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改革已箭在弦上

中国新改革已箭在弦上

——专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徐洪才教授，加拿大《财富世界》首席记者萧元恺，2012年4月发表

新型民间智库：肩负重要历史使命

记者：2009年4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成立，立刻引起了海内外媒体广泛关注，就因为其特殊的国家背景和宏大的资源优势，可以说是全球瞩目。您能否先介绍一下中心的情况？

徐洪才：2008年底发生全球金融危机，人心惶惶。中国高层领导认为，这么大的国家，迫切需要多层次的决策支持体系，以避免发生重大决策失误，这也是国家“软实力”的一个表现。美国这方面很发达，像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企业研究所等，对美国经济社会发展乃至世界格局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于是，由国家前副总理曾培炎先生领衔，成立一家新型民间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延请董建华、蒋正华、唐家璇、徐匡迪等重量级人士作为顾问；请前高官王春正、魏礼群、郑新立、魏建国等到中心担任全职领导；网罗一批知名学者，像厉以宁、刘遵义、钱颖一、樊纲等，参与并指导中心学术研究。与此同时，组建一支30余人的专职研究队伍，这些研究人员都拥有国内外著名学府博士学位。中心的任务主要有三项：研究、交流和政策咨询。中心成立三年来，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举办了若干重要会议，初步产生了一些国际影响。

记者：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部门设置如何？您在中心的具体工作是什么？

徐洪才：中心主要业务部门包括：经济研究部、交流部、信息部、咨询部、合作部等。其中，信息部业务主要有三块：一是编审四大内参，包括《要情》、《研究报告》、《信息反映》和《智库言论》，供高层领导参考；二是对外宣传和收集信息，包括每日国际经济要闻分析；三是中英文网站维护。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双月刊《全球化》，这份杂志刚刚创刊一年，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我是2010年元旦在激烈竞争中“考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同年6月出任信息部副部长，主持信息部工作。我感到很荣幸，能在前辈高层领导直接指导下，并与专业人士共同从事挑战性工作。我的研究兴趣是国际经济和金融问题。

记者：您不仅拥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而且拥有中央银行官员、金融机构高管和大学教授从业经历，这一背景对您现在工作有什么影响？

徐洪才：经济学家分成三类：一类是市场经济学家，一类是学院经济学家，一类是政策经济学家。很碰巧，三种类型的经历我都有过，现在我专注于为政府和企业提供政策建议。我的经历稍微“复杂”了点，我出生在安徽农村，中专毕业后在中国石化任助理工程师，在那儿干了9年；1996年，经济学博士毕业到中央银行工作，后又“下海”到资本市场，出任金融机构高管；亲自跑了200多个城市，走访过200多家上市公司；对中国经济，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都有一点了解。这种经历，我相信对现在从事的经济研究工作是有帮助的。

记者：除了对国家经济决策提供政策建议之外，您也是国内外媒体的热点人物，时常看到您在CCTV二频道和新闻频道进行财经评论。不久前，从香港一家媒体看到有关对您的评论，认为您作为智库专家，却强调要顺乎民意、为民请命。您目前的研究项目有哪些？

徐洪才：我主要关注全球经济治理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还有就是中美经贸关系。这两个问题密切相关。就前者来说，目前全球经济治理与国际货币体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美国和美元影响力都在下降，多极化的全球经济格局正在形成。在这一变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挑战，例如：国际资本流动频繁和汇率波动加剧，发达国家经济政策“溢出效应”负面影响加大，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等等，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充满极大的不确定性。当然，我把相当多的精力放在研究国内经济问题上，重点是金融问题，包括货币政策与金融改革。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是增加消费

记者：您在北美短期访学，但对国内现状仍然保持密切追踪。“两会”刚刚结束，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了下调经济增长率，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徐洪才：这次温家宝总理提出，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低于7.5%。其实，在“十二五规划”里面就定下了不低于7%的调子。以前讲要不低于8%，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国经济处于转轨时期，如果经济增速低于8%，就业就不能保证。每年有几千万农村人口要向城市转移，这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有现象。因此需要一定的速度，就好比骑自行车，太慢了就会倒下。美国消费占GDP比重达到70%以上，其经济增长率通常在3%。比较而言，中国消费占GDP比重为35%，只有人家的一半，因此，当中国经济增长率为8%，老百姓得到的好处则相当于经济仅增长4%。另外，据说邓小平临终遗言说，经济增长率8%是考验执政党执政能力的一个指标。

但是，现在情况变化了，政策也要与时俱进，做出相应调整。未来十年，中国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每年将增加2个百分点，也就是从现在的35%增加到55%。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虽然GDP增速下降了，但是老百姓实际消费得到的“实惠”并没有减少，可能反而增加了，而国家能源、资源和环境等压力就要小很多。所以，今年首次提出不低于7.5%的经济增长目标，海外关心国内经济的人士不用担心，这是给下一步改革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留下空间。

记者：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维持较快经济增长。对这一现象，可谓见仁见智，海外也有过许多评议。您如何评价这种状况？对未来的变化会有什么影响？

徐洪才：坦率地讲，中国GDP增长确有一定问题，30多年的连续高增长率主要是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总体来看，消费驱动力小，只占35%。理论上讲，GDP增长主要应该满足广大老百姓消费需求，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驾马车”应该相互协调。短期来看，在经济爬坡过程中，适当牺牲一点眼前的消费，多积累和多投资一点，有利于夯实经济增长基础，有其合理性。但是，长远来看，这种结构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出口加进口占到GDP的60%以上，净出口也占到GDP的10%，这是一种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当我们有了前30年的积累、取得“第一桶金”之后，应该及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今后要把追求外贸基本平衡作为重要政策目标。2007年至2008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曾占到GDP的8%，国际上意见纷起。现在下滑到了2.3%，回落到国际社会认可的“正常范围”内，我们说话“腰杆子”就硬多了。

记者：经过您这么一分析，潜伏的问题就比较出来了。这不但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徐洪才：是的，由于消费比重过低，现在老百姓通过改革得到的好处不够。好处到哪里去了？都流向国外了。像美国，中国给它提供了物美价廉的商品，提高了美国居民福利，降低了生活成本，美国在中国的公司也赚得盆满钵满，可是一些人却并不怀感激之情。其实，正是中国支持了美国，不仅让美国老百姓受益，而且还帮助美国政府平衡了财政收支、减轻了通胀压力，本应该得到褒奖，不应该遭受指责。但是，美国某些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却反其道而行之，对中国屡屡出手施加打压。客观地讲，中国对世界经济起到了某种引擎的作用，这个引擎不能熄灭，否则，可能是一场灾难。所以，支持中国经济平稳发展，这本身也是对世界经济平稳发展的贡献。

记者：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贫富差距加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个问题很重要、也很敏感。如何缩小两极分化，形成“橄榄型”收入结构呢？

徐洪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十二五”期间的一项重点工作。要致力于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收入结构，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加中等收入者比重，是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即实现人均GDP五千美元向一万美元突破的关键。因此，中国需要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我认为，可从五个方入手：第一，增加国企分红，不能把“肉烂在锅里”，要让全国老百姓真正分享国企分红收益。第二，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部分国有股权“无偿划拨”给全国社保基金，增加养老金发放覆盖面，比如每个农民得到一万元入账，生活就会踏实不少。第三，增加财政转移支付，扩大对低收入群体财政补贴力度。中国政府税收每年增长25%，大大超出经济增长速度，这叫“国富民穷”；老百姓手中没有钱，钱都到政府口袋里了。政府应该少搞一点“铁公鸡”项目，多增加一些医疗、教育和保障房等投资，切实解决老百姓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等问题。第四，深化国企公司治理改革。建立创新型国家前提是企业成为创新主体，民营企业有创新动力，但是人力资本和资金实力都不够；国有企业有条件搞创新，但是缺乏创新动力。应完善国企高管聘任和考核机制，增强改革和创新的动力。第五，进行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以前提过“抓大放小”，方向是正确的，不能倒退。在竞争性领域，国企应主动撤退，不要与民争利；应专注于提供公共产品，致力于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和国计民生。

推进新一轮经济改革时机成熟了

记者：近年来，各项改革都有所放缓，致使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遭遇新的瓶颈，改革需要有历史性的突破。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挑战，也是机遇。

徐洪才：前几年，由于爆发全球金融危机，解决相关问题就成为燃眉之急，一些改革设想就退而居其次了。再加上某些人为因素，例如思想上不够解放，历史责任感不强等，无形之中也耽误了一些机会。现在中国经济已经走出金融危机谷底，进一步改革的动力正在积聚，推动新一轮改革时机已趋成熟。下一步，不应该再“摸着石头过河”了，而是要做好顶层设计，创造有利条件，稳步推进各项改革。

记者：在这一大背景下，要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只有找到病灶，方能对症下药。

徐洪才：是的。2008年底的时候，当时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出台了4万亿人民币的“救市”计划，分两年实行。一方面这是必要的，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国企垄断地位。上述投资是政府主导的，主要用在“铁公鸡”上，即铁路、公路和基础实施。从长远看，这些都是好的，但是短期就难免会有闲置，缺少回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间环节物流成本，增加了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

记者：从前两年中国经济实际情况看，尽管国家统计局公布的CPI数据反映的通胀并不是十分严重，但是老百姓确实真切感受到了通胀存在。

徐洪才：现阶段，中国老百姓虽然也很关心“肉价”，但是更加关注“房价”和“油价”，目前CPI构成不尽合理，不能真实反映老百姓对物价的感受。通胀猛于虎啊！无论如何，通胀都是对老百姓财富的掠夺，特别是损害了中低收入群体利益，同时也扭曲了各种经济利益关系，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

记者：除了对企业经营产生不良影响，资金价格不合理对民众消费影响大不大？

徐洪才：当然很大啦！现在全国居民储蓄存款30多万亿元，一年合理回报假设为3%，由于现在实际利率刚刚接近于零（以前长期为负值），实际是一年居民倒贴银行一万亿，老百姓被迫为通胀“买单”。存款本金亏损一万亿，因此不敢消费了。如果老百姓增加一万亿收入，就会增加消费，在“乘数效应”作用下，就会促进经济增长。由此看出，资金价格长期僵化，不仅直接损害了储户利益，还扭曲了消费与投资结构。资金犹如人体内的血液，应该畅通无阻，保持主动脉、静脉和毛细血管都畅通，同时维持一个正常血压。金融“血管”不流畅，“血压”信号不合理，都会影响到资金合理流动。资金就是“水”嘛，流动有自己的规律。所以说，利率市场化和汇率自由化是下一步金融改革的重点。

记者：中国通货膨胀难道都是政府驱动投资所造成的吗？

徐洪才：2010至2011年的通胀，政府驱动型投资是幕后推手，但也不全是政府的责任。综合来看，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前期基础投资过多，增加了物流成本。由于中间环节太多，农民和生产者利益受到盘剥，并没有因此增加收入。过度投资，还带来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寻租和腐败。

第二，从国际背景看，美国实行两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第一次7千亿美元，第二次6千亿美元，美联储开闸放水，犹如洪水猛兽，我们遭殃了。美联储从“直升机”上撒钱，结果美元贬值了，美国债务“减免”了，而新兴经济体出现了所谓“输入型通胀”。这是典型的“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美国只管自己，可是“城门失火，却殃及池鱼”。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前财政部长康纳利就这么说过：“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是问题归你们”，他一语道破了“天机”，此言真实反映了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的根本特征。

第三，2008年底，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中国央行也开始大量投入货币。2009年，中国广义货币M2增速高达28%，正常增速应该为14%左右。我们的“水龙头”实在开得太大了，覆水难收啊！

记者：政府方面不是意识到了问题所在，经济政策也做出相应调整了吗？

徐洪才：是的，在去年底之前，中国央行一直是在收紧货币。但是矫枉过正、收得太紧了。利率过于僵化，实行资金“双轨制”，让银行占了便宜，老百姓存钱等于赔钱。长期实行实际利率为“负”的政策，实际是居民“补贴”银行，银行“补贴”国有企业，从而误导国企“乱”投资，这不仅不利于增加消费，也不利于促进金融改革和提升金融机构竞争力，还强化了国企垄断地位，导致小微型企业融资难，正常融资渠道行不通，只好走“歪门邪道”了。加之，人民币汇率升值、工资上涨和外部订单减少，出口加工型企业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影响了就业和社会稳定。

记者：民企小老板不跑就死，而国企不差钱，冰火两重天啊！

徐洪才：吴英案的出现，折射出了中国金融体系扭曲的现状。这是特殊历史阶段的一个特殊案例，金融创新与经济犯罪其实只有半步之遥，真理往前迈进一步就是谬误！由于缺少明确的相关法律规定，因此也谈不上“违法违规”。在我看来，吴英应该无罪释放。民间借贷一定要规范化、阳光化。可喜的是，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要求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多元化金融体系，为全国金融改革提供经验。

加快金融改革“时间窗口”已经显现

记者：造成中国金融体系扭曲确有现实原因，应该如何着手来解决这些问题？

徐洪才：根本解决问题就是利率市场化和汇率自由化，要让资金价格信号起到引导资金流动的作用。利率与汇率都是资金的价格，前者对内，后者对外。我把钱给你，当然要有回报，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货币资金作为商品，必须有序流动。贷款资金要影响贷款者的成本，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投资行为和居民消费行为。汇率水平影响到进出口厂商成本，也会影响其经营决策。今年2月份，中国CPI同比上涨3.2%，低于一年期银行存款率0.3个百分点，这是近年来实际利率首次由负转正。这是一个积极信号，标志着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时间窗口”已经显现。

与此同时，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出现了贬值倾向，表明市场汇率已经接近均衡汇率水平了，这标志着加大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时机已经到来。以前，数量型调控手段孤军深入，造成中国金融体系诸多扭曲。央行应该抓住眼前这一有利时机，大力推进利率市场化和汇率自由化改革，让价格型调控工具成为货币政策主要调控手段，从而引导资金合理有序流动，纠正市场参与者非理性行为，提高资本资源配置效率。

记者：具体来讲，怎样来实现利率市场化和汇率自由化？

徐洪才：首先，打造一个权威性市场基准利率，也就是上海银行间市场短期资金拆借利率成为市场基准利率。其次，构造合理的债券收益率曲线，重点是排除货币市场内部，以及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资金流动障碍，形成顺畅的利率传导机制。第三，打破大型金融机构垄断，发展一批小微型金融机构，引导金融市场有序竞争。第四，深化大型金融机构内部改革，提升公司治理和经营管理水平，特别要提高其风险资产定价能力。第五，逐步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参与国内市场竞争。第六，扩大债券市场规模，完善债券品种结构，进行利率衍生品和汇率衍生品场内交易试点。第七，完善相关法律和监管机制，提高监管水平。第八，加快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建设，扩大与国外央行货币互换。第九，逐步扩大资本项目开放，加快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第十，追求外贸进出口基本平衡，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创造有利条件。

记者：中国金融体系改革还有哪些重要内容？

徐洪才：去年底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和全国经济工作会议都提到了“金融要为实体服务”。我的理解是，目前我国金融创新总体上是严重不足的，而美国是创新过了头，我们不可因噎废食。就中国而言，迫切需要发展一大批小型金融机构，形成大中小金融机构的“梯队结构”，破除单一垄断的金融体制；与此同时，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鼓励金融产品创新、金融服务创新和金融技术创新，包括加快发展场内金融衍生品市场。否则，中国金融就没有活力，就缺乏竞争力，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也就无从谈起。发展小型金融机构无需国有金融机构作为主要发起人。首先，要有政策上的突破，允许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中小金融机构；要降低门槛，阳光操作，先试点；取得经验后，扩大试点，稳步推进。

土地问题是中国经济的“命门”

记者：刚才您提道，中国经济发展增长点在城乡“结合部”，而土地问题是中国经济的“命门”，此话应怎样理解？

徐洪才：未来20至30年，农村城市化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线。中国农业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缺乏规模化经营。眼下，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是僵化的，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土地作为重要生产要素，不能流动也就死了。因此，造成土地使用效率低下，土地级差地租农民不能分享，也造成城市房地产市场泡沫。包括宅基地在内，应该建立一个农村土地有序流转的市场，哪怕表现在收益权、使用权上也好。即使只有“一亩三分地”，如果能够到银行抵押贷款，做点小本生意，就把银行资金盘活了，同时解决了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如果土地产权改革不能突破，中国经济现代化可能要延后10到20年。从这个意义上讲，土地问题是中国经济的“命门”。

记者：“命门”的提法，说明土地问题至关重要，枝节上小修小补肯定无济于事。

徐洪才：20多年前，吴敬琏提出了“制度重于技术”，道理也就在此。比较以前国企所有权改革，土地承包体现了制度改革红利，这是二元经济结构的一个特点。大转型时代的制度变迁，是1990年以后中国的特有现象。进入21世纪，中国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暂停了。但是，土地问题是中国经济现代化始终无法逾越的历史障碍，土地制度不变，问题大矣。世界银行最近有一份报告指出，2030年中国将保持可持续创造性发展，未来20年中国经济发展动力不会衰竭。可以预料，2017年中国GDP将与美国持平，但是，中国也将面临新的问题。

记者：新的问题是什么？是否“刘易斯拐点”将要来临？

徐洪才：可以说，“刘易斯拐点”正在渐行渐近。老龄化即将来临，未富先老。独生子一代起来了，但压力很大。社会储蓄不足，中年劳动力少了，无限供给时代一去不返了。一个现实问题是，10年以后，当80后和90后农民子弟都不愿意回到农村务农时，谁来种地养活15亿中国人？当然，中国农村还有7亿人口，其中2-3亿需要转移到城市。他们从农村到城市，会拉动内需，包括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前者，会带动一大批公用事业基础设施投资；后者，将带动城乡消费结构升级。欧美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动力了，中国这个动力还在，但是能保持多久？值得密切关注。

“太平洋的世纪”不是一句空话

记者：上述问题说明中国与欧美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上，这将导致欧美国家对中国现实经济持有不同的看法。

徐洪才：确实如此，中国农村城市化会产生巨大需求，但是能源资源不足，对整个生态环境造成很大压力。中国是能源进口大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超过美国，这些需要通过技术进步来解决。发达国家有责任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些技术，打破人为封锁。这种封锁会丧失机遇和双赢的机会。历史地看，欧美已经有过那么多的碳排放量，我们是否要追究？中国人均碳排放量还很低，是否需要继续发展？这里恐怕也要讲一讲“人权”。中国传统智慧是要反省自身问题。我觉得，奥巴马总统要摆平心态，反思自己，多看对方优点，努力实现互利共赢。美国限制向中国出口高科技，实际是把机会让给德国和日本。中国把那么多物美价廉的好东西给你，你也应该给我们一些“好东西”。所以，我强烈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未来20年，发展的机遇属于中国，当然也属于世界。关键是不要以邻为壑，不要抱有冷战思维。现在，一些中国人看西方拿着“望远镜”，一些西方人看中国戴着“变色眼镜”，这都很不好。应该近距离地观察，加大交往，增强互信，促进合作。这方面，加拿大表现就不错，哈珀总理第二次访华，就能源合作和北方门户计划与中国积极磋商，据说已取得了初步进展。

记者：您对促进中美经济合作和奥巴马总统有何政策建议。

徐洪才：奥巴马在其《国情咨文》里面提到，美国不向中国出口高科技，同时也要阻止中国向美国出口。中国传统智慧是讲“大禹治水”，堵不胜堵，贵在疏导。经济全球化就是要打破各种保护，美国也不能违背历史潮流。美国与中国是垂直产业分工，前者优势是资本与技术，应该发挥出来；美国搞所谓“再工业化”和回归传统制造业，违背了历史规律。中美之间应该形成互补，分享机遇。我赞成希拉里国务卿提出的，未来属于“太平洋世纪”。但是，需要中美加强合作，通过合作将太平洋变成“地中海”。把硅谷的技术和创新经验与大洋彼岸的经济现代化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中美双方要加强交流，促进融合，消除偏见。美国两党制有长处，也有短处，短处就是只强调保护“在场人”的权益。另外，政客“走马灯”似的，关心中长期战略不够。中国只输出物美价廉的商品，不向世界输出意识形态，也不输出战争和麻烦。中国崛起对美国是机遇，不是威胁。

中共“十八大”会担当起历史责任

记者：今年下半年要召开中共“十八大”，领导班子也要换届，举世瞩目。可以说，有危机，也有转机，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徐洪才：坦率地讲，前几年延误了改革，固然有各种客观原因，但是责任感和使命感不强也是一个原因。我相信，“十八大”会担当起历史责任。中国和平崛起，也要承担大国责任，为世界文明做出更大贡献。其实，美国正在作战略调整，高层已有自觉意识，眼光向内，比如从伊拉克撤军等，但不可能一蹴而就。欧洲也面临各种发展中的问题，财政不统一，暴露出南北经济不平衡问题。2020年里斯本战略总体上可行，欧洲未来前景是乐观的。

记者：“十八大”的国际时空背景，将是怎样的变化格局？

徐洪才：中国、美国和欧洲三方面合作，是未来世界的一场大戏。但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关键要加大开放。像吉利作为民企，能买下沃尔沃，实现了双赢。这是一个成功案例。今后，中国对外投资不能“撒胡椒面”，而是要注重“平台建设”。如在港口城市，参与建造基础设施，主动和当地经济融合。中国资本和人员流出，技术和资源回流，形成良性循环，这对解决双边贸易不平衡是有利的。这就是建立“根据地”，而不是打“游击战”。引领中国企业走出去，介绍海外企业走进来，也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职责。

记者：中国经济改革方向是什么？

徐洪才：正确方向是“小政府、大市场”，不能强化政府职能了，那样做将会继续滋生腐败。法律和政策要公平有序，要追求包容性可持续增长，在发展中解决公平和再分配问题，要照顾到弱势群体利益。不能“剑走偏锋”，复活文革那一套。最终，必须让中国老百姓得到实惠。