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柏林参加中德高级别经济学家闭门圆桌会议
- 时间:2017-11-17
2017年10月26日-28日,受中国驻德国大使馆邀请,国经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赴德国柏林参加“中德高级别经济学家闭门圆桌会议”。
今年是中德建交45周年,今年夏天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访问德国,提出构建中德关系的新思路和新要求。为落实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访问的重要成果和提出要求,促进下阶段中德、中欧关系发展,增进中德经济交流,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与德国政府共同组织了此次“中德高级别经济学家闭门圆桌会议”。此次会议正值中国共产党十九大闭幕之后,中国驻德大使馆史明德大使作了学习“十九大”报告体会和中德关系的重要发言,中方经济学家围绕十九大精神进行了诠释。
本次会议邀请了中德双方各10位顶尖经济学家,采取“10+10”对话形式,进行了四方面议题的深入讨论与交流。中方参与对话的经济学家,除国经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外,还有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维迎、前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洪俊杰、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教授鞠建东、中国电子信息发展研究院教授林雪萍、自然资源保护协会高级顾问杨富强。
德国方面经济学家有:德国财政部顾问委员会主席Buttner Thiess,德国国家科学与工程院院长、德国工业4.0发起人Kagermann Henning,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SchneiderStefan,德国反垄断委员会主席WambachAchim,德国经济部顾问委员会委员、马克斯—普朗克公共物品研究所所长Hellwig Martin,德国经合部顾问委员会委员、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LanghammerRolf,前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联合主席、波茨坦气候政策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EdenhoferOttmar,德国莱布尼茨—哈勒经济研究所所长GroppReint,贝伦贝格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前美林美银欧洲地区首席经济学家SchmiedingHolger,德国《商报》研究所所长兼首席经济学家Rurup Bert。
本次高级别经济学家圆桌对话会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时段是“世界经济格局”:主要讨论金融危机十年后的世界经济将何去何从、欧洲和中国经济各自面临的前景与挑战、西方经济学理论能否解释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第二个时段是“气变与能源政策”:主要讨论如何应对美国推出巴黎协定后的全球气候治理变局、中德共同引领全球新一轮能源革命。第三个时段是“贸易投资与财政金融”:主要讨论特朗普会否引发当前全球贸易体系的大调整、国际投资环境开放与公平、如何看待后金融危机时期债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第四个时段是“新工业革命”:主要讨论全球视野中的新工业革命、中国制造2025与德国工业4.0的竞争与合作。
陈文玲总经济师在对话会议第一时段作了主旨发言,并在中国驻德大使馆史明德大使举办的晚宴上作了学习“十九大”报告体会和中德关系的发言,此外还在与中国在德企业家、在德地方政府代表、新华社驻德分社的交流会上作了专题报告。
陈文玲总经济师的发言附后。


发言一:
2017年10月27日在中国驻德史明德大使
举行的中德高级别经济学家对话会晚宴上的发言
非常感谢中国驻德大使的邀请,能到德国柏林参加这次高级别经济学家对话。今天通过一下午中德经济学家的对话,获益匪浅,大使刚才介绍了参加中国共产党最近召开的十九大情况,也对中德关系以及德国现在关注的几个问题作了非常精辟的介绍和观点阐述,在处理外交关系上等很多方面有独到见解。这里我想概括说两句话:
第一句话:心态决定态度。
现在全球对中国的快速崛起怎么看有个心态问题,不仅是德国存在这个问题,全球都有个心态问题。旧中国经济不发达,我们建国后先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又用了三十多年时间,才使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体、制造业产值排在第一位的国家,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但现在中国还没有真正成为一个强国,要实现我们的两个百年目标,从2020至本世纪中叶,习近平主席在党的十九大将这30年划分为两个阶段:先是到2035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然后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现在我们距离这个目标实现还有好几十年,还没有成为现实,我们还在向目标奋进,但是世界上不少国家和人们已经把我们当成强国了,对中国没有计算人均拥有量,只看到了我们的经济总量,就认为中国现在已经变成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了。在中国制造业总体上还处于中低端的时候,尽管我们有一些领域发展得比较快,一些国家就认为已经对其产生威胁了。我们并不否认,现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结构正在调整和优化升级,产业正在迈向中高端,一些领域已经达到到了中高端水平,但是绝大部分领域和产业还是处于由中低端向中高端攀升或者缓步转变的过程,我个人认为这个过程将是漫长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从2009年度开始举办全球智库峰会,曾经在第三轮全球智库峰会上,美国基辛格博士到会并有一个讲话,他当时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我今天演讲就讲一个故事,当年美元替代英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经历了几十年的历程。”我感觉他讲的这个故事就是要告诉听众一个道理:中国现在要真正成为一个发达国家,人民币真正要实现国际化,它一定会像美元替代英磅一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我想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刚刚开始,至少还有几十年时间,就引起一些国家不应该有的恐慌。这种恐惧是一种心态,这个心态既反映出对中国快速发展的不适应,也反映中国的话语权还不够,他只是感觉中国你的块头太大了,但是他没想到中国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一个国家有四种世界”,既有发达的地区,比较发达地区,也有不发达的地区,还有贫穷和极度贫穷的地区,中国经济发展还是不充分不平衡的。
刚才大使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刚刚召开的十九大,习近平主席所作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很多新理论新论断,其中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不平衡就表现在中国现在产业发展的不平衡、人们生活水平的不平衡、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城乡发展的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人与自然关系等各个方面的不平衡。发展不充分表现在制造业总体上处在中低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是迈向中高端,但是现在不能说我们整体已经到了中高端。所以,中国制造业发展水平、人均收入水平、社会福利水平与德国、美国、日本、法国等原来的发达国家比还有很大差距,中国现在制定的这些目标都是在力图经过努力奋斗缩小这种差距。
作为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快速发展应有一个认知度、容忍度和包容度,另外,更应看到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其发展对世界是贡献。如果中国现在民不聊生,像过去一样有那么多的贫穷人口,13.9亿人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如果我们出现了一些国家的问题,中国的难民恐怕是成亿成亿的人,那就不是几百万的人口,全世界有没有这样的容纳能力?绝对没有。中国把经济搞上去就是对世界非常大的贡献,何况从2008年美国次贷风波引发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占全球经济增量的1/3,成了拉动全球经济的重要力量。所以,我觉得怎么看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发达国家的心态特别重要,如果心态转过来,它就必然会希望中国能够继续快速发展。如果其心态能像中国政府与人民,那也会大不一样。
比如我曾经到德资企业比较集中的江苏太仓调研。江苏太仓有230家德资企业,这些企业在那儿发展和生活了20多年,当地政府规划建设了德国风情小镇,引进了德国风味的饮食,创造了最好的生活环境,组织中国企业向德资企业学习双元教育,并在太仓建立了双元教育基地,为德资企业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企业应用人才。虽然中国不如德国发达,但是中国的心态是开放的,中国对外来者是友好的,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认为外资享受了超国民待遇,对外资待遇太高,而对内资待遇太低,特别是对民营企业的政策不平衡。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发达国家怎么看中国发展起来的问题,怎么能调试这个心态,欢迎中国发展,欢迎中国缩小差距,欢迎中国能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这是一个应该调整也必须调整的问题。
第二句话:思路决定出路。
怎么对待中德的合作,思路决定出路。我们的思路有多么宽阔,我们的出路就有多么宽阔。现在中德合作有很多切入点,比如说现在在与德国进行智能制造合作方面,中国已经建立了几个合作基地,包括沈阳的、成都的、揭阳的,还有很多地方自发建设的基地,都是在向德国学习智能制造。德资企业在中国发展,现在大家比较喜欢德国制造的在华企业,正在从出口转向中国内地市场内销。我去看了一个德国生产转笔刀的企业,它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原来它在江苏太仓做出口,现在这些转笔刀在中国大陆销得非常好。将来这种中德合作的切入点非常多,比如现在德国医疗开始进入中国,将来是不是教育有可能也进入中国?以色列理工大学已经在广东汕头办了“汕头以色列理工大学”,将来德国的这些优质教育也可以进行中德合作,中德合作有可能会从智能制造扩展到高水平服务、高技术服务、高智能服务的合作。这些方面的合作空间都非常广阔。
刚才大使说得非常好,还有第三方市场的合作,两个国家有更大的合作空间,或者是沿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方向进行合作,也可以在非洲、南美、北美这些地区进行第三方合作。我们国经中心课题组曾于今年7月份到英国调研,英国IISS智库提出“我们能不能加入中国‘一带一路’,我们希望用我们的服务能力,用我们的战略策划能力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来防止一些重大项目的风险。”德国这方面的设计规划能力也是非常强的,所以如果我们的思路打开以后,这种合作的空间会非常广阔。谢谢!
发言二:
陈文玲在2017年10月27日下午
中德高级别经济学家对话会第一时段的发言
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参加今天这个会议,我原来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是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现在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我所在的国经中心,是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这个机构曾经提出了亚投行的建议,被国家采纳,也提出了关于一带一路一些构想的建议,被吸收到对外发布的相关文件中。
国经中心成立后连续九年每年都对国际经济形势做出系统研究和连续跟踪,每年出版一部世界经济形势分析报告,每月召开一次经济每月谈。在10月19日中心召开的经济每月谈上,我对当前世界经济形势进行了分析。非常荣幸今天会议第一时段的主题就是谈一谈对金融危机十年以后的基本判断,而且我作为第一位发言者。简单谈一下我对世界经济形势的几个基本判断:
第一,国际金融危机到目前经历了十年,国际经济和国际贸易一直在底部徘徊,从去年开始到今年,已经出现了一个柔性的,平滑的拐点。这个拐点不是一个非常陡峭的拐点,直接冲上去,而是一个比较平滑的拐点,但是世界经济已渐次进入了复苏的周期。
全球三大组织都对全球经济做出乐观预测,一个是OECD,联合国贸发组织,还有两个国际经济组织IMF和世界银行,这三大机构分别对2017年、2018年经济形势做出了预测,他们的预测结果都是相同的,就是世界经济已经开始复苏。OECD对45个国家情况调查表明,45个国家经济全部是正增长;IMF对所有的经济体进行了预测,75%的经济体是处于增长或复苏状态;世界银行对2017年经济增长预测,将增长3.6%,IMF增长是3.6%,OECD预测是3.34%。我们去年提出2017年世界经济复苏,现在看起来是对的,拐点基本形成。
再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国际贸易也开始复苏,国际贸易2008年之前10年,它的增速平均7%,2009到2016年年均增长不到3%,2016年1.7%,今年WTO组织预测,还有IMF预测,都会在4%以上。世界贸易的增长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和主要的拉动力量。
第三个因素,就是新兴经济体的增速快于发达经济体,从整体上来看,新兴经济体在2017年经济增速可以达到4.6%,2018年会达到4.9%,分别高于发达国家的2.2%和2.3%。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成为拉动世界增长的主要动力,当然其中最主要的拉动力量是中国,因为中国从2008年到现在十年间,对世界经济增量的贡献,年度平均都在30%以上。习近平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引用了这个数字,中国从2012年到2017年,年均GDP增速是7.2%,对世界增长的拉动力量平均在30%以上。所以,这几大因素决定了世界经济会走入渐次一个复苏的新周期。
第二,全球性宽松货币政策基本结束,以美国缩表升息为标志,缓慢地进入了新一轮升息减债去杠杆这样的新周期。这个周期也是比较明显的,美国2014年宣布结束四轮宽松货币政策。2015年12月,2016年12月,今年先后两次,美元一共四次升息,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今年12月份还会有一次升息,当然这个也取决于特朗普和耶伦之间的博弈。美国的缩表十月份已经开始了,开始的时候是100亿美元,以后每季度缩表300亿美元,2022年到2023年,总的要控制到3.3万亿美元,现在美国央行资产总负债是4.5万亿美元,所以美国制定的这个缩表计划也有时间表和路线图。
第三,就是以石油、天然气为代表的大宗商品的暴涨暴跌的时代基本结束,我们预测总体上将在一个比较宽的区间上下浮动。比较宽的幅度,我觉得两种可能,一个是每桶石油价格在45美元到55美元之间,或者在55美元到65美元之间。上一轮的石油价格,最高的时候是146美元一桶,最低的时候不到28美元一桶,石油价格大起大落,从目前看基本上也已结束。因为决定石油价格总体趋稳有三个稳定锚。第一个就是美国因素,美国页岩气在开始开采的时候,折合石油每桶是成本是80美元,经过技术革命,现在降到了平均每桶34美元到45美元。在这个区间,如果石油价格跌破页岩气成本的价格,美国的页岩气就会赔钱,所以美国页岩气成本价格是一个稳定锚。
第二个稳定锚,就是欧佩克组织和俄罗斯,欧佩克组织从去年开始限产,到去年12月份和俄罗斯联合限产,最近10月份普京和沙特国王在莫斯科见面,把限产的期限延长到2018年。从两个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和地区这样一个价格决定的因素来说,它也是一个稳定锚。
第三个稳定锚就是中国因素。中国推进用人民币进行石油的结算,中国作为石油进口的第一大国,石油的进口量占国内市场70%左右,占国际市场接近50%。所以,中国这种石油结算方式,包括和俄罗斯,包括和委内瑞拉,也包括和沙特,正在推进用人民币或本币进行结算,我觉得这也将是石油的一个稳定锚。
第四,上一轮以劳动力密集型为主的制造业向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转移基本结束,全球进入以劳动力密集型为主的第五轮制造业业转移新周期。上一轮全球制造业转移,主要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向中国,转向向金砖五国,现在向中国的转移可以说基本结束。制造业产业转移进入了一个新周期。目前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方向主要是转向南亚、东南亚、非洲这些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和地区。还有一个方向值得关注,就是一些制造业在向发达国家转移,比如像美国等发达国家,它的税负水平,还有管理成本,财务成本,平均水平差不多和中国的成本已经趋近,所以中国企业在美国已经开始了离岸贸易,包括加大在美投资。2016年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已经达到了456亿美元,向发达国家的这种中高端的产业转移,也已经开始。还有一个重要方向,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通过国际产能转移,也加大了在华制造业转移的速度。所以,这三个路径,决定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中国转移过程基本结束,而开始了第五轮以劳动力密集产业转移为主和部分中高端制造业向发达国家转移的过程。
第六,新经济,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全球进入了新旧动能转换的新周期。新旧动能转换的周期越来越明显,新的技术包括智能制造,包括万物感知,万物互联,万物智能,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和云服务迅速发展,成为引发新一轮技术革命、业态变革和治理演化的催化剂。在发达国家是这样,德国的工业4.0是引领性的,美国的互联网工业发达,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中国制定了《中国制造2025》,印度、俄罗斯也都提出了智能制造计划。再一个就是新的业态不断发生,中国包括滴滴出行,包括高铁,包括移动支付和共享单车,被称为新四大发明。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能越来越强。
最后一个特点,就是经济全球化主导者、引导者和推动者,原来的推手已经悄然转换。现在主要是以中国、德国一些国家为主要代表的大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推进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国际规则,国际秩序的这种重塑过程中,还有共塑经济发展的新周期,这些国家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可以推断全球经济治理,全球规则重塑,也将进入一个新的周期。
我对国际金融危机结束十年主要的判断,主要有这七个方面,总的看就是,一些方面结束了,一些方面开始了。因为今天的时间关系,就谈到这里,但是我还想补充几句,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从长远来说,有很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我有书面材料,这里就不再展开讲了。但是当前有一些可能会引发国际经济的重大变量,值得高度关注。
首先就是刚才公参谈到的当前逆全球化的思潮,我觉得特朗普的因素不可忽视。特朗普执政可以概括为四个字,第一个字是“退”,凡是不符合美国利益想退就退,包括退出TPP,包括退出《巴黎协定》,包括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我今年9月28日在WTO参加了一个会议,在第96场专题会议上,我们发布了关于下一代贸易方式——E国际贸易的课题研究成果,在那里我听到有一些国外专家讲,现在与美国打交道很困难,如果WTO不能达到美国认为的公平贸易要求,到时候美国也可能提出来退出WTO,所以,我想如果美国再退,可能就会退出联合国了,真不知道美国会退到什么程度。
第二个字是禁,包括禁穆令,包括禁止80万儿童的入境,制定了一系列禁止的规定,还包括修墨西哥墙,禁止墨西哥人进入美国境内打工。
第三个字是废,就是废除一系列奥巴马执政时候的法令,包括废除奥巴马推动形成的医保法案,包括废除费兰——多德法案等一系列的东西。
第四个字就是放,放松市场管制,包括金融的,包括环境的,包括准入的。当然我觉得这四个字,最有可能起积极作用的是放,最有可能起消极作用是前三个字。所以逆全球化的思潮我觉得不可忽视,特别是特朗普因素。
其次是金融危机之后的后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表态已经结束了,但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当前还有引发更大金融危机风险,一个是国际清算银行最近发现了在美国有10.7万亿的美元,在远期的互换合约和一些金融衍生品中,但是这些钱在账上是找不到的。再就是养老金可能引发金融危机,虚拟化比特币有可能的泛滥。
第三,不能忽视就是一些主要经济体会产生大的经济波动,包括英国脱欧,这个已经有判断,包括日本,包括印度,我们有一些比较详尽的分析,这里就不再展开了。
第四,会对世界经济产生变量的就是局部战争和冲突,最重要的是伊斯兰,还有朝鲜,还有伊核,还有库尔德。还有,今年是大选年,这是可以确定的不确定性,2017年是将有35%国家大选,2018年大概占20%,会出现很多不确定性,给经济政策带来影响。在不确定性中,还有一个是自然灾害,重大传染病等。
所以,可以说世界经济总体上是出现了拐点、复苏,但是影响世界经济深层次的矛盾问题并没有解决,特别是当前还有一些重要的变量和风险。谢谢各位!
发言三
在2017年10月27日下午第四时段
中德高级别经济学家对话会上的发言
我也回应一下张维迎教授刚才提出的看法。张教授的看法,在国内和国际影响力都很大,关于政府该不该制定国家战略和产业政策引起了争论。对此我的看法是,从全球的角度,制定国家战略和产业政策是通行的做法,不光是中国政府在制定,如《中国制造2025》,德国政府也制定了若干轮国家战略和产业政策。2006年德国政府制定了《高科技战略2006-2009》,2010年德国政府出台了《高科技战略2020年》,工业4.0是其中重要部分,联邦政府投资2亿欧元支持其中的基础设施建设,2011年德国政府发布报告《未来图景工业4.0》,2013年政府推动形成了一个推进工业4.0的共识机制,2015年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到中国来,和中国一起出台了智能制造合作意向书。2017年7月,德国交通运输部和数字基础设施部发布了5G国家战略,目标是成为5G市场领导者。这些都是从政府层面制定的战略和政策指引,政府层面制定战略有什么好处?可以引导企业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靠谁发挥作用,主要靠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但是政府的这种规划和战略设计,政府规范市场,都非常重要,这是政府应该干的事,发挥两个作用,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并不矛盾,市场的主体一定是企业,为市场主体创造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政策环境的一定是政府。
美国在克林顿任总统时就在全球最早提出了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美国有互联网工业计划。奥巴马任总统期间,2009年推出《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2011年启动《先进制造伙伴计划》,2012年提出建设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2013年发布《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初步计划》。美国2011、2015、2016陆续3次推出科技创新战略,强调“政府要主动作为”。所以,我发现不是光中国在制定战略和产业政策,而是一个几乎所有国家都在做的事情。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和取得的成就,不可或缺的就是决策层推进的改革开放和制定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与政策,当然包括中国制造2025。有人说这是不是国家的行为,是不是干预市场?是不是政府不应该作的事情?可以看到,德国、美国和欧盟,包括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没有一个国家不制定自己的国家战略和产业政策。
国家制定战略和政策有无风险,其危险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就是战略方向和产业政策方向一旦错了,整个国家会受到重大损失,但是我觉得中国政府在引导市场健康发展,我们的国家向着新经济新业态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发展,在大数据、云计算、云服务、人工智能发展上取得很大进展,传统产业也加快了转型升级。这些不断进取的方向,包括学习德国工业4.0的方向都是对的,因此,从中国持续快速发展来看,我觉得中国制定的战略方向和产业政策起到了正向作用,而不是对市场产生了阻碍或破坏作用。如果一旦战略或政策方向错了,这个战略就会对起到颠覆性的破坏作用。这一点是很危险的,是一个共性的问题,不仅是中国的问题。
第二,中国现在还是处于学习阶段,尤其是在工业4.0方面,还是在向德国学习,像美国学习,像日本学习,像发达国家学习。中国制造业现在处于转型升级之中,制造业总体上还是处于中低端。最近几年我参加了两项研究,一项是江苏太仓中德合作的研究,在江苏太仓有230个德企,都是中小企业,其中有38个企业是隐形世界冠军,德资企业的大国工匠精神和二元化职业教育对中国很有借鉴意义,我们总结和推动了这个地方的做法,成为国家中德合作的一个实验基地。我们研究之后,把研究成果提交给了国家工信部,工信部把它作为试点并列入到中德合作框架下的重大项目。现在太仓建立了德国人居住的德国风情小镇,建立了二元化教育基地,培养了一大批德资企业需要的人才。中德合作在中国如火如荼,中国很多地方和企业与德资企业的合作,比与任何一个国家合作要求都迫切,为什么呢?向德国先进制造学习。沈阳是中德合作智能制造基地,成都是中德合作智能制造基地,还有广东揭阳也是中德合作智能制造基地。
最近还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就是中德制造业4.0合作正在向服务业延伸。在宁波西店我参加了一个中德合作国际健康养生的研讨会,这里准备引进德国最先进的医疗健康技术,都是基于引进德国工业4.0智能制造出的高水平的德国医疗器械,包括引进先进医疗技术,先进的医疗保健的养生技术。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地方政府与企业为什么热衷于和德国企业合作,不光是国家战略的推动,而且有一种市场的内在需求。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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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大使馆和经济学家朋友,有幸在柏林聚首,感谢大使馆精心安 排和付出,留下几首诗词以紀。
踏莎行
参观柏林古巴比伦展览
远古流苏,
驻足举目,
通天祭祀神之处。
空中悬苑水环墙,
琉璃碧瓦何人铸?
断壁残垣,
依稀道路,
洪荒逝去暗香渡。
繁花怯露入泥牛,
唯留岁月斑痕布。
陈文玲丁酉年重阳
作于德国柏林

醉花阴
柏林暮秋黄叶
落叶飘飞铺满地,
无羁沧桑密。
丁酉恰重阳,
遥忆菊花,
脚下金黄细。
层林尽染红墙壁,
伴秋光诗意。
一片一轻舟,
驶向初冬,
亦蕴枝头绿。
陈文玲丁酉年重阳节
于德国柏林

德国会议期间,恰逢重阳,老父耄耋之年,即将九秩,遥祝老人家长寿。
浪淘沙
丁酉年重阳
彼岸恰重阳,
秋暮风凉。
一江绿水向何方?
远在天边思故土,
落叶金黄。
漫步在他乡,
思绪纷扬。
陈年旧事亦悠长。
欲寄痴情无尺素,
唯有诗章。
陈文玲作于德国柏林
丁酉年重阳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