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核心在改革

2016年07月02日  来源：新浪财经

国际环境变化面对第一个问题是IMF今年4月的预测报告提到“全球经济面临着广泛的停滞风险”，回顾过去8年，全球仍然是缺少需求，全球潜在增长依然乏力。这就涉及到中国怎么办？第一，我们的问题究竟在需求端还是在供给端。如果认为我们的问题在供给端。那主要是三个问题：一是技术进步、技术创新；二是结构转换；三是制度改革与变迁。我非常同意国强的观点，改革面临的最大问题，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讲的很好，做就可以了。但做的过程中，政府严重不适应新常态。企业适应吗？不适应。社会呢？我们突然发现，过去35年的东西要过去，新35年的东西对我们来讲都存在着适应把握和引领的问题。

另外，供给侧改革，从美国经验来看，美国80年代的供给侧改革是里根改革，克林顿摘桃子，中间间隔了十年。美国的供给侧改革，改到1985年改不下去了，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赤字居高不下；美元连续5年升值。汇率和利率居高不下；制造业和出口部门竞争力下降等方面矛盾和问题，导致美国没有办法继续推动供给侧改革的时候，结果是美国人生病，日本人吃药，日本付出了20年停滞的代价。因此对我们的挑战，无论是技术还是结构还是体制，都是长期的。怎么能够在未来十年，供给侧改革能够把经济稳定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能够支撑到新经济繁荣周期的到来，我们需要若干组需求管理政策来配套。

当前的经济问题非常明确，是结构性的。如果问题是周期性的，等待是最好的策略。如果问题是结构性的，谁等待谁死亡。因此，无论是地方还是国家，企业还是个人，都是早调整、早主动、早受益。另外一个方面，怎么改关键在行动。

国际环境面对变化的第二个问题是，国际贸易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熄火了。过去五年全球贸易表现不好，它的增长率低于全球经济的增长。未来五年如何？我自己预测全球贸易未来五年也不可能好。去年中国商务部的外贸目标是6%，实际上外贸增长是负的7%，出口也是负的1.8%，全球的外贸出口是负的13%，进口是负的12%，因此去年中国的外贸是负7%，居然是全球的优等生。为什么？为什么全球外贸熄火了？我觉得有几个原因：一是去全球化。我把英国脱欧的公投的结果看作是英国人有52%的投票的人投的是去欧洲经济一体化。我想如果全球公投是不是也会有一个52%的选票去全球化？

世界历史的数据告诉我们，凡是去全球化，贸易作为引擎都会熄火。另一方面，欧美过去七到八年的重振制造是一个内向化的趋向。现在贸易摩擦，包括美国对中国的钢铁调查，欧盟议会投票，关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结果，我们都可以看到贸易摩擦、贸易战、货币战对全球来讲很有可能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风险，根源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地球村，而这个地球村没有一个合理的全球治理结构，短期也不可能解决。我自己感到，全球化进入到了下半场，风险明显大于机遇。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怎么办？五中全会报告提出要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在外需不振的情况下，中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靠双轮驱动，一个轮子是“一带一路”，一个轮子是中国的自由贸易区的战略，三句话：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构建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的网络。也就是说中国下一步将用资本输入来带动商品输入，同时通过三步走的策略推动全球的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是中国第一个回应。下一个回应是推动高水平的双向开放，中国从前35年的外向型模式，出口和引资双轮驱动模式，下一步要推动内外需的平衡、进出口的平衡，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平衡，以及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从过去扩大出口和招商引资，到双向开放，我们的利率、汇率、价格、货币等形成机制或调整机制应该怎么完善。中国在这样的全球化过程中要构建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

我们怎么构建新体制？下一步推动高水平开放的实质是深化高标准改革，而高标准改革目的是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因此，我们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核心，90%以上的工作不是放在开放上，而是放在高标准的改革上。因为美国的TPP和过去最大的区别，就是过去的开放是讲通商层面的开放，而美国的TPP是要推动边境后的政策对接，要符合美国的标准。也就是从危机以后的开放，本质是国内的竞争政策、国内的产业政策和国内的各个方面的政策是否能够符合一个更高的市场经济的标准。

国际环境变化面对的第三个问题是国际资本流动的格局正在发生新变化。去年全球资本流动的增长率是38%，规模是1.7万亿美金，仍然低于2007年的1.88万亿美金，但是去年流入美国的资本是3840亿美金，比上年增长了4倍，流入发达国家的资本是9360亿美金，比上年增长了90%。而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全球资本是净流出了7350亿美金，这种资本流动的拐点性的变化，预示着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的格局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全球资本是井喷式的，以4倍增速流入美国，以90%增速流入发达国家市场，净流出发展中国家市场是7350亿美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怎么办？

最近几年可以看到中国的外贸是负增长，中国的“引进来”是个位数的增长，中国的“走出去”是两位数的增长。因此，在这种国际资本流动格局下，怎么能够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一个更好的制度环境。从这个角度来讲，无论是中美还是中欧、中俄双边投资协议的谈判其实是有利于美国、欧盟、俄罗斯，也有利于中国。关键的问题是看怎么应对，当年加入WTO时候，很多朋友问，为什么我们要接受15条，当时说的是三句话：第一，为了融入世界，参与全球化；第二，为了体制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第三，“狼来了”，没有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统统会被狼吃掉。因此，能不能把高标准的BIT谈判，负面清单管理和准入前国民前待遇变成像WTO一样倒逼投资环境，倒逼市场环境，倒逼企业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国际环境变化面对的第四个问题是如何认识新科技革命的影响，也就是我们讲的“互联网无处不在”，工业4.0，工业物联网等等。新科技革命所带来的变化对世界带的影响和1990年上一轮IT革命带来的影响有很大的不同。上一轮的IT革命所产生的效益我们叫“综合物流革命和全球供应链管理”，从分工的角度来讲，是国际工序流入分工、产品内分工，全球的资本提着篮子在全球寻找农民工，因为农民工是要素跨境流动最困难的，因此，哪有农民工，哪就有国际资本。1990年以来的IT革命中国是最大的受益者。我们过去转移到非农产业是2.6亿人，还是2.77亿人？可以看到全球资本和中国农民工的结合。我们就会问，“互联网无处不在”，尤其是机器人能够替代农民工，而且农民工老了、农民工少了、农民工贵了，这时候可以看到全球资本不再像上一轮科技革命那样，在全球找农民工，这一次是在全球找碎片化的需求，个性化的需求，本地化的需求，那有需求，资本就会在哪安家，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国际资本，中国必须要“走出去”，来把握新科技革命的机遇。

因此从供给侧来讲，中国在适应国际和国内新常态方面有三句话。第一，30多年的“代工”的黄金时代结束了。技术不是自己的，品牌不是自己的，渠道不是自己的，只有农民工是自己的。下一步转型的方向就是习总书记讲的自尊、自信、自立。我们研究东亚生产网络的时候可以看到，东亚生产模式中日本、韩国不是“代工”的模式，只有台港澳的企业是“代工”的模式，所以我们走向“代工”的模式，是不是当时学市场经济获取的第一桶金是拜台港澳企业为师带来的潜在影响。把“代工”哪怕做到最高端，这样的黄金时代也同样结束了。

第二句话，低成本参与国际竞争的黄金时代结束了。简单模仿、抄袭、山寨的黄金时代结束了，从供给侧来讲，中国企业不管愿意不愿意，经济规律、要素结构都必须要求转向中高端水平。从需求端来看，我们去年消费对增长的贡献达到了66.4%，中国的消费者正在从价格的敏感者转变为价值的追求者，国内外学者预测，在未来的五年，中国老百姓要买好商品、好服务的人数会出现倍增，也就是我们讲的中产阶级。因此，中国下一步将会出现新消费结构、新需求结构诱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新趋势。中国美的集团要并购德国最好的机器人公司库卡。欧洲人问我，为什么要并购？为什么不买我们的机器人就可以了，我和他们讲为什么要并购，是因为美的在佛山，佛山是中国草根企业最发达的地方，过去35年佛山的工业总产值达到了2万亿，GDP达到了8000亿，工业达到了广东第二，中国第五。但是草根经济要想转型比登天都难，因此这些地方对工业机器人的需求像井喷式的上升，满足技术能力提升最省效途径就是并购。

国际环境变化面对的第五个问题就是全球过剩产能加大经济硬着陆的风险。我的很多国外朋友问我，中国的产能过剩究竟是出于泡沫经济破灭的前夜还是处于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的过程中？中国经济是否能够躲过世界历史上产能过剩，最终将会通过危机出清，出现经济的硬着陆的普遍规律？中国的去产能是行政化去产能还是市场化去产能？美国的第一大煤炭企业破产了，第二大阿尔法破产了，阿尔法在2010年用20亿并购了第四大，2011年用72亿美金并购了梅西，一个最进取的煤炭企业。在危机发生的两三年前不断的巨资并购，最后破产了。朋友们又问，中国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想在新形势下走出困境，我们还面临着许多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