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国强：新历史节点应将开放推向更高阶段

借今天参加中国经济高端论坛之机，我想就对外开放谈一点看法。改革开放是中国30多年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过去30多年，中国是全球化进程中少数几个获益较多的发展中经济体，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把握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面对它所蕴含的机遇和挑战，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战略和得力的举措，实现了趋利避害。

回顾过去30多年开放的历程，大家会发现，每过十几年，我们会有一些重大的举措。上世纪80年代建立经济特区，拉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序幕，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把中国的开放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进入新世纪以后，2001年底我们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把我们的开放推进到了新的全面体制性开放建设。经过30多年，应该说，我们重大的开放举措，给我们的发展、改革带来了巨大的动力，这是开放的红利。

到了今天，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决议里面，又开辟了专章，对新一轮的开放做了顶层设计。从建立上海自贸区开始，新一轮开放采取了非常重要的举措，自贸区的经验不仅在区内进行了实验，而且进行了总结，在全国进行了复制和推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一带一路”战略，也在顺利地推进。

在新的历史节点上，中国需要在对外开放领域有更大的举措，从而把开放推向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形象一点讲，这可以称之为“二次入世”。这个入世不是再加入某一个多边的经济组织，而应该是由一系列高质量，高水平的双边或者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协议构成，比如说现在进行谈判的中美投资协定，中欧投资协定、RECP谈判等。这样，我们就能够适应经济全球化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即新一轮经贸规则构建，从而进一步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我认为，“二次入世”的重大举措，首先是适应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需要。经过30多年快速发展，总体来讲，我们是利用国际国内的资源和条件，快速推进中国的工业化。现在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增长阶段，中央把它称之为中国经济新常态，新常态有很多新的特征，包括增长速度的换挡、结构的升级、动力的转换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结构的升级。现在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动力更多需要靠创新，所以在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背景下，我们需要进一步调整我们的开放战略，需要有新的开放重大举措，使得我们更好地利用外部的资源和市场，来推进中国在未来以创新为主要动力的发展。而这也意味着我们无论是在引进来，还是走出去，都需要调整战略，调整政策措施，营造一个适应高端生产要素，创新资源的经济发展环境。

其次，是为了适应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推动中国经济参与全球经济竞争新形势的需要。金融危机爆发了以后，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经济增长乏力，经济格局调整风险因素也在积累，与此同时，我们看到新一轮经贸规则正在制定当中，这些国际经贸规则对我们来说，可谓机遇和挑战并存，对我们进一步的扩大开放和完善我们的涉外经济体制，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我们不能够与时俱进调整涉外经济体制，不能与时俱进扩大对外开放，我们就可能在新一轮经贸规则中陷入被动。

所以，在这个变化的环境下，我们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扩大开放来应对挑战。从内部看，我们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过去我们主要依托低成本的劳动力来参与全球经济，迅速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劳动密集型支撑的出口大国。然而，我们的比较优势正随着经济的发展发生转换，传统的低成本在快速削弱，由此大家看到近几年我们的出口增长速度不断下滑，今年还出现了负增长，这其中固然有外部需求不振的原因，但更要看到中国比较优势转换这一重要因素。这些变化都迫切要求我们在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尽快形成参与全球竞争的新优势，增强这些产业国际竞争力，而要实现这一点，必须进一步扩大开放，推动发展战略调整，提升竞争力的升级。

第三，进一步扩大开放是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过去30多年，改革和开放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开放除了推进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升，还有一个特殊作用，就是为改革注入动力，这个重要而宝贵的经验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写入文件，即以开放促改革。改革艰难，中央领导经常讲要用壮士断腕的勇气来推动改革，我认为，除了这种自身的勇气、政治觉悟以外，还需要一个外部的压力。

回顾加入世贸组织可发现，它不仅仅是增强了我们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有力地推进了经济体制改革。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们按照WTO的规则，和我们加入世贸的承诺，调整并修订了2000多部法律，几十万份政府工作文件，现在回过头看，我们实际是集中进行了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同时也是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最集中的一次。

所以，开放是我们推进改革非常重要的动力。今天我们强调全面深化改革，这些艰巨的改革任务要在2020年以前全部完成，当然需要有更加强劲的动力。我们签订高水平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协定，构造一个面向21世纪高质量的自由贸易式网络，这一系列开放领域的重大举措，就像过去加入世贸组织一样，将为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强劲的动力。

同时，从当前经济下行的角度来看，开放也是十分必要的。1998年以后，经济发展的情况和现在有类似之处，外部是金融危机，内部是阶段性的转换，面临着产能过剩，经济下行的压力……我们走出1998年危机的重要经验就是对内实行一系列的改革，包括银行体系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住房制度的改革等，来释放发展的潜力，激发活力；对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面推动对外开放。现在，面临着相似的问题，同样需要在国内全面深化改革，同时在开放领域有大的举措，以克服经济下行的困难，进一步释放中国经济发展潜力，推动中国经济进入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