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破解诸多矛盾的关键——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

今年的经济发展、经济表现如何，关键是看在发展方式转变上能否迈出实质性的步伐，能否有所突破
　　记者：感谢您接受《中国金融》杂志的专访。最近，欧洲的希腊等国家相继发生了债务危机。主权国家债务危机的出现使人们对经济复苏的前景感到担心。对于中国而言，外部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加上国内经济深层次矛盾的共同作用，使得2010年整体经济发展情况越来越引起各界关注。请问您怎么看待今年我国经济发展的整体态势？
　　郑新立：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拉动的。投资的过猛增长造成投资、消费比例失衡的局面相对于往年更为加剧了。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呈前低后高之势，到第四季度基本上恢复到正常的发展态势，特别是出口开始恢复。我估计今年出口可能会恢复到2008年的水平。这样的话，经济增长对投资拉动的依赖会小些，因此，今年经济增长的态势比2009年更加乐观，整体上会保持平稳较快的增长。有人估计今年经济会出现逐季上升，甚至恢复到两位数的增长率，这样的预测也是有可能实现的。
　　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宏观调控的目标是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8%的水平上。我认为实际结果可能还会更高一些，达到9.5%左右。2009年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保增长、保稳定、保就业，增长是最突出的矛盾；而今年突出的矛盾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调结构。
　　记者：当前，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更为突出。您认为我国当前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哪些新的含义？
　　郑新立：发展方式转变是中央在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最早是在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正式提出来的，该建议要求一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二是要转变经济体制，也即"双转变"，并用第二个转变推动第一个转变的实现。当时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主要还是指生产要素结构的调整，即将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从最初的增长方式转变到后来的发展方式转变，虽然字面上仅仅改变了两个字，但内涵却大大扩展了。经济增长方式是指生产要素结构的调整，是指从粗放型增长到集约型增长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则从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到生产要素配置结构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出了三个转变。第一个转变是在需求结构转变上，由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转变为消费、投资、出口协调发展，着重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第二个转变是指产业结构或者是供给结构的转变，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第二产业拉动内需的局面，着力发展第三产业；第三个转变是指优化生产要素配置结构，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物质资源消耗的局面，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改善管理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来拉动经济的增长。这三个转变说明我们对发展的理解更深了，中央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化了，实现了这些转变就能为中国今后一段时期的经济发展找到新的动力，同时避免当前经济生活中出现重大矛盾，比如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等问题。这些矛盾解决后，有助于解决经济发展过度依赖资源消耗所带来的污染和资源压力过大等问题。实现了这个转变，我们国家的经济将会上升到一个新的平台，从而支持国民经济在一个较长时间内平稳较快增长。因此，中央提出当前要集中力量来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具有重大意义。
　　今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问题不是最突出的矛盾，中心任务是在发展方式转变上迈出实质性的步伐。如果做到这一点，就会为明年，也为"十二五"期间一直到2020年甚至到2030年的发展创造好的条件。因此，今年的经济发展、经济表现如何，关键是看在发展方式转变上能否迈出实质性的步伐，能否有所突破。
　　应该等到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生型的机制来发挥作用、实现了平稳较快发展后，才适宜考虑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退出问题
　　记者：为应对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世界各经济体都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措施。我国政府也实施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对率先走出金融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2009年末以来，各经济体逐步退出经济刺激措施的预期开始加强，一些国家包括新兴经济体都开始面临政策的转向问题。请问您是否认为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退出了？
　　郑新立：就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退出问题，我认为现在条件还不具备。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是因为现在的经济增长还是依靠财政性的投资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拉动，民间的投资增长速度还不是很活跃，居民消费增长尽管有了较快的速度，但是从现在看，靠消费还不足以弥补出口下降和低速增长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因此，今年财政政策要着重在四个拉动上下功夫，即拉动民间投资、拉动消费、拉动银行贷款结构的优化和拉动出口。这四个方面应该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应该等到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生型的机制来发挥作用、实现了平稳较快发展后，才适宜考虑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退出问题。
　　记者：最近美联储的一位副主席发表了关于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退出的文章，里面提到了在政策的退出时机上，不同部门的观点往往是不一致的，中央银行认为退出过晚会积累很大的金融风险，而其他一些政府部门则认为不应过早退出，国内也存在这种看法。目前很多在建项目是在宽松的宏观政策下上马的，如果满足其对资金的大量需求，转变发展方式很难落到实处，但如不满足其资金需求，很多在建项目就会半途而废。请问您对这种现象如何看？
　　郑新立：您上面提到的担心有其合理性，但要看到矛盾的主要方面。我们首先应该看到目前我们经济向好的形势是脆弱的，基础是不稳固、不协调的，民间投资增长速度还不够快，消费和投资的比例关系还没有作出大的调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刺激政策过早退出的话，经济增长可能再一次回落，而如果二次探底的话，我国将面临再次启动经济的任务，那样付出的代价要比第一次大很多。因此，中央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动摇，是从大局出发作出的正确决策。
　　针对您提到的上述一些担心，我认为应在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时，通过不断改进调控来加以避免，比如说加强通胀预期的管理，调整财政资金的投向和信贷资金的投向，将近期调控措施与长期发展目标结合起来，既着眼于近期经济增长，同时要着眼于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起到推动作用，这样，经济完全靠内生性的增长机制实现了平稳较快发展后，刺激政策自然就会逐渐淡出。
　　记者：我国财政政策的调整需要受预算限制，还要经过全国人大的批准，程序相对复杂，而货币政策则相对更加灵活，可以及时调整，并且可用的政策工具也较多些。请问您认为应如何发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不同作用？
　　郑新立：短期调控即需求管理主要靠货币政策来发挥作用，财政政策主要着眼于结构的调整，着眼于长期发展，两者之间要很好地搭配。今年我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搭配过程中，在启动投资时要着眼于拉动居民消费这些投资项目，比如创造良好的消费环境、扩大消费信贷等等。另外，财政投资要支持那些能够拉动产业升级的项目的发展，包括实施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任务等，这些项目要给予重点贷款扶持，这样便能把经济刺激的任务和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有机地统一起来。
　　就货币政策而言，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新增贷款7.5万亿元左右，虽然比2009年9万多亿元的实际新增贷款数额有所减少，但还是比较宽松的。特别是2009年新开工了一大批重点建设项目，今年则到了施工高峰期，应该保障这些在建项目对资金的合理需求。
　　贷款必须保障一定规模，同时还要优化贷款结构。除了保障在建项目的资金需求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要重点满足小企业、个体户和农民的贷款需求。这就需要我们尽快建立起一个面向小型微型经济主体的金融服务体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2009年就这个问题做了一个专题调研，提出了关于发展满足小型微型经济主体要求的金融服务体系对策的建议，并同人民银行、银监会进行了专门座谈，这些部门认为这些建议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我们提出的建议就是要加快发展贷款公司、消费信贷公司、村镇银行以及各类所有制的小型金融机构，鼓励社会资金进入到金融领域。通过改革，建立一个面向小型微型经济主体的贷款服务体系，意义重大：第一，鼓励创业并通过创业带动就业；第二，鼓励自主创新，特别是鼓励拥有技术成果的技术人员或者是大学生、研究生毕业后带着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创业，发展一大批小型、微型企业，若干年之后，其中一些便会成长为大企业，这样我们经济增长的活力便大大增强了。举个例子，上一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农工办原主任、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退休后开办了一个贷款公司，专门进行资金的零售业务，用于为河北省贫困县的贫困农户提供贷款，该贷款公司按照银行对其提供贷款的利率加上运营成本确定其发放贷款的利率，仅为10%，贷出去的资金全部实现了按期回收，没有出现一笔不良贷款，运行非常好。根据国际上对金融机构的评估，该贷款公司的运营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尤努斯的公司要好很多。我认为这样的贷款公司取得成绩证明其非常适合中国国情，因此应该在加强监管和规范的前提下，将发展小额贷款公司作为新的一年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发展的突破口，作为一件大事来抓。
　　对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必须加强规范，一方面要鼓励发展，用市场化的办法筹集资金，满足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另一方面要加强管理，加以规范，通过加强监管避免出现将来偿债的困难，避免其成为制造金融风险的源头
　　记者：近两年，无论是"四万亿"财政刺激方案，还是银行的大量信贷，其一个主要流向便是由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支持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地方融资平台和地方隐性"高负债"引起不少争论。有观点认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运行总体是健康的，从长远来看，只要经济发展了，它就有偿付能力；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应从地方政府的职能角度加以关注，认为把更多的钱用到商业项目上有一定的风险。请问您对此问题如何看待？
　　郑新立：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地方政府对资金的需求量在逐渐加大，调动地方政府融资的积极性，是我国经济体制里面很成功的一个方面。中央和地方都具有很大的积极性，经济发展便多了一台发动机。要扩大地方在经济管理方面的权限，扩大它们的财力来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这是一个大的发展方向。
　　解决地方政府融资问题，要有新的思路。比如，今年我们把扩大消费的重点放在扩大公共服务上，可以尝试引入社会资金来增加供给，改变公共服务供给短缺的局面。举例来说，现在全国2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很多了，很多城市的交通都拥堵，要改善城市的交通，就需要修地铁或快速轨道等，这些都需要资金。这些资金不能完全依靠政府投资。那就需要探讨新的融资方式或者采取很好的融资政策，比如采取BOT、TOT等方式。还可以借鉴香港地铁的运营模式。香港地铁在世界上是运营最好的，地铁公司在每个地铁站口划出一定地皮，允许公司开发房地产项目，用房地产项目经营收入弥补地铁建设亏损，这样运营和整体管理水平都很好，这些办法我们要借鉴，通过改革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体制引入社会资金。现在改革刚刚开始，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应该给予地方更多权限，让它们能够来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融资，这样既可以加快这些事业的发展，同时也强化了地方政府的责任。现在地方进行建设，一个依靠财政投资，一个过多依靠银行贷款，给财政背上了很大的包袱，也给银行增加了还贷的风险，因此需要通过改革体制，让市场主体承担更大的风险和责任，这是一种体制的改革和机制的转换。现在这个转换才刚刚开始。
　　现在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地方投资过多依赖土地出让收入，这是不合理的，2009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上万亿元，成为地方财政支出的重要来源，也是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这种情况必须要控制。必须加快改革，为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建设提供一个新的资金来源渠道，避免过度依赖土地出让金支撑其建设。
　　记者：地方融资平台实际上涉及到地方政府债务的管理问题，近几年时常有这种疑问：既然地方政府有融资的需求，那为什么不开个口子，让地方政府作为发债的主体呢？对此种疑问您怎么看？另外一个问题是，地方政府利用融资平台向银行大举借债，构成政府的隐形债务，如果债务管理处理不好的话，也会带来矛盾，最终会将压力转嫁到中央政府。因此，这方面的管理应该更加科学、合理、透明，应该进行更加规范的研究。现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并不是很透明，在地方政府背景下建立和运营的融资公司，各地五花八门，千差万别。对此，金融系统是比较担心的。
　　郑新立：对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必须加强规范，一方面要鼓励其发展，用市场化的办法筹集资金，满足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另一方面要加强管理，加以规范，通过加强监管避免将来出现偿债的困难，避免成为制造金融风险的源头。
　　当前我们国家的《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不能举债，这两年，为了满足地方基础设施建设需要，采取了变通的方法，由中央发债并借给地方，最终债务由地方承担。过去有人担心地方政府借了中央的钱而不能按时偿还，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财政部做了很多工作，在地方的财政上缴里面，便直接将借的款项也加入进去了，如果此种方法不能实现，则中央在对相关地方的转移支付中会将这部分款扣除，目前还没出现地方借中央钱不还的情况。
　　地方政府举债涉及到修改《预算法》的问题。我国《预算法》不允许地方政府发债是出于审慎的考虑，避免了各个地方政府自己举债产生的债务风险，这样从法律上避免了地方债务风险产生的根源，应该说这个法律是符合中国现实情况的。在法律没有修改之前，地方政府不能借债这条要坚持。这是避免整个经济产生波动的重要条件。之后要不要修改，需要根据地方政府和各个方面的意见综合加以考虑，并由全国人大审议决定。
　　要提高外汇储备的安全性，一个重要的方向是通过扩大海外投资，把外汇储备的一部分或大部分转化为资源储备和实物储备
　　记者：2009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余额突破两万亿美元，达到2.399万亿美元，占全球储备比重达到30.7%，连续四年位居全球第一。怎样保证外汇储备的安全性、提高外汇储备的使用效益是第一位的事情。您对此有何建议？
　　郑新立：现在中国外汇储备这么多，面临着一定的风险，特别是我国购买美国8000亿美元的政府债券，一方面利率不是很高，回报率比较低；另一方面，面临美元贬值的风险，因此应该统筹考虑，加以研究。我认为，要提高外汇储备的安全性，一个重要的方向是通过扩大海外投资，把外汇储备的一部分或大部分转化为资源储备和实物储备。
　　中国经济长远发展面临两大约束，一个是能源资源的瓶颈约束，一个是技术的瓶颈约束。我们通过外汇储备的海外投资可以购买更多的能源资源的勘探权、开发权，这样就可以缓解国际市场石油价格、铁矿石价格大幅度波动对我们经济产生的冲击，如果拥有了很多有自主权益的铁矿石和石油储备，即使价格上涨我们也不用担心，从而建立一个稳定的海外能源资源供应渠道。我们这些年通过扩大对海外的贷款，让国外用资源偿还，用石油偿还，用铁矿石偿还，既解决了我们的困难，又帮助了其他国家经济发展，实现了互利双赢，所以在这方面要加大力度，而不是集中用外汇储备集中买国外金融资产。我们在购买国外金融资产时要慎之又慎，因为我们不了解其背后的隐形债务到底有多少，在这种情况下贸然投资往往会落入陷阱。另外，借助金融危机的机会，海外有些企业经营困难，濒于破产，但这些企业可能还有比较好的技术资源，我们通过并购的方式既帮助这些企业解决了就业问题，避免了破产，同时也为我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供了支持，因此我们要尽可能扩大对海外实业的投资，这应该作为一个方向。
　　通过海外投资，也就是通过资本输出带动商品劳务输出，这是发达国家用了上百年的成功的经验，我们应该借鉴。我们现在出口面临很大的困难，要通过海外投资创造出口需求，而不能坐等国外经济形势好转。关于如何运用外汇创造出口需求问题，我们提出了五种渠道：第一是通过海外能源资源的投资带动勘探设备、开发设备的出口；第二是通过到海外发展加工贸易，带动零部件的出口；第三是通过出口信贷带动机电产品的出口；第四是扩大对海外政府的人民币贷款，使它们用人民币购买我们的商品，然后用资源偿还，这有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第五是扩大对海外的经济援助，帮助受援国修建基础设施，为我国投资创造一个好的环境，这样既帮助了这些国家的发展，也拉动了我们出口，这是一个完全可以利用的非常好的条件，如果我们将2.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用好，那么出口可以在新的情况下实现持续增长。
　　记者：要解决对外投资问题，必须考虑谁应该成为投资的主体，因为中国外汇储备这么多，并不是这么多年来国家刻意追求的目标。现在外汇储备多了，很多人认为应该投资资源，应该将外汇优势转化为资本优势和资源优势，但是通过什么样的制度安排，谁应该成为投资主体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这几年，国有商业银行通过汇金公司入股，顺利完成了股份制改造，这是比较成功的案例。在外汇储备投资方面，我们应该培育什么样的市场主体，通过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来实现这些目标呢？
　　郑新立：中国国际交流中心2009年就提出过一个建议，建议国家成立一个综合性的协调机构，由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等有关部门组成，统一协调中国外汇储备投资的问题。对外投资的主体还是以企业为主，鼓励企业走出去，政府部门主要是提供好的条件，比如外交部可以为外交关系的协调提供信息和支持，外汇管理局管理外汇的运用，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审批海外投资是否符合国内鼓励的投资方向、是否符合长期发展的需要等等。总之，要有一个综合性的机构来加快推动这个事情，靠一个部门是做不好的。
　　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世界一流的智库，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为宏观经济决策和企业经营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记者：越来越复杂的国际环境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智库谋划能力提出了挑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成立被称为是在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新型高级智库方面的一次质的飞跃。您能否介绍一下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运行机制？
　　郑新立：我们一直在探索利用一种新的机制来使智库运转下去。我们建立了一个中国国际交流基金，一些大企业和机构提供支持，用基金的增值收益支持公益性课题的研究。另外，作为一个社团组织，发展会员通过会费收入支持日常运营。我们正在组建一个咨询公司，主要是想开展海外咨询业务。我国前30年的改革开放，促使企业走出去了，金融机构也走出去了，但遗憾的是我们的咨询业还没有走出去。我们希望通过建立咨询公司使咨询业能走出去，从而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帮助。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现在已经集中了几十位高水平的研究人员，重点是开展国际经济问题和同国外经济联系紧密的国内重大经济问题的研究。
　　记者：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成立在战略性、宏观性、前瞻性问题方面是如何开展研究并为政府决策服务的？
　　郑新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成立的目的是创立一个民间智库，主要业务活动包括研究经济问题、开展经济交流、促进经济合作、提供咨询服务。
　　为便于从总体上判断我国及世界经济的运行态势,为政府实施宏观经济政策提供客观评判标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编制了一套综合评价指标，分别称为"中国经济景气指数"和"世界经济景气指数"。这是中国的研究机构第一次用自己制定的标准来评价世界的经济发展状况。
　　我们2009年召开了全球智库峰会，同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了经济年会，今年5月份还要召开全球绿色经济国际合作会议。通过这些会议的召开，同国外智库建立一个交流平台，用新的机制创办一个民间智库来运转，现在智库里有一些从政府部门退下来的老领导，从研究机构退下来的研究人员，骨干还是最近新招聘的一些年富力强、有志于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世界一流的智库，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为宏观经济决策和企业经营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转载自《中国金融》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