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经济翻转要靠大力度改革创新

对宏观经济形势，参会学者提出了一些观点，在此我也谈一些个人看法。

我国经济增长最高的一年是14%多，下降到今年，已持续了9年。一般的宏观经济波动大概是5年周期，9年周期是比较长的。为什么下行这么长时间？我读了一些学术著作，后来读到凯恩斯关于波动的理论，其中谈到两点，要么是固定资产更新周期，要么就是人口增长周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是产业周期。

简单的归纳对这一次经济下行不同意见，我觉得可以分成几派：

第一是阶段论，认为从中国经济形势看，人均GDP已到了1.1万美元，基数又很大，所以应当从高速度跌到中速度。这种看法提出来以后，我们就进行了数据的对比，比如说从2011年跌下来的时候，人均GDP是5500美元；而韩国和台湾从8的速度跌下来那一年，折合美元一个是1.2万，一个是1.4万，购买力评价是2万多美元，将近3万多美元，我们乘上2，也就是说1万多美元，仍比他们低1/3到2/3。      

从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讲，台湾增长到了1997年才跌下来，以 8%那一年跌下来算，高增长了48年。韩国2002年从8%的速度跌下来，如果从2010年开始算，也增长了近43年。1978年我国人均GDP2200多美元，但是由于汇率高，购买力评价顶多150美元，我们一直增长到2008年，2010年。假如说8%的速度跌到2010年，我们实际才增长了33年。因为我们城市化水平在78年只有18%，属于纯粹的农业国家，人均GDP只有150美元。所以阶段论解释的理由不充足。

第二种外因论，认为是由欧美2008年次贷危机，2011年欧洲股权债务危机引起的，导致对中国的需求出口减少。仔细分析在他们最差的时候，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实际是最高的；现在他们已经恢复增长，在改善了，我们却在下行。所以，这个逻辑也是讲不通的。

另外还有一种观点是税负、利息、交通，体制成本论，认为是由于企业经营困难导致。我觉得这种观点有一些道理，因为现在来看确实税负太重，但是我认为最根本的还是人口的增长放缓，少子化和老龄化，以及经济主力人口的收缩，经济主力人口就是指22岁到44岁的人，这一部分的收缩带来了三个方面问题，一是传统工业化突然减速，传统工业220多个行业几乎全面过剩，钢铁、水泥和玻璃，以及与房地产有关的家具、电脑、冰箱、彩电等；二是汽车产业增速下降明显，中国每万人的汽车拥有量很少，有非常大的潜力，但是我们到农村去看，6亿人中很多人是老人，这一部分人群肯定不会买车；住房已经远远过剩，我们计算得出这样一个数据，城镇住宅现在已经每一户平均2.1套，加上在建的，新开工的，如果全部建起来，几乎能把全国的人口装进去。另外，产业挤出性的向外转移，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今年出现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因为已经过剩了。我们描述了在人口自然增长和干预情况下人口的减少数据，缺口大概是2.17亿人，2.17亿是指1-45岁，其中22岁到44岁的也只有1亿多人，这个原因实际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突然停止，如果还有1亿多的22-44岁人口，或者是还有2.17亿人口，我想我们的住房销售、汽车销售绝对不是今天这个局面，同时，养老医疗、健康、旅游等服务业也会上升。

所以，从这个方面解释今天中国经济长期下行是有道理的。我认为我们做经济学研究，应当研究这个大势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原因在哪里。我们回归1974年到1994年的人口增长的变动，与20年以后经济增长的变动，二者高度吻合。也就是说，前20年人口增长率决定了后20年的经济增长，1995年到2015年的人口增长率，是一个急剧的拐弯和很长的一个L型，这是不是对我国未来经济产生了长期下行的影响？

我总结这两年经济出现这样幅度的下降，三个原因相互作用：第一是人口；第二是税费确实太重，利息成本确实太高，其他成本比如说交通确实太高，制造业无利可赚；第三是消费的外移，资金的外移。我觉得经济学家应该注意这些实际发生的情况，像教育服务逆差1千亿美元，出去大概172万在校生，我们在国内留学生有40万，整个差额是1千亿美金。旅游贸易1千多亿美元，如果服务贸易全部加起来，我估计在3千亿―4千亿美元的差距。未来经济增长更多来自于服务业，而我们的服务业总是贸易逆差，经济怎么可能不下行？

长期L型能不能改善，能不能翻上来？这是大家关心得问题。我觉得一定要有大力度的改革、大力度的创新，甚至颠覆式的创新，才能扭转过来。具体而言包括以下方面：第一，短期的经济政策，我觉得现在供给侧改革的提法，实际上是层次不清的。供给侧的经济管理分为三个，一是短期的经济政策；比如减税，降费，甚至要把利息成本降下来，这是短期的经济政策；二是中期的改革，比如撒切尔进行的邮电部门的改革；三是供给侧的结构调整，比如说技术进步。这三个层次不能放在一个名词里，它们是不一样的。

我认为供给侧的短期政策实际是中国最需要的，但是我到今天还没有看到财政政策上有什么供给侧的政策出来。因为我看1―5月份的财政，税收和费的增长率，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4、5月份甚至10%多的速度在增长，而GDP顶多增长6.5%，税负和政府的收入增长了14%到15%，企业需要尽快通过减税和减费，把利息降下来。

短期的供给侧减税政策，一定要和需求侧的财政赤字配合来做，包括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因为没有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凯恩斯需求侧的财政政策，就没法单独进行供给侧的减税。学问可以势不两立，但是政策肯定不可以，一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执行者和出台者，肯定是凯恩斯的工具，货币主义的工具，和供给的工具，但是核心是减税。现在要把经济救起来，需要减税和财政扩大需求的政策，赤字政策，包括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否则经济无法运转。

为什么民营企业的投资下滑外流？因为制造业，特别是传统的制造业已经过剩，但是服务也没有放开，教育没有放开，医疗没有放开，养老没有放开，旅游没有放开，钱能往哪里投呢？我觉得中国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WTO服务业没有开放，而制造业开放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失误。最近看到通用航空领域开放了，还有改造土地，十多亿亩盐碱地区放给民间投资进行改造，这是好现象，这些领域要开放投资。还有环保，把过去总是国家投钱干的事，放开去让民间投资去干，总比流到国外去要好的多。

需要有颠覆性技术的创新，美国信息高速技术，大学的技术专利都要强制向社会开放，我们这一方面如果没有特别大的措施，创新会很难。当然还有创业，要继续增加就业机会。

另外，我还有三个看法：第一，韩国城乡流动值得借鉴。韩国通过农村土地制度的进一步深化改革，让资金能往下流，人员能往上流，为韩国大概带来1%的增长。反观我们，现在弄得僵化了，虽然利用效率很低，农村却退不出来，城里的资金又不下乡，反哺农业和农村搞了多少年都进不去，可见没有一种盘活的机制是肯定不行的。第二，盘活国企资源。我认为整个国有企业都市亏损的，如果只算利率，亏损2.5万亿左右，如果加上土地承包，大概亏损4―5万亿。所以能不能深化改革，盘活国企，这是翻转的关键。第三，盘活体制内的技术人才、项目资源，包括大专院校，国有企业研发中心，以及国防领域的科研院所。现在人才动力机制不足，一些技术研发出来无法产业化、市场化，需要盘活。美国当年高校的技术转化率只有5%，后来出台法案，强制高等院校开放技术资源，建议我们也应该出台类似的大力度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