从与多家智库的交流来看，均把南海问题看作中美关系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影响中美关系主要障碍。美方关注南海的焦点在“暗礁归属权”，“境内”概念，“九段线”的具体位置等几个问题。应在这几个问题上加强研究，适时向国际社会阐释有利于维护我南海主权的相关概念和地理位置。国际法庭审理菲律宾针对我国所提出的南海主权争议仲裁结果在未来1到2周将出炉，结果会不利于我国，而美国将支持这一结果。应做好相关预案。一是要加强研究，特别是要针对尼加拉瓜与哥伦比亚海洋争端案件进行剖析、学习和借鉴，找到有利于维护我南海利益的证据。二是要做好舆论宣传，掌握主动性，提前做好素材和观点整理，一旦不利结果公布，能够迅速反击。三是要制定应对制裁的对策，在外交、经济、军事上都要有相关准备。

第二，抓紧制定希拉里上台预案。美国大选出现反常逆流，本届美国大选的复杂程度反应了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民众迫切寻求变革的愿望，预示着美国经济社会结构将发生很大的变化，无论特朗普上台与否，他所代表的底层白人阶级的诉求将成为新一届政府和国会的重要任务。从各方反馈来看，希拉里将成为下届美国总统。要抓紧制定希拉里政府上台预案。一是要加强研究美国经济社会结构出现的变化，并做好相应准备。二是要研究希拉里在做国务卿时的施政思路，这些思路在她就任总统后继续实施并加强，要做好应对准备。三是加强与希拉里团队的联系，打好感情牌，提前做好公关工作。四是做好与希拉里政府合作重点规划，在宏观政策、金融、网络安全、反恐等方面加强协调、沟通和合作。五是研究制定应对希拉里的“新丝绸之路”计划。

第三，抓紧制定TPP延期通过的预案。美国非理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从美国大选看，反对自由贸易声音成为主流，所有候选人都不支持TPP。希拉里上台，也不会马上通过，而是重新改造TPP，提高标准后在通过，最快在2018年才有可能通过。应抓住这一窗口期，化解TPP影响。一是加快推进RCEP完成谈判，要参照TPP文本提高RCEP标准；二是加快完成中美BIT的谈判，并在此基础上尽快开展中美BITT（双边投资和贸易）的谈判。三是加快中美FTA的研究，争取在中美BITT完成谈判后，最终形成中美FTA。

第四，抓紧制定北朝鲜现政府可能倒台的预案。朝核问题升级可能影响朝鲜政局震荡，对朝制裁的不断升级和萨达导弹的部署，将引发朝鲜政局震荡，金正恩上台后，已经杀了140个高级官员，目前陆续有官员叛逃，不排除朝鲜政府倒台的可能。要抓紧制定朝鲜政府倒台的预案。一是研究制裁升级对朝鲜的影响，判断朝鲜政府淘汰的可能性；二是研判朝鲜政府各方力量，积极与我国友好的力量建立联系，帮助其在政府倒台后能够获得执政权。

第五，抓紧制定中美天然气合作预案。美国天然气发展迅速影响世界能源格局，美国页岩气革命方兴未艾，正在深刻美国乃至全球能源格局。应充分利用美国页岩气革命优势，加强与美天然气合作，把中美天然气合作作为落实中美气候变化合作的重要抓手。一是深入分析美国页岩气发展趋势，支持鼓励我国重点能源企业到美投资、并购、合作开发美国页岩气；二是鼓励我国重点能源企业与美国相关企业合作，共同开发第三方页岩气产地和市场。三是研究从美国进口天然气规划，以气代煤，改善我国能源结构。

第六，抓紧制定应对美国“新丝绸之路”的预案。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在重启， 2011年7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印度演讲时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后来随着国务卿易人，该计划一度搁浅。美智库正在构建新丝绸之路基础设施网络平台，为新丝绸之路计划重启铺路，预计今年6月份平台将上线。这说明希拉里上台后，很可能重启该计划。一是“一带一路”大数据平台应尽快启动，赶在美国新丝绸之路基础设施网络平台出台前上线。二是要综合研究相关计划，破解美国“新丝绸之路”影响。

（二）借鉴美国知名智库管理运行经验，以创新发展的理念指导智库改革，抓紧建立高端智库建设要求的体制机制。

智库是现代国际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需要理念创新、思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中央提出建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要求以来，国内出现了建设智库的热潮，但距离国际一流智库差距仍然很大，中心应结合今年有关国外智库机制比较研究重大课题，进一步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之路。通过此次对美国知名智库的调研访谈，调研组得到很多重要启示。

1、发达的智库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方面。美国智库作为第四种或第五种权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得不可替代的作用。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决策环境非常复杂，社会利益分化多元，政府决策面临过去时代不曾有过的挑战。推进社会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要有体现当代社会决策发展要求的智库，应该说这方面我们才刚破题，前面还有很多的路要走。为更多地在国际舞台上维护我国家权益，体现我国的主张，争取持不同立场和观点的国际智库、媒体、社会民众的理解、同情和支持至关重要，应形成多元化、多样化、多层次的智库体系，更多地体现智库的独立性和鲜明特色。

2、应进一步深入研究智库发展中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要求。美国智库的发展有其自身特殊政治制度的因素，对此当然不能照抄照搬，但美国智库形成国际影响力和智库运行管理的先进经验确实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应结合高端智库试点工作，深入研究和分析现代智库作为思想品生产所具有的特点，发掘其所具有的一般性特征，创造有利于生产思想产品、有利于出高水平研究成果的体制机制。

3、应从立法建制方面为智库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我国智库主要脱胎于行政机构或事业单位，在管理理念、管理方式等方面行政化色彩浓厚。特别对智库的社会筹资、捐赠等方面还缺乏相配套的政策支持，目前我国智库的官僚气息浓厚，社会公信力和认可度不高，公众对智库服务的信任度低，缺少对智库捐赠优惠支持政策。智库人才的“旋转门”也还没有打通，智库成果的政府购买机制还不完善等，这些问题亟待解决。

4、要以问题导向解决当前约束智库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目前国内智库大多属于事业单位，民间智库发展更为困难。以中心为例，目前在研究人员出国、经费报销、职称评定、业绩考核等方面的管理上，基本上还等同于现有体制下一般事业单位，根本没有体现智库作为思想品生产机构的特点。如何解决可持续筹资能力，如何解决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建立符合智库规律的社会智库，还需要整体设计，分步实施。

（三）与美国智库建立更紧密的合作交流机制，抓紧做好中美建立“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框架下智库合作机制”，建立中心与国际一流智库合作的长效机制。

建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与国务院发展中心、中国金融40人论坛抓紧沟通，形成中方参加智库对话的工作班子和专家队伍，6月底之前确定具体方案，7月份正式开启首轮对话，并将对话结果各自向政府报告，为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提供“中国议题”与“中国方案”。

本次曾培炎理事长赴美参加中美第8轮对话期间，将签署中国国际交流中心与布鲁金斯的合作框架，建议亦处理工作组跟进，落实合作框架内容，将智库合作从务虚走向务实，从合作研究、定期交流、互派人员逐步拓展到形成共同研究成果向国际社会发布，形成制度化、机制化和常态化紧密合作体制。

         

赴美考察团团长：张大卫

赴美考察团成员：陈文玲、王军、徐占忱、张焕波、刘向东

报告执笔人：陈文玲、王军、徐占忱、张焕波、刘向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